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贾平凹新作

评贾平凹新作《带灯》
2013年开始，贾平凹推出长篇小说《带灯》，贾平凹又一次考验文学批评的阐释能力，他总是把我们带到难题面前。

今天我们来理解贾平凹这样创作历程已然漫长的作家，我们是否也有必要把他放在当代文学的难题的语境中去把握？贾平凹几乎是与新时期及其转型一起拓路的作家，他的每一部长篇小说几乎都与当代现实的难题相关，如此来看，他的大多数作品都在书写乡土中国的当代困境，既是变革的宭境，又是回到传统的困局。

贾平凹大多数的长篇小说其实都隐含着这样的思想意向。

我以为《带灯》在贾平凹写作历程中几乎具有总结性的意义，这倒不是因为它居于这个漫长历程的尾部，或者说艺术更加高妙；更根本的在于它具有如此强劲的突破性的意义，然而，突破又不得，这就是对过去的终结，也是试图面向未来转折的不可能。

这项关乎过去的终结的意向，其实也是要了结当代文学由来已久的宿愿。

《带灯》写西北乡村一个叫做樱镇地方发生的故事，其主角带灯作为镇上的一个女干部，她为乡镇的综合治理竭尽全力，却事与愿违，终至于落下辛酸的结局。

所谓“综合治理”，诸如治安冲突、突发事件、邻里纠纷、上访、计划生育……等等，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就是这些年基层最难弄的“维稳”工作。

小说开篇就是高速公路修进秦岭，要经过樱镇，引发樱镇农民群体事件，元老海带领几百人阻止开凿隧道。

小说写道：“元老海带领着人围攻施工队，老人和妇女全躺在挖掘机和推土机的轮子下，喊：碾呀，碾呀，有种的从身上碾过去呀？！”这开篇就写出当今乡土中国面临的现代化冲击及其农民的激烈反应。

要致富，修公路，这是中国今日现代化的一项主导措施。

乡土中国走向现代化乃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所有的一切都被描绘成一幅美好的蓝图，但由此带来的问题却被遮蔽了。

其实，贾平凹相当多的作品一直都在回答这个问题，乡土中国走向现代历经怎样的创痛？《浮躁》最早涉及这个问题，后来的《秦腔》，《古炉》其实根本上也是这个主题，《带灯》则写得更为直接尖锐。

这个主题当然不是什么特别的或新鲜的主题，当代中国文学，甚至20世纪的中国乡土文学都以不同的方式去表现这个主题。

但贾平凹的表现尤其独特和有力，他是贴着乡土中国粗陋的泥地来写的，写出泥土的质地，泥土的性状，写出泥土气味。

樱镇是个不寻常的地方，地处偏远，经济落后，带灯对竹子解释综治办的由来说：“人贫困了容易凶残，使强用狠，铤而走险，村寨干部又多作风霸道，中饱私囊；再加上民间积怨深厚，调解处理不当或者不及时，上访自然就越来越多。

既然社会问题就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往下落灰尘，政府又极力强调社会稳定，这才有了综治办。

”[2]小说中列出的“樱镇需要化解稳控的矛盾纠纷问题”，竟然有38条之多。

综治办的主要职责有四大点，年度责任目标有六大条。

这里能称得上是人物的太多了：上访名人王后生，老村长元老海，元老海的族人元黑眼，另有张膏药，王随风，朱召财，孔宪仁，马副镇长，还有换布和拉布。

当然还有一直未露面的省城里的元天亮。

在这些人物构成的现场，我们的主人公带灯要做“综合治理”工作，她是何等的艰辛？快乐并痛着？带灯原名叫做萤，一日在到村民家里，目击给妇女做结扎，萤坐在屋后的麦草垛下，看到萤火虫明灭不已，萤火虫夜里自行带了一盏小灯，于是改名为带灯。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贾平凹写带灯这个人物的隐情：带灯是一个夜行自带小灯的女子。

这是怎样的夜行，这是怎样的小灯？
贾平凹此番表现的带灯这个人物实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新人物”——不只是今天，而是自从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创建以来就梦想的“新人物”。

她的身上
汇集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元素，又打上贾平凹的印记。

这二种质地如何被结合在一起，这倒是颇有挑战性的问题。

带灯这样一个基层农村干部形象，立即就有三个特征不容回避：其一，她是具有现实化的当今农村干部形象；其二、她与贾平凹过去写的人物形象有何新的特质？其三、这样的女性形象在当代文学的女性人物谱系中具有何种意义？这部作品如此突出这个人物，她几乎是唯一被突显出来的人物，不读透这个人物，无法理解这部作品的独特含义。

带灯这个基层女干部，她可能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某种召唤下来到樱镇，她还显得稚嫩，甚至有些孤傲，她还穿着高跟鞋，在贫瘠荒凉的乡镇，无疑落落寡合。

但贾平凹此番并不想去表现她与环境有多么深入的冲突，甚至男女私情都不落墨。

她只能在具体的基层工作中成长，磨砺自己。

总之，贾平凹讲述一件件故事，一次次遭遇，她是在行动着的人。

她柔弱又刚强，犹豫又执着，她能与村民打成一片，靠的是她的用心和真诚。

她的综治工作如此繁杂，如此琐碎，看似无关紧要，杂乱且平常，却无比重要。

今天的乡村如此不稳定——无庸讳言，其核心要害就是阻止上访发生，预防群体事件。

对于乡镇工作来说，轻则丢掉樱镇的先进奖金，或者镇长升书记，副镇长扶正无望；重则一点小事可能酿就大祸。

带灯看上去在不停地调解平息，但能感受到她的身边危机四伏。

今天乡村中国并不平静，欲望机遇，利益争执，宗族敌视，贫困与不公是其根本问题。

带灯终于面对一次大规模的恶性群体事件，她自己也因此遭遇沉重的身体创伤和精神打击。

这个柔弱的小女子，如萤火虫般飞到这个小镇，她要在黑夜里给自己带来一盏灯，也想点亮一丝希望，结果她失败了，她已经气若游丝，但她的精神却是熠熠闪光，至少她曾经闪亮过，发出过正能量的光。

带灯这个形象体现的，正是党的基层干部的优秀品质。

这样的形象在中国激进现代性的进程中，并没有被完整塑造起来，现在贾平凹倾注笔力要创造带灯这样的人物，其积极意义当然不能被低估。

小说的结局，带灯这个人物，没有在现实的斗争中成长，没有与历史实践一起发展出面向未来的本质规律，总之没有与漫长的历史谱系接轨，也没有修复和重建那样的历史。

她如佛一样，她只是成为贾平凹谱系里的又一个人物，一个超凡脱俗的“如佛一样”的人物。

贾平凹的所有努力，如此有现实依据的努力，也就是说，只是在现实基础上做了一点理想化的努力，最终都无法实现其理想性。

贾平凹骨子还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没有让理想完全超越现实，不管是浪漫派还是幽灵学，都要回到现实中；他让带灯离去，她本是萤火虫，就还是萤火虫，飞向远方的天空，或者去梦游，神不知，鬼不觉。

再或者如佛一样，立在萤火虫之中。

这未竟的理想，对于贾平凹虽然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但也是一个终究无奈的选择。

与其说贾平凹怀着久远的社会主义理念，不如说他的思想其实是儒道释三位一体。

他的儒的一面使他总是怀着与当代政治浪漫派相近的济世情怀；这种情怀也经常表现为现代性的激烈的批判性立场，如《秦腔》与《古炉》，后者结果是求助于“道”来解决问题。

《带灯》则放弃了道，从儒转向了佛，只是似儒非儒，他的儒中混合着重建当代政治伦理的渴望。

从文学更为朴素的意义来看，贾平凹或许真的把带灯当作一个现实的人物，那
个乡镇女干部就领着他走了那么多的村庄，不断地给他发很长的短信，但他还是想要有一个“文字的带灯”，这就不小心触碰到中国文学的一个未竟的脉络了。

她是理想化的，但又是幽灵化的，贾平凹看着她，在那山坡上，“她跑到一草窝里踡身而卧就睡着了，我远远地看着她，她那衫子上的花的图案里花全活了，从身子上长上来在风中摇成鲜艳……。

”她真的活过来了吗？他到底是怀着爱和悲悯看着她，还是怀着那个宏大历史谱系的崇敬和理想看着她？贾平凹显然有所疑虑，摇摆不定，而且更有可能是前者逐渐占据了叙事的主导地位，他还是让带灯回到他的谱系中，带灯还是他的人。

他只好“且自簮花，坐赏镜中人”，这也就是“如佛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