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001001011陕西中医学院汉唐医学人文研究概

陕西中医学院汉唐医学人文研究概况及在教学中的体现陕西中医学院人文科学系李亚军陕西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康兴军我院的汉唐医学人文研究工作，正式发端于1964年，其标志为陕西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的前身——“医史陈列室”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筹建。

这一举动既大大带动了我院对深富医学人文内涵的医学史的研究，也启动了此外的以汉唐医学人文内涵为主的有关系列问题的研究。

嗣后这些研究不仅从未间断，而且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取得了众多的颇富意义的成果。

由1964年开始的医史陈列室的筹建，到后来医史博物馆的建成，再到2005年我院“汉唐医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及我院和陕西中医药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包括汉唐医学人文研究在内的“全国首届汉唐医学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和《汉唐医学人文研究》作为院级科研课题成功立项，以及2006年《汉唐医学人文研究论文集》的编成、“陕西中医学院医史文化教育中心”的成立、国家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的即将建成，我院的汉唐医学人文研究工作及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陕西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的建设及在教学中的体现1964年，学院党委决定由当时的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负责筹建医史陈列室。

经过一年的积极筹备，位于北校区原实验二楼、由一个实验室改造而成的医史陈列室于1965年建成开放，展出内容为收集到的医史方面相当数量的文物、文献资料和图片及不久之后又由陕西省博物馆调拨的169件医史文物。

“文革”中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医史陈列室长期关闭。

1975年，学院党委决定重建医史陈列室。

以张厚墉老师为主的部分教师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筹备，在4年时间就走访了12个省、23个市、50多个县、数百个单位以及大量药店，征集了500余件文物，1000多张图片和照片。

1978年5月28日，新的医史陈列馆在北校区原图书馆三楼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1979年更名为“陕西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

1984年9月27日，医史馆正式迁址于北校区原实验楼四~五楼并举行了新馆落成仪式，省市有关领导及省内外60多个单位的同志前来祝贺，时任陕西省副省长的孙达人出席了剪彩仪式。

1991年6月25日，经陕西省教委批准，命名为“陕西医史博物馆”。

自此以后，两名同用，医史馆的各项建设和研究工作进入了全新时期。

目前，医史馆凡有藏品1600余件，图书、照片、资料2000余种，馆舍用房700多平方米，其中展览用房500多平方米，办公、库房等辅助用房200多平方米。

2005年，经学院院务会议决定，拟在沣水之滨的学院南校区内建设新馆，当前有关各项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之中。

我院医史馆的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新馆建成次年的1985年，以《陕西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的建设和利用》为题申报教学成果奖，当年荣获学院教学成果一等奖、陕西省教育厅教学科研成果二等奖。

其后至今，不断有兄弟院校前来学习取经，或希望帮助他们复制文物，甚至希望帮助他们建设同样的博物馆。

我院医史博物馆均热情接待，积极发扬助人为乐的精神，一一满足了兄弟院校的希望。

陕西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在教学以及科研、学术交流、宣传医史人文知识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教学方面，医史馆自建成之日起，就成为对学生进行医史人文教育的非常重要的基地，一直承担着学院的医史人文教学实践任务，并为众多医药院校的学生和医史研究生的教学、科研开展服务。

与此同时，又与国内外的医史专家、学者、医务工作者进行着良好的学术交流。

此外，还承担着对中小学生和医药爱好者进行受国主义教育的任务。

数十年来，到我院医史馆进行教学实践、参观及学术交流的人数，已达十余万人。

除过我院及第四军医大学、西安医科大学（现为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陕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现名西安医学院）等医学高校的学生以外，还有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各种代表团体100多个数千人次，其中包括韩国、日本、沙特阿拉伯、美国、德国等诸多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及省长、卫生部长和著名的专家学者等。

他们对我国的中医药学无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纷纷题词留念，大大增进了国际文化和学术的交流与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

这些等等，都使得我院医史馆发挥了包括教学实践在内的多方面的特殊重要的积极作用。

二、汉唐医学史研究及在教学中的体现陕西曾是我国历史上周、秦、汉、唐等非常重要的朝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中国医药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和成熟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对中医药学的辉煌成就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历数千年而不衰，至今仍保持着大量的中医药文化遗存和极其丰富的医药卫生文献，为我们深入研究和推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研究史料。

我院汉唐医学史方面的研究，首先体现为注意发掘地方潜力、突出地方特色，亦即有关研究主要以医史馆收集的以汉唐时期的医史文物和文献资料为主和为依托、广泛结合各种文物与文献资料而进行。

譬如通过对收集的内蒙古新石器时代石砭针和出土的战国铜砭针的研究，为我国8000年前就存在针刺疗法和战国时期的针灸实践提供了物证；通过对陕西韩城出土的薄荷的研究，将其医用历史由唐代提前到了东汉等。

这些成果均在多年前就已被编入通行的中医药教材。

其次，是把出身我省耀县的唐代大医、药王孙思邈作为研究的重中之重。

这也是突出地方特色的体现，与上不同的是研究对象为代表人物。

研究的方法也既扎实，又科学，表现为把医史遗迹的调查和资料搜集及文献考证充分结合了起来。

譬如张厚墉老师通过到耀县药王山及孙家塬对孙思邈故乡的实地调查，到太白山对孙思邈隐居地的调查，到内蒙古对医学史中的一些问题的调查，到河南修武对茱萸峰药王洞的调查，到四川通江县对孙思邈入川情况的调查等，撰成《孙思邈生平研究的几个问题》这篇长文，深入研究并弄清了孙思邈生平的生年、故里、家庭、与隋唐两朝多位帝王的关系、入川情况、墓地等一系列问题。

樊圃老师则从文献考证的角度，以《〈旧唐书·孙思邈传〉笺证》一文考订了孙思邈生平的一些疑难问题。

任春荣老师通过躬亲调研、充分吸纳众多的研究成果，写成《孙思邈活动年谱约编》，为我们勾勒出了孙思邈生平的轨迹。

1982年，为纪念孙思邈逝世1300周年，我院医史馆等单位联合起来，通过实地、文物和文献的考察与考订，编印了《孙思邈研究》和《孙思邈研究论文集》二书，成为全国最早系统研究孙思邈的专著。

2005年，我院唐俊琪院长更在国家级科研课题《孙思邈研究集成》一书中担任学术顾问，李亚军、焦振廉老师担任编委，对截止目前有关孙思邈研究的最大成果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其三，是把汉唐医学史的关乎全局或与全局有着密切联系的系列而重要的问题放到整个医学史中予以重点考察和研究，给人以认识和思维上的重要启迪。

为此，以王正宇、樊圃、张厚墉、孙溥泉、张登本、任春荣、康兴军、宋珍民、高新彦、焦振廉、于克慧、辛智科等老师为主的实力强大的科研团队，一方面先后编撰出版了全国通用教材《中国医学通史》、《中医各家学说》和《王焘医学全书》、《王冰医学全书》、《陕西历代医家史略》、《陕西中医史话》、《西周酒文化述略》、《〈千金方〉古本的发掘整理研究》、《〈千金翼方〉整理研究》等数十部学术专著，圆满完成了《丝路华夏医学辨析》、《中国医史文物图录》等大型科研课题；另一方面则发表了数百篇独具价值的学术论文，如《汉唐医学发展的主要特色》（康兴军）、《浅谈孙思邈在医学流派发展上的贡献》（任春荣）、《试谈殷墟卜辞中的医药卫生》（辛智科）、《从唐墓出土的烧酒看我国烧酒出现的时间》（张厚墉）、《从孙思邈的医学成就看唐代医学的八大变革》（高新彦）、《王焘〈外台秘要〉在医学史上的贡献》（孙溥泉）、《王焘生年、卒年、出身、入仕四事考》（宋珍民）等。

与此相应的，是任春荣、任渭莉、高新彦、于克慧等老师早在20年前还制作了一套完整的医史教育幻灯片，在长期的教学中以直观形象的形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近些年来，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老式的医史教育幻灯片既已完全被新的PPT所替代而日益精美，又因不断补充而日益完善。

这一方面的代表成果，是于克慧、高新彦老师所制作的全新而完整的中国医学史PPT与中医各家学说PPT。

第四，研究考辨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医史人物或其中的疑难问题。

如孙溥泉老师的《韦慈藏》，张登本、孙理军老师的《王冰其人其事》等。

后者通过审慎研究，把长久以来都语焉不详的王冰的生平情况为人们基本清晰地描述了出来。

第五，对唐代伴随大秦景教传入我国的西方医学与我国中医药学的交流作了独到的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以康兴军老师的研究及成果为代表。

大秦景教是西方中世纪时期基督教的一个分支——“聂氏托利派”传入我国后、在我国形成的称谓，于唐朝贞观七年（公元635年）正式传入我国。

该教因为素有“以医传道之例”，“固以医学著名”（陈垣《基督教入华史略》），教徒亦大多善医，所以为中西医药学的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因而极大促进了该教在我国的迅速而广泛的传播。

其鼎盛时期，影响遍及全国各地。

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诏令灭佛，大秦景教亦未能免而同遭重创，从此日益衰落，后延至元朝而渐次湮没。

因湮没已久，其全面情况今人多已不知，加之史家多不知医，医家多不明史，所以有关研究、尤其是其中中西方医药学交流的研究就既无又难。

正因为这样，医、史兼通的康兴军老师的有关研究就显得弥足珍贵。

他先后发表了《景教与中国医药学》、《宗教传播中的医药交流》等多篇有关研究文章，主编出版了《丝路华夏医学辨析》一书，为我们既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独具历史与地方之特色与价值的医学研究天地，又使研究的内容与意义扩大到了历史和中外文化科技交流的领域。

第六、广泛深入地探讨了我国的中医药学与日本、朝鲜、越南、印度等国的交流情况。

如康兴军老师的《盛唐中外医药交流的著名使者》一文，广泛深入地研究了我国唐代与印度、日本等国的医药学交流。

王妮老师的《孙思邈医学著述在国外的传播》一文，详细考证了孙思邈的著作在日本、朝鲜、越南及其他国家的流传情况。

这些科研及其成果，我院的老师们都能在第一时间贯穿于《中国医学史》、《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各家学说》、《中药学》等课程的课堂教学及学术报告之中，既获得了明显的时效效应，更取得了很好的长效效果。

学生反映热烈，老师也教得更加有趣有精神。

此外，在医史馆的更新及帮助兄弟院校如广西中医学院等建设医史馆中，也及时融入了这些研究成果，还获得了远大的积极效应。

三、汉唐医学人文背景和人文思想研究及在教学中的体现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不仅起步很早，而且非常深入细致，为我们全面认识和重点把握汉唐医学的人文内涵提供了丰富的成果。

譬如老一辈的孙溥泉老师早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发表了《〈周易〉对孙思邈〈千金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一文，从而启动了我院关于汉唐医学人文背景和思想的研究。

张登本老师的《〈内经〉的文化解读》一书，深入细致地分析论述了《内经》的文化根源及其具体体现，给了思考医文关系进而从根本上学用中医药学的人们以多富超越意义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