诏安青梅：一个产业的震荡与振兴

诏安青梅：一个产业的震荡与振兴本报记者段金柱通讯员陈惠强李瑞滨沈丽煌报道提示：青梅是诏安农业的“当家花旦”，关涉众多果农的利益。

由于青梅味酸而基本上不卖鲜果，只卖半加工品、加工制品，这在“花果之乡”漳州亦显独特。

在过去十多年里，青梅产业发展经历了辉煌与黯淡，高峰时的高价好销、低迷时的贱价难销，让广大果农尝尽甘甜与心酸。

因而，重新审视诏安青梅产业的起步壮大、浮沉变转，以及面向未来的抉择，在当前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其他农业产业的发展壮大，也有借鉴意义。

崛起·辉煌杨永耀将满满两筐青梅放到磅秤上，“净重337斤，1斤2．4元，总共808．8元”。

对这样的价格，这位诏安县红星乡庙刀村村民显得颇为满意，因为在前两年1公斤青梅只能卖一元钱左右。

今年的行情——每公斤5元上下，终于让像杨永耀这样的果农从持续的低迷中振奋起来，然而，往昔市场高低起落的震动，仍在心头挥之不去。

诏安红星、太平等乡镇素有种植青梅的传统，但如平和蜜柚、云霄枇杷一样，大规模种植推广则不过十多年时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央政策允许山地承包的大好形势下，红星乡一位名叫杨秋金的干部大胆“吃螃蟹”，从外地引种了白粉梅良种，并以之取代效益不佳的柑橘、菠萝。

他还动员自己的儿子承包下当地一家已陷入困境的加工厂，准备做青梅加工。

在杨秋金的示范带动下，一些果农开始跟进，但对未来收益如何仍心存疑虑。

在此关头，当时的扶贫政策成了“助推器”。

见证了青梅发展历程、1987年至1999年在红星乡担任乡党委副书记的胡溪琴对此记忆犹新，“当时，农民没钱，乡里也没钱，乡财一年不到5万元。

依靠省、市、县各级的扶贫资金，我们以一株2毛的价钱买青梅苗送给农民种。

”在此推动下，青梅种植面积渐渐扩大，人口仅有1100多人的红星乡楼仔村就种了2000多亩，“每户平均种10亩以上，大户至少种50亩以上。

”村支书林少华介绍说。

上世纪90年代初，持续的引导、推广，终于使原本不起眼的小果成长为诏安农业的“当家花旦”：目前全县种植面积达12万亩，年产鲜果5万吨，其中红星乡占三分之一。

然而，产量渐增的同时，国内市场并未跟着“吃进”，销量始终有限，那么，这么多的青梅销往何方？机缘巧合，素有吃梅习惯的日本客商找上了门，从此为诏安青梅的出路打开了一扇门。

1993年，一位名叫细川清的日本果梅专家来到闽南，寻找日本国内已供不应求的青梅原料。

经辗转介绍，他找到了杨秋金，品尝之后，他发现红星青梅品质可与日本青梅良种南高梅相媲美，而且这里的单产更高、价格更低。

细川清当即决定与杨秋金合作，为保证加工质量，他还邀请杨秋金之子杨文通赴日学习技术。

一番运作之后，1996年杨秋金首批出口30余吨干湿梅（青梅的半加工品）到日本，反响热烈。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诏安青梅经由本地或广东、泉州等地企业，大部分出口日本。

与此相行的是行情的持续火热。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投产后，价格一直不错，1斤可以卖到5元多，最高时达到7元，而且销路不愁。

”林少华回忆起当时的行情仍感慨不已，“根据成本测算，一斤卖5角以上，果农即有赚头”。

高涨的行情让果农们收获颇丰，很多人因此脱贫致富，林少华如今住的两层楼房就是在1996年建的，“花了8万元，都是卖青梅赚的钱”。

同时，作为青梅主产区的红星乡也一跃成为诏安的“明星乡”，“在收农业税、特产税的时候，按人均对财政的贡献率来算，全县所有乡镇中，红星乡最高，达到500元。

”胡溪琴告诉记者。

转折·低迷这样的火红，持续了七八年时间，此后，似乎不可逆转的衰落接踵而至，整个产业发展经历了难言的阵痛。

转折始于2001年。

此前，梅价虽有下降，但每公斤仍可卖到4元左右，但从2001年开始，则只能卖到每公斤2元左右，并且一路走低，前两年最低的只卖到每公斤4角。

持续的低迷行情，渐渐让果农丧失信心与热情——当每公斤单价低于1元时，他们就失去了精心管理的动力，因为“投入进去，成本不一定收得回来”。

因此，相当一部分人弃之而去，外出到广东等地打工。

“我们村只有1100多人，打工高峰期时，全村走了一半，只剩下老人和小孩。

”楼仔村村支书林少华说。

如今再去回味从辉煌到低迷的经历，记者接触到的每一位圈中人都唏嘘不已，但对导致变化的外在、内在缘由却认识更清。

首先是种植面积持续扩大，产量渐增，导致供过于求——这是针对全国景况来说的。

曾在红星乡担任过6年副乡长、现任诏安县农业局副局长吴雄明分析道，起初，仅有诏安等少数几个地方种青梅，产量有限，而且日本的需求量又大，因此，销路不愁。

但进入新世纪，广东普宁、饶平，福建永泰等地种植的青梅也大规模投产，产量激增，而日本市场仍保持一年约12万吨青梅鲜果的需求量，但全国的产量已超过20万吨，这样供过于求，必然导致价格下跌。

其次，与产量渐增同步的是，销售市场仍很单一，长期以来大部分青梅都是销往日本，国内市场囿于种种原因尚未发育起来，“这就成了买方市场，你不卖给他，也没有别的销路”。

再者，日本近年来针对进口农产品不断抬高准入门槛，如去年实施的“肯定列表制度”等。

贸易壁垒坚挺的同时，果农和经销商也渐渐发现，他们在与日本客商打交道时所持的“毫无保留”的态度——种植面积、产量等方方面面的情况都详细介绍给对方听，也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主动性，价格往往由买方说了算。

种种因子的纠结，终于导致青梅产业黯然失色，一直走低的价格更让果农们痛心不已。

应对·回暖身处低谷，何日峰回路转？果农在等待。

因为，青梅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他们的“唯一选择”——即便是低迷徘徊，一些果农砍掉老树，但接着还是选择种青梅，这不仅仅是因为多年种植成效证明此地适合种植青梅，而且，如果换种其他水果，除了有几年的投产周期之外，同样存在风险问题。

政府相关部门也在思索。

首先取得共识的是，不要因一时的低迷而忽视品质，相反更要提升品质，提高竞争力。

对此，他们适时跟进了品牌建设。

记者注意到，诏安青梅品牌建设的集中期恰恰发生在市场行情发生转折的2001年之后，2001年8月，诏安县获得国家林业局颁授“中国青梅之乡”称号；2001年11月，诏安红星青梅获评“福建省名牌农产品”；2002年8月，通过国家质监总局原产地标记认证；2004年5月，通过国家工商总局证明商标注册；2005年1月，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诏安红星农场产品“诏安红星青梅”为绿色食品A级产品；2006年9月，诏安绿源食品公司黄蜜梅等五个系列产品又获得“绿标”。

时间序列显示了青梅品牌建设进度，由此可见即便是在低迷形势下，当地政府也不轻言放弃。

同时，为应对“绿色壁垒”，诏安县涉农部门从源头抓起，详细了解针对梅制品的160多种农残检测项目，并及时通过简报等向果农宣传。

在产销过程中，他们则按标准化要求，统一行动，统一管理。

从2002年开始，红星乡青梅技术研究会协调加工企业、农药经销商和农户，共同实施青梅生产战略联盟，通过统一施肥、统一用药、统一管理的无公害化运作，协议农户的青梅各项指标均符合检测标准，随后卖给协议厂家，并获得比其他产区更高的价格。

这吸引了众多农户加盟，因为，“我们既不要为青梅农残超标和销路发愁，而且农资的费用是等青梅卖时统一结算。

”果农沈耀光的口气颇为满意。

在其他果农和企业无法运力的环节，政府之“手”也积极介入，如投入巨资修建、改造道路，有效解决8个乡镇的青梅运输难问题；引导主产区的梅农按果实成熟快慢分批采摘，延长青梅上市时间，尽量避免集中上市、供大于求从而导致价格下跌。

此外，今年4月初，有关部门、企业、果农等成立了诏安县青梅协会。

诏安县农办主任林炎生介绍说：“成立协会，就是要架起市场与梅农的桥梁，同时加强行业自律。

协会要逐步成为市场的‘管家’、企业的‘婆家’、梅农的‘娘家’，为青梅产业稳步发展服务。

”在较为到位的举措助推下，加之近两年受气候影响青梅持续减产，梅果供不应求，以及在深加工、国内市场方面的开拓等，市场行情在经历了三四年的低潮后逐渐“回暖”，价格亦已回升。

路向·拓展行情大起大落也促使从业者特别是行业领跑者，思考青梅产业未来的发展路向，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产业壮大之后，必须要挣脱纯粹依赖出口的销售形态，摆脱受制于“买方市场”的尴尬，而这就需要自己开发青梅的深加工制品，并逐步培育壮大国内市场。

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恰恰是青梅行业的低迷状态给逼出来的。

“以前，青梅价格那么高而且还一直畅销，自己搞深加工的动力肯定不足，这个市场反而难以开拓。

价格低了，倒是想到要搞深加工，打开国内市场。

”诏安县农业局副局长吴雄明分析道。

其实，在产业起步没多久，诏安人就感受到了直接卖鲜果与搞初步加工获取利润的巨大差异。

据原红星乡党委副书记胡溪琴介绍，刚开始，诏安本地很少有人做青梅初级加工，大多直接卖鲜果给广东普宁等地企业，结果是“大钱被别人赚去，自己只能赚小钱”。

为一探究竟，1995年春季他拉上园林村村支书许海源一道，骑了3个多小时的摩托车赶到普宁，“我们看了之后非常震惊，人家一个小厂，搞搞腌制这样没有太高技术含量的初加工，一年就能赚一百万。

”触动而归，他们马上效仿，许海源更是先行一步办起了加工厂，其他有条件的人也随之跟进，这才结束单纯卖鲜果的历史。

如今，诏安县已拥有成规模的青梅加工厂70多家，散布乡村的小加工厂更是无以统计。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厂大多仍只是做腌制等初级加工，然后将半成品销往日本，直接做深加工的少之又少。

许海源是这“少之又少”中的领跑者，他创办的绿源食品公司已从只做初级加工逐步过渡到初级加工和深加工兼备。

目前，他们已开发出樱花梅、紫苏梅、话梅、黄蜜梅、甜青梅等30多种（系列）青梅制品，并与有关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口感独特的青梅酒。

许海源介绍说，产品除了出口东南亚、美国之外，近一半是在国内市场销售，他已在厦门、漳州等地开了7家专卖店，“市场反映还不错，如果国内市场起来了，销量会更大”。

然而，除了许海源以及另几家做深加工直接出口的企业外，目前诏安本地企业做深加工的仍不多。

究其原因，业内人士分析，目前国内青梅制品消费市场仍不大，一些企业出于风险担忧不敢贸然进入；再者，相较于初级加工，做深加工投入更大，一些企业尚不具备实力。

国外市场相对单一，国内市场情形如何？“严格来讲，国内市场目前仍处于萌芽状态，初级还达不到。

”中日合资的金川果蔬公司总经理杨文通给出了答案，他曾专门赴日学习青梅加工技术，并且这几年每年都去一趟日本，了解青梅行业最新信息。

“国内对青梅的了解大多还停留在话梅这一概念，而在日本，吃梅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不仅仅吃加工制品，而且吃饭时还直接吃一粒青梅。

”他拿出两三本从日本带回来的印制精美、内容丰富的青梅知识介绍书来。

杨文通坦言，一种产品的消费习惯、观念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内青梅消费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壮大尚待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