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味用量

药味用量：经方与河洛数理药味用量：经方与河洛数理古汉岗（一）日本名医丹波元简说过:“中医不传之秘，在于剂量。

”此话人们早已熟知。

但谈到此“量”，历来中医药方剂书中仅说到主药与次药、辅药的份量不同，或是根据不同地域、不同体质，用药份量有轻重之分。

但进一步推敲下去，一个药方必定含有若干药味，这些药味的份量如何确定的？对此，鲜有医书曾予提及。

清代章纳川曾写过一本书，叫《汤头钱数抉微》。

此书的主旨就是探讨上述药味用量的问题。

⑴但章纳川简单地将用药份量，依三焦而定钱数，例如上焦用一钱、中焦用二钱、下焦用三钱等。

此说太过粗陋，与事实不符，不切实用，殊不可取。

提出上述问题，并非吹毛求疵。

每个执笔处方的中医生，在开列医方时都面临这种选择，除了辩证立法、对症下药外，必定要思量药味的用量。

现在换个角度来讨论问题，思考和分析方书之祖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经方。

以桂枝汤为例，桂枝、芍药、生姜的用量是三两，炙甘草则是二两，大枣以枚计算，在此暂不予讨论。

为何桂枝、芍药、生姜要用三两，炙甘草只用二两？是否可以倒过来，桂枝、芍药、生姜用二两，而炙甘草用三两？初看起来，好像是可以的，份量的确定似乎可以带有主观随意性。

但应考虑的是，药味份量改变了，会影响治疗效果吗？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必定会影响治疗效果。

相信千百年来，已有过不少人有意无意地对这种份量的改变作过尝试，最终的结论还是：《伤寒论》中桂枝汤的药味用量和配比，所取得的效果是最佳的。

由此逆推回去，有道理相信《伤寒论》中的桂枝汤和其他的经方，所确定的药味用量和配比是有其依据的。

要探讨这个依据，可以从刘力红先生在《思考中医》一书中，关于小柴胡汤那部分内容说起。

他说到:“柴胡用八两，黄芩用三两。

一个三，一个八，正好是东方之数。

”所谓的“东方之数”，书中作了说明，是和河图洛书相关的。

他还强调：“学中医的对河图、洛书这两个图要记得很清楚，这两个图很关键，传统的数学就包含在这两图之中”。

⑵刘力红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本文就从经方和河洛数理入手，探讨药味用量的问题。

（二）河图洛书的名称，最早见于先秦文献，到了宋代才出现明确的具体记载。

关于其起源及其他现今有争议的问题，此处不议，而只讨论与此相关的数理问题。

先说河图。

河图的图式是：转换为数字，其图式就是：配上五行和方位，对应地就是：早在先秦时期，《周易•系辞传》就提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到了汉代，易学家郑玄更是明确地说出：“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

阳无耦，阴无配，未得相成。

地六成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也。

”显然，此说正是根据河图图式而言的。

据此，便形成了后世医家熟知的天地生成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

地二生火，天七成之。

天三生木，地八成之。

地四生金，天九成之。

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既然有依附于象的数，或者说依附于数的象，对照中医的藏象学说，就很容易理解，河图中的天地生成数与中医藏象的五脏六腑是有对应关联的。

一、六属水，肾、膀胱亦属水，可知一、六之数是与肾、膀胱有关联的。

二、七属火，心、小肠亦属火，二、七之数是与心、小肠有关联的。

三、八属木，肝、胆亦属木，三、八之数与肝、胆是有关联的。

四、九属金，肺、大肠亦属金，四、九之数是与肺、大肠有关联的。

五、十属土，脾、胃亦属土，五、十之数与脾、胃是有关联的。

再说洛书。

洛书的图式是：转换为数字，其图式就是:配上五行和方位，对应地也就是：洛书的含义和应用也有许多，在此只讨论相关的问题。

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周易•说卦》将八卦依方位排列，构成如下图式：要留意的是处于西南方位的坤卦，坤卦属土。

但在洛书的九数中，西南位为二，二是火的生数。

因此可以视为火土同源。

在后世的术数中，如风水学说和命理学说，亦有火土同源之说，西南位的二数与中宫的五数是互通的。

此说因与本文讨论的问相关，在此特别予以说明。

（三）现在可以转而将河洛数理与经方的药味用量进行对证和探讨了。

为便于说明问题，本文只以经方中的汤方为例，暂不讨论散方和丸方。

前文提到的小柴胡汤，是针对少阳证的主方。

“足少阳，胆经也”（宋代成无己）。

方剂的组成是:柴胡半斤、黄芩、人参、炙甘草、生姜各三两，半夏半升、大枣十二枚。

撇开半夏、大枣暂且不谈，柴胡为八数，黄芩、人参、炙甘草、生姜均是三数，在天地生成数中正好是东方木的生成数。

显然，小柴胡汤的主要药味用量正是为了解决足少阳胆经（另有说法包括手少阳三焦经）的症状而确定的。

其次可看几个承气汤，即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和桃核承气汤，其中药物应用的共同点是大黄都用四两。

四是金的生数，与肺和大肠有关。

正因为用量与手阳明大肠经有关，才可以有效地“下阳明谷道之邪”（清代王子接）。

同理，葛根汤中葛根用四两，分明是与肺及肺经对应。

白虎汤中知母用六两，石膏用一斤（即十六两），则是与肾及肾经对应。

酸枣仁汤中茯苓、川芎、知母各用二两，则是与心及心经对应。

回头再看“群方之冠”的桂枝汤。

桂枝、芍药、生姜为何用三两？李阳波先生说得好：“桂枝汤所治的发热，显然不是南方的火热所致，因为我们一看条文就知道了。

它是‘中风’，是由风邪引起的，而风生于东方”。

⑶三数不正是东方木的生数吗？关于炙甘草用二两，大枣用十二枚，都为二数，是为了入中调脾胃，因“火土同源”，二五相通之故。

顺便一提的是，经方的汤方中附子的用量大都只注明用附子一枚（少数汤方注明用二枚或三枚），并无说明用量为几两。

但在多数用附子的汤方中都附有“破八片”的字样。

八是木的五行成数，可知附子用量与此有关。

据报道，有人曾秤过一些野生附子，每枚重量在40克左右。

亦有人实地考察，较大的生附子约有50克。

所以附子一枚的重量当在40克至50克之间。

汉代的一两折算为现在计量单位，为15.625克。

依此推算，附子一枚应是汉代的三两左右。

因此经方中注明用附子一枚，可视为相当于用附子三两。

三是木的五行生数，与前面提到的“破八片”是吻合的。

另可留意的是，经方中附子用量说明的唯一例外，是《金匮要略》中的黄土汤，标明附子用量为三两。

此亦表明上述推算是对的。

此外，经方中半夏的用量也是个问题。

汤方中注明半夏的用量多以半升或一升表示，亦无指明重量为几两。

汉代一升折算为现代重量的计算，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比较起来，以于仲经先生的折算最为可取。

他认为，半升半夏相当于现在的45克，亦即相当于汉代的三两。

⑷经方的汤方中，半夏用半升的方剂最多，如小柴胡、小青龙汤及几个泻心汤等。

从河洛数理的角度出发，上述方剂半升用量为三两的话，应是最为合适的。

（四）明了药味用量与河洛数理、五行天地生成数相关，也有助于更全面理解经方中某些药味用量增减的意义和内涵。

桂枝汤中桂枝用量为三两，但在桂枝加桂汤中，用量增为五两。

桂枝加桂汤主治奔豚，“气从少腹冲心者”。

桂枝为何用至五两，历代医家的方论或注解都说得含糊其辞。

徐灵胎说：“药味重则能达下”（《伤寒论类方》），所以用五两。

莫枚士说：“在表易发，在里难发”（《经方例释》），所以用五两。

如此说法都不得要领，既是如此，桂枝何不用至六两、七两或八两？实质上，五为土的五行生数，桂枝用五两正是意在增厚中土，以镇水邪上逆。

而桂枝加芍药汤，芍药的用量是加一倍，即为六两。

此汤的主治是：“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尔腹满时痛者。

”王子接指出：“腹满时痛，阴道虚也（《绛雪园古方选注》）。

此说不错。

清代尤怡说：“芍药所以安伤下之阴也”（《伤寒贯珠集》）。

此说亦对。

所以芍药用六两，正因六数是水的五行成数，与肾及肾经对应，而“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内经•李问》）。

前文提到，经方中附子一枚大约相当于汉代三两。

多数汤方都是用附子一枚的，但有两个汤方却是用附子二枚，就是附子汤和甘草附子汤。

二枚附子应折算为六两左右，六是水的成数。

对照附子汤和甘草附子汤的主治条文，即可知用附子六两的含义。

附子汤针对的症状之一，是“骨节痛”，而甘草附子汤的主治中，也有“骨节疼烦”的症状。

用六数，即为与肾及肾经对应，因为“肾主骨”。

从经方中还可以列举更多的类似例子，以体现和证明药味用量与河洛数理的关联。

但只要细读《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就不难体会到这种关联的存在，本文就不再逐一讨论了。

（五）非常遗憾的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作者张仲景并没有在书中提及此类药味用量的依据问题，而现存的相关历史资料和文献，也没有任何涉及此类问题的内容。

虽然象清代名医徐灵胎那样，认为张仲景“所用之方”，“其份量轻重皆有法度”，历史上不乏其人。

但因张仲景本人并无明说，致使药味用量的依据，真的成为“不传之秘”。

要比较透切理解这方面的问题，只有在历史和文化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细心的研究和思考。

根据学者们的考证，十数排列的河图数理和九数排列的洛书数理，早在战国时代、至迟在汉代初年已经出现。

当时的著作《墨子》、《管子》、《吕氏春秋》、《礼记》等，均有明确记载。

汉代的学者扬雄、刘歆、郑玄等对九宫图和天地生成数，更是作了具体的阐述。

前文提到郑玄的表述，为后世学者和医家所肯定和接受，直传至今。

《黄帝内经》这部成书于战国时期、完成于汉代初年的首部医学经典，更是直接把河洛数理引入中医学。

《素问》中的《金匮真言论》提到：“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数八，……”。

“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其数七，……。

”“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其数五，……。

”“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其数九，……。

”“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其数六，……。

”而在《六元正纪大论》中，又提到六十甲子各年的数的问题：“甲子甲午岁，……热化二，雨化五，燥化四，……。

”“乙丑乙未岁，……湿化五，清化四，寒化六，……。

”……直至“壬辰壬戌岁，……寒化六，风化八，雨化五，……。

”“癸巳癸亥岁，……风化八，火化二，……。

”《灵柩•九宫八风》中更是将洛书的九宫图直截了当地勾画出来。

据此来看，出生于汉代中心城市之一南阳、生活在汉代末年的张仲景，可以接触和研究河洛数理方面的知识，是没有疑问的。

在现代，河图洛书被称之为“宇宙发展运动的图式，”潜藏着“宇宙发展运动的规律”，河洛数理是“宇宙生命规律的数理模型”，反映“宇宙生命的运动变化”。

由此可以联想，如果张仲景没有运用这种方法论方面的工具，可以写作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这样的不朽经典著作吗？（六）张仲景依据河洛数理、五行天地生成数确定方剂中的药味用量，当然是与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努力分不开的。

但更本质的问题是，以这种思维方法确定的用量，必须在临床实践上经得起验证。

千百年来，后世医家无数的临床实践反复地、不停地证实了经方的功效。

以至于有人曾偏激地认为，经方“药不可易，量不可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