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学：兴奋与紧张之间教学文案

清代汉学：兴奋与紧

张之间

清代汉学：“兴奋”与“紧张”之间

——读张循先生《汉学的内在紧张：清代思想史上“汉宋之

争”的一个新解释》

彭衛民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题号】K24

【复印期号】2011年05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论坛》(石家庄)2011年2期第247～256页

【英文标题】Between Exciting and Tension: A Review on Zhang Xun's The Inner Tension of Han School: A New Interpretation on "the Dispute between Han and Song" in the History of Thoughts in Qing Period

【作者简介】彭卫民，西南政法大学政治学理论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清代学术史与政治制度史方面的研究。

【內容摘要】（近人研究清代学术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清代思想界所谓的“汉

学”“宋学”视为一个客观的、有固定内涵可以归纳的对象，并往往欲对二者“下定义”。实际上，清人对“汉”“宋”的使用分歧丛出，在他们自己便未提出任何客观公认的标准，更无固定的“定义”可下，作为后人的我们却欲自作聪明地代他们来做审判官，这完全是误入歧途！这些言论，煞有介事，其实根本如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不过是自己头脑中编织出来的一场逻辑游戏，与历史的真实动态的过程南辕北辙。史料中足以提示我们的地方太多了：江永被唐鉴收入《国朝学案小识》，视为“理学阵营”，又被江藩收入《汉学师承记》，视为“汉学阵营”，请问他究竟是什么阵营？连清人自己都分不清阵营，我们又如何能言之凿凿的说什么“居理学阵营”“居汉学阵营”；按近人看法，陈澧是典型的“居汉学阵营兼采汉宋者”，可是在章太炎、刘师培等自认为“居汉学阵营”的人看来，首鼠两端的陈澧哪里有“居汉学阵营”的资格！我们是不是又要找一条客观标准出来，以衡量究竟是近人错了，还是章太炎错了呢？历史本没有所谓“一个客观的真实”，不同的历史人物将看到与记述不同的真实，历史学的任务不是要去评判究竟谁的真实是真正的真实，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有什么根据说某些真实比另一些真实更真实呢？历史学的任务毋宁是去描绘这些各种各样的真实在历史的时空中的动态的过程。比如说，我们不是要去回答某人究竟是汉学家还是宋学家，而毋宁是要清理清人为什么要对他作或汉、或宋的区分。这是当今的思想史研究最值得反思之处，同时，这也是我对我自己此前研究的反思。

——摘自张循先生的来信【关键词】EE393UU1826404

人类将思想（言语）刊刻于经典（语言），又通过经典（语言）阐释他们的思想（言语）。当然这里所说的“经典”与“思想”的关系则至少应当

包含如下几层含义：一是从思想到思想；二是从经典到经典；三是从思想到经典；四是从经典到思想。但是不管二者关系如何，在清季时期学人眼里看来，这都已经是毋须探讨的问题，比如皮锡瑞（1850－1908）在南学会第一、二次讲义的开篇就说到了学问中“说”与“写”的关系：

本朝有鉴于禁诸生立会立社，纪文达公著论深以讲学为非，谓只宜著书不宜讲学，从此以后儒者以讲学为讳，今人忽闻讲学必以怪不知百年以前讲学通行并非惊世骇俗之事……无论何种学术，皆当自求心得，不当是己非人，意有不同不妨周咨博访，互相印证，以折衷于一，是即学弧泒宗旨不可强合，尽可各尊所闻，各之所行，不妨异同。不必争门户，无论何项学术，不要务虚名要切实用，讲汉学者要通微言大义方有实用，破碎支离不成片段者无用；讲宋学者要能身体力行方有实用，空谈性命不求实用者无用（1）。皮锡瑞将“文字”与“言语”、“学”与“行”的关系在这两次讲学中表述的非常清楚，似乎不用讨论，不管是淹贯经典的“下学”，还是发挥义理的“上达”，对于一个想要“求其放心”的知识分子来说，都非常重要，这二者不仅是治学的任务，也是治学的过程。

但不可否认清代以降，学术（儒学）内部的这种链接出现了断裂，这种断裂表现在学者们不仅很难在“考据”与“义理”之间寻找共通点，而且自己都已经为这种毫无“义理”的“考据”感到恐慌，陈澧（1810－1882）说：“近世儒者咸知考索，然或《苍》《雅》甫明，华颠已至，窥堂陟奥，俟之何年。又儒者之书，多宏篇之作，可资语上，难喻中人。故蒙童之子，次困之材，虽有学山之情，半为望洋之叹。”（2）朱一新（1846－1894）也说：

“圣门以下学之功示人，故不空言理，宋儒则言理居多仍与约礼之旨无异，盖礼经残缺，古今异宜，大而朝聘燕飨，小而宫室器服，多非后人耳目之所习，与之言理，则愚夫妇可与知，能与之言礼，虽老师宿儒或不能尽通其义。”（3）清代汉学家们的这种偏见往往如是，对经典过分关注与回忆的背后，是汉学家们对虫鱼训诂之学的无比兴奋：

百余年来，钜材硕学尽发其矫诬妄作之病，由是古昔书传微文奥旨以及数度名物，虽极隐伏，湮塞几绝，多错综异同，条其义类，他考覆亦率精确可观。自元明至今，未有若斯盛焉（4）。

基于此，清代思想史开始出现一种“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的对立及冲突，即所谓的“汉宋之争”，清代学人自己就已经察觉到了汉学与理学的冲突、调适多少受学派时运的影响，并为此而感到担忧，龚自珍（1792－1841）承认“入我朝，儒术博矣，其运实为道问学”，但是他却为学界普遍“道问学优于尊德性”的心理感到担忧，“道问学”的大兴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是有文无质也，是因迭起而欲偏绝也。圣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为之表，有穷理尽性以为之里，有诂训实事以为之迹，有知来藏往以为之神，谓学尽于是，是圣人有博无约，有文章而无性与天道也（5）。

而这种时运的兴与衰并不能单纯等于就给我们演绎出了清代“汉宋之争”的整幅画面。当然，近人研究此一问题的著作甚夥，既有观点多指向“争”——即汉学与理学的对立及后来的消解（6），但“汉宋之争”的内涵并

不全然于此。实际上，“汉宋之争”这种提法是值得讨论的，不仅因为近人谈此一问题时必认为考据学家只讲考据，理学家只重义理，更在于二者只是在纠缠不清当中争论一个不同范围的宋学，汉学家非难的只是“陈义甚高，居心过刻”（7）的狭义宋学，确切的从细处来讲，“汉宋之争”这个命题则至少可以包含以下四层含义：一是把“汉宋之争”视为义理学与考据学两种不同学术形态的盛衰消长；二是清儒在经注、经义上对汉注或宋注各自取舍的立场；三是从哲学高度的义理类型之争来看待“汉宋之争”；四是两派的宗旨与性格对“汉宋之争”推进的影响。前三者是比较突出的特征，即汉学/理学之间的聚讼与调停，而通过对学派内部性格特点的考察，是否能给所谓的“汉宋之争”下一个更深层次的定义呢？

一、内在紧张：“汉宋之争”的新认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四川大学张循先生刊登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的新作《汉学的内在紧张：清代思想史上“汉宋之争”的一个新解释》（8）（简称“张文”）则给了我们一个耳目一新的观点：对“汉宋之争”的关注还应当从汉学（汉学家）的内在性格考量，“汉宋之争”不仅是汉学与理学的对立、聚讼，更是汉学内部的紧张冲突，这种冲突表现在：因为汉学归根结底是儒学的一种，汉学家从本质上还是儒者，受到儒学旨趣的约束，它并不允许自己无限制的从事饤饾考据而欠缺对义理的认知。所以，一方面汉学家们无法抑制对虫鱼训诂的兴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防止其与“德性”“义理”“性命”等概念脱节，而不至于应了方东树（1772－1851）所描绘的那种“失其是非之心，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禅与心学”（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