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之林权流转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之林权流转——以临安市岛石镇仁里村山核桃林实地调查为例浙江周苏临律师事务所周苏临、刘应梅【摘要】当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质上是在保障现有土地产权制度不变的前提下, 提高林地的可交易性和可流动性, 促进林权流转,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是林权制度改革后的次生制度创新方向。

本文从林权流转的动因、林权流转的保障及依据等方面进行论述，用全新的商业模式创设了林权流转的公司化运作及资本运营方案，剖析了林权置换股权的难点及相应对策，探索出一条中国林业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和崭新模式。

【关键词】集体林权林权流转公司化运作资本运营一、临安市岛石镇仁里村山核桃林及流转情况仁里村位于临安市岛石镇的西北部，2007年由仁里、大坦、直川三个自然村合并而成，面积15.1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142.27亩，林地面积19203亩，30个村民小组，1132户，总人口2862人，人均耕地面积0.4亩，人均林地面积6.7亩。

山核桃是仁里村的支柱产业，2012年，仁里村山核桃产量385000 kg，以70元/kg计算，产值达2695万元。

全村人均山核桃收入9416元，是名符其实的“中国山核桃第一村”。

仁里村党总支班子成员有5人，村委会成员有5人，村民小组长有30人，村民代表有56人。

2012年6月3日，仁里村两委会在村委会办公室召开座谈会，会议由村长纪汉林主持，应到10人，实到8人。

会议主要探讨今后农村的发展趋势、山核桃产业规模化、把本村村民山核桃林集中起来由股份公司统一经营管理里等问题。

2012年7月15日，仁里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会议由党总支书记周胜祥主持，应到人数56人，实到人数48人。

会议主要议题是仁里村深化林权改革暨山核桃产业公司化经营动员大会。

通过讨论，村民代表形成如下表决：第一，同意由村组织成立仁里村山核桃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第二，同意村民用山核桃林权证入股，年终根据公司经营实际按林权证的面积股份分红；第三，同意上海公司和杭州新东林食品有限公司以现金入股控股推进公司化经营。

44名村民代表签名表示同意以上审议决定。

2012年10月9日，仁里村两委会再次召开会议，商讨新东林公司和仁里村林权转股权有关事宜，具体内容包括股权比例如何分配、如何设立董事会、如何与新东林公司签订协议等。

2013年5月6日，岛石镇人民政府就仁里村山核桃产业规模化发展召开协调会，参会方包括岛石镇书记，仁里村村长，新东林经理，以及其他热衷于林权深化改革的社会人士。

同年5月8日，仁里村两委会讨论通过与新东林的山核桃林基地合作框架协议，合作框架协议分为山核桃产业化的合作背景、合作原则，林权入股操作步骤、专业合作社及成立公司的运作方式等。

二、林权流转的原因分析（一）农户愿意林权流转的直接动因本文所称的林权流转，是指林权权利人将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林木的所有权或者林木的使用权，依法转移给他人的行为。

2013年3月，笔者运用调查问卷与个案访谈的方法，发放了250份调查问卷，走访了5个家庭。

问卷调查根据村民小组名单，按序号择五及五的倍数选定问卷家庭。

走访访谈主要根据村干部的介绍，选定具有典型性代表的农户。

发放的250份调查问卷中，回收问卷80份。

问卷回收率较低的原因主要是时间紧和宣传力度不够所造成。

回收问卷中 37户农户愿意林权在一定条件下流转，占比为46.25%，36户愿意维持现状，占比为45%，6户直接不同意林权入股流转。

走访访谈的5个家庭均愿意林权流转。

通过数据分析与走访，农户愿意林权流转的主要原因有：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于1983年，至今已经三十年了，当年的老人，现已作古；当年的中年，现已年老；当年的青年，现已五六十岁，正是从事山核桃产业的中坚力量和主力军。

同时，1983年正是中国实施计划生育的时候，之后出生的年轻人基本都是独生子女。

现在从事山核桃管理的中流砥柱五至十年后将因年老而无法从事山核桃生产，年轻一代多数在外工作，连山核桃采摘都不会，或者不愿意，更不用说山核桃的生产经营。

山核桃成熟季节村里多数雇邻近的安徽人采摘，但近几年邻近的安徽地区自己也种了很多山核桃，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

当这批具有丰富林业生产经验的中坚力量无力管理山核桃时，山核桃生产经营的接班人严重匮乏，这是他们最担忧的事情，也是他们愿意林权深化改革最直接最简单的动因。

2.山核桃树树体高大，树干光滑、修长、树枝较脆易断，且普遍生长在陡峭山坡，原始落后的人工上树挥杆敲打采收方式存在较大安全隐患，若发生伤亡事故，对以山核桃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小农家庭而言就是一场灾难。

由此可见，农民是天生的务实主义者，农户林权流转的主要动因归根结底是从经济因素考虑，较少涉及山林生态功能等其他因素。

（二）仁里山核桃面临诸多挑战仁里山核桃虽是临安市的名优特果，近年来发展迅速，但产业发展存在较多问题，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1.生态压力仁里村整个山林全部是核桃树, 原有的竹林、茶叶和其他树木都被核桃树替代, 能开发的荒山也都被充分利用了,甚至自家旱地、水田也种上了山核桃，大面积的纯林使得林地的生态平衡系统日益遭到破坏。

长期施用除草剂，使山核桃林下植被锐减，地表裸露，水土流失，出现了石漠化现象。

放眼望去，裸露的树根及光秃秃的山头触目惊心，给后代子孙留下无穷的隐患。

2.技术粗放盲目追求经济利益，山核桃树栽种密集，科技应用水平低，培训服务与信息咨询不到位，林区基础设施缺乏，山核桃林技术处于粗放状态，产量不高不稳，大小年差异较大。

3.市场因素加工企业规模偏小，带动幅射能力弱，行业内部缺乏规范，低价倾销、无序竞争现象时有发生；产品市场开拓力度小，销售途径有限，销售方式落后；随着山核桃投产面积和产量的迅速增长，以及美国薄壳山核桃、安徽山核桃等品种对市场的冲击，山核桃难卖问题逐渐显现。

（三）林权流转弥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层缺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建国后最有效率的林地制度安排。

家庭承包制下的产权安排解决了劳动的搭便车和监督问题,极大的调动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运行过程中逐渐暴露其缺陷和不足。

林地均分到户,“一山多主、一主多山”现象很多，导致了林地的细碎化,不符合林地的规模经营；分散的农户难以回避或预测市场风险, 易盲目跟风, 导致山核桃林的生产经营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小规模林地有碍于林业现代化、产业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实现和现代林业技术的推广应用；过小的林地给农民的只是一种生存保障,不能保障农民致富。

为了克服这些缺陷和不足, 寻求一种制度能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林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机制对接起来。

林权市场化流转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 它在没有脱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 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林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的有机结合, 真正意义上弥补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深层缺陷。

通过林权流将仁里村分散在千家万户的林地向生产经营能力更强、水平更高的新型经济组织集聚，产生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同时也使更多的林农从山林的生产经营中解脱出来，从事其他产业、行业。

这是林业向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必由之路。

对于广大农户而言, 它具有类似当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四）林权流转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集体林权制度前后经过五次大的调整, 即五次林权制度改革, 相应的林权流转政策也在不断调整。

第一次改革发生在土改时期（1950-1953年）, 山林被分配给了农民, 山林所有者可自由处置和流转林地。

第二次改革以合作化时期（1953-1957年）, 鼓励山林入社, 成片林地的林权折价入社, 实现合作社集体所有, 自留山上的林木及四旁树仍归个人所有, 林权流转受到限制。

第三次改革发生在人民公社时期（1957-1980年）,绝大多数林权并入了人民公社, 农民的自留山被没收, 林权只有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 此时林权自由流转不可能发生。

第四次改革是林业“三定”改革时期（1980-1998年），其内容是“稳定山权林权, 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的集体林改革, 农民重新配置了自留山,承包了责任山。

山林可以进行流转。

第五次集体林权全面改革时期（2003年开始至今）,在历次林权改革基础上, 南方重点集体林区开展了以“明晰所有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为主要内容的林权改革,林权鼓励流转。

2008年9月30日,胡锦涛视察安徽农村改革发展的情况时, 强调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 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同时, 要根据农民的意愿, 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在保持家庭承包制框架不变的条件下, 推动林地适度流转, 提高林地的经营效率, 成为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配套措施。

集体林权流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是群众自发的一种创举，已成为现实并大量存在，并呈现发展趋势，对现代林业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不仅弥补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缺陷，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

（五）林权流转具有法律依据及政策保障为保障林权流转的顺利进行，笔者对林权流转的有关的法律和政策进行了收集，这些法律和政策对林权流转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也是现阶段林权流转的保障和依据。

1.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浙江省林权流转和抵押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地方规章均对林权流转或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作出了规定。

2.政策保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浙江省农业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三年行动计划》等文件均对林权或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转让等方式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流转，以及大力推广“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基地+农户”等经营方式，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通过资源市场化优化配置，构建产业化组织体系，激活农业生产要素。

3.通过对以上法律依据及政策保障进行解读，至少可以提炼出四个结论：第一，林权的权能之一林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流转。

第二，通过转让方式取得的林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采取转让的方式再流转。

第三，国家鼓励农业由分散型向集约型、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第四，浙江省坚持改革作为破解农业现代化制约瓶颈，实行面上改革创新与点上改革试验相结合，推进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

三、林权流转的商业模式构建——公司化运作及资本运营响应国家号召，以深化林权改革为突破口，构建全新的商业模式，以仁里山核桃林和林地权证为资本，折价入股，将林权置换为公司的股权，使农户变为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