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

陶斯亮：《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
陶斯亮《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
左起：李讷、林豆豆、聂力、陶斯亮。

1961年摄于深圳罗湖桥头。

陶斯亮：我当时写那篇文章是有感而发。

1989年之后，我的命运有一个大的跌宕。

偶然翻出一张照片，1961年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四个女孩子的合影。

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我爸爸还在中南局工作，只是个小地方官，我怎么能称得上是“红色公主”呢？！
写那篇文章，我主要是客观地说说我们四个人的命运。

说李讷，我的意思是，虽然她贵为“红色公主”，但是她吃的、穿的都很普通，像个街道大妈似的，过得连个普通人也不如，把她的身份和实际状况做个对比，那篇文章最早的标题是《高干子弟乎？》，后来改了。

“文革”中，李讷和林豆豆的境遇自然比较好，而我和聂力就很惨。

“文革”之后，颠倒过来了。

李讷完全成了普通人，林豆豆更惨。

我自己是感慨命运无常。

我们生在这样的家庭，命运都把握不住，有时被抛到天上，有时被抛到地下，何况中国的一般
老百姓。

写这篇文章，我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这些人的命运和中国大众的命运是一样，有起有落。

但是从此把我称做“红色公主”，到处泛滥，这造成了大众对高干子女的一种误读。

现在，我要“利用”你，为我“平反”！
袁海：1990年10月左右，《中华儿女》的创刊编委陶斯亮寄来一篇稿子，题目为《高干子弟乎》，那是一篇手写稿，一看就知道是“亮亮姐”一气呵成的。

亮亮姐还附了一封信，说这篇稿子转了几个地方，大家都说不错，但都认为风险太大，没人能发。

我一下被文中描述的共和国四位“公主”不同的命运所吸引了，并为她们大起大落、悲喜交替的人生沉浮而感慨万端。

文中的四位女性，一是毛泽东与江青的爱女，一是林彪和叶群的千金，一是“中国最大保皇派”、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与老革命家曾志的掌上明珠，一位是共和国开国元帅聂荣臻的独苗，都可以称作共和国的“红色公主”。

然而，这四位年龄相差无几、儿时都非常活泼可爱的“公主”，由于父母的不同政治际遇和政治作为，却导致她们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李讷，可谓共和国的“第一公主”，“文革”中以“肖力”之名入主《解放军报》，后来曾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文革”后期因生病停止了工作，住进医院。

待到能够重新关注社会时，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父亲毛泽东主席逝世了，母亲江青倒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李讷面对的是一个与过去全然不同的政治环境与社会，从共和国“第一公主”的位置成为共和国的普通公民、中央办公厅调研室资料室的普通干部。

她住在北京西单附近的一个胡同里，像胡同里的大妈们一样，用三轮车拉冬贮的大白菜，挎着篮子与小贩讨价还价，过着北京平民的生活。

林豆豆，“法定接班人”林彪的女儿，学名林立衡，“文革”中《空军报》。

“9·13事件”前，向党中央报告了父亲林彪与母亲叶群、弟弟林立果准备外逃的动向，为党和人民立了大功。

可是，后来不知为何却与丈夫一起被安排在河南的一个工厂，住在一个盛过化肥的仓库里。

“拨乱反正”之后，才回到北京，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化名“路漫”。

聂力，共和国开国元帅聂荣臻的独生女，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可能是由于德高望重的聂荣臻元帅沉浮幅度稍小，加之聂力本人一直在部队工作，是四位“公主”中命运之途最为平坦的一个。

陶斯亮，是“文革”中曾一度为中共党内排名第四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与井冈山时期的女革命家曾志之独女，
“文革”期间在部队当军医。

父亲陶铸由于历史上曾与林彪一起在解放东北时共事，两家之间有交往。

陶铸性格耿直，嫉恶如仇。

本来，毛泽东将陶铸调到中央工作，是想加强党内“造反势力”--因陶铸在延安整风期间与刘少奇有点过节。

没想到，“心底无私”的陶铸到了北京后竟一屁股坐到了“保守派”周恩来等党内老革命家的板凳上。

“造反领袖”悔恨交加，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毛泽东态度忽明忽暗，但最后还是下了搬到陶铸的决心，于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帽子一扣，陶铸便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最后，身患绝症的前中央政治局常委离开中南海，“疏散”到安徽，不久，含冤去世。

妻子曾志和女儿陶斯亮则天各一方，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胡耀邦冲破重重阻力，为陶铸平反昭雪，陶斯亮写出了一篇《一封终于发出去的信》，全国所有报纸纷纷以头条转载，读者无不热泪潸然。

从此，陶斯亮以其别具一格的写作风格走上中国文坛，成为不可多得的“红色女作家”，进而被特邀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后来，脱下军装进入政坛，当上中央统战部知识分子局的局长。

亮亮姐寄来《高干子弟乎》这篇谁都不便发的稿子，我却认为《中华儿女》能发。

原因，原先认为不能发的缘由主
要是林豆豆，虽然早先的中央文件说“关键时刻林立衡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立了大功”，但是这个立了大功的人却在很多时间销声匿迹，什么原因，无人知晓。

而文中的另一个主人公李讷，父亲是伟大领袖，母亲却是罪魁祸首。

当时的李讷，只是中办调研室资料室的工作人员，从不出头露面。

那个时候，尽管“文革”已结束很多年，但人们的内心仍然笼罩着政治灾难的阴影。

虽说我们党和国家并没有新闻审查制度，是通过在新闻出版机构的中共党员和党的干部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来把关。

但是，害怕担当责任，只将上级的指示精神往下传达，而不努力地发现、发掘“前所未有”的文章在当时的新闻出版界也是一个并不罕见的现象。

身在此环境中的我，也是凡夫俗子，也深知“安全是人生第一要则”这样的普通常识。

但是，我有一个毛病，容不得好文章被废弃，见到好题材就眼红心动。

将亮亮姐的稿子读了两遍，我就下决心，一定把这稿子发出来。

于是，就埋头编辑，把标题定为《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

尔后，交给我的各位领导“看看”，而不是“审阅”。

看过之后，大家都说好。

这就更增加了我的信心。

于是，我对领导说：“这篇文章，倘若出了问题，你们就说都没有看，
是我擅自作主发出的，你们可以尽管批评，严肃处理。

我，豁出去了。

”
这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今天的年轻人会觉得好笑，但当时，我却是真的做了从此告别岗位的准备。

1991年1月，《我和聂力、李纳、林豆豆》一文一出，《中华儿女》洛阳纸贵，一印再印，文摘报刊更是蜂拥而上，很多人为四位“公主”的不同命运热泪沾襟，导演谢晋还产生了拍摄一部名为《红色公主》的电影的冲动。

各界读者对亮亮姐这篇文章赞誉有加，一位中央领导还亲自给她打电话祝贺。

这时候的我，庸人自扰的心情才得以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