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马王堆汉墓发掘三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纪念马王堆汉墓发掘三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湖南省博物馆——喻燕姣
内容提要：2004年8月6日至10日，纪念马王堆汉墓发掘三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长沙隆重召开。

这次会议共收到论文64 篇，这批论文分八个专题围绕马王堆汉墓研究的若干热点问题展开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关键词：马王堆汉墓发掘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2004年8月6日至10日，由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长沙磊光乡土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纪念马王堆汉墓发掘三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长沙隆重召开。

这次会议聚集了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家及台湾、香港、北京、上海、广东、陕西、甘肃、四川、江西、湖北、湖南的97名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

会议期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郭伟民、向桃初、张春龙先生介绍了湖南最新考古发掘成果，与会代表还观摩了湖南省博物馆为会议举办的《长沙国文物特展》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发掘的大量文物珍品。

会议共收到论文64 篇，这批论文围绕马王堆汉墓研究的若干热点问题展开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这些论文可细分为下面八个专题：
一关于马王堆汉墓发掘及其意义
与研究历史的回顾
对马王堆汉墓发掘三十年进行历史的回顾与总结，是本次会议的主题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世民《再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意义》一文，从中国考古学发展史角度，论述了马王堆汉墓发掘的意义。

他认为，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在处理糟朽易损文物、多学科协同研究、传播科学考古知识、整理出土文献等方面影响深远，国内几乎没有哪一个考古发现可以企及。

湖南省博物馆熊传薪的《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和它在中国考古学上的地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世荣的《难忘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研究》，都回顾三十年前马王堆汉墓现场发掘情况，以及发掘报告的编写和帛书竹简整理研究概况，并阐述了其在中国考古学上的地位。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何介钧《马王堆汉墓研究评述》则综述了三十年来有关马王堆汉墓研究的成果，内容涉及古尸保存原因的研究，有关马王堆汉墓的历史地理研究，三号墓墓主研究，墓葬所体现的汉初丧葬制度的研究，帛画研究，《地形图》和《驻军图》研究，出土漆器、乐器、纺织品研究。

而最多篇幅用于对所出土的极具学术价值的帛书相关研究的评述。

二关于马王堆汉墓文化源流的研究
关于马王堆汉墓文化源流的研究，在之前已有多位学者进行了探讨。

湖南省博物馆的高至喜认为马王堆汉墓中楚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湖北省博物馆的郭德维则认为马王堆汉墓是秦文化的继续，汉文化尽管也吸收了楚文化因素，却主要是在秦文化因素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次，湖南省博物馆刘彬徽《马王堆汉墓文化源流与相关问题的研究》，对《秦文化的南播》和《马王堆汉墓中的秦文化因素》等论文提出的看法进行了讨论，就马王堆汉墓的文化源流及其楚、秦文化因素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提出马王堆汉墓是楚汉文化一脉相承的传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黄盛璋《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简帛文书、画、图与楚汉文明关系初探》，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马王堆汉墓文物中的楚汉文
明因素。

三关于马王堆汉墓墓主的研究
马王堆汉墓的墓主人是谁？这是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中的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也是国内学术界关心的问题。

这个问题，三十年来进行了两次大讨论。

第一次是关于一号墓主人是谁的问题，经过讨论，以墓主人是利苍夫人而告终。

第二次是三号墓主人是谁？是利豨的兄弟还是利豨？已讨论了三十多年，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近年来由于一些新材料的发现及对文献认识的歧异，再一次成为马王堆汉墓研究的大热门，墓主是第二代轪侯还是他的兄弟，有绝然相反的两派意见，本次大会与小组讨论中两种意见均提出了自己的证据与见解。

湖南省博物馆傅举有《马王堆汉墓的墓主人是谁——马王堆汉墓墓主人讨论三十年回顾》一文，对三十年来有关墓主人的讨论作了一个回顾，并举出了大量事实，许多理由，方方面面都证实了三号墓墓主人是第二代轪侯利豨。

上海博物馆孙慰祖《马王堆汉墓出土印章与封泥之再研究》，通过印文的补释、复原及分析，对一、三号墓所出印章封泥的时代及所涉及官制、印制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该文认为，一、三号墓存在两种不同的“轪侯家丞”封泥，它们分属第一、第二代轪侯，后者与三号墓所出的另一“利豨”封泥组成对应关系，并由此推定三号墓墓主是利豨。

四关于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乐器、纺织品的研究
对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乐器、纺织品的研究，三十年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次会议亦不例外，会上会下讨论非常热烈。

湖北省博物馆后德俊《楚国漆工艺与马王堆漆器之间的关系》，认为马王堆汉墓的锥画、堆漆工艺两种漆器工艺与楚国漆器工艺有着渊源关系。

中国艺术研究院顾森《红漆棺仙鹿图像的思考》，对朱地彩绘漆棺仙鹿图像的来源作了全新的诠释，通过对动物图象的分析，提到了马王堆汉墓文化内涵与欧亚大陆斯基泰文化有可能联系和交往的问题。

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一具保存基本完好的七弦琴。

琴是中国传统乐器中最古老、最富代表性的乐器之一。

2003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中国的古琴艺术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作为需要重点扶持和抢救的世界优秀文化遗产之一。

但是，琴究竟起源于何时，其基本的发展历史、尤其是其早期的演变脉络如何，始终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

中国艺术研究院王子初《马王堆汉墓七弦琴和早期琴史问题》，认为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琴，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汉琴标本；也是人们首次见到一种“半箱式”琴重要实物。

琴的“半箱式”形制，以及尾部实心并上翘、琴面下凹的构造可能带来演奏方法的完全不同，认为马王堆琴与今日古琴很可能是两个文化系统的产物，而且这种“半箱式”的琴，应该是流行于中国南方的一种楚式琴。

因此，他认为，马王堆三号汉墓琴的出土，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不容忽视，它不仅填补了中国琴史上的一个空白，而且为中国这种具有特殊地位的古乐器，另辟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

关于马王堆汉墓服饰及相关内容的研究，此次会议提交了8篇有份量的论文。

湖南省博物馆陈建明《马王堆汉墓文物中的汉代冠式初探》，通过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纚冠和纱冠两种实物，结合戴冠木俑和帛画所画的戴冠墓主、戴冠武士等形象资料，探讨了汉初的冠式。

台湾历史博物馆林淑心《谈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的相关问题——以服饰织绣品为中心》，从历史学、图像学的观点，分析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织绣品色彩、图案中所显示的相关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陕西历史博物馆王彬的《长沙马王堆汉墓服饰资料钩沉》，对马王堆汉墓的服与饰，特别是饰品的佩戴规律作了功能上的论说。

“长沙马王堆素纱襌衣研究复制”是国家文物局批准开展的科研项目，南京博物院金文的《马王堆汉墓素纱襌衣的研究复制》一文，从素纱襌衣面料的研制、素纱襌衣绒圈锦的研制到成衣这三个环节，论
述了素纱褝衣复制的整个过程。

台湾台南艺术学院林春美的《茱萸纹•植物化的龙、凤纹》，认为春秋至西汉初期的茱萸纹是植物化的龙、凤纹。

五关于古尸保护研究
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从保存程度之完好和经历年代之悠久等方面的评价，确实是一个防腐学上的奇迹，因此出土后引起极大的轰动。

古尸得以保存完好的原因，很多医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专家都曾发表了很有价值的见解。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彭隆祥《马王堆汉墓古尸保存原因与棺液来源的探讨》一文，认为古尸保存完好的原因可概括为八个字，深埋、密封、缺氧、无菌，并推理认为棺液来自尸解水。

女尸出土三十年后，其保存和保护状况怎样，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罗学港《马王堆汉墓古尸三十年保存情况评估》，向大会汇报了女尸三十年的保护情况：古尸大体形态无明显变化，组织表面和保存液中无细菌生长，结构和30年前基本一致。

并指出为使女尸保存时间更长，应在如何防止女尸蛋白质流失、骨组织缺钙、肌肉组织水肿或脱水等方面下功夫。

六关于汉代丧葬礼制的研究
马王堆帛书《丧制图》上有六行关于丧服制度的题记，湖南省博物馆曹学群的研究文章《马王堆汉墓〈丧服图〉简论》对其作了标点释读，认为其所记汉初葬礼不是先秦儒家文献记载的丧制。

中国文物研究所胡平生《马王堆帛书〈丧制图〉所记丧服制度考论》不同意此说，对题记重作标点释读，认为题记所述子为父服丧三年；为祖父、伯父等服丧十三月；为姑、姊、妹等服丧九月，皆与文献所记相符合，只是丧服名称不同而已，而原因却尚待研究。

美国芝加哥大学赖德霖的《从马王堆三号和一号墓看西汉初期墓葬设计的用尺问题》，该文从探讨马王堆汉墓棺椁如何制作这一问题出发，通过对考古报告提供的数据进行换算，发现三号墓和一号墓棺椁在制作时最有可能采用的汉尺长分别为0.235和0.23米。

并进而发现两墓内棺与另外两层外棺规格相同，即长宽高分别为9×3×3、10×4×4和11×5×5尺。

对比长沙子弹库战国墓，该文认为这种规格应为战国至西汉该地区高等级墓葬设计之一形制。

徐州博物馆李银德《西汉列侯葬研究》一文，对西汉列侯墓葬进行专题研究，并将西汉列侯墓葬分为两大系列；即竖穴土坑木椁墓系列和竖穴岩坑（洞室）墓系列。

前者主要分布在陕西、湖南、安徽等地，后者发现数量不多，主要分布在江苏徐州地区。

通过对墓主身份明确的西汉列侯墓葬的研究，对其冢园、外藏椁、墓道、墓坑形制、墓室、葬具、殓服和随葬品进行了探讨。

认为列侯墓葬与诸侯王墓葬有根本性的区别，列侯家族祔葬习俗较为突出，列侯不一定非葬于封国或归葬原籍。

古代的冥钱很早就有记载，是明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般由泥陶、铅等低值物质制造，既没有观赏性，也没有经济价值，很少得到整理者的重视，大部分发现物没有见于报道。

冥钱作为真实货币的一个影子，它有货币的外表形式，又是迷信的产物，有地方风俗习惯的特点，所以有必要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对象深入探讨。

南昌大学陆锡兴的《从古代冥钱的发展看马王堆一号汉墓》一文指出，楚国民俗崇巫信鬼，视死如生，把世间的财富也带入坟墓，因此楚墓中有丰富的冥钱陪葬。

为了储藏而不是交换，同时也考虑加工方便，楚墓中冥钱较多采用铅金饼而不是泥金版。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数量庞大的泥郢称和泥半两，保存完整，分别自铭为“土金”和“土钱”，无疑代表了先秦和汉两个时代的制度。

泥金版是先楚之遗制，但是制作工艺和形制又有秦汉时代的痕迹，泥半两是秦汉币制的反映，它开了汉代冥钱的先河。

总之，这个西汉早期墓葬，处于先秦到汉代转折时期，墓中出土的冥钱，集中
体现了两个时期冥钱的特点。

七关于马王堆汉墓帛画帛图的研究
马王堆汉墓帛画、帛图因其丰富的内涵，注定其永远会是马王堆汉墓研究的热点。

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朱青生的论文《铺陈死亡之后的天人合一》，对一号墓T型帛画三十年来的研究作了一个学术性的综述，并对各种论点的论据和方法进行分析，对于产生不同论点的现象本身从理论上进行了说明。

同时指出各种解释并存、分歧的现象不仅是人文科学的方法论问题，而且反映着西汉早、中期人们丧葬观念和理想的丰富、多重因素交织的状态。

并认为这种状态难以用一个体系明晰、逻辑合理、思维精密、设计周到的神学或其它观念去进行解释，而是将不同的（甚至有矛盾的）一形多义，一个符号多重功能同时加以铺陈，构成了一个天地人间的理想境界。

帛画与其它随葬品和棺椁、封土、墓祭行为一道综合呈现出西汉长沙地区的人对死亡之后依旧天人合一的观念和想象。

中央美术学院贺西林的《从长沙楚墓帛画到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画与帛画——早期中国墓葬绘画的图像理路》一文，在系统检视学术史的基础上，从具体图像切入，将图像置于上下文关系中，并结合文献，对长沙子弹库一号楚墓帛画、陈家大山楚墓帛画和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画与帛画进行了全面透析和系统阐释，揭示了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前期墓葬绘画的图像理路、象征意义及其作用和功能，展现了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前期墓葬绘画形成与发展的线索和脉络，探究了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前期楚地丧葬信仰的核心与本质。

上海体育学院王震、邱丕相，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李志明《从导引图与养生功法的流变探研中国健身气功的本质特征》一文，指出马王堆导引图功法涵盖后世所有养生功法类型。

该文在探研马王堆导引图养生功法技术的流变过程中，从现象学的研究视角探寻中国导引养生功法的本源，认为中国健身气功的本质特征就是调神、理气、正形。

湖南冷水滩政协文史委赵卫平结合《驻军图》，剖析了九嶷山地区“星官”文化地名。

甘肃省博物馆林健、李永平《甘肃定西出土汉代卜骨及相关问题探讨——兼论马王堆汉墓，<五星占>和<天文气象杂占>的社会意义》，指出马王堆和其它地方出土的星占文字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它们与当时社会的战争、丰歉、兴衰、安危等有密切关系。

八关于马王堆帛书的研究
马王堆帛书研究一直是学术界极其关注的热门课题之一。

大会共收到有关帛书研究论文35篇，它们分别对帛书的定名以及《周易》、《老子》、《春秋事语》和术数、医书类帛书等展开了研究和探讨，提出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观点。

帛书的整理与定名：马王堆帛书出土三十年了，但整理工作迄今未能完成。

湖南省博物馆陈松长向大会报告了马王堆帛书整理的最新进展情况，经过帛书整理小组的重新拼合，有一些新的发现。

帛书的种类根据《汉书•艺文志》由原来的五大类合并为四大类，即艺文、诸子、方技、术数类，兵书并入术数类；帛书的数量由原来的44种拼合后为50种，一篇文献为一种；其数字，电脑统计为144750个，除掉异体字、通假字等，大约11万多字，如若作保守估计，为10多万字；新增《宅位草图》（原称“筑城图”，其规模不够一座城，只有纵横线条）、《府宅图》（很小，原称“小城图”）、《物则有形图》、《宅形、宅位吉凶图》四种帛书；经重新拼合后，帛书《五星占》比原来少一行，《天文气象杂占》则多补出了近200字文字；帛书定名亦存在诸多问题，如《城邑图》改为《灵异图》等。

北京大学李零《马王堆帛书的题名问题》对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符箓》、《六十四卦》、《阴阳五行》等的题名问题提出了质疑。

认为帛书的题名可拈篇首语为之，或撮述内容，均应参考古书的篇
题，切忌现代语气的篇名。

帛书《周易》研究：清华大学李学勤《由楚简〈周易〉看马王堆帛书〈周易〉经文》，把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楚简《周易》与马王堆帛书《周易》及今传本《周易》作了对比研究，认为各有所长，楚简本和帛书本《周易》都是这一典籍流传过程中的重要链环，帛书《周易》不是从楚简《周易》演变而来。

华南师范大学吴辛丑《帛书〈周易〉释文与句读浅议》，对帛书《周易》释文和句读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对帛书《周易》进行释文和句读不要过于依赖、比照今本。

武汉大学欧阳祯人《帛书〈易传〉的性情思想研究》则深入研究了帛书《易传》中《要》篇与《缪和》篇中的性情思想。

哈佛大学程一凡《由“郭”到“老”：〈老子〉形成的关键期》一文认为，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老子》三篇与马王堆帛书《老子》整合在一起，就是《老子》的全篇内容。

该文对学术界持有的郭店本前有一“全”本《老子》的假设或假设众本归一的“多本并行”说进行了否定，并认为郭店本是源，马王堆帛书本是流，从郭店本到马王堆帛书本的这段历史岁月，是《老子》一书形成的至关重要时期。

《老子》一书应是由不同时代、不同人的手慢慢积累编纂而成今本《老子》的样子。

日本女子大学谷中信一《齐楚黄老思想管见》，通过帛书《十大经》，比较《管子•势篇》和《国语•越语下》，指出三者之间在思想上有明显的联系，认为它们都是阐述黄老思想的重要文献，并由此探讨了齐楚文化的交流。

台湾东吴大学郭梨华《儒家简帛佚籍中“德”与“色”的辨析》，探讨了帛书《五行》中德与色这一哲学论题的辩证关系。

台湾师范大学许文献《试论〈老子〉中几个从“兌”字之异文》，通过《老子》中几个从“兌”字的异文，对《老子》的字句与思想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疏证。

武汉大学丁四新《本体之道的论说——论帛书〈道原〉的哲学思想》，从“道原”的涵义，“本体”与“本根”之“道”的关系，“知虚之实”的体道论和“上虚下静”的政治论三个方面论述了帛书《道原》。

四川师范大学魏启鹏对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前四种古佚书之第三篇《称》进行了补笺，揭示黄老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学术特征。

武汉大学陈伟《简帛五行对读》，将郭店楚简本和马王堆帛书本《五行》进行了对读比较，认为一些字词的考释尚需推敲。

帛书《春秋事语》研究：北京大学裘锡圭对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的原释文重新作了校订，并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了详细的注释，且对《春秋事语》的性质和时代等问题有论述。

这是目前研究帛书《春秋事语》最得力之作。

术数类帛书研究：湖南省博物馆陈松长《马王堆帛书〈式法〉研究》，分别从篇名、篇幅、内容等方面对这件帛书进行辨析，同时借助其他帛书文字的对勘，对已发表的“刑日”这部分释文作些订补，并着重讨论了释文中“祭”篇的有关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乐贤《马王堆帛书〈式法•祭〉复原》，通过对《式法•祭》的内容进行分析，指出它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的神煞以“月”为单位运行，后一部分的神煞以“季”为单位运行。

鉴于这些神煞在各月或各季的运行多有规律可寻，故他据此补释出了“祭”篇的部分缺字，提出了一种不同于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释文的“祭”篇复原方案。

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叶山通过帛书《刑德》，对兵占历史进行研究。

他认为，兵占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很重要方面，从战国时期至明代均有。

马王堆三号墓墓主人应是长沙军队的领导，所以墓中出土有兵占内容的帛书。

中国军事史上为何会出现兵占，古人认为战争胜负掌握在祖先与神灵之手，人们靠占卜来预测结局。

并进一步指出，只有全面理解占卜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才能更好地理解兵占历史。

日本山梨县立女子短期大学名和敏光《马王堆汉墓古佚书〈出行占〉掇合考》，对《出行占》进行了探讨。

医书类帛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广州中山大学陈伟武《简帛医药文献考释举隅》，对《五十二病方》、《养生方》等简帛医药文献进行考释。

湖南中医学院周贻谋《论帛书〈胎产书〉的重要价值》一文，就《胎产书》有关养胎护胎的理论及方药作了研究和探讨，特别指出它在胎教和优生等
方面确有重要意义，至今仍能给人们有益的启示。

北京教育学院连劭名《马王堆汉墓房中书与古代道论》，认为马王堆汉墓房中书《天下至道谈》中的“至道”、“损益”、“食气”等，都与古代的道论有关，是研究古代哲学和养生学的珍贵资料。

英国伦敦大学罗维前《从编排结构看张家山汉简〈引书〉的性质》，结合马王堆医书，认为张家山医简《引书》不是一本实用的医疗手册或指南，而是一部综合记录许多来源不同的导引操作技术和知识的文献。

此外，西南师范大学张显成《马王堆帛书语言文字研究价值漫谈》，认为马王堆帛书在语言、文字、语法、词汇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日本东京大学大西克也《出土简帛资料和先秦汉语语法的地域性差异》，利用马王堆帛书、包山楚简、睡虎地秦简、银雀山汉简等文献，探讨了上古时期汉语语法的地方性差异。

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德安《古代中国的食谱和美食：以虎溪山与马王堆的资料为据》，对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的有关烹饪方剂竹简进行研究，认为其是中国最早的烹饪方剂，并指出为了研究马王堆有关烹饪和食物的资料，虎溪山竹简食谱为其提供了很重要的新资料。

德国汉堡大学李孟涛从帛书文本学的研究角度出发，根据每种帛书文字变形的特点，指出，“老子乙本”、“系辞本”、和“刑德乙本”是同一个书写者写的，而“周易本”是另外一个人写的，“相马经本”和“五星占本”
又是别人的作品。

同时他认为，“老子甲本”是由一位书写者写的，但“老子甲本”的六篇底本各出自不同的抄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来国龙利用马王堆帛书及其它战国、秦汉间出土的简帛材料，探讨了先秦文本的流动性和早期中国经典形成之间的关系。

港城市大学洪娟《从新出土秦简再看马王堆简帛的长垂用笔》，追溯了马王堆简帛多用长垂用笔的源流。

该文认为这种长垂最早见于曾侯乙墓竹简，曾简文字以强调末笔的曳长来加强文字的纵势，且近年新出土的云梦龙岗及湘西里耶秦代简牍又为这一用笔提供了更多的文字资料。

这又从一个侧面反映楚文化何以延伸至秦、汉。

日本迹见学园女子大学横田恭三《统一后的秦国中书体的真相与书家的意识——以里耶秦简的文字为中心》，该文重点考察里耶秦简的书体真相，并探究当时的书家意识。

他们的这些文章立意新颖，颇值得学术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