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将如何使全球融资吃紧

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将如何使全球融资吃紧由发展中经济体引领的、激增的资本需求可能会对利率构成压力，并挤出一些投资。

2011年1月• Richard Dobbs, Susan Lund, and Andreas Schreiner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尽管存在短期的经济低迷，但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世界上许多企业似乎都处于强势增长的有利地位。

它们坐拥巨大的现金余额——2009年底，现金持有量为3.8万亿美元，而且，它们能够获得廉价的资本——实际长期利率低落到接近1.5％。

事实上，随着发展中经济体继续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可以预计，在未来十年中，能够利用这种增长的企业将前途无量。

然而，所有这些新的道路、港口、供水和电力系统，以及其他各种公共基础设施——加上许多企业建设新的工厂和购买机器——可能会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压力。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最近的分析认为，到2030年，全球的资本供应——即储蓄意愿——将无法满足全球对资本的需求，即为所有这些项目融资所需的投资期望水平1。

事实上，近30年来，成熟经济体的家庭储蓄率普遍都在下降，而且，人口老龄化似乎也不太可能扭转这一趋势。

中国重新平衡其经济、增加消费的努力也会减少全球储蓄。

全球资本供给与资本投资需求之间的这种缺口，可能会对实际利率构成压力，挤出一些投资，并可能会拖经济增长的后腿。

此外，随着全球储蓄与投资模式的改变，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途径可能会发生变化，需要新的金融中介和政策干预渠道。

这些研究结果对于企业高管、投资者、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和金融机构都具有重要意义。

资本需求激增在历史上，也有一些经济发展时期需要对有形资产（如基础设施、工厂和住宅）进行大规模投资2。

这些时期包括工业革命时期，以及二战后欧洲和日本的重建时期。

我们现在正处于另一个投资高潮期的开始阶段，这种投资热潮是由新兴市场的快速增长推动的。

在整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对新的住宅、交通运输系统、供水系统、工厂、写字楼、医院、学校和购物中心的需求已经引起投资激增。

全球投资率从2002年时占GDP的20.8%的近期低点上升到2008年的23.7%，后来，在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时期又再次下跌。

2002～2008年期间，全球投资率的增长主要是由中国和印度非常高的投资率引起的，同时也反映了其他新兴市场比较高的投资率。

考虑到这些经济体已经积累的有形资产存量水平非常低，我们的分析表明，这种高投资率可能还会持续数十年。

在几种经济增长的情境模式中，我们预计，到2030年，全球投资需求可能会超过GDP的25%。

为了支持符合普遍认可预测值的经济增长，到2030年，全球投资额将达到24万亿美元，与此相比，2008年的全球投资额约为11万亿美元3（图表1）。

当我们研究其他不同的经济增长情境模式时，我们发现，投资仍将比目前的水平有所增加，虽然在全球GDP增长放缓的情况下，投资的增长也较慢。

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高速增长，全球投资的格局将会发生变化。

成熟经济体的投资主要是为了对其现有固定资产存量进行升级：工厂购置更高效的设备以替代旧机器，人们花钱对现有住房进行翻新改进。

但是，未来的投资热潮将更多地涉及在基础设施和住宅房地产领域的投资。

考虑这样一个事实：新兴经济体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率比成熟经济体高出一倍以上（2008年，二者分别占到GDP的5.7％与2.8％）。

这种差距存在于基础设施的所有类别中，但在交通运输部门（如道路、机场和铁路），差距特别大，电力和供水系统则紧随其后。

我们预计，如果全球经济增长符合普遍认可的预测值，那么，2030年时，基础设施领域的全球投资需求约为4万亿美元，住宅房地产行业的全球投资需求约为5万亿美元。

注释：1请参阅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报告《告别廉价资本？全球投资和储蓄长期变化的影响》（Farewell to cheap capital? The implications of long-term shifts in global investment and saving），您可以在麦肯锡公司网站阅读该报告，还可以从该网站下载该报告的eBook文档（包括提供的ePub和Amazon Kindle格式文档）。

2在本文全文中，“投资”都是指对有形资产的投资，而不是对股票、债券或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

“储蓄”是指税后收入减去消费支出，因此，用于增加消费的任何形式的借贷也会减少储蓄。

3按2005年的不变价和汇率计算。

获得普遍认可的GDP预测值是《经济学人》信息部、环球透视公司和牛津经济研究院预测值的平均值。

储蓄下降为这种投资融资所需的资金来自全球的储蓄资金。

在2002年以前的大约30年中，全球储蓄率（储蓄占GDP的比例）有所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家庭储蓄急剧下降所致。

自2002年以来，全球储蓄率有所增加，从2002年占GDP的20.5％上升到2008年的24％，这是因为成熟经济体的家庭储蓄回升，以及许多具有最高储蓄率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所致。

然而，我们的分析表明，作为世界经济一些结构性变化的结果，在今后几十年中，全球储蓄率不太可能继续上升。

首先，中国的储蓄率可能会下降，因为她需要重新平衡其经济，从而使国内消费发挥更大的作用。

2008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储蓄最多的国家，全国的储蓄率达到GDP的50％以上。

但是，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裕，如果她效仿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其储蓄率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正如在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以及其他经济体曾经历过的那样（图表2）。

目前尚不清楚这一进程将何时开始，但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采取将增加消费、减少储蓄的有关政策4。

如果中国在增加消费上取得成功，将会使2030年的全球储蓄率较2007年的水平下降大约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与按照当前储蓄率计算，到2030年中国将会积累的储蓄资金相比，将会减少大约2万亿美元。

此外，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支出将日益减少全球储蓄。

到2030年，世界各地年龄超过60岁的人口比例将达到创纪录的水平。

提供医疗保健、养老金和其他服务的成本将随着老年人队伍的壮大而上升。

最近的研究表明，到2030年，退休人员支出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可能会增加大约3.5个百分点5。

所有这些额外消费都将降低全球储蓄，或者通过增加政府赤字的方式，或者通过减少家庭和企业储蓄的方式。

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会指出，自从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和英国的家庭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储蓄率，尤其是通过偿还债务。

在美国，家庭储蓄从2005年第3季度时占GDP的2.8％，上升到2010年第2季度的6.6％。

在英国，储蓄从2007年时占GDP的1.4％，上升到2010年上半年的4.5％。

但是，即使这些储蓄率能够保持20年，到2030年时，它们也只能使全球储蓄率增加1个百分点——还不足以抵消中国增加消费和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总之，这些趋势意味着，如果获得普遍认可的GDP增长预测得到证实，到2030年，全球储蓄供应量将占到GDP的23%左右，比全球投资需求少2.4万亿美元。

这种资金缺口可能会使全球GDP的增长每年减缓大约1%。

此外，对几种情境模式的灵敏度分析表明，即使中国和印度的GDP增长放缓，世界经济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的速度比预期更缓慢，或其他一些似乎合理的可能性（如新兴市场汇率升值，或全球为防止和适应气候变化而大量投资）成为现实，同样会出现类似的资金缺口（图表3）。

影响我们的分析对于企业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都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和投资者将不得不适应一个资本成本更高，且新兴市场占有大部分全球储蓄和投资的新时代。

在制定规则，以及创造条件促进这种转变上，政府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更高的资本成本目前，名义和实际利率处于近30年的低点，但在未来几年中，这两种利率都可能会升高。

如果实际长期利率回升到其40年的平均水平，它们将在2010年秋天的水平上升高大约150个基点。

到2020年，储蓄供应量与投资资金需求之间不断扩大的失衡状态将非常严重。

然而，当投资者预见到这种结构性转变时，实际长期利率——如一种10年期债券的实际收益率——甚至在未来5年内就可能会开始上升。

此外，利率上行不太可能只是一次性调整，因为预计在2020年到2030年期间，投资需求与资本供给之间的差距将不断扩大。

资本成本可能会轻而易举地一路走高。

由于存在通货膨胀的升幅超过预期的可能性，为了对投资者进行补偿，实际利率中可能还要包括风险溢价。

历史经验表明，当投资者担心通货膨胀率可能会出现始料不及的飚升时，实际利率就会上升。

现在，投资者已开始预期，一些重要国家的政府所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将会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率。

最后，正如最近这次金融危机所表明的，在一个受到资本制约的经济环境中，短期资本并不总是唾手可得。

企业应该寻求更稳定（虽然也更昂贵）的资本来源，扭转过去20年来短期资金的使用日益增多的趋势。

一年之内到期的短期债券部分在所有债务中所占的比例，已从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23%上升到2000年代后半期的47%。

在新的经济环境中，与通过股权和长期债券为企业的长期投资进行融资相比，通过短期债券进行融资的做法将具有更大的风险。

为了更好地协调激励机制，董事会应当重新审视自己的一些错误的债务导向偏见，如采用每股收益（EPS）作为业绩评价指标。

不断变化的商业模式如果资本成本提高，那些具有更高资本效率——每一美元投资能获得更多产出——的企业将享有更多的战略灵活性，因为它们在为自己的增长融资时，所需的资金较少。

那些拥有直接和特许融资来源的企业也将拥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在过去，这种做法意味着培养与金融中心（如伦敦、纽约和东京）的主要金融机构的良好关系。

在未来，它可能也意味着与另外的资本来源（如主权财富基金、养老基金和来自高储蓄率国家的其他金融机构）建立联系。

此外，对于那些其商业模式依赖于廉价资本的企业，实际长期利率的上升将大大降低它们的盈利能力——如果还不至于损害其运营的话。

例如，耐用消费品生产企业的融资和租赁部门将会发现，随着资金成本的增加，要实现不久以前的那种高回报将越来越困难。

那些其销售取决于很容易获得的消费信贷的企业将会发现，实现增长变得更加困难。

不断调整的投资者战略随着实际长期利率的上升，投资者将会重新考虑自己的一些投资战略。

从短期来看，利率的任何上升都意味着当前债券持有人的损失。

但从长期来看，更高的实际利率将使投资者能够从固定收益投资中获得比在廉价资本时期更好的回报。

这种变化可能会使一些投资组合重新回到传统的固定收益投资工具和储蓄存款，并远离股票和替代性投资。

对于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捐赠基金，以及其他拥有数十年长期债务的机构投资者而言，全球不断增长的基础设施投资可能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