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战略贸易政策及其在中国的运用1论文

战略贸易政策及其在中国的运用(1)论文建立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假设基础上的经典贸易理论推崇无政府干预的自由贸易政策，但由于现代比较优势的主要形成机制--新兴产业的“先人”和大规模生产成本领先优势以及国家竞争力的介入，扭曲了当代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形成机制和国际竞争机制，使这种自由贸易政策丧失了在贸易实践中的最优和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发达国家目前流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它是由美国学者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的。

其核心内容是由于当代国际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如果政府对大企业采取补贴等战略性贸易扶持政策，就可以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帮助本国企业战胜国外竞争对手，从而占领国际市场，获取垄断利润，以达到增进本国福利的目的。

国家战略贸易政策实质是将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竞争主体和利益主体由企业扩展到国家，将企业竞争力提升到国家竞争力，将企业竞争策略上升到国家经济政策，借助政府的力量和国家公共财力来应对国际化经营中的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效应。

根据Brander Spencer 的战略性出口贸易政策，这种“增进本国福利”的主要来源是它把寡头行业利润从外国企业转移到本国企业，即贸易政策的利润转移效应(Profit - Shifting Effects)。

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借鉴和运用战略贸易政策。

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对战略贸易政策的理解和运用上存在误区，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原发性自主创新能力决定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战略贸易政策形成的基础和定位的基点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具有强大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发达国家，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上存在很大差距，合作创新和模仿创新是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的主要方式。

因此，发达国家的战略贸易政策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

以下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的战略贸易政策进行研究和对比分析。

一、国家战略贸易政策的导向发达国家的战略贸易政策导向是：通过国家支持和政府介入，综合运用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帮助企业率先进入和开发新产业，构筑先发优势和规模经济，通过成本领先优势抢占市场份额，扼杀潜在的和成长中的竞争对手，形成国家资助下的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优势，借助国家竞争力确立本国大企业在新兴产业开发方面的国际领先和主导地位，抢占世界高科技领域的制高点。

例如，美国自９０年代初就开始制定和推出“国家出口发展战略”，其内容包括财政和金融措施、产业部门支持、特定市场准入、技术性支持等各个方面，而确定为优先支持的领域均为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其目的正如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所说：“是保持美国在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

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的战略贸易政策导向是：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产业实施“空心化”战略( 研发机构在本国，生产向海外劳动力价廉的地区转移)带来的有利发展机遇，通过政府介入和国家财政支持，形成最有利于国际加工业集聚和发展的战略“凹地”，吸引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流入“凹地”，融入高新技术产业链中劳动密集度相对较高的环节，通过国际化生产的外溢效应，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分享当代科技创新的成果和扩散效应。

这种政策目标的确定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新产业开发和技术创新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不对称竞争”的地位：由于缺乏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很少，产业发展主要沿袭产业技术梯度转移的模式，技术发展也是以跟踪、引进、模仿为主，无论在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研究、还是在新产业开发研究领域都滞后于发达国家十几年到几十年，本国独立完整的高新技术产品开发体系尚未形成。

在这种非对称竞争的情况下，即使发展中国家仿效发达国家资助本国企业进行R D 投资，也很难从创新能力和新产业开发能力上击败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

因此，只能将战略贸易政策的目标定位由“竞争”转向“合作”，借助跨国公司的力量，进入全球配套市场，在较短的时间内，缩小在高新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往的国际经验证明：大量引进国际资本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技术升级最迅速、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以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情况为例实证分析：据外经贸部统计，２０００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２９８.２２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５８.９％，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７６％攀升到８０.５１％。

这说明我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自主开发能力相当薄弱，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力量，而且从其增长轨迹看，９０年代以来，一直保持高于全国外贸出口平均增幅的发展态势。

２００１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４６４.６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２５.４％，高于全国平均出口增幅１８.６个百分点，在全国新增出口总量中，高新技术产品占５５.５％。

如果离开“外资”，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不足现有规模的１/５而技术贸易逆差将高达５００亿美元。

从企业的创新能力来看，据外经贸部调查统计，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申请的专利数占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申请数的２/３以上。

再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构成分析，２００１年，计算机和电子、通信技术类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约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９０％，而这类产品绝大部分是由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

由此可见，我国的战略贸易政策导向( 尤其在高新技术产品贸易领域)只能是“合作”。

经济的“融合度”决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度”，只有不断提升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度”才能逐步缩小与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二、战略贸易政策的实施从发达国家情况分析，在生产力诸要素构成中，资本要素相对充裕，因此发达国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低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

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存在输出资本，使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趋向均等化的倾向。

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估计，２０００年发展中国家接受外国直接投资金额高达２４００亿美元，２００１年，受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９.１１”事件对投资者信心打击的影响，降至２２５０亿美元，但仍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２５％。

例如，美国的国家贸易政策中非常注重“全球资源的置换效应”，即用美国的投资、知识产权、技术装备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生产要素进行置换和组合，以实现美国经济从“后工业化经济”向“智能和创造型”经济演进。

这种以全球资源置换为内核的对外投资方式绩效十分显著，１９９８年，美国海外分支机构的销售额高达２.４万亿美元，是美国同期外贸出口的２５倍。

发展中国家战略贸易政策实施的关键是通过国家财力和政府的经贸政策，改善本国的投资软硬环境，营造一个有利于国际生产要素流人的战略“凹地”，吸引发达国家处于成熟期的加工业或高新技术产业链中劳动密集度相对较高的“环节”，形成国际化生产加工基地。

并通过不断改善加工贸易条件，拓展加工贸易业务，最终成为跨国公司国际化生产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加工链”。

据《商业周刊》最近统计，全球５.３万家跨国公司内部和相互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６０％以上。

因此，融入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体系，大力发展产业内加工贸易应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今后发展的基本取向。

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方式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着年均８％的增长速度，已连续９年成为世界上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每年都有４００亿美元以上的国际资金流入。

作为“世界工厂”，加工贸易逐步成长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

２００１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１４７４.５亿美元，占外贸出口总额的５５.４％，加工贸易进口９３９.８亿美元，占外贸进口总额的３８.６％，其中高新技术产品的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装配贸易约占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９０％。

这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的生产方式仍以加工装配为主，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程度和自身的加工水平，加工贸易是现阶段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方式。

我国沿海地区制造业发达、人才集中、劳动力素质较高、技资环境较好，如何构建和形成这样一个战略“凹地”，主动吸纳国际生产要素的流入，应成为我国制定和实施战略贸易政策的切入点。

发展中国家战略贸易政策实施的首要前提是如何构建对国际加工业最具吸引力的战略“凹地”，而战略“凹地”的构成要素取决于外国公司选择海外投资的标准和主要促成因素，以及各国在吸引国际投资方面的相对优势。

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近年来经济政策的导向看，各国日益意识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性，在吸引外资的政策取向上更加趋向促进投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放宽对投资领域的限制以及放松外汇管制，各国都在致力于为投资者创造更加有利、更具吸引力的政策环境。

因此，作为国际化的加工贸易战略“凹地”一定要具备国际大环境中的政策优势和环境优势，要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创造优越的政策条件和投资环境。

各国的实践表明，只有当一个国家致力于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教育体系，提供透明的、可预见性的政策、法律环，并且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之间能够政令畅通、协调一致、高效运作，才能对国际投资形成强大的集聚效应。

三、对策措施外商选择来华投资的最主要决定因素首先是成本，其次是市场，第三是环境。

以下就这三个核心因素以及我国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措施进行分析和探讨。

１. 成本因素在产品成本构成要素中，我国最具竞争力( 也是外商最看中) 的是劳动力成本。

劳动力竞争优势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在可用性基础上的劳动力资源充裕和价格低廉，即较容易雇佣到大批熟练的产业工人；二是，具备一大批比较优秀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其薪水与国际同类人员相比又非常低；三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的可塑性很强，表现在文化基础知识较好，渴望学习、刻苦钻研，而且吃苦耐劳、便于管理。

但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整体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而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人力资源要素将逐步取代自然资源要素的主导地位，成为构成贸易条件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绝不能仅仅建立在价廉的基础上，因为劳动力的绝对成本优势终将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丧失，而劳动力的相对成本优势( 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与其成本的比较) 是我国可以长期依托的支点。

我国应加快普及高等教育的步伐，加大教育投资的力度，为现代加工贸易的运作提供厚实的智力支撑，主动迎合国际跨国公司目前正在积极推行的人才本土化战略。

同时要加强人力资源的国际合作，通过国外高技术劳务的引进，与国内低成本的劳动力相结合，形成人力资源方面的组合效应和互补优势。

２. 市场因素市场是构成外商来华投资的第二大要素。

目前，外商最大的不满在于市场体系的发育程度不完善：一是，在某些市场的准入方面存在明显的经济成分歧视，限制和排斥外资企业，即使对外商部分开放的领域，还存在地域、企业数量和股权比例等方面的限制；二是，市场约束机制不完善，外商普遍感到中国法律的聚焦点是大公司、大企业，而对小企业缺乏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