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祭祀的_因革损益_观_魏衍华

［收稿日期］2013－10－11［基金项目］本文为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孔庙祭祀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走向”（11CLSJ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魏衍华（1982年－），男，山东菏泽人，历史学博士，平顶山学院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

孔庙祭祀的“因革损益”观魏衍华（平顶山学院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河南平顶山467000）摘要：孔庙祭祀是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历代贤哲的释典活动，它经历孔子后裔、鲁都曲阜到天下国家通祭的过程，成为隋唐时期以后传统社会的“国之大典”。

在不同时期，虽然孔庙祭祀的时间、程序、服饰和乐舞等仪式不尽相同，但变化都遵循“因革损益”的原则，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探寻孔庙祭祀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内在规律，既有利于传承与弘扬此项遗产，也为当前探索其未来走向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孔庙；祭祀；改革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38（2014）01－0107－04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的记载来看，早在上古时期，祭祀就已经成为时人社会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了避免祭祀过程中出现“淫祭”和“谄媚”现象，先秦时期的祭祀对象有着明确规定，如《礼记·祭法》中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

”类似说法亦见于《国语·鲁语上》，孔庙祭祀无疑应是遵循此原则的产物。

它在继承上古时期庙堂祭祀的传统，也从当下社会的变革与演进中汲取诸多有益营养，成为相对稳定而又随时因革损益的文化生命体。

经过近两千年的传承、积淀与变革，孔庙祭祀早已成为影响中国、东亚乃至全球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然，尽管孔庙祭祀的时间、程序、服饰和舞乐等在不同时期不尽相同，但尊重孔子、尊重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贤哲和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这一本质是相通的。

在此前提下，梳理孔庙祭祀的形成、发展、兴盛及衰变过程，提炼孔庙祭祀的核心构成，设计出符合新时期需求的孔庙祭祀构想，就成为摆在当下世人面前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孔庙祭祀孔庙祭祀，顾名思义是一场在固定的场所———孔庙———举行的集音乐、歌舞和隆重礼仪等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活动。

据统计，从山东曲阜出现首座孔庙伊始，至清末废止，中国历史上曾建有1560多座孔庙，分布于自中央政府到偏远山区的各个区域，构成中国的文庙群体。

随着孔子思想跨出国门，影响世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等地，也相继建有规模与性质不尽相同的孔庙，构成海外孔庙群体，以韩国成均馆、日本汤岛圣堂等为代表。

然而，由于自然、人为等因素，此类孔庙建筑虽曾几经修葺、重修，甚至迁建，多数都已消失，但在落成后举行的各类释奠活动，理应属于孔庙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庙宇，为孔氏后裔、各级政府和文人墨客参谒的专属场所。

然而，由于地域、性质和规格的差异，其承载的历史功能则存在明显差异。

有的主要是以孔氏后裔为参祭者，如曲阜孔氏家庙和衢州孔氏南宗家庙；有的主要是以中央政府官员为参祭者的太学孔庙，其建筑风格基本仿照皇宫规制，规格较高，具有“国庙”性DOI:10.16140/ki.ydxk.2014.01.025质，如曲阜阙里孔庙和北京国子监孔庙为代表；其余为数众多的是国立地方孔庙，自唐贞观四年（630年）至清末，地方州县都建有其“学庙”，祭祀对象主要是孔子，还有少数当地的儒家代表人物。

此外，受唐代朝廷设立书院的影响，以私人治学为主的书堂也逐渐变成具备讲学功能的书院。

自岳麓书院仿国子监祭祀孔子始，各地书院祭祀孔子活动渐次普及，成为有别于“国学”性质的“私学”孔庙，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尼山书院、洙泗书院等。

无论哪类孔庙，释奠礼表达的皆是对中华古老文明的敬意，具有鲜明的文教性质，这亦是中国人习惯称孔庙为“文庙”的原因所在。

孔庙祭祀最早是家庙祭祀，具有家庙性质的孔庙是在孔子故居上改建而成的。

在孔子去世后，虽然祭祀孔子活动就已经开始，但严格意义上的孔庙祭祀则是在将孔子故居改作庙宇后的事情。

据学者考证，孔子故居改为孔子庙的时间应该在子思去世（公元前402年）或略后［1］。

隋唐时期以前，由于传世文献中有关此项祭祀活动，仅有“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祭祀的环境和规格都不太清楚，大体源于民间礼俗，仅有醴酒稻粟，“牲用犬”，等等。

孔庙家祭活动在唐代基本固定下来，主祭孔子，以伯鱼、子思配祀。

而宋代之后，北方家庙添加“兴祖”中孔仁玉，南方家庙中还祭祀孔端友。

尽管家祭性质的孔庙祭祀开始很早，但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的仍然是“国祭”的孔庙祭祀。

唐代之前，孔庙祭祀时有浮动甚至混乱，至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孔子在国学祭祀中的独尊地位得以确立，至少在皇太子亲释奠时，迎神、太子行、登歌典币等仪式都有专门的乐章，称为承和、肃和、雍和、舒和等。

唐太宗之后，孔庙祭祀虽然屡有变革，但释奠礼作为大祀，笾豆用十二之数，规格皆与社稷相同，甚至明清时期释奠礼还由六佾升为八佾，笾豆等礼器的数目皆与天子等同。

在“国庙”祭祀中，除主祭孔子外，还有大成殿内的四配、十二哲和孔庙两庑的历代圣贤。

以乐舞为例，自隋文帝时期专用祭祀乐舞开始，经宋元明清时期逐步完善，孔庙祭祀形成完整的仪式，主要包括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和送神等。

在孔庙大成殿前所举行的各类祭祀仪式，习惯上称为“释奠礼”，即在祭祀过程中，将特定的音乐、舞蹈、祭品等陈设、呈献于至圣先师孔子面前，以表示崇敬之意。

当然，最初的孔庙祭祀原本属于个人行为，祭祀者主要以孔子后裔、孔门后学和各级官吏。

此后，祭祀活动则呈献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早期祭祀仅有秋季一次，后增为春、秋两次，至东汉明帝时期又增为春、夏、秋、冬“四大丁祭”和清明节、端午节、六月初一、中秋节、重阳节、十月初一、腊八节、除夕节等“八小祭”，形成非常完备而严格的祭祀体系。

1934年国民政府又将孔子诞辰日的农历8月27日，列为国家纪念日而上升为“大祭”。

此时孔庙祭祀对象，除孔子外，历代先贤、先儒还以动态方式出入于孔庙而受到祭祀。

至民国时期形成四配、十二哲、一百五十六位从祀者的庞大规模，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祭祀史上的一大奇观。

二、孔庙祭祀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传统社会，孔庙祭祀曾被视为“国之大典”，有极其完备的祭祀场所、礼乐制度、组织机构、经济基础和服务队伍，并且世代相延、与国咸休。

孔庙祭祀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应和孔庙祭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度有关。

首先，孔庙家祭源于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属于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亲属活动。

然而，由于孔子的儿子伯鱼先其而去世，其孙子思尚且年幼，祭祀活动主要由孔门弟子承担，如“岁时奉祠孔子冢”、“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陈设孔子“衣冠琴车书”于“故居所堂内”等。

即是说，孔子故居、孔子冢都成为孔门后学寻求“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直至今日此项功能仍为中华民族重建“精神家园”时所倡导。

实际上，曲阜孔庙祭祀具备的此类“拟血缘性”和“血缘性”的双重性质，贯穿于孔子以后中华传统文化的始终，在中国传统祭祀史上占据显赫位置。

作为“国祭”的孔庙祭祀其依据应是古代学校的释奠礼，荀子曾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

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荀子·礼论》）。

其实，至迟西周时期中国就已设置官学，周代的官学则分为都城国学和地方乡学两类，根据礼制都要对先师进行岁时祭祀，如《礼记·文王世子》中说：“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

秋冬亦如之。

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

”虽然当时何人为先师？何人为先圣？都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但自隋开801殷都学刊2014年皇元年（581年）赐孔子以“先师尼父”后，孔子为“先师”地位逐渐得到后世认同，如独享的“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等称谓就是最好的明证。

配享和从祀则是孔庙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春秋之前，虽然以弟子陪祀先师接受后人拜祭并没有明确记载，似乎属于后世的创举，但梳理传统礼制则会发现，它与古代郊祀、社稷中有主、有配的传统密切相关。

如《礼记·祭义》中有“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的记载；而宋代方悫也说：“有其祀，必有其配。

故主以日，而又配以月也。

犹之祭社，则配以句龙；祭稷，则配以周弃焉。

”［2］据史料记载，祭祀社稷的仪式已通行于汉代，“配位”之典也已成为惯例。

如汉武帝时期的“礼达”“后土”（《汉书·郊祀志》）、王莽时期的“祀天则天文从，祀地则地理从”（《后汉书·志第八》），光武帝三十三年正月辛未举行的郊祀，更开启了“别祀地祗，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坛上，地利群神从食，皆在坛下”（《后汉书·志第九》）的先例。

这也是后世孔庙配享从祀制度的重要依据，如台湾学者黄进兴先生说：“后世孔庙‘配飨’诸儒位居殿堂，而‘从祀’之儒只能忝列两庑，其渊源即在此。

”［3］孔庙祭祀使用的乐舞也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庙堂祭祀用舞乐本是周朝旧制，称为庙堂雅乐。

拥有“四代之器、服、官”和“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礼记·明堂位》）的鲁国尤重此法，凡大祭大祀时必定使用舞乐，如“鲁有禘乐，宾祭用之”（《左传·襄公十年》）、“三家者以雍彻”（《论语·八佾》），等等。

遵照这一传统，当孔庙为历代皇朝修缮和扩建时，庙堂舞乐的应用也自然会被纳入到祭祀的议程，古老的鲁国庙堂乐舞借此机缘也得以传承。

如东汉元和二年（公元86年）章帝曾至阙里鲁祠“作六代之乐”，南北朝时制定“轩悬之乐”和“六佾之舞”，成为永久定法，此类乐舞一直流传至民国时期。

当然，由于朝代的更替，祭孔舞乐在体现孔子精神前提下也有所更新，如乐器配置、服装设计、出舞人数、表演形式等，都展现出新时代的元素。

当然，在持续两千多年的孔庙祭祀中，不仅传统文化深刻影响孔庙祭祀的各个环节，而且孔庙祭祀也反过来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形成一种双向互动关系。

一方面，孔庙祭祀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营养得以形成、发展和逐步完善，而古老的雅乐、舞蹈等在“损益”中得以保存；另一方面，孔庙祭祀对中国传统社会士人的心理、灵魂及民间习俗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以从祀制度为例，明代学者瞿九思曾说：“从祀大典，乃乾坤第一大事。

”［4］即是说，死后能从祀于孔庙两庑的信念，直至清末仍萦绕于士人的脑海之中，如一位自称“梦醒子”的清代文人曾感叹说：“人至末世而莫能分食一块冷肉于孔庙，则为虚生。

”［5］他能有如此的感慨，无疑是受到了孔庙祭祀现场气氛和文教意义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