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耕还林工程碳汇生态效益补偿研究

退耕还林工程碳汇生态效益补偿研究摘要：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目标的一项重要举措。

通过对目前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补偿问题研究现状的阐述，分析了退耕还林工程进入“后补贴时代”以来的研究成果并指出了不足之处；同时基于碳汇交易的视角对现有生态效益补偿模式进行了评述，为实现由政府补偿转换为市场化补偿，提出了不断探索适合“后补贴时代”生态效益补偿新模式构建的建议，以期巩固退耕还林工程的有效成果，解决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并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退耕还林工程；碳汇；生态补偿中图分类号：s-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3）08-1749-031999年试点启动的退耕还林工程已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发挥了巨大作用；2007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标志着退耕还林工程进入了“后补贴时代”。

新时期下的补偿政策延长了补助期，同时补助标准减为前一阶段的50%。

补偿问题对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和效果巩固具有重大意义，就近年来专家学者对退耕还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研究和观点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并对如何进一步完善“后补贴时代”的生态补偿机制以及开展区域层面的碳汇交易进行了展望。

1 退耕还林生态效益补偿问题研究现状支玲等[1]分别以云南省会泽县和贵州省清镇市为例，通过实地调研，考察分析了退耕还林工程对退耕农户的影响。

结果表明，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一方面提高了退耕农户的收入，但同时加强了农民对国家政策的依赖性。

庞淼[2]以四川退耕还林区为例分析，认为后退耕还林时期补偿标准降低影响农户对工程的满意程度，且第二轮退耕补贴周期后林木收益可期，退耕农户尤为关注的林木采伐利用问题不容回避。

刘震等[3]通过对黄土高原地区陕西吴起、定边及甘肃华池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别运用收入增长法及征地法确定更为合理的退耕还林补偿标准及其补偿年限。

于金娜等[4]建立了碳汇效益函数，并将其纳入土地期望收益模型，计算出林木最优轮伐期，然后以黄土高原常见退耕树种刺槐为例进行实证模拟，认为现有退耕年限较为合理，但补偿标准偏低。

邱威等[5]在研究森林碳汇服务物理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应该建立与之相应的市场化机制，并从供求双方、价格机制、交易成本和政府的作用等几个方面对森林碳汇市场的构建进行了初步探讨。

张树川等[6]研究分析了退耕还林（草）工程中的生态效益补偿机制，认为中国当前的补偿政策缺乏以农民为主体的深入和系统的思考，应更全面深入地关注农户的生计，让“农民的知识”发挥创造性作用；在补偿的同时应考虑解决“三农”问题的系统方案，并由中央、地方、社会等多方共同协调合作完成。

在生态补偿资金的筹措方面，边玉花等[7]认为单纯的政府“直补”力量有些不足，也不能从根本上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建议利用退耕还林过程中的商业机会、经济政策、土地使用权等吸引广大的社会力量参与投资，将退耕区或沙区建设成为其原材料生产基地，带动农（牧）民致富，进一步巩固退耕还林成果，从而实现生态恢复和经济发展双赢。

樊新刚等[8]通过对宁南山区退耕还林的生态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建立生态银行筹集资金等完善补偿机制的模式。

刘庆博等[9]提出，除了可来源于国家补偿、区域补偿和产业补偿之外，通常可以采用发行国债、建立生态建设补偿基金、开征生态补偿税、建立生态银行等渠道进行融资。

宋莎[10]提到，国外在生态效益补偿方面做的比较有特色的如美国、巴西和哥斯达黎加等国家，其主要的经验是利用竞争机制和经济激励手段确定生态效益的补偿标准和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渠道。

专家学者对退耕还林补偿资金的筹集提出了建议。

总结出两种生态效益的补偿方式，即政府补偿和市场补偿。

中国现行的生态补偿方式主要为政府补偿，基本依靠国家财政拨款进行补贴，主要原因是市场补偿机制发展尚不成熟，因此要将传统财政转移支付的“输血型”补偿转变为具有发展能力的“造血型”补偿。

建立和完善退耕还林经济补偿机制，对进一步调动农民和相关部门参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持续开展退耕还林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林业生态效益是一种外部性很强的纯公共物品，如何利用现有资源拓宽生态补偿资金融资渠道、创新生态补偿机制、建立长效增收机制是该领域未来的研究趋势。

2 基于碳汇的退耕还林生态效益补偿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署，标志着人类开始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共同行动；在1997年《京都议定书》中制定了3种机制，其中的清洁发展机制（cdm）是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通过开展项目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将项目所实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用于完成发达国家的减排指标。

据cdm执行委员会（eb）统计，截至2012年10月，中国共有2 462个cdm项目成功注册，占东道国注册项目总数的50.99%；预计产生的二氧化碳年减排量共计约43 810万t，占东道国注册项目预计年减排总量的64.97%。

2.1 退耕还林碳汇效益评价杨艺渊等[11]采用生物量的方法，以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数据，分析探讨了新疆塔城地区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以来第一轮补助到期后生态林所获得的碳汇效益，确定了由生物量转换为碳储量的转换系数，并估算了新疆退耕还林的碳汇效益。

陈先刚等[12]收集了云南省2000-2006年各类退耕还林面积和树种数据，并根据云南省森林资源清查中的人工林生长估算不同情景下的林木生物质碳储量及其变化，最后得出退耕地造林林木生物质碳储量占云南省退耕还林工程林木生物质碳储量的33%～41%的结论。

焦树林等[13]通过对2000-2006年红枫湖流域内退耕还林工程实施情况的调查，对林区内主要的7种林木的碳净储量进行初步估算，通过对森林各树种蓄积量的预测，并根据模型估算未来10年红枫湖流域的森林碳储总量，依此计算其经济效益，结果显示固碳的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通过以上学者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退耕还林地有巨大的碳汇储量，且具有很大的经济效益。

但在研究过程中普遍认为由于退耕还林地大多实施林农或林草间作，鉴于此类林地退耕前均有植被覆盖，视同其碳储量没有变化，故在对退耕还林地进行碳汇效益估算与评价时仅计算林分的碳储量。

而许明祥等[14]通过研究黄土丘陵区土壤有机碳固存对退耕还林（草）的时空响应特征，分析了退耕还林（草）对土壤有机碳的短期影响和长期效应，结果表明，相对于坡耕地而言，退耕还林和退耕撂荒具有显著的土壤碳增汇效应，而退耕还草、退耕还果没有明显土壤碳增汇效应。

“肯尼亚农业碳项目”在2011年投入运转，该项目不仅是非洲启动土地碳信用额的开端，同时也为全球碳核算方法创造了新模式。

此外，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土壤碳抵消交易也表明土壤固碳项目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2.2 退耕还林区域碳汇交易补偿模式曹超学等[15]以碳汇为生态指标，结合当地的社会经济指标，对云南省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的129个县（区）进行综合评价，并以此结果为基础将各县（区）划分为3个等级，建议对不同等级的退耕还林区实施差异化生态补偿，意在寻求相对公平的差异化补偿方式；同时提出应开发出操作可行的碳汇计量及监测技术，为生态补偿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的观点。

朱广芹等[16]提出了从区域碳汇交易角度进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设想，分析了其适用性，并从补偿原则、补偿方式、补偿标准和补偿治理4个方面构建了基于区域碳汇交易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模式。

在补偿方式方面，拓展了政府补偿的方式，认为可以采取生态补偿基金的做法：首先计算出全国碳源与碳汇的差值，并以此为基线，超出均值的省份按所占比例缴纳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低于均值的省份按照所占比例获取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

此外，还提出了两种基于区域碳汇交易的森林生态效益市场补偿的形式：一是区域层面的森林碳汇交易；二是区域之间林业cdm碳汇项目。

杨水清等[17]通过对云南腾冲造林项目碳汇试点案例的分析，指出了项目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在森林碳汇贸易项目建设中如何发挥政府作用的几点建议。

陈冲影[18]以全球第一个正式注册的 cdm 森林碳汇项目（广西珠江流域再造林项目）为研究对象，采用参与式农村调研法分析了森林碳汇项目的运行机制及其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结果表明，森林碳汇项目从5个方面提高了农户收入的同时，也在5个方面造成了农户权利的损失。

何英等[19]认为国际森林碳汇交易市场发展迅速，而中国森林碳汇交易市场起步较晚，森林碳汇交易市场还处在建立和发展阶段，但具有较大的潜力，并且中国社会政治稳定是森林碳汇交易顺利进行的保证，森林发展空间大，森林固碳能力增长潜力大，开展森林碳汇项目具有许多优势。

谭志雄[20]通过借鉴当前国际碳排放权和森林碳汇市场交易模式，立足中国国情，提出了森林碳汇自愿交易模式和约束交易模式，并从市场交易要素、市场运行模式等方面对森林碳汇市场构建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森林碳汇交易市场的政策与制度创新。

很多学者依据现有林地碳汇研究进展从区域碳汇交易的角度进行了退耕还林生态效益补偿方面的研究，进而对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模式进行了探索，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但从总体上来说，目前我国开展的碳汇贸易项目还处于摸索和试点阶段，碳汇贸易市场尚未形成，对生态效益市场化补偿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

退耕还林的实施蕴藏着巨大的碳汇效益，退耕还林碳汇交易的市场化机制将保护生态、提高农民收入与增加碳汇、改善全球气候行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更好地巩固退耕还林成果，解决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实现退耕还林区生态、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结论不完善的后退耕还林时期的补贴政策难以激励退耕农户的栽种积极性，政府财政上的“直补”对生态效果的巩固也非治本之策，当新一轮补偿到期后，依然面临生态退化的危险。

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将生态补偿的主体由政府逐渐过渡为生态受益者、环境资源的使用者、损害者，体现“谁受益，谁负担”的市场原则。

因此，将退耕还林工程带来的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退耕还林所产生的碳汇效益市场化是解决生态效益向经济效益转换的必要方式；而实现退耕还林效益转换的有效途径是进行区域碳汇交易，同时也能满足退耕还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内部化的需要。

未来应加强对操作可行的碳汇计量及监测技术的研究，为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提供更科学的依据，进而更好地确定碳汇生态效益补偿标准，不断完善适合退耕还林生态效益市场补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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