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大帝吧】汉武帝对司马迁_史记_影响考论

文艺评论·literature and art criticism

2012·2

汉武帝于公元前141年3月登基，公元前87年3月驾崩，在位五十四年。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前135年），约于征和三年（前90年）去世。因此，可以说司马迁的一生和汉武帝的统治相始终。

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所营造的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不仅极大地感染了司马迁，而且对他的文学创作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决定了依附于皇权的司马迁也会因君主好恶而遭遇人生沉浮。因此，笔者拟以汉武帝对司马迁创作的影响为个案，以剖析等级制度下帝王与文学的关系。

（一）汉武帝为司马迁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汉武帝的历史功业、

对司马迁的任用激发起他创作《史记》的责任感，统一安定的国内形势，给司马迁漫游搜集史料提供了保证。

汉武帝统治时期达到西汉的鼎盛，国家实力大增，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大汉气象。据《汉书》记载：

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单于远遁；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东定薉貉、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贡陈于宗庙；协音律，造乐歌，荐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褒周之后；备天地之礼，广道术之路。上天报况，符瑞并应，宝鼎出，白麟获，海效钜鱼，神人并见，山称万岁。功德茂盛，不能尽宣。①

汉武帝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思想文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汉朝的一统天下不仅稳定了政治，而且安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如司马迁在《平准书》的开篇即描述了武帝时人民富足、天下承平的盛况：

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②

经济上的富庶不仅使百姓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而且他们也开始重视礼义廉耻。同时，往来交通的便利也带来了商业贸易的长足发展。如

《史记·货殖列传》：“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

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③

在通过各种途径促进国家发展的同时，汉武帝格外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和任用。他广开仕途，招揽人才，因此即位伊始，他便下诏求贤：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

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④

活跃于这一时代的士人大都怀有强烈的功名渴望，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去面对社会。“君

欲为治，臣以贤才辅之”⑤，此令极大地鼓舞了

他们的参政热情，士人们“为王前驱”的积极性被空前地调动起来，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才华为国为民，建功立业，从而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人生理想。汉武帝时期因此呈现出了一派人才济济的繁荣景象，据

《汉书》记载：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⑥

汉武帝对司马迁《史记》影响考论

金璐璐

文史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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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武帝朝昂扬进取的时代精神影响，司马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也是一种积极奋起的进取形象，他“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屑之才力，以求新媚于主上”⑦，充满了建功立业的报负，呈现出一种豪迈之气。

首先，正是由于司马迁受到汉武帝的赏识，他才能“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⑧，

“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⑨，先后在武帝朝担任郎中、太史令和中书令等职。汉武帝的政治统治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更是激发了司马迁强烈的自豪感和“宣汉”、

“恢国”的历史责任感。

余闻之先人曰：

“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

《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⑩

司马迁认为当朝国家统一，百姓臣服，呈现出贤君忠臣上下合力的祥和局面。身为史官，如不对这一段历史加以记载的话，那将是莫大的罪过。此言足以看出司马迁对汉武帝充满着赞赏之情，他也为自己能在这样一个盛世有所建树而深感自豪和欣慰。在这种时代风气的熏染下，司马迁“述往事，思来者”，意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先人有言：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春秋》，本《诗》、

《书》、

《礼》、

《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輥輯訛在这里，他以周公、孔子自比，兼采诸长，包罗万象来创作《史记》，并把它视为《春秋》第二。

其次，统一安定的国内形势为司马迁外出实地考察提供了充分的保障。据《太史公自序》记载，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輥輰訛。此外司马迁曾任郎中，于元鼎五年（前112）跟随武帝“行幸雍，祠五畤，遂踰陇，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輥輱訛；不久司马迁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輥輲訛。他以郎中将的身份奉使出征巴蜀以南，

在西南夷地区设郡置吏；元封元年（前110），

司马迁“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輥輳訛，

他随汉武帝到泰山举行封禅。总之，司马迁的

踪迹“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

淮矣”輥輴訛。司马迁考察的范围之广，路程之远，内

容之多，收获之丰，为他创作《史记》积累了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

再次，汉武帝重视文化事业，营造了良好

的文化氛围，使“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輥輵訛。据刘

歆《七略》记载：

“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

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輥輶訛同时，汉

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輥輷訛。石室、金匮等是国家保藏重要

文书的秘府，这使得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得以“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輦輮訛，对庞大而浩繁的资

料进行阅读、整理、编辑使他获取了创作《史记》的宝贵资源。

（二）汉武帝对《史记》内容特征的影响

首先，汉武帝大一统的业绩，促成了以本

纪为纲的《史记》结构框架的形成，促成了《史记》的宣汉、恢国意识。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以削弱诸侯王的地方

势力，汉武帝颁布推恩令，使侯国归郡统辖，从

而使中央政令达于全国；军事上，发动与匈奴

旷日持久的战争，从而使边疆地区免受匈奴的

威胁；经济上，汉武帝将地方的盐铁经营权、铸

币权，收归中央；思想上，他接受董仲舒“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这一系列的举措使西汉实现了政治、经济、

军事和思想文化的大一统局面。

大一统的业绩使大一统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如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传学者在解释《春秋》“元年春王正月”时为“大一统”思想提

供了理论武器：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

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輦輯訛由此可知，

“大一统”主要指政治上统一于

君主，即反对地方割据势力，实行中央集权，以

确立皇权的至高无上。这种思想既是历史发展

的必然，也适应了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维

护大一统的政治需要。

汉武帝的大一统基业使司马迁充满了自

豪之情，因此大一统是司马迁《史记》十分重视

的问题，并将之贯彻于《史记》的撰写之中。

《史记》全书共由本纪、世家、列传、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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