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治校_如何走出中国的道路

教授治校，如何走出中国的道路杨克瑞（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沈阳110034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摘要】作为高等教育基本传统的教授治校，其不仅是尊重学术权力、实现民主管理的基本途径，更是人力资本剩余控制权的重要体现。

实现教授治校，并非形而上学地让教授步入领导岗位，其实质在于确立学者在大学中的立法者地位，通过评议会方式确立政策的合法性，从而与中国高校党委会的决策职能及校长行政工作形成管理上的三权分立，最终达到高校管理的善治境界，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教授治校道路。

【关键词】教授治校；人力资本产权；大学评议会；三权分立【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18（2012）04－0010－04【作者简介】杨克瑞（1968—），男，山东鄄城人，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教授、博士。

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是中国人的百年追求。

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追求中，人们发现，无论早期的京师大学堂还是今天“985项目”，形式上的指标尚可以做到的，而内在的精神实质却难以把握。

诚如中国曾有强大的北洋海军，不足以抵御外侮，缺乏精神支撑的庞然大物只能令后人扼腕叹息。

那么，今天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除了形式指标上的相似之外，我们更应如何在深层次方面学习发展呢？梅贻琦先生有一句关于大学的经典认识：大学之大，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

的确，大学教授的舞台，是智力资源密集的场所。

可以说，这些宝贵的人力资源，才是大学的最大资源。

事实上，西方大学能够引领世界走向一流的重要经验，也就在于他们对于大学学者的重视，人力资源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开发。

这其中的秘籍，就在于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这在西方的大学传统中似乎如同呼吸空气那么自然，在中国却显得是如此陌生遥远。

虽然它曾一度引起中国学者的热捧，却始终无法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至今更是悄然褪色，留下一种所谓的“教授治学”的说法而掩人耳目。

那么，西方所认可的教授治校就是教授治学吗？这一字之差可谓谬之千里，其直接拉开了中外现代大学制度的差异。

试想，大学依托于落后的管理制度何以国际化而争创世界一流呢？因此，探索走出中国的教授治校道路，依然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

一、教授治校：大学发展的基本法则在一定意义上，没有大学教授参与的大学治理，是不可思议的，必定是畸形的发展。

这在西方大学的发展史上是被证明了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一）教授治校的西方传统教授治校作为大学治理的命题，在西方传统上是自然而然的，是西方大学发展的自然结果。

大学本初的形式就是社团，其管理活动理所当然就是这些社团的教授自治了。

然而，教授治校的传统，在西方也曾受到挑战。

特别是在后来宗教改革及科学革命的影响下，知识对社会的影响与日俱增，大学走出了象牙塔而日益世俗化，知识教育不再被看做是学者的自娱自乐。

这些欧洲现代意义上所出现的民族国家，都不会忽视教育的价值，开始积极创办了政府所直接掌控的现代大学，如普鲁士政府1810年创办的柏林大学等。

政府大学的出现与传统意义上学者大学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这就是因为，政府有政府的意图，学者有学者的路径。

大学创始人洪堡在此问题上却保持着高度警醒，因而特别提出了大学创办的“自由”原则，就是以此来引导解决大学与国家的关系（张斌贤，2005）。

但反过来，既然同为大学，自然也要遵循一些约定成俗的规则，政府必然与学者在大学规则上达成某种妥协一致。

这就是，大学教授可以推举校长，但须政府批准。

政府确定大学的基本规模与方向，如教授职位与学生人数，但在具体的学校内部管理方面，则是主要由大学教授所组织的评议会来民主决策。

因此，虽然大学校长是由政府来任命的，但教授治校的传统，则以评议会的方式得以传承下来。

所以说，在德国大学这一级，其主要决策性机构是学术评议会［1］。

校长则是每年一选，走马灯似地轮换，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当然，西方国家高等教育体制同样存在明显的差异，各国教授的权力不尽相同，教授治校的方式各具特色。

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在对高校学术组织跨国比较后，将学术权力的分配概括为欧洲大陆模式、英国模式、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等几种经典类型，但无论是何种权力的组合，教授权力都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正如前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所说：“教师就应该广泛控制学术活动。

由于他们最清楚高深学问的内容，因此他们最有资格决定应该开设哪些科目以及如何讲授。

此外，教师还应该决定谁最有资格学习高深学问（招生），谁已经掌握了知识（考试）并应该获得学位（毕业要求）。

更显而易见的是，教师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知道谁最有资格成为教授。

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是他们的学术自由是否受到侵犯的公证人。

”［2］事实上，虽然历经风雨，教授治校还是西方国家所普遍接受的一项基本原则。

例如，欧洲大陆高等教育传统的权力分配，首先是将权力置于行会形式的讲座，其次是中央各部门的官僚机构。

这种模式主要反映两种群体的利益———高级教授和政府部门官员，教授有大量的个人权力去控制学部和大学，高级教授甚至在中央决策过程中有咨询和顾问的重要权力。

而英国高等教育权力分配的传统模式是教授行会与院校董事及行政人员的适度影响的结合。

教授行会拥有很大权力，董事会权力和行政人员权力只是其中的渗透部分。

美国模式英国模式大体相似，也是由教授行会和学校董事会及学校行政管理当局相结合，但与英国模式相比，教授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院校董事和行政人员的影响较为强大。

（二）教授治校观念的中国化漫长的中华文明也产生了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但是，无论封建帝王政府所创办的国子监，还是民间发达的书院高等教育传统，都没有形成西方大学的教授治校传统。

国子监的管理自然是封建官僚主义，即便是学者所创办的书院，也是创办人一言堂，其兴衰发展时常因人而异，这与西方教授治校的民主模式大相径庭。

民国初期的蔡元培、梅贻琦等大学校长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教育家，正是因为他们的开拓创新精神，率先探索了中国大学的教授治校模式。

蔡元培留学于德国，对于德国的教授治校了然于心。

由他主持下的《大学令》（1912年10月24日由教育部公布），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建立教授治校制度，赋予了教授参与管理大学的权力（张正峰，2008）。

不过，教授治校的实践，还要等待他1917年的北大改革。

蔡元培在《回任北大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演说词》中指出：“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3］。

组建教授会，由教授们集体决定学校的具体事务，这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可谓开风气之先，成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

然而遗憾的是，教授治校之风，在中国只能说是昙花一现。

就在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之后，他就颁布了“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读书三原则”，此制（教授治校———笔者注）终结了［4］。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文革”等多种政治因素影响，民国时期初具端倪的教授治校被冲击得荡然无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也同时拉开了时代的序幕，教授治校的呼声再次引起了人们的积极关注。

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许多的大学管理者尚没有教授职称，外行领导形式鲜明，更加激发了人们对于教授治校的热切期盼。

然而，由于中国高等教育长期形成的集权体制原因，当时人们更多地把教授治校当成了破解外行领导的一种方式，而没有从根本上探索教授治校本质，结果就出现了一种“头痛医头”的现象，即提拔个别教授充实校领导班子。

当然，在这种大学领导需要职称的背景下，大学管理者也都纷纷解决了个人职称问题，初步实现了管理者为教授的内行管理。

可是，即便大学管理者全部具有了教授职称及其学术地位，人们蓦然发现，中国大学的管理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管理体制依然如故。

正如中国传统的书院山长一样，貌似学术当家，实则个人专权。

中国的教授治校除了走出一段弯路之外，似乎仍然茫茫然而不知路在何方，所谓“制度性障碍”的问题，依然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所解不开的瓶颈。

当思考“阻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障碍到底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时，“过去我们可能认为是人的因素，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却发现，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制度安排问题”（张斌贤，2005）。

二、教授治校：人力资本产权的现代解说在当今大学多为政府或社会所创办的背景下再谈教授治校问题，似乎有些观念陈腐，实则不然。

人力资本产权以及现代企业治理理论的发展，令教授治校这一传统思想再次焕发出时代新机。

传统公司治理理论的核心是委托代理理论，这是基于现代股份企业资产分离的事实，主要解决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最优化，是在“资本雇佣劳动”的模式下最大限度地维护投资人股东的利益。

然而，在资本金融市场发达的现代社会，股东往往不再是传统的“老上司”，反而容易抽身而去，而人力资本持有者以其专用性和团队性特征，反而成为企业发展的稳定力量，与企业发展休戚相关。

从企业的价值创造方面来看，人力资本才是企业主动性的资本，是企业价值增值的最重要源泉。

因而，“股东至上”理论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之对应的人力资本产权理论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大学之所以重视大师，正是因为大学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本也就意味着大学的核心资本。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学者加盟大学，就是以自己无形的人力资本入股，共同铸造了大学的无形资产品牌。

人力资本的重要特点，就是其专用性强，因为它只能体现在特定的组织事业之中，否则将变得“英雄无用武之地”。

也正是由于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这些组织机构才具有不可复制性，品牌价值倍增。

例如，哈佛之所以是哈佛，绝不是将哈佛的大楼搬迁过来就可以复制的。

因此，相应的公司治理结构就应保护这些专用性程度高等的人力资本的利益，否则将导致企业运转的低效率［5］。

现代产权经济学认为，产权保护的最重要方式，就是赋予产权所有者的剩余控制权。

所谓剩余控制权，这是相对于合同收益权而言的，是指契约中事先不能规定的那份控制权，即除了工资等劳动报酬收入之外的余额要求权。

由于契约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以及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工资报酬并非就是全部的劳动所得，企业发展的剩余控制权同样也应是所有者必然享用的一种权力。

由此观之，大学教师参与学校管理决策，正是其掌握人力资本剩余控制权的一种具体体现，是人力产权观念的实现。

同样质疑传统“股东至上”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也认为，经理人如果仅仅强调对股东负责，那么势必导致其为此而侵害其他利益相关者。

正确的公司决策应该是平衡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而不是仅仅最大化股东的利益。

这是因为，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必须是一个多赢的制度安排，能够同时满足个人的理性约束和激励约束，是一种正和博弈。

实践表明，日本公司治理的成功，与其对于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关注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