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府机构改革走出精简-膨胀怪圈的探讨
关于政府机构改革的几点思考
VS
展望
展望未来，政府机构改革将继续朝着更加 高效、透明、服务型政府的方向发展。通 过不断深化改革，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 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以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政府机 构改革也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不 断完善和创新，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05
结论
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政府机构改革是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的必然选择
政府机构作为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维护者，其职能的发挥直接影响到社会公平和稳 定
对政府机构改革的前景和展望
政府机构改革将朝着更加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政府治理理念和实践的不断深入，政府机构改革将更加注重科学化和规范化，以建 立更加高效、透明、廉洁的政府组织体系。
政府机构改革将更加注重民生保障和社会建设
政府机构改革需要更加注重民生保障和社会建设，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推动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政府机构改革将与全面深化改革相辅相成
政府机构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辅相成，共同推 动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对政府机构改革的建议和思考
02
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转型升
级。
增强国际竞争力
03
通过政府机构改革，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效率，增强国际竞争
力。
02
政府机构改革的现状和问题
当前政府机构存在的问题
机构设置冗余
政府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导致资源浪费和管理 效率低下。
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部分政府机构未能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不能满 足公众需求。
关于政府机构改革的几点思 考
汇报人： 2023-12-31
我国大部制改革的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以路径依赖为视角
有实 质性 进展 。这种 怪圈现 象就 是典 型 的路径 依赖
中 的“ 锁定 ” 状态 。 当前我 国正在 进行 的大 部制 改革
也 面临着 同样 的路 径依赖 挑战 。本文 拟从 路径 依赖 理论 的视 角分析 大 部 制 改革 面 临 的路 径依 赖 挑 战 ，
公共管理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２０ 年第 ５ ０９ 期
我 国大部 制改 革 的面临 的挑 战与应对
以路径 依赖 为视 角
郑 曙村
（ 曲阜师 范大 学
［ 摘
孙 之 竹
山东 日照 ２６２） ７ ８ ６
要 ］ 国政府 机 构 改革 总是 陷入 “ 简— — 膨 胀— — 再 精 简—— 再 膨 胀 ” 怪 圈 而 无 法 摆 脱 ， 是 典 型 的 非 良性 路 我 改 革 一 直 面 临 着 “ 简 我 精
— —
他们 现 在可 能 的选 择 。… 一 旦进 入锁 定 状 态 ， 要 ” 想
膨胀 —— 再精 简—— 再 膨 胀 ” 圈 的 困扰 。历 怪
脱 身十 分 困难 。往 往需 要 借 助外 部 效 应 ， 入外 生 引
・
６ ・ ０
公共管理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２０ 年第 ５ ０９ 期
市 场的 制约 。市场 的不 完 全 性 导 致 信息 的分 割 ， 高 昂的交易 费用 又使 行 为 者 不 愿 实 现 制 度 创 新 和 发
展。
治 和社会 管 理 ， 因此 我 国的封建 社会 是典 型 的“ 政 大 府， 小社 会” 模式 。在 该模 式下 ， 官僚 机构 日益 庞大 ，
当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及突破口选择(1)
当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及突破口选择(1)[内容提要] 当前我国的行政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已陷入到了“双重困境”。
关键在于中央与地方的“纵向权力下放”与“横向权力调整”互相脱节，致使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虽经多次改革而得不到根本解决。
因此，中国下一步应当依照《宪法》的规定，必须撤消职能定位模糊的“地区建制”，必须取消不符合法律规范的“地级市政府”，从“城乡合治”走向市、县分置，建立和完善实行“省直管县”或“省直辖市”的地方行政管理新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跳不出行政机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恶性循环的怪圈，也未能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性突破，已经陷入到了“双重困境”。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国过去20多年的行政体制改革都是从横向调整政府的部门设置，但却没有从纵向减少政府的层级设置，中央与地方的“纵向权力下放”与“横向权力调整”互相脱节，致使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虽经多次改革而得不到根本解决。
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的试点”[1]。
这预示着中国政府改革将由减人、减事、合并机构的行政职能调整，开始扩展到了“减少层级”的行政体制改革。
种种迹象表明，新一届中央决策层已不仅仅局限于在原有行政体制上去考虑政府改革的问题，而是更加关注从整个行政体制架构上去寻求政府改革的新突破。
一、当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减少层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XX年每隔5年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改革，20XX年又开始进行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为主要内容的“三配套”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这种所谓的“渐进式改革”，实质是按先易后难的顺序，撇开了地、县两级这个“中间层”，而把好改的放在前面改，把不好改的放在后边改，结果使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整体效果大大折扣。
截止目前，国务院部门设置已由原来的100个减少到29个[2]，人员编制也由1997年的万人减少到20XX年的万人 [3]，省一级政府机构由原来的55个减少到40个，人员编制也精简了万人[4]。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历史评价和现实思考
外贸和国际经济合作, 其工作范围相当于我们十几个 部委的工作。 澳大利亚在近几年的改革中把大量职能 相近的部委加以合并, 使中央的机构数量大大削减, 也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我国目前条件下, 除按照市场经 济体制要求加强综合性经济管理部门和一些监督、服 务机构外, 对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应坚决予以精简, 职能 目标消失的要坚决撤销, 职能目标转移的要及时转并, 需要改组为社会中介服务组织的要尽快改组。 只有这 样, 政府的机构规模才能从根本上得以控制和精简。 其次要切实精简领导者的职数。 翻开中国历史可 以看出,“官冗”一直是各封建王朝头痛至极的问题。西 汉近 6000 万人口, 官僚骨干队伍不过 7500 人。 明初, 全国总人口大致相同, 但官员比西汉扩大了 2. 29 倍。 到清初发展到 2. 7 万人, 是西汉的 3. 6 倍。[5] 清朝后 期, 一个县的胥史高达 3000 人之多。由于冗官庞大, 封 建统治内部门户纷争, 妒贤忌能, 假公济私、贿赂公行, 致使人们不断发出“治民难、治吏尤难”的感叹。历史发 展到二十世纪末, 冗官现象同样成为我国政治稳定和 社会发展的一大隐患。据有关资料报道: 一些省级机关 厅、处级干部数占全部干部总数的 40% 左右, 某县的乡 镇干部中, 副乡级以上者占 65% , 县直机关副乡级以上 干部占 55. 7%。传统的“金字塔”结构形态已开始倾斜、 倒置。 人们普遍认为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已不再 是精兵简政, 更确切地说是要精“官”简政。要彻底改变 副职多、闲职多、兼职多的“三多”现象, 为领导者的职 数设定一个适中的数额。 第三, 要精简机关工作人员数量。R. B 苛希纳公式 得出一个结论, 如果在编人员超出实际所需人员的 3 倍, 工作时间就要多耗费 2 倍, 管理成本就要加大 6 倍。 我国编制管理中所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则, 就是“任 务大于编制”,“一个人的饭可以供三个人吃, 但一个人 的活绝不能交给三个人来干”。这都是在告诫人们冗员 过多会给组织职能造成严重危害。 国家统计局的材料 显示, 本已拥有近 4000 万在职干部职工的机关、事业 单位, 1997 年上半年竟比上年同期增加 135. 2 万人, 上 涨幅度为 3. 8% , 增加的人数比国有企业减少的人数 (126. 9 万人) 还多。 其中事业单位涨势更猛, 上半年增 加达 107. 9 万人。[6“] 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矛盾日益 加剧。为此,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发出要 “坚决裁减冗员”的警示, 同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富余人 员”的表述相比, 语气重, 态度坚决, 精减的决心勿庸置 疑。 第四, 要精简行政程序和办事环节。这是简政的重 要内容之一, 也是体现组织功效的根本所在。行政程序 繁杂、办事环节多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事业和社会 发展进步的桎梏, 它使得市场机制的配置作用无法充 分发挥, 经济规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市场干预代替市 场调节; 使得政府部门陷入审批和一些具体微观的管 理环节, 无力去抓宏观调控等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 也
对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几点思考
对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几点思考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商品意识和市场意识已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国家已经从短缺经济进入买方市场,市场机制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我国政府机构的设臵却仍然沿袭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其职能也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
封闭、半封闭、政企不分、企业办社会的运行机制,使企业正常的市场行为受到众多的婆婆”的干预,这就使市场在配臵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被削弱。
同时,建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庞大的政府机构,由于分工过细,权力过大,以致造成了机构臃肿、人员过多、政企不分,滋生出了官僚主义,助长了不正之风,也给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因此,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政府机构改革,正是要破除现行政府机构的种种弊端,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这也是实现我国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机构格局的需要,是把现行的官本位色彩较强的行政机构变为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的需要,是一场具有十分重大的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深刻革命。
一、膨胀———欲拨不能的困惑我国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形成于建国初期至50年代中期。
该体制借鉴了原苏联的政权建制模式,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前提和基础,以部门管理为主要标志和特点。
近40年来,我们党和政府为建立和完善一个结构合理、人员精干、灵活高效的党政体制,先后进行过6次机构改革,即1951年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内容的政府机构改革;1956年以扩大地方自主权为主体的政府机构改革;1960—1964年以收回50年代后期下放的权力,中央精简以事业单位为重点的政府机构改革;1982年以大幅度撤并经济管理部门,并将条件成熟的单位改建为经济实体组织的政府机构改革;1988年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实行三定”的政府机构改革以及1992年以政企分开为中心的政府机构改革。
六次机构改革,虽然都有一定的成效,却一直未能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论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怪圈的成因
目前，我国正处在剧烈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之中，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分化，社会异质性正在向纵深发展。正如亨廷顿所分析的，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都是相对稳定的社会，而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中却滋生着动乱和不安。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在这一进程中，各种利益团体必然会要求扩大政治参与，以在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反馈中有效地发挥影响和作用。政府作为一种政治系统，有义务输入公民的这种要求和支持亦即实现政治制度化。一俟把其纳入政治体系，作为一种政治产品，就必然会带来机构规模的扩大和人员、预算的膨胀。同时，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它导致令人应接不暇的变化和发展。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贸易和投资规模的扩张、资源稀缺性的提高、生态安全的恶化以及环境污染的加剧，人们在张扬个性、追求自由的同时，日益增强了对作为“最后的依靠”的政府的依赖性。具体说来，就是会扩大私人对“公共产品”（如公共交通、公共水利、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市场秩序以及调整各种经济社会关系的游戏规则等有形或无形产品）的大量需求。能否高效廉价地提供公共产品、维持社会秩序、整合社会规范、消除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直接构成了对现代化中国家的政府权威性和合法性的巨大挑战。在日益增多、纷繁复杂的大量社会问题提出的挑战面前，政府只得加大人员、预算的投入，甚至诉诸于“强政府”和“政府替代”，以更广泛地干预社会经济和影响社会生活，这就势必导致“行政国家”的出现。在此前提下，机构改革徘徊于“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就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常态。
（2）1987-1989年，在这一阶段，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通过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报告，表示要进行以精简机构、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为当时深陷新威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中体西用与中用西体、多元主义与单一中心的论争之中的人们指明了中国改革的方向，为中国的全面改革注入了一针强劲的清醒剂。因此，这也是具有相当程度的制度创新涵义的。正当改革朝着解决传统旧体制深层次矛盾的正确方向上迈进的时候，由于国内外的综合因素，发生了1989甏合闹?坏摹罢?畏绮ā保?獯胃崭掌鸩降闹贫却葱略?BR>次陷入低谷。
我国政府机构的七次革命研究综述
我国政府机构的七次革命研究综述作者：王君霞学号：2008013317摘要：政府机构的设置直接影响到政府处理政务的效率，从而制约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
新中国从成立来，国内环境复杂而又不断地变化。
为了适应各种环境的变化和新中国的不断强大，我国政府先后进行了七次较大的改革，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也吸取了很丰富的经验。
对于政府机构的革命的研究，对于深入了解我国政府机构的历史和对未来政府机构的设置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对这七次革命进行逐一描述和分析，总述七次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关键字：七次革命政府机构改革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政府机构相继进行了七次较大的改革，从1952年的第一次改革到1998年的第七次改革，被称为政府机构的七次革命。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政府机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着十分严重的暂时性困难和严峻的考验。
当时国内尚有相当数量的国名当反动派军队仍在部分地区负隅顽抗；解放区的土改尚未开始，封建地主阶级没有完全被打败；经济一片萧条，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因此，新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并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建立和健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为社会建设主义创造条件。
这就是新中国初期政府制度确立的历史条件。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大会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大会还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
它包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及由它任命，组织并受其领导的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五个部分。
其中政务院是国务院的前身，是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政务院设立了35个部门，以管理国家行政工作。
二、从1952年到1998年的七次改革（一）第一次机构改革（1952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机构改革，这次改革的背景是：1952年，新中国开始转向有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从当年年底开始，由于从1951年起要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计划中的大型建设项目。
破解政府机构改革怪圈的路径选择——以治理理论为视角
世 界潮 流 。这种 新 的治理 模式 正 如治 理理论 的代表
人 物之 一 的斯 托 克 所 指 出 的 ， 治 理 意 味 着 一 系 列 “ 来 自政 府 但 又 不 限于 政 府 的 社 会 公 共 机 构 和 行 为 者 ” “ 府并 不是 国家唯 一 的权 力 中心 ” 政 府应 把 ，政 ，
“ 来 由它 承 担 的 责 任 转 移 给 公 民社 会 ， 原 即各 种 私 人 部 门和公 民志 愿 团体 ， 者 正 承 担 起 越 来越 多 的 后
基 金项 目 ： 南 省 教 育 厅 科 学 研 究 项 目“ 政 维 度 下 的 政 治 发 展 与 政 治 稳 定 ” ０ Ｃ ５ 。 湖 宪 （ ７ ４ ３） 作 者简 介 ： 爱 芳 （９ ８一） 女 ， 刘 １６ ， 湖南 临澧 人 ， 湖南 文理 学 院法 学 院讲 师 ， 士 ， 究 方 向为 政 治 学 和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理 论 。 硕 研
人员 规模 的大 小 、 行政 成 本 的高 低 以及 政 府 职 能分
离 与转变 的彻 底 与否 ， 否则 ， 机构 改革 就成 了机构 数
量加 减 的数字 游 戏 。 以此 观 察 我 国政 府 机 构 改革 ，
问题层 出不 穷 。 以政 府 为 中心 的传统 治理 模式 和方
法再 也 无法 有效 应 对 ， 由政 府 、 场 、 会 共 同构 成 市 社 的多 中心治 理作 为 替代模 式 遂成 为 现代治 道 变革 的
刘 爱 芳
（ 湖南文理学 院 法学院 ， 湖南 常德 ４ ５０ ） １０ ０
摘 要 ： 从 治 理 变革 的 角度 来 看 ， 国政 府 机 构 改 革 之 所 以难 逃 历 史怪 圈 ， 结在 于 以往 机 构 改 革 是 一 种 未 我 症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中的“怪圈”浅析
应该没 问题了吧？但是仍然没有逃脱前几次的命运 ，机构很快 授指 出，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收效甚微的原因，主要是 与经济体 又膨胀 了起来 ，而且同前几次相 比毫不逊色 ，人们的信心再 次 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不配套。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 的白 受到打击 。 中央政府 以及全 国各级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过程 中存在着一 钢教授则认为 ，原 因主要是政府职能没有很好地转变 ，政府管 了许多它不应 该管 的事 。理论上 ，政府行政机构改革 必须先 明
府行政体制。政府按照产品 的种类设立 机构 、部门 ，通过行政
的方 式 干 预 企 业生 产经 营 。然 而 ，随着 中 国经 济 日益 发展 ，产
品种类 日益增 多 ，使得政府机构的设立 日益繁多 ，最终导致机 构与人员的膨胀 。当行政体制出现一系列 问题 ，且行政事务需
新中国成立 以来 。我 国政府机构改革先后进行了多次 ，但 要理论根据的时候 ，政府却对国外先进理论采用 了简单 的完全 每次都没能走 出 “ 膨胀一 精简一 再膨胀 ”的怪圈 ，人们对政府机 照搬 ，不顾具体情况 ，全盘接受社会主义先列的部分理论并结 构改革 的信心越来越差 。当然这些改革也绝非一无是处 （ 至少 合西方行政学的某些理论 ，从而出现不适应于中国国情 的情况， 给 我们 提供 了 “ 有 路 标 价 值 ” 的 教 训 ） 具 ，特 别 是 最 近 一 次 改 在具体实践上也出现很多 问题。从机构改革方面来说 ，政府并
管理 体 制 的完善 产 生 了重要 的 影 响 ， 同 时也 加 快 国 家经 济 建设 、 稳 定社 会 等。 而 导致 中 国政 府 机 构 无 法摆 脱 改 革怪 圈相 当复 杂 ， 必 须将行 政 理 论 与具 体 改 革 实践 结 合起 来 ，进行 系统 分析 。 关键 词 ：政 府 机 构 ；社 会 利 益 结构 ；职 能越 位 ；职 能缺 位
乡镇机构改革：可否跳出精简-膨胀的怪圈
Ｗ Ｕ — ａ Ｌｉｃ ｉ
（ ｅｔｒｏ ｈｎｓ ｕａ Ｒ ｓａｃ ， Ｃ Ｕ， ｈｎ４ ０７ ； ｈｎ ） Ｃ ｎｅ ｒ ｉ ｅＲ ｒ ｅｅｒｈ Ｃ Ｎ Ｗｕ ａ ３ ０９ Ｃ ｉａ ｆ Ｃ ｅ ｌ
我 国乡镇 政府基 本 上 是在 １８ ９４～１８ ９５年 间
一
个 文 书 、 个 民政 助 理 员 和 一 个 司 法助 理员 。 一
恢复重建的。２ Ｏ多年时间， 曾进行过数次乡镇机 构改革 ， 一般都采取精简机构、 裁减人员的做法。 但是 ， 在每 次 “ 减 ” 后 ， 会 出现 新 的乡 镇 机 精 之 又 构膨胀 。通过对 近 ２ Ｏ多 年 乡镇 机 构 改 革 的 回顾 与分 析 ， 以发 现 ， 可 每次乡镇 机构 膨胀 都有其 特定
政府作为一种 国家从农村社 会汲取 资源的“ 工具” 就摆 脱不 了“ 简一膨胀一再精 简一 再膨胀 ” ， 精 的宿命 ； 只有取 消 乡镇 政府“ 赋敛” 职能 ， 才有可能寻找 到新 生之路 。这同时也说 明 ， 它 乡镇改革仅仅在机 构精 简上做 文章是 不够的 ， 最关键 和
最核 心 的 是 从 根 本 上 改 变 乡镇政 府 的 性 质 、 实转 变它 的 职 能 。 切
Ａｂ ｔ ａ ｔ Ｔ ｒｕ ｈ ｔｅ ｒ ｖｅ ｎ ｎ ｙ ｉ ｏ ｈ ｗ ｓ ｉ ｅｏ ｍ ｕ ｎ ｈ ｓ ０ ｙ ａ ｓ ｈ ｕ ｈ ｒｆｕ ｄ ｔ ａ ｅｔ ｗ ｏ ｅ ｎ ｓ ｒ ｃ ： ｈ ｏ ｇ ｅ ｉ ｗ ａ ｄ ａ ａ ｓ ｎ ｔ ｅ ｔ ｎ ｈ ｐ ｒ ｆｒ ｄ ｒ ｇｔ ｅ ｌ ｔ ｅ ｒ ，ｔｅ ａ ｔ ｏ ｎ ｔ ｈ ｏ ｎ ｇ ｖ ｒ — ｈ ｌ ｓ ｏ ｉ ａ ２ ｏ ｈ ｔ
代表委员：防止机构改革陷“精简再膨胀”怪圈
同 步推 进 ， “ 许 多 问题 通过 职 “ 重事前审批， 轻事后监管。 ” 这 上 “ 痛批” 行 政 乱 收 费现 象 的 全 国政 密结 合 、 比单 纯 的机 构 调整 更 是 当前 社会 各界 对政 府行 政较 为集 中 协 委 员、 民建 中央副 主席 周汉 民认 为 ， 能转 变 来 解决 ，
表 委 员认 为 ， 落 实 好 方 案提 出 的改 革 通 、 消 费环 节 的 食 品安 全 和 药 品 的安
举措， 推 进政 府 由 “ 全 能型 ” 向 “ 服 务 全性 、 有 效性 实施统一 监督管 理 ； 重新 央 到 地 方 各种 文 件 中反 复 提 及 的 ， 但 型” 转变 ， 将极大 地激 发全 社会 蓬勃 的 组 建国家海 洋局 ， 推进 海上统 一执法 ； 说 得 多做 得还 不 够 ， 重要 原 因就 是 政
性 收 费 ……方案 中多次 使用 “ 最大 限
度地减 少 ” 这样 的表 述 ， 彰显 了减 少行 政 权力对微观 事务干预的决 心。 “ 给予 民营企 业 平 等地 位 是从 中
重 大 系统 性 改革 举 措 而 备 受 瞩 目。 代 家 食品 药 品监 督 管理总 局 ， 对 生产 、 流
冠 巨说 。
大， 很容 易 出现 精简 、 膨胀 、 再 精 简、 再 东新 区区委书记徐 麟说。 膨胀的现象 。 “ 制度具有根本性 。 ” 全 国人 大 国家 行 政学 院 教授 、 博 士生 导 师 代表 、 中 国石 化 安 庆分 公 司 总经 理 王 马 庆钰 认 为 ， 改 革 的意 义 不 仅也 不 能 彪认为 ， 政府依法行政 、 企 业 依 法 经 止于 “ 大部 制 ” ， 如何 在大部 门下 实现 营、 社会依法办事 ， 真 正做 到 这 三 个 各 个分支 机构 各有管 辖 ， 责任 明晰 ， 相 “ 依法” ， 既能为改革保驾护航 ， 更 能 互融通。 理顺关系、 有 效 衔接 ， 运行 通 为 经 济 社 会发 展 提 供 更 好 的 保 障 和 畅， 这才是最 重要 的 。 动力。
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为何会陷入“精减—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三、政府规模理念的偏失
政府规模有其一定的内在规律和科学量度， 过大或过小都是不足取的。 对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级层和不同 时期的政府而言，其规模与当时、当地的不 同情境相称，即使是同一个政府，在不同的 时期也应有不同的规模。
四、人大预算监督的乏力。
政府：理性经济人 预算最大化趋势 没有充分重视人民代表大会所享有的预算表 决和预算监督的权力 对于预算监督的内容、程序和方法规定仍过 于笼统，可操作性仍待
中国22年宏观改革的路径选择基本上的增量改革而 非存量改革，是政策调整而非制度创新。 绕开原有旧体制中的国有经济、公有制度、城乡二 元格局、权利经济等旧体制和旧矛盾，进行体制外 渐进政策调整的政策，通过不断的政策调整和政策 开发，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五、政府机构的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不高。
从行政的角度看，中国政府机构的规范化、 法制化程度不高。 不按形式、规章办事 ，变化的随意性很大 人格权威大于机构权威和法律权威,人治色彩 浓厚
六、政府职能长期不明确
政府职能问题是机构改革的核心问题，它决 定着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编制 1957～1978 以阶级斗争为主 1978年以后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控制政府公务员的膨胀
• 国家统一服务行业经营的模式．公务员 分配的合理性，把握好数量比例 • 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减少行 政审批，控制公务员的数量 • 重质为先
其他
• 按岗设权，限制政府官员权利 • 党政分离
遏止“预算最大化趋势”
• 重视人民代表大会享有的预算表决和 预算 监督的权力，增强监督的力度 • 加强审计的功能，对政府预算收支及其使 用情况进行有效审计
提高政府机构的规范化、法 制化程度
• 一、制定完备的可操作性的行政法规； • 二、形成对行政权力有效的监督制约机 制 • 三、以岗设权，限制政府官员权力
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分享 浅谈深化简政放权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及优化对策
浅谈深化简政放权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及优化对策目录一、前言 (3)二、简政放权改革的理论概述 (3)三、简政放权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3)（一）简政放权空间有待进一步提升 (3)（二）市场监管转型相对滞后 (4)（三）政务服务工作质量不高 (4)四、优化简政放权改革的对策探讨 (5)（一）协同推进简政放权 (5)（二）着力推进新型监管科学化转型 (5)（三）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 (6)五、结论 (6)参考文献 (7)摘要近年来，我国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同时也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政策。
在“简政放权”改革的背景下，政府运作流程发生了一次深刻变革、社会治理体系产生了巨大变化，为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新契机、新思路和新要求。
近年来，我国在简政放权改革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存在一系列的现实问题。
因此本文从分析新时代推进简政放权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入手，提出了一些优化对策。
关键词：简政放权；精准放权；政府服务；对策一、前言“简政放权”改革旨在推动政府职能深刻转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一场重塑政府和市场关系、刀刃向内的政府自身革命，也是近年来实现经济稳中向好的关键一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紧紧抓住“简政放权”改革这一“牛鼻子”，大力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国各地积极探索，推出了许多创新举措，改革呈现欣欣向荣之景象。
因此，深化“简政放权”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顺利实现至关重要[1]。
二、简政放权改革的理论概述“简政放权”意指“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简化流程”。
简政放权就是政府简化行政管理事务，下放手中权力；就是权力下放后要重视抓好监管，做到“放”和“管”的紧密结合；就是政府要搞好政务服务，持续优化和提高政务服务的质量。
简政放权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重塑政府和市场关系、刀刃向内的政府自我革命，事关市场活力的深度激发，事关发展环境的持续优化，事关政府职能的深刻转变。
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探析政府规模膨胀的原因及对策
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探析政府规模膨胀的原因及对策摘要：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以机构改革作为主线和中心，而贯穿机构改革过程的一条主线则是精简政府机构和缩小政府规模的理想。
建国以后，我国已经进行了多次机构精简的行动。
但是每次改革过后都会出现机构数量的剧增、财政预算的扩张和政府规模的增长。
文章拟采用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对这种机构病予以解读，给出解决政府规模问题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政府规模；原因一、对政府机构改革中“怪圈循环”现象的剖析所谓“ 怪圈循环”，是系统论中的一个术语，是指事物在特定的等级系统中逐渐上升或者逐渐下降，结果却意外发现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
根据有关资料的统计，我国的政府规模膨胀经过了四个“ 怪圈循环”：第一个怪圈：1949—1959年的循环。
1949年确立（35个）机构→1952 年小膨胀（42个）机构→1954年较大膨胀（64个）机构→1956 年的大膨胀（81个）机构→1959年的精简（60个）机构；第二个怪圈：1960～1970年的循环。
1960年初（60个）机构→1965年底大膨胀（79个）机构→1970 年裁减（32个）机构；第三个怪圈：1971～1982年的循环。
1971年恢复，1975年增加（52个）机构→1981年大膨胀（100个）机构→1987年精简（61个）机构；第四个怪圈：1983～1993年的循环。
1982年开始精简（61个）机构→1986年膨胀（72个）机构→1988年精简（68个）机构→1992年膨胀（86个）机构→1993年精简（59个）机构。
政府规模是政府履行其职能的活动范围及其质与量，它既指政府职能与权力范围，又指政府机构与人员。
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作为指标；另一种是以财政支出比率作为指标。
一般说来，政府规模过大或者过小都是有害的，都不利于政府发挥正常的职能和效率。
所以对于现代国家的政府来说，保持适度的政府规模，抑制政府规模增长是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和内容。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策和思路
试述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对策和思路从1952年至1997年，我国先后进行了六次行政组织改革，但一直未能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1998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我国又进行了新一轮的行政组织改革。
这是解放以来的第七次改革，也是历次改革中规模最大、力度最大、机构变化和人员调整最大的一次。
这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的原则是：(1)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
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来，把生产经营的权力真正交还给企业。
(2)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调整政府组织结构，实行精兵简政。
加强宏观经济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适当调整社会服务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发展社会中介组织。
(3)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相同或相近的职能交由一个部门承担，克服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弊端。
(4)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行政体系的法制建设，实现政府机构、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制化。
按照上述目标要求，这次改革的具体做法是：(1)加强宏观调控部门。
适应政企分开的要求，改革计划体制与投资体制，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培育与发展多元化投资主体，实现企业市场化、投资多元化。
因此，将经济综合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其主要职责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完善经济、法律手段，改善宏观调控机制。
(2)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求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分割，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
地方政府深化简政放权改革的困境与突破
地方政府深化简政放权改革的困境与突破近年来，中国地方政府一直在深化简政放权改革，力求减少行政审批，简化行政程序，优化营商环境，释放市场活力。
这一改革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困境与挑战，需要进一步突破。
一、困境1.改革意识不足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在深化简政放权改革中仍存在改革意识不足的问题。
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仍然固守传统观念，对改革持保守态度，不愿真正简政放权，而是抱着“管得严就天下稳”的思维，导致改革进展缓慢。
2.行政机构繁冗一些地方政府的行政机构设置过于繁冗，行政审批程序复杂烦琐，导致企业和个人办事繁琐，耗费时间和精力，严重制约了市场活力的释放。
即便有简政放权的政策出台，由于行政机构繁冗，改革效果依然有限。
3.监管责任不落实在一些地方，简政放权改革虽然在口头上提及，但实际上监管责任并未真正下放，一些行政审批事项仍然需要上级部门审批，导致简政放权的初衷未能真正实现。
4.部门利益碰撞在具体改革时，不同部门间的利益碰撞常常会阻碍简政放权的顺利实施。
一些部门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愿意放权，导致改革进展缓慢。
5.缺乏监管机制在简政放权改革中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也是一个困境。
一些地方政府对于简政放权改革的监管机制不健全，导致一些行政权力被滥用，行政审批复杂繁琐的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
二、突破1.加大宣传力度要突破简政放权改革的困境，首先需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地方政府官员的改革意识。
利用各种媒体平台，深化解释政策，通过各种途径让地方政府官员明白简政放权改革的重要性，从而增强改革的紧迫感。
2.简政放权法律化简政放权改革需要从制度上加以保障，具体方法是在法律方面进行规定。
将推进简政放权的政策纳入法律范畴，从而强化改革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为深化简政放权改革提供更为有力的制度保障。
强化监管机制是解决简政放权改革困境的重要突破口。
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管体系，加强对简政放权改革的监督，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为何会陷入“精减—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提高政府机构的规范化、法 制化程度
• 一、制定完备的可操作性的行政法规； • 二、形成对行政权力有效的监督制约机 制 • 三、以岗设权，限制政府官员权力
控制政府公务员的膨胀
• 国家统一服务行业经营的模式．公务员 分配的合理性，把握好数量比例
• 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减少行 政审批，控制公务员的数量 • 重质为先
六、政府职能长期不明确
政府职能问题是机构改革的核心问题，它决 定着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编制
1957～1978 以阶级斗争为主 1978年以后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七、党政关系长期不规范对政府机构 的影响
缺乏制度上、法律上严格规范的党政关系制 约之下以党代政、“双轨行政”格局的负面 影响
第一，机构重叠，冗员太多 第二，职能交叉，降低行政效率。 第三，降低了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政府的威信
没有充分重视人民代表大会所享有的预算表 决和预算监督的权力 对于预算监督的内容、程序和方法规定仍过 于笼统，可操作性仍待加强
五、政府机构的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不高。
从行政的角度看，中国政府机构的规范化、 法制化程度不高。 不按形式、规章办事 ，变化的随意性很大
人格权威大于机构权威和法律权威,人治色彩 浓厚
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为何会陷 入“精减—膨胀—再精简—再 膨胀”的怪圈
再膨胀
精简
再精简
膨胀
导致中国政府机构改革陷入怪圈的原因
一、现代化的国家发展战略
“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宏观环境的限制”： 我国正处于急剧推进现代化进程 。 归宿和目标准确说应是社会主义现在性。 “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 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剧烈转型的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 发生社会分化，意味着社会结构不断分解成新的社会要素和社会关 系不断重新组合，最终形成新的结构与功能的专门化
对政府机构改革走出精简-膨胀怪圈的探讨
对政府机构改革走出“精简—膨胀”循环怪圈的探讨[摘要] 从行政体制缺陷、利益症结和观念问题等方面分析了政府机构改革在“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怪圈中徘徊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阐述了政府机构改革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三者的关系。
[关键词] 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政府机构改革是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迫切需要,是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各种深层矛盾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
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把机构改革推向前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分别于1982 、1988 、1993 、1998 年进行过四次较大范围的机构改革,但至今收效甚微。
“十五”规划中,又提出要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继续改革和精简政府机构,建立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
由此可见,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频繁程度世界罕见,平均4～5 年就有一次“大动作”。
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这些年来我们依然在行政改革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怪圈中徘徊,依然出现了中央政府的权威降低,巨额国有资产流失(以保守的估计,80 年代,国有资产每年流失500 亿元,90 年代,国有资产每年流失800亿～1000 亿元,目前,国有资产仍以每天1. 3 亿元的速度继续流失) 等有悖于行政改革初衷的现象。
这充分说明我国政府行政改革的理性程度和有效程度还不够高,间接反映出我国关于行政改革的理论阐述已经滞后于实践。
因此,转轨时期的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当代机构改革始终跳不出“怪圈”的原因进行深入的剖析,有必要对行政改革的实践进行理性的反思,并提出相应的策略,这对于推进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和提高我国行政改革政策实践的有效性和前瞻性,使政府更好地适应变化了的行政环境和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进而有效地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浅析行政机构精简—膨胀的怪圈
作者： 曾庆忠
出版物刊名： 实事求是
页码： 30-32页
主题词： 机构精简 行政机构 机构臃肿 行政组织结构 下放权力 行政职能 行政制度 横向结构 职位分类 临时机构
摘要： 我国的行政机构改革一直处于"精简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之中。
本文拟对此作一简要剖析.一、"怪圈"形成的轨迹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实行"精兵简政",推进了边区的管理。
从此,"精兵简政"也就成了解决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基本对策。
建国以来我国行政机构曾出现了三次膨胀,针对膨胀进行了三次精简,形成了"精简。
电大《社会变迁与转型》案例分析题
案例分析案例一温州市政府的“无为与有为”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无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动力和内因，而政府的“无为”为之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
温州市市长曾说：“在温州，凡理论和实践发生矛盾时，先服从于实践。
”于是个体工商业、服务业、家庭工厂、挂户经营、雇工经营、买卖合同、长途运输等，只要上面不管，就都让它发展。
1984年在平阳县钱库镇出现了私人钱庄。
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坚决取缔，而温州各级政府因为考虑到钱库镇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并没有强制取缔，而是在争取钱库镇的银行和信用社率先实行利率浮动改革的试点后，最后钱庄于1989年在无证经营了五年后自行关闭。
在温州人民群众自发发展民营经济的推动下，温州政府顺经济改革的需求，先后出台了许多突破当时政策或在全国率先改革的法规和措施，如中国首份个体工商执照、首个关于私营企业的地方法规、首家实行利率改革的信用社等。
强化市场和质量管理的有为八十年代末，温州的形象和声誉曾一度出现空前的危机。
如温州低质皮鞋在杭州武林广场被焚；永嘉的虚假广告；仓南的假商标等。
温州的信誉危机强烈震撼着温州政府。
为此温州政府转变强化管理职能，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开始全面整顿。
并加强质量管理，在外出水陆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对皮鞋、低压电器等产品的出境实行“准运证制度”，严堵假冒伪劣产品的外流。
在此基础上温州政府提出“质量立市”的口号，在全国率先制定“质量立市”的地方法规。
1992年温州政府继而提出以质量和品牌为核心的二次创业的战略目标。
总之，温州政府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力加强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人、物、信息、资金流通的成本。
同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主体干预，简化和减少行政审批手续，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和限时办理制度，提高政府办事效率。
请结合本章政府基本职能的有关理论分析此案例，对温州市政府的“有为”与“无为”，你是如何认识和理解的？解题思路：温州市政府在行政管理上的“有为”与“无为”，很好地反映了转型时期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所表现出来的几大特点，即改变管理理念，为全社会提供服务；改革企业制度，实现政企分开；加强法制建设,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实行宏观调控,稳定经济发展；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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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机构改革走出“精简—膨胀”循环怪圈的探讨[摘要] 从行政体制缺陷、利益症结和观念问题等方面分析了政府机构改革在“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怪圈中徘徊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阐述了政府机构改革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三者的关系。
[关键词] 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政府机构改革是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迫切需要,是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各种深层矛盾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
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把机构改革推向前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分别于1982 、1988 、1993 、1998 年进行过四次较大范围的机构改革,但至今收效甚微。
“十五”规划中,又提出要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继续改革和精简政府机构,建立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
由此可见,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频繁程度世界罕见,平均4～5 年就有一次“大动作”。
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这些年来我们依然在行政改革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怪圈中徘徊,依然出现了中央政府的权威降低,巨额国有资产流失(以保守的估计,80 年代,国有资产每年流失500 亿元,90 年代,国有资产每年流失800亿～1000 亿元,目前,国有资产仍以每天1. 3 亿元的速度继续流失) 等有悖于行政改革初衷的现象。
这充分说明我国政府行政改革的理性程度和有效程度还不够高,间接反映出我国关于行政改革的理论阐述已经滞后于实践。
因此,转轨时期的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当代机构改革始终跳不出“怪圈”的原因进行深入的剖析,有必要对行政改革的实践进行理性的反思,并提出相应的策略,这对于推进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和提高我国行政改革政策实践的有效性和前瞻性,使政府更好地适应变化了的行政环境和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进而有效地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形成“怪圈”的原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形成“怪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源上分析有体制缺陷、利益症结、观念问题这三个原因。
1. 行政体制缺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僵化的格局。
然而,政治体制改革却举步维艰,以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为母体,以包办一切、统管一切为特征的行政体制依然存在,这样便经常造成市场失调、决策失误,造成平均主义和懒惰状态,造成管理的混乱、僵化和低效率, 进而禁锢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我国行政体制的缺陷,体现在机构问题上则是:一方面“, 人人有饭吃”的原则保证高就业率,但这并不意味着有高生产率做基础,生产需要并未与就业水平同步发展;于是,以世界最快速度增长的国家,其社会成员却无法充分安置到经济领域,只能安排到机关事业单位中;结果,机构人员猛涨。
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对象并非因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而是因行政管理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 年第4 期p{ J OURNAL OF FUJ IAN SCHOOL OF ADMIN ISTRAT ION AND FUJ IAN INSTITU T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 .4 2001©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包办和统制才得以“扩大”,在同一管理范围内,尤其是在现有水平和质量上,按照行政主体的地位、影响和权能的需要,不断进行简单的切割划分和调剂配置,越切越碎,越分越乱,切出来的“新”部分越来越多,对设立新机构、增加新人员以便加强管理的需要也越来越大。
从而导致“一碗粥越来越多人喝”,因人设事,一再增添机构,机构和人员越来越庞杂,而政府的效能却越来越差,什么事都想管,却什么事都管不好。
政府部门穷于应付繁杂的事务,无心开拓,只考虑维护和发展自身的职能职权与地位影响,实现自身的持续扩张,而不关心企业的发展、资源的合理配置、财政的消耗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种“争权利、不负责”,以“大政府、小社会”为目标模式,以“大统制、小服务”为行为模式的传统行政模式,与精简、效能的原则相违背,从而不断产生和恶化机构问题。
2. 利益症结。
主要是争吃财政饭和企业饭的利益关系。
公共部门都争吃财政饭,行政机构还争吃企业饭(紧抓企业不放,长期政企不分) 。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机构人员越多,争得的财政份额就越大, 给领导带来的满足感也越大。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更是如此,利益取向必然多元化,经济利益的诱惑力比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代要强大得多,各种机构和人员都争相前来吃财政饭。
由于机构内部人员的利益追求造成了机构膨胀。
对此,西方公共选择理论已作了深刻的剖析。
它依据经纪人假说,认为“个人是以追求自身的利益为最大目标”, ①并把个人作为集体行为的出发点,把个人的选择或决策当作公共选择或具体选择的基础,认为集体的行为动机也由个人的行为动机决定。
由此推论政府的行为动机也最终是由其中的组成人员的动机决定的。
但政府机构的公共服务性和非盈利性,使得他们不能明确追求自身经济利益,于是只好用另一种方式即扩大政府机构来满足他们的利益追求。
我国政府机构的重叠庞大,人员庞杂,人浮于事,使得“吃饭财政”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我国目前3300 万“吃皇粮”者,占全国7 亿总劳动力的比例大约为5 %。
1997 年全年行政事业单位的“人吃马喂”费用3600 亿元(人均11000 元左右) ,占当年国家财产收入的41. 60 %。
②在此情形下,中央与地方财政几乎都成了“吃饭财政”。
行政机构除开有自己的财政利益外,还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所在即企业。
专业经济行政部门掌握了整个企业管理权,而且还直接充当大中型企业的“婆婆”;一直死抓住企业不放,与企业的利益紧紧地捆在一起,因为放弃对企业行政,就等于放弃自身特殊而重大的利益,更等于放弃自己的生存权。
总之,这些利益角色不在乎财政压力的精简、统一、效能的要求,只盯住自身利益进行公共生活,千方百计争取和扩大享受公共利益的机会,尤其在政企分开问题上就显得更加富有“抗改革性”。
这使机构问题总卡在这里,治不了,还反弹,成为全国性、全社会性的大问题。
3. 观念问题。
即对机构问题有糊涂的认识,对机构改革有逆反抵触的情绪,观念上总转不过弯来。
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现在还有相当部分的政府部门和领导总认为只有政府直接管理企业才是社会主义,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并且形成了一种政府机关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的习惯,似乎不这样就无事可做,就有失落感。
“权力本位”和“官本位”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
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直接管理企业,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转为市场经济后,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而政府成为市场的配角,但是政府部门却难以转弯子,不甘心放弃,似乎政府不直接管理企业就不能体现政府的职能,政府就无所作为,无事可干,于是不顺从市场规律的支配,仍在经济舞台上唱主角,把权力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
另一方面,放权让利,转变职能,使一部分官员们有一种失落感,心理失衡,认为放权就是“失利”,为了减少权利的损失,一些政府部门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明里暗里抵制政企分开、简政放权等各项改革措施。
“权力本位”的思想观念作祟,使得“政府办企业”的现象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且加重了政府的负担,影响了政府的效力,阻碍了政府职能转变和政企分开,更束缚了国有企业的手脚,使其难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二、政府机构改革真正走出“怪圈”的对策不改革或推迟改革都是没有出路的,而要彻底解决机构问题,使改革真正走出“怪圈”就要抓住并革除问题的症结。
历次机构改革的实践表明,之所以会形成“怪圈”,是因为改革没有从转变政府职能这个关键问题入手,或在改革中没有把它落到实处。
只要政府职能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人员职责不明确,领导方式、思想观念、工作作风不改变,即使机构合并的合并,撤的撤,也仍然解决不了问题,且改革的风头一过又开始增人设机构,重蹈旧制,于是形成了一个“精简———膨胀”的循环怪圈。
因此,我们必须吸取过去的教训,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
要切实抓好这一突破口,真正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必须正确处行政管理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 年第4 期J OURNAL OF FUJ IAN SCHOOL OF ADMIN ISTRAT ION AND FUJ IAN INSTITU T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 .4 2001 p|©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这三者关系中寻求最佳平衡点。
1. 寻求政府与市场的平衡点,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作为两种基本的制度安排,各有利弊,也各有自己运行的规律。
为了实现政府与市场二元机制的最优组合,只能是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二者相结合。
构建一种有效的协调机制,在不断的试错和选择中,寻求政府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
政府既不应参与市场之中,又不应置身于市场之外,而应当从宏观的高度驾驭市场,按照客观的市场规律,因势利导,纠正市场的偏差,弥补市场的不足,使市场经济正常、健康地发展。
政府要真正做到驾驭市场,就得摆正位置。
一方面,要维护而不能取代市场的主体地位,创造条件使配置社会资源的调节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另一方面,要尽快转变政府职能,使公共管理的职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作为“守夜警察”,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为市场的健康发育提供公平合理的制度和规则,并通过有效执行与市场规则有关的公共政策来维护合理的市场交易规则,建立必要的市场秩序;同时,政府要依法充分尊重和保护市场主体的独立法人地位,严格规范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
另外,政府还要动用公共权力,在严格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同时,严格规范政府自身的公共行政行为。
“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必须依法”, ③政府只有真正实现导向、管理、协调与服务这些公共职能,市场经济才会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而只有社会经济不断获得发展,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为被精简人员创造良好的就业条件,从根本上真正消除机构臃肿的问题。
2. 寻求政企分开的平衡点,正确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