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1

陶斯亮：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2)
发布时间:2012-12-22 04:13 作者:陶斯亮字号：大中小点击: 5605次
李讷并没有像她当初断言的那样，她既没有成为最好的人，也没有成为最坏的人，也没有去当什么“巴扎洛夫”，而是成了一个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的人，属于那种凭工资过日子的人，既要为油盐柴米房租水电而操心，又要为孩子上学看病坐车而犯难，甚至冬天也要像老百姓一样贮存几百斤大白菜。

去年她一家三口分配的180斤大白菜，是自己用平板三轮车拉回来的。

每当毛泽东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日，她也跟普通老百姓一样，排在长长的队列中，静静地等候进纪念堂去见父亲一面，然后随着队伍出来，消失在那些匆匆忙忙去挤公共汽车的人流中……当我听到这些情况时，不知为什么，心里酸酸的。

讲给友人听，有的感叹同情，有的则说：这有什么！挺好，就应该这样！不管怎么说，我仍要为李讷的回归而庆幸，做一名普通人（实为正常人），难道不是李讷当年所向往的吗？难道不是她那伟大的父亲所期望于她
的吗？比起当年的“红色公主”来，我觉得今天的李讷更值得我尊敬。

三
再说林豆豆。

我第一次见她大概是1953年，在广州石碑子弟小学。

那时她也就八、九岁吧，她和她弟弟，两人都是浓眉大眼，一望便知是谁的孩子。

小时候的豆豆既没有一般小女孩的活泼，也没有一般小女孩的扭捏，而总是静静地用两只黑黑的大眼睛看着你，一副认真专注的神态。

不知为什么，我对第一次见到的豆豆的形象至今记忆犹新。

大概是由于她那小巧精致的模样儿，使我觉得，啊，真是一粒小豆豆！以后也断断续续见过她几次，但她总不爱说话，老是紧紧抿着小嘴而大睁着黑眼睛，我感到这位小姑娘真是又清高，又矜持，又娇气，加上大了她几岁，也就更不介意这个一号首长（在东北时林彪是一号首长）家里的小金豆了。

以后，依稀听说她一度也患了青春期忧郁症，同她的妈妈闹别扭，怀疑自己不是叶群生的。

再后来，她成了大名鼎鼎的林立衡，而我则成了“黑帮子女”，我们之间有若天渊之别，自然更谈不上任何联系了。

直到有一天，1981年的冬天，那晚北风呼啸，大雪纷飞，街上早早就绝了人迹。

突然门铃响起，“像这样的天气，又这么晚了，谁会来呢？”我好生诧异。

只见进来的是一男一女，两人全穿着臃肿的军大衣，戴
着大皮帽，足蹬大头鞋，像是从北大荒来的，又像是复员大兵。

那女人揭开皮帽，天呐！竟然是豆豆！然而当年那个娇弱忧郁的豆豆已不昨存在，在我面前端坐着的是一位文弱朴素的，沉稳谦和的，既便诉说自己的苦难，脸上也挂着平静微笑的中年妇女。

她告诉我，“九一三”以后，她被审查关押了几年，直到1975年才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解除监护，分配到河南郑州一家工厂任科级干部。

不知为什么她竟然没有档案（据说转丢了），因此她的一切都是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她的政治结论是什么？不明确；她的转业手续是哪儿办的？不明确；有事向谁反映？不明确……由于没有档案，也就没有以往的一切凭据，因此她上不了户口，拿不到任何居民票证，也领不上工作证，调级增加工资更是轮不上她了。

她成了一名“黑人”，被遗忘在那间小屋里了。

然而另一些人，一些无聊之辈，却不断来骚扰她。

每天都有几个讨厌鬼来窥视她，有的干脆破门而入，只为看看林彪女儿是什么样。

另外还有一些舞文弄墨的，也千方百计想从她嘴里掏点秘闻什么的。

“他们就像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

”豆豆苦笑着说。

然而我感到悲惨极了，中国人的好奇
心怎么这样残忍！“我觉得实在很难过下去了，每天没有一点安宁，所以我来北京上访，接待站一听说是我，都不敢理，说我的事他们管不了。

东碰西撞的，连碗热水都没有喝上，这么冷的天，这么晚了，上哪儿去呢？想想还是上你这儿来了。

”
但是豆豆，还有她那位忠诚的丈夫，只是在我家歇了歇，暖和了暖和，喝了点茶水，就冒着严寒走了，消失在风雪交加的黑夜之中。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这是开放改革成交最显著的几年，几乎人人的生活都提高了，不少人还暴富发了横财，然而豆豆的工资一直只有70元（丈夫张清林是90元），由于长期生病住院，这点钱也主要用于医病了。

他们住在工棚改的小屋里，土圪塔地面，破破烂烂，冬天更是奇冷无比。

他们买不起家俱，用木板和纸箱放置东西，最奢侈的物品是一架小的黑白电视机。

而最糟糕的是她的房间依傍在农药厂废水排泄沟旁，有毒的化工废料对她的身体损害很大，她患了“过敏性结肠炎”，每天腹泻不止，长期不愈。

这样的身体状况，这样的经济状况，40多岁的人了，不敢要孩子，也不能生孩子。

这些是一位去郑州看望过豆豆的同志讲给我听
的。

他说：“豆豆都变形了。

”
1988年，中组部要豆豆回京治病，并安置在中组部招待所住下。

去年又听说她正式分配到社科院工作，豆豆的新生活开始了。

我深信，在经历了这一切的磨砺之后，她会变得成熟，永远告别了往昔那位娇弱的林豆豆。

她如今叫路漫。

至于我本人，这30年来经历了“红”与“黑”的变化，弄得“不红不黑”或者说“又黑又红”。

在当了20年医生后，又突然改了行，弃医从政！而全部理论住所就是“树挪死，人挪活”！可如今，我也搞不清楚我究竟挪“活”了没有？不管怎样，敝帚自珍吧！
凝视着照片上的我们，每个人眉眼都是舒展开来的，但是仔细端详，又会发现，在我们那个年轻的脸庞上，都已清清晰晰地投影上了各自父亲的特征了，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日后每个人的命运了呢？然而命运，命运究竟是什么？是诗人的无病呻吟，预言家的占卜，心理学家的测算，还是老太太们的迷信？命运是物质的吗？它存在于遗传密
码中吗？它是生物信息的某种功能吗？命运是与生俱来不
可更改的吗？是空灵神秘无法把握的吗？……啊，什么时候我能真正透彻搞清楚，命运究竟是什么？规律究竟又是什么呢？在社会学的范畴中应该如何理解“基因”的作用呢？
聂力、李讷、豆豆，人生聚散无常，有生之年，我们还有机会再合一次影吗？
（1990年8月）
附录：
原文作者及编辑谈《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
陶斯亮：我当时写那篇文章是有感而发。

1989年之后，我的命运有一个大的跌宕。

偶然翻出一张照片，1961年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四个女孩子的合影。

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我爸爸还在中南局工作，只是个小地方官，我怎么能称得上是“红色公主”呢？！
写那篇文章，我主要是客观地说说我们四个人的命运。

说李讷，我的意思是，虽然她贵为“红色公主”，但是她吃的、穿的都很普通，像个街道大妈似的，过得连个普通人也不如，把她的身份和实际状况做个对比，那篇文章最早的标题是《高干子弟乎？》，后来改了。

“文革”中，李讷和林豆豆的境遇自然比较好，而我和聂力就很惨。

“文革”之后，颠倒过来了。

李讷完全成了普通人，林豆豆更惨。

我自己是感慨命运无常。

我们生在这样的家庭，命运都把握不住，有时被抛到天上，有时被抛到地下，何况中国的一般老百姓。

写这篇文章，我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这些人的命运和中国大众的命运是一样，有起有落。

但是从此把我称做“红色公主”，到处泛滥，这造成了大众对高干子女的一种误读。

现在，我要“利用”你，为我“平反”！
袁海：1990年10月左右，《中华儿女》的创刊编委陶斯亮寄来一篇稿子，题目为《高干子弟乎》，那是一篇手写稿，一看就知道是“亮亮姐”一气呵成的。

亮亮姐还附了一封信，说这篇稿子转了几个地方，大家都说不错，但都认为风险太大，没人能发。

我一下被文中描述的共和国四位“公主”不同的命运
所吸引了，并为她们大起大落、悲喜交替的人生沉浮而感慨万端。

文中的四位女性，一是毛泽东与江青的爱女，一是林彪和叶群的千金，一是“中国最大保皇派”、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与老革命家曾志的掌上明珠，一位是共和国开国元帅聂荣臻的独苗，都可以称作共和国的“红色公主”。

然而，这四位年龄相差无几、儿时都非常活泼可爱的“公主”，由于父母的不同政治际遇和政治作为，却导致她们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李讷，可谓共和国的“第一公主”，“文革”中以“萧力”之名入主《解放军报》，后来曾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文革”后期因生病停止了工作，住进医院。

待到能够重新关注社会时，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父亲毛泽东主席逝世了，母亲江青倒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李讷面对的是一个与过去全然不同的政治环境与社会，从共和国“第一公主”的位置成为共和国的普通公民、中央办公厅调研室资料室的普通干部。

她住在北京西单附近的一个胡同里，像胡同里的大妈们一样，用三轮车拉冬贮的大白菜，挎着篮子与小贩讨价还价，过着北京平民的生活。

林豆豆，“法定接班人”林彪的女儿，学名林立衡，“文革”中《空军报》。

九一三事件前，向党中央报告了父亲林彪与母亲叶群、弟弟林立果准备外逃的动向，为党和人民立了大功。

可是，后来不知为何却与丈夫一起被安排在河南的一个工厂，住在一个盛过化肥的仓库里。

“拨乱反正”之后，才回到北京，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化名“路漫”。

聂力，共和国开国元帅聂荣臻的独生女，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可能是由于德高望重的聂荣臻元帅沉浮幅度稍小，加之聂力本人一直在部队工作，是四位“公主”中命运之途最为平坦的一个。

陶斯亮，是“文革”中曾一度为中共党内排名第四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与井冈山时期的女革命家曾志之独女，“文革”期间在部队当军医。

父亲陶铸由于历史上曾与林彪一起在解放东北时共事，两家之间有交往。

陶铸性格耿直，嫉恶如仇。

本来，毛泽东将陶铸调到中央工作，是想加强党内“造反势力”--因陶铸在延安整风期间与刘少奇有点过节。

没想到，“心底无私”的陶铸到了北京后竟一屁股坐到了“保守派”周恩来等党内老革命家的板凳上。

“造反领袖”悔恨交加，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毛泽东态度忽明忽暗，但最后还是下了搬到陶铸的决心，于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帽子一扣，陶铸便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最后，身患绝症的前中央政治局常委离开中南海，“疏散”到安徽，不久，含冤去世。

妻子曾志和女儿陶斯亮则天各一方，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胡耀邦冲破重重阻力，为陶铸平反昭雪，陶斯亮写出了一篇《一封终于发出去的信》，全国所有报纸纷纷以头条转载，读者无不热泪潸然。

从此，陶斯亮以其别具一格的写作风格走上中国文坛，成为不可多得的“红色女作家”，进而被特邀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
后来，脱下军装进入政坛，当上中央统战部知识分子局的局长。

亮亮姐寄来《高干子弟乎》这篇谁都不便发的稿子，我却认为《中华儿女》能发。

原因，原先认为不能发的缘由主要是林豆豆，虽然早先的中央文件说“关键时刻林立衡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立了大功”，但是这个立了大功的人却在很多时间销声匿迹，什么原因，无人知晓。

而文中的另一个主人公李讷，父亲是伟大领袖，母亲却是罪魁祸首。

当时的李讷，只是中办调研室资料室的工作人员，从不出头露面。

那个时候，尽管“文革”已结束很多年，但人们的内心仍然笼罩着政治灾难的阴影。

虽说我们党和国家并没有新闻审查制度，是通过在新闻出版机构的中共党员和党的干部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来把关。

但是，害怕担当责任，只将上级的指示精神往下传达，而不努力地发现、发掘“前所未有”的文章在当时的新闻出版界也是一个并不罕见的现象。

身在此环境中的我，也是凡夫俗子，也深知“安全是人生第一要
则”这样的普通常识。

但是，我有一个毛病，容不得好文章被废弃，见到好题材就眼红心动。

将亮亮姐的稿子读了两遍，我就下决心，一定把这稿子发出来。

于是，就埋头编辑，把标题定为《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

尔后，交给我的各位领导“看看”，而不是“审阅”。

看过之后，大家都说好。

这就更增加了我的信心。

于是，我对领导说：“这篇文章，倘若出了问题，你们就说都没有看，是我擅自作主发出的，你们可以尽管批评，严肃处理。

我，豁出去了。

”
这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今天的年轻人会觉得好笑，但当时，我却是真的做了从此告别岗位的准备。

1991年1月，《我和聂力、李纳、林豆豆》一文一出，《中华儿女》洛阳纸贵，一印再印，文摘报刊更是蜂拥而上，很多人为四位“公主”的不同命运热泪沾襟，导演谢晋还产生了拍摄一部名为《红色公主》的电影的冲动。

各界读者对
亮亮姐这篇文章赞誉有加，一位中央领导还亲自给她打电话祝贺。

这时候的我，庸人自扰的心情才得以解脱。

来源: 《中华儿女》| 来源日期： 1991年1月 | 责任编辑：蒋保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