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野史对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管窥——从袁编《文学史》对笔记野史类著作的征引说起
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学史13
11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学史第一编先秦文学先秦文学概述战国后期的论辩体论题集中，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文辞富丽。
《荀子》和《韩非子》是先秦议论文发展的最高阶段。
《荀子》之文，无不就某一论题深思明辩，论定是非，必发挥透彻而后已，且长于比喻，丰富多彩，层出不穷。
《韩非子》之文，明切犀利，冷峻峭拔，而极善分析，条理严密，议论透彻；其寓言多采用历史故事的形式，阐明道理，表达思想。
先秦诸子散文是我国散文创作的典范。
它以深厚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确定了作家的人格理想，作品的审美风范，以成熟的说理文体制、形象化的论理方式，丰富多采的创作风格和语言艺术，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基石，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当北方的史官文化催生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的时候，南方的楚国，尽管也受到中原“圣贤”谱系的影响，其“信鬼而重淫祀”的巫官文化，却培养着楚人浪漫的情思，催生出丰富奇幻的想象，产生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酷吏列传》中张汤传中，本指楚地歌谣，后专指以屈原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新诗体产生的基础是春秋时南北文化交流，题材来源于楚地风俗，形式来源于楚地民歌，语言来源于楚地方言，情调来源于楚歌南风。
因而较之《诗经》，诗风铺排，想象丰富，篇幅增长，多用楚语楚声，形成长短不齐、参差变化的“骚体”。
由于它“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黄伯思《东观余论》），遂形成浓郁的地方色彩。
屈原之作，据《史记》本传、《汉书·艺文志》、《楚辞章句》及古今人的研究，计有《九歌》（11篇）、《离骚》、《天问》、《招魂》及《九章》（9篇）。
《九歌》为祭神组曲，所祭天神、地祗、人鬼，既写出神性，又写出人性，神灵之相思，人鬼之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史13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史13 2 2 空恋，情感之奇异深浓，境界之凄清幽渺，描摹之曼妙清新，造就了奇特瑰丽、色彩斑斓的艺术境界。
《九章》除《桔颂》外，均作于诗人被疏流放之时，思君念国，随事感触，形之于诗，则直抒胸臆，文笔平实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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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学史第一编先秦文学先秦文学概述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发轫期。
上古时期的古代神话，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的《诗经》，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战国中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在创作方法、艺术形式、艺术手法诸方面，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优秀传统。
中国诗歌的产生可以上溯到文字产生以前，即文学史所称的诗的原始时代。
“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宋书·谢灵运传论》）。
远古歌谣如甲骨卜辞、《周易》的筮辞（卦辞和爻辞），以及《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记载的《弹歌》、《礼记·效特牲》记载的《蜡辞》等，直接反映了初民的现实生活和征服自然的愿望，既言其志，又咏其声，亦动其容，将诗、乐、舞三者紧密结合，成为中国诗歌发轫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古代神话产生于原始社会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
或谓起源于宗教，实乃起源于劳动。
是远古人类通过想象与幻想，对所观察或经历的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的解释和说明，反映着他们解释并征服自然（或社会）的愿望。
中国古代神话散见于《诗经》、《楚辞》及《庄子》等古籍，主要收集在《山海经》之中。
有创世神话、始祖神话、洪水神话、战争神话和发明创造神话。
运用以己观物、感物、情感体验和隐喻、象征等具体形象的思维特征，表现了忧患意识、厚生爱民意识以及反抗精神等民族精神，成为中国文学的宝库和土壤。
上古歌谣导引出中国诗歌的最早源头，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前6世纪），即产生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其作品的收集，《国语·周语上》有公卿列士“献诗”说，汉人有行人“采诗”说。
关于编订，司马迁首倡“孔子删诗”说。
实际上，所献、所采的诗歌，是经周王朝的乐官筛选、整理和加工而编定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史09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史09 2 2 305首，并依据音乐而分为风、雅、颂三类。
“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
”（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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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学史第七章魏晋南北朝小说、骈文、辞赋及散文一、小说就书中的内容来看，大致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世说新语》中一些暴露和讽刺统治阶级和士族中某些人物的贪残、酷虐、奢侈、吝啬、虚伪行为的故事，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那个时代社会生活。
比如《汰奢》篇里的“石崇饮酒斩美”、“王武子盛馔”、“王、石竞富”等，集中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俭啬》篇里的“王戎俭吝”、“王戎钻李核”“王戎女还父钱”等则讽刺了其吝啬的品性。
《尤悔》篇的“魏文帝毒弟”“明帝听前世事”等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等。
第二，记载当时政治、思想、文化、社会风尚及名士们的奇特举动与玄妙的清淡的故事，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古社会文化生活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材料。
如《巧艺》论绘画的资料，《任诞》里的《刘伶病酒》、《刘伶裸形》、《饮酒读骚可称名士》、《雅量》篇的“东床坦腹婿”、“谢公围棋”、“谢孙海戏”等。
《世说新语》艺术上的特色，鲁迅曾概括说：“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事简瑰奇。
”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1）通过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勾勒人物性格和精神面貌，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世说新语》中的每一条目、篇幅都比较短小，多则三四百字，少则十五六字，但它却能够抓住人物性格中最本质的特征，用一些细节予以表现，使人物的神韵与面貌毕现于读者面前。
如《俭啬》篇中写王戎的吝啬，云：“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
”寥寥十六字，在极客观冷隽中，写出了其吝啬的性格。
又如《忿狷》的“王蓝田性急”，写王述“尝食鸡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
鸡子于地圆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
”只用几个动作描绘，就将王述的性急写了出来。
（2）运用对比手法突出人物性格。
如《德行》门中的《管宁割席》：“管宁、华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史124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史124 2 2 歆共园中锄菜，见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
近年来宋代笔记小说研究述评（二）
近年来宋代笔记小说研究述评（二）文/穆清宋代笔记小说是研究宋代文史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对宋代史料的有力补充，近年来宋代笔记小说愈来愈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研究方向也不仅仅局限于历史考辨这一层面，逐渐趋向版本源流考、词汇研究、史料价值研究、比较研究、宗教信仰研究、传统文化研究、综合性专书研究等多领域、多方面的探究，本文拟就近年来相关论文进行述评，对于深化宋代笔记小说系统研究或有裨益。
四文献比较研究由于宋代笔记小说名目繁多，笔者在整理材料时发现笔记小说由于同一类别或所涉史事重叠之笔记，倍受学界关注。
由日本学者冈本不二明所撰、国内学者王枝忠、鲁忠慧所译的《与——“科学与志怪”之一》一文以形象生动的举例来说明《睽车志》与《夷坚志》二者在安排、表达、结局等方面存在的微妙差异，以及各自所具备的特点：《夷坚志》在内容上会稍作改动，以尽可能显得合情合理，而《睽车志》情节含糊又颇具戏剧性。
并在文末论证了故事情节的史料价值在故事家的改编之下愈来愈趋向文学性。
李伟国《与》篇幅不长，寥寥数百字，揭示了一个问题，即欧阳修对原《归田录》删削上交御览，而《六一诗话》中或一部分为原《归田录》的一部分。
张海明《欧阳修与、之关系》一文对三者成书渊源关系作了论证，首先指出学界普通看法，即欧阳修《杂书》系《六一诗话》之前身，然事实上，《六一诗话》所依据的并非《杂书》，而是《归田录》，称《六一诗话》其主体乃集合《归田录》所成。
前后两篇论文观点大致雷同，即《六一诗话》与《归田录》之渊源关系颇深。
许东海《秋声·谏诤·归田——欧阳修、中的诤臣与困境》一文提要观点鲜明，指出从《秋声赋》至《归田录》的书写，既可视为欧阳修一生诤臣自任的文学回忆录，更是一本诤臣历经世变困境、臻至亟思归田的宦海静思录。
总结可谓一阵见血，十分到位。
另外周萌《惠洪和称引王安石诗考辨》也通过文献对照的方式推敲考辨，方法得当。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五宗教信仰研究宋代笔记小说以其广博的视野向我们呈现出纷繁绚烂的社会百态，其中亦不乏志怪志异类笔记小说，此类笔记小说的研究或暗讽时弊，或寄托信仰，或发抒内心，研究领域也各有侧重。
中国文学史笔记(袁版文学史)资料
中国文学史概说一、为什么要学习中国文学?把它作为通向二十一世纪的“个人护照”。
1通过诗歌参证历史或通过历史印证诗歌,寻找诗中的文化、文化中的诗:其实大家回想一下，文学不仅在短短的方寸之间为我们展示了过去的琼楼玉宇，逼真地复制了那在过去岁月中也许早已为人们淡忘了的生动具体的细节，而且还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群，一种生活的韵味，一片奇妙的风光。
读盛唐诗人杜甫的诗，我们眼前就会浮现出李唐王朝天宝末年，天子昏庸、奸臣挡道、武将好大喜功，屡屡对外开边拓土的战争给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图景，读巴尔扎克的人《人间喜剧》就会想起18世纪末法国巴黎上流社会的龌龊生活图景，读80年代初走上文坛的朦胧诗派诗人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同样会想起文革岁月中长大的青年一代，对苦难的承担以及试图透过黑暗寻找光明的坚定信念。
诗是需要品味体会，普希金短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那过去的将变为可爱。
这是1825年普希金题在一位16岁少女纪念册上的短诗，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少女早已不是当初的少女，岁月也不再浪漫如白桦林里19世纪的俄罗斯，读这首诗的人也许阅历不同，年龄变化，但无论何种境遇，我们都会感谢生活的赐予，它使我们忍让、宽容、克制并憧憬未来……2文学还能培养我们诗人的才情，哲人的思辩，历史学家的深沉。
也许有人说，哲理太枯燥，诗情太虚浮，但是，至少可使我们“澹泊明志”，修身养性。
陶渊明一声“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引得林泉激荡，岩穴来风，千载之下，令人追慕不已。
古人尚可“买田数亩，买泉一眼”以安顿自己的心灵，现代人呢？现代人最怕丢失的是财富，而最先丧失的是精神，诗可以使我们在物欲横流，灵魂放逐的年代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在一切都推向市场的时候，不要拍卖自己的良知。
尽管我们不可能诗意的栖居,但是，对诗意生存的追求，却是人性中永不泯灭的一面。
○3王国维先生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上古的神话、西周的诗经、春秋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汉代的乐府民歌、魏晋南北朝的笔记志怪、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每一个朝代都有其独领风骚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这些作品既给我们美的享受，又给我们提供了无穷的研讨之机。
试析榆林方志中辑录辞赋的价值
试析榆林方志中辑录辞赋的价值杨兴勤(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716000)摘要:志书中存录的辞赋作品有“代志书”的价值,反映了当地的自然风貌、人文状况和文学创作概况,同时也丰富了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批评。
因此,以陕北榆林地区为例,对其志书中所存录的辞赋进行整理和研究,探讨其蕴涵的价值。
关键词:榆林;方志;辞赋;价值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153(2019)02-0072-04),女,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说过:“方志乃一方全史”,它是一部全面反映地方历史概况的百科全书,是蕴藏着形形色色地方文献资料的宝库。
在某种程度上,辞赋的文化取向与价值取向同后代的方志是紧密相关的,赋与方志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而方志中的辞赋更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品读。
一、民国前榆林地区方志情况概述“天下之势在九边,而秦有其三;三边之甲劲天下,而榆林居其首。
”[1]233(《延绥镇志序》)陕北榆林,古称“上郡”,始于春秋战国,是一座富有边塞气息的历史名城。
由于榆林地区位置的特殊性,在漫长的古代封建社会进程中,政治动乱,经比起那些文化强势地区的创作类型也比较缺乏。
早的地方志文献是先秦时考证《山海经四次四经》中的山川地理的内容;北魏也有关于无定河、纳林河、出奢延县黑涧,东南历沙延水改称无定河,即今陕部的无定河,黑水为今乌无定河上游的一条支流;唐代李吉甫编纂的地理名著《元和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早又完整的地方总志,在书中记载了绥州(今榆林绥德县)的一些情况,这是榆林地区可追溯的较早且比较准确的方志文献;两宋时期方志大量出现,现存的北宋地方总志《元丰九城志》有关于榆林各县的记载。
从现存的方志资料中可知,榆林地区的文学创作高潮期发生在清代以及民国时期。
据当前可以查阅到的志书资料,榆林地区大致约有十几篇辞赋作品,其创作时间大致都在明清之后。
明代及之后榆林地区方志编纂较先前来说颇为繁荣,内容也更加全面,且方志编纂资料保存也较为完整。
野史与官史——三国历史写作的文论分析
野史与官史——三国历史写作的文论分析三国历史，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喜欢历史、爱好读书的人而言，三国历史是一个离不开的话题。
而论及三国历史的写作，便离不开野史与官史这两种不同的历史文献。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对野史和官史进行文论分析，探讨它们各自的特点和价值。
首先，我们来谈谈野史。
野史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指的是没有正式编纂、经过严格审定的历史文献。
而在三国历史中，野史的代表作有《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等。
野史多以通俗易懂、小说化的方式叙述历史事件，往往加入了许多跌宕起伏的情节，塑造了许多鲜活的历史人物形象。
野史应运而生，一方面是因为古代文化教育水平较低，普通百姓难以接触到正统的官史，只有通过野史等口耳相传的方式传递历史；另一方面，则是源自作者的个人兴趣和创作方式。
这种脱离官方、个人自由发挥的写作方式，使得野史文本更具有个性和生命力。
但是野史文献也存在一些弊端，由于缺乏正式编纂、严格审定，野史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历史真实性，往往加入了许多虚构和夸张的情节，让读者难以辨别真伪。
同时，野史文献也往往带有明显的立场和倾向，作者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和描述往往受到自身价值观和立场的影响，难以做到真正客观中立。
相对于野史而言，官史则多以严谨正统、官方性的方式叙述历史事件。
官史在内容上更为全面、权威，文本也更加严密，更好地符合了日后历史学的写作标准。
在三国历史中，代表性的官史有《三国志》、《魏书》、《蜀书》、《吴书》等，在当时就被视为重要的官方历史文献。
官史作为官方历史文献，往往有着明显的立场和用途，是官方宣传、宣扬在情势观念、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工具。
但是，官史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官史在内容上往往只反映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其次，官史的写作往往受到当时官方的审查和干预，历史事件的描述受到一定的限制。
同时，在文本上，官史写作往往较为严谨刻板，缺乏野史那种生动活泼的笔调和叙事方式，难以吸引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
中国古代文学史完整笔记袁行霈版
中国古代文学史完整笔记我国古代文学史中的人文精神的几种主要表现:一. 我国文学中的乡国情怀: 1、在我国的诗文里,对于故乡、故国的思念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2、与乡土相联的,就是对于国家的思念。
君与国家,在古代文人那里,就是一致的;至近代,此种精神由忠君报国而转向追求国家的自立自强。
3、乡国的情怀的泛化,就是对于山川之美的描写与赞颂。
二. 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亲情主题。
1、爱情。
可分为来自民间与受民间作品影响的一系与文人作品的一系。
来自民间的一系:表现出更为充分的人性特点。
从《诗》开始到乐府民歌,所表现的男女之爱很少受到礼的约束,表现更为热烈执着、更带野性色彩。
文人的描写爱情之作:表现得较为复杂。
含蓄了、深化了、带有理想的色彩(白朴《墙头马上》、加进悲剧色彩(《会真记》、《长恨歌》、董解元《西厢记》、王实甫《西厢记》、《长生殿》、《牡丹亭》、《红楼梦》)。
2、友情。
视朋友如兄弟,这就是我国思想传统里的一种认识。
交友不因贵贱而阻隔,不以利而以义,守之以信,忠之以言。
三. 我国文学中的人生感悟主题。
1、对于生命虽短促而宇宙却永恒的感悟。
对于历史、人生的思索,实际就是对于生命永恒的向往,就是珍视生命热爱生命的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2、对于人生的感悟主题,还表现为对于现实人生的反思,往往交叉着宗教理路,劝善惩恶,提出人生的归宿问题。
在小说、戏剧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周易》:先秦时的一部卜筮书。
其文字分经、传两部分。
其中的卦、爻辞为《易经》,约成于西周初年。
它们记载了上古社会的一些情况,保存了一些具有朴素色彩的上古歌谣。
《易传》就是对经的说明与解释,大部分作于战国时期,反映了当时的哲学思想。
神话:神话就是上古先民通过幻想以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对自然现象与社会生活所作的形象描述与解释,用虚幻的想象表现了先民们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强烈愿望与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就是人类早期不自觉的积极浪漫主义艺术创作。
它就是原始文学的一种重要样式,就是后世文学艺术的重要土壤与武库。
渔史笔记三则
渔史笔记三则
高粱
【期刊名称】《古今农业》
【年(卷),期】1995(000)002
【摘要】郑振铎在《西谛书话》中指出:“《金瓶梅》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
”我们从渔业的角度来看,也不得不惊叹《金瓶梅》竟是如此生动地反映了明代困扰民间的鲥贡;并从《金瓶梅》对水产品的描述,窥见《金瓶梅》的生活场景似为沿运河线的南清河(淮阴)。
梅节在《金瓶梅词语》全校本前言中对《金瓶梅》场景的推断是有一定道理的。
兹举数例如下:
【总页数】4页(P81-84)
【作者】高粱
【作者单位】江苏省水产局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S9-09
【相关文献】
1.笔记野史对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管窥——从袁编《文学史》对笔记野史类著作的征引说起 [J], 王金伟
2.明清文人笔记所见北京方俗语三则——“嗓子”“老婆”和“臭豆腐” [J], 魏兆惠; 华学诚
3.明清文人笔记所见北京方俗语三则——“嗓子”“老婆”和“臭豆腐” [J], 魏
兆惠; 华学诚
4.一份近现代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
——《侯仁之手稿笔记·留英期间手稿笔记》出版 [J], 毛怡
5.民国山东南部沿海渔民反抗“渔航税”史述——以青岛《永除渔航税纪念碑》为例释考 [J], 李崇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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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学史120
11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学史第七章魏晋南北朝小说、骈文、辞赋及散文一、小说到了东汉初年，桓谭作《新论》，称小说是‚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词。
‛他从不同的角度对‚小说‛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与评价。
认为从内容上讲，‚小说‛不同于经籍之作，而是联缀一些零碎、琐细的语言而成的杂记，不同于官方的高文典策。
从形式上讲，‚小说‛采取了‚譬论‛的表现方法，这已有点形象化的味道了，从功能上讲，‚小说‛为人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益，有助于治身理家。
从这几个方面看，桓谭所说的‚小说‛已具有了文体的意义。
到了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则将小说家列为当时之一家。
他说：‚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
’然亦弗灭也。
‛这是中国官方史家对小说作出的最具权威性的解释与评价。
它指出小说来自于民间的口头传说，是由小说家采集记录而成一家之言的，虽是小道，尚有可观之处。
同时班固在《艺文志》中曾著录小说家书十五种，一千三百八十篇，这些书大都散佚了，但从其中一些残存的遗文，我们大致可以测知汉人的小说观念。
大致而言，古人所谓的小说，是指一些篇幅短小，意旨无关宏大，带有传闻性质的记载，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与文学中所说的小说有关。
就中国古小说的源头而言，颇为复杂，大抵古代神话、史传、民间传说、人物寓言、秩事等，凡是带有一定故事性，其有意无意包涵着虚构的成分的东西，都与小说的形成有关。
教科书上从神话、寓言故事与史传三个方面勾勒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大致合理。
不过由于上述来源中的琐杂内容，往往散见于各种书籍里，不为人们所注意，尚只能看做是小说的萌芽，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的发展才趋于繁盛。
这一时期创作小说似乎成为一种风气，作品的数量大大增加，据统计，现所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约有五十余种（其中魏晋时期23种，南北朝时期约近30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史120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史120 2 2 余种），而且形成了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两大类别，因此，可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
浅谈明代笔记的史料价值
2008-07-09 23:15浅谈明代笔记的史料价值小说笔记这种体裁，起源很早，《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①]可以说是肇始于秦汉，盛于唐代，到了宋代，学问大家如欧阳修、苏轼等几乎都写笔记，笔记内容日益丰富重要，如沈括《梦溪笔谈》就是记载我国科学发明的重要文献。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互相交织着，社会情况日形复杂，因此当时有心、有识之士所写下来的野史笔记种类尤为繁多，数量也很巨大，据清人全祖望说：“明代野史不下千家。
” 谢国桢先生将明代笔记分为十类，即记述农业生产的，如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记述手工业、商业的发达的，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记述明代政治制度、朝章典故以及社会经济、土风民俗的，如王世贞《弇州山人别集》、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等；记载明代农民起义的，如李世熊的《寇变记》等；记载我国少数民族情况的，如杨慎的《滇载记》等；记载我国历史地理及自然地理的，如徐鸿祖的《徐霞客游记》等；记载对外关系和对外贸易的，如叶权的《贤博编》等；通记明代历史文献和人物传记的，如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焦竑《献徵录》、何乔远《名山藏》等；记述科学技术及工艺美术的，如高濂《遵生八笺》等；记明代文史哲学家，人物传记的，如黄遵羲的《明儒学案》等。
[②]但有的学者认为明中叶以后，由于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学风空疏，大多数笔记考证不够精密，记忆多有失误，客观性较差，有一定道理。
但未免以偏概全，就学术思潮而言，实学思潮在明后期有了更大的发展，坚持这一学术导向学人也写了不少笔记中的佳品，如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等，都以博洽、精审、翔实而知名。
所以，研究明史，除了如《明史》、《明实录》、《明会典》等基本史料需要掌握，大量的野史笔记也要重视。
其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补充官修正史之不足。
“笔记”文体界义
∗[收稿日期]2012-05-22∗∗[作者简介]邹志勇(1969—),男,山西浮山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及文学的研究。
摘要:“笔记”作为我国古代众多文体之一,以其内容包罗万象而具有较高的史料及文学价值,为历代学者所重视。
然而对于笔记的研究,却存在很多歧义,特别是笔记概念的不确定性,给相关学术研究带来很多不便。
文章试对笔记文体作一探索性界义,希望对笔记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笔记;界义;笔记小说;诗话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438(2012)05-0100-03(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81)邹志勇“笔记”文体界义笔记,既是一种古老的文体,又是我国古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内容包罗万象而具有较高的史料及文学价值,而为历代学者所重视。
然而对于笔记这一文体自身的研究,却向来存在很多歧义,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厘清笔记与小说、诗话的关系,试图对笔记概念作一探索性界义,希望对笔记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有所助益。
笔者认为,笔记应是一种将人物轶事、日常见闻、典章制度、风物习俗、读书心得、学术潮流等内容,以杂记、闲谈、考据、辨析等方式,予以随笔记录的文体。
[1]因其书写形式的随意性,其内容包罗万象,纷繁杂乱,各类内容之间一般没有逻辑联系,显得零散琐屑。
又由于笔记内容多为对日常耳闻目接的忠实记录,故其撰著意图大都以纪实为本。
其异名多种多样,如随笔、笔谈、笔录、杂识、札记、丛说、漫录、谈丛、纪闻等等。
笔记这一名称的出现,最早见于南朝时期。
《南齐书·丘巨源传》曰:“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开劝小说,非否判所寄。
”[2](P 894)《文心雕龙·才略》曰:“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
”[3](P 425)前者是随笔记述的意思,并非文体;后者虽为文体,但指与韵文相对的散文。
二者均不是本文所说的笔记。
正史和野史哪个更可信？有些时候，野史的记载可能更符合历史事实
正史和野史哪个更可信？有些时候，野史的记载可能更符合历史事实引言了解过历史的人一定都知道，历史分为正史和野史。
正史一般由官府主持编写，再由下一个朝代进行修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野史由古代的民间进行编撰，并且大多记载的是正史中不敢记载的，真实性也依旧有待考证。
但是，历史上对于一些事件的记载，相比于正史，野史上的记载可能是更符合事实的。
很多人都知道，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正史也是在当时的统治者的授意下进行的，因此，历史中一些涉及到敏感的话题，肯定是不会被写入正史之中的，反而是并不受到限制的野史，才会将这种无法写入正史的事件完完全全地记载下来。
明宣宗爱斗蟋蟀例如，正史中对于明宣宗的记载就不如野史来的真实，明宣宗这位成就了仁宣之治的著名皇帝，一直都被正史中记载为非常热爱工作的皇帝，同时，明宣宗还被认为是继朱元璋、朱棣之后非常有作为的皇帝。
比如，在《明史》上，明宣宗是这样被记载的：“仁宗为太子，失爱于成谊。
其危而复安，太孙盖有力焉。
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
岁不能灾。
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
若乃强藩猝起，旋即削平，扫荡边尘，狡寇震慑，帝之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者欤。
”。
这段文字中都是描述明宣宗的光辉事迹，讲他治理国家有方，百姓安居乐业，而野史中却出现了明宣宗有着一个特殊癖好的记载，那就是明宣宗酷爱斗蟋蟀，但是因为这是野史中出现的，没有足够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明宣宗有着这么爱好，因为没有一部正史中记载。
但是，就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国的考古人员在景德镇进行考古研究的时候，发现了许许多多的蟋蟀罐子。
后来经过考证，研究人员发现这些蟋蟀罐子用的，正是明朝时期的瓷器，而且制作非常精美。
除此以外，1993年的时候，又有研究人员在景德镇发现了明朝时期蟋蟀罐子的碎片，更加证实了野史中所记载的明宣宗酷爱斗蟋蟀的爱好。
而明宣宗这个爱好并没有被写进正史中的原因，正是当时的太后认为皇帝斗蟋蟀是一种玩物丧志的行为，将这种爱好记录进正史，对于明宣宗的明君形象有着非常不好的影响，再加上明宣宗驾崩以后，和斗蟋蟀有关的东西都被销毁了，明宣宗的这个爱好也就只有在不受任何因素限制的野史中出现了。
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学史264
11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学史明清文学讲义第二章《水浒全传》这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英雄传奇，也是后世长篇武侠小说的源头。
在文学史是占有极高的地位，在世界文学中也是一部不朽的名著。
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美国作家赛珍珠曾翻译成英语，书名更为《四海之内皆兄弟》。
但这部杰作可谓是命运多舛，明代一些文人曾于极高评价，但清代曾因诲盗遭禁。
五四后始受重视，但研究者大都耽于考证版本作者和史实。
解放后方进行文学、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为主流。
文化革命因毛泽东的态度又受严厉批判。
新时期研究的风气较正常。
第一节成书经过和作者一、故事来源和发展。
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史有其事，发生在北宋末年徽宗年间，《宋史》中多有记载。
见于《徽宗本纪》、《侯蒙传》和《张叔夜传》中。
其事大略是宋江等三十六人于徽宗年间在河朔起事，横行十余郡，官军不敢阻挡，后被海州知州张叔夜招降，事在宣和三年（１１２１）。
而梁山泊农民起义事也确有其事。
洪迈《夷坚乙志》称，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罢知青州，不赴，归金陵，疽发于北而卒。
其所亲王生死后复苏，谓己见蔡受冥谴，嘱其归告妻子，称现在阴间正揪住郓州一事不放。
他的妻子恸哭道：“侍郎去年帅郓时，有梁山泺（同“泊”）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
”此书在四十三年之后是四十三年之后成书的，所说梁山好汉结局应不错，当然冥谴是靠不住的。
但现存史料看不出两次起义之间有什么关系。
看来后来的民间艺人将宋江等人之事和梁山泊事揉合起来了。
最初是民间口头传说，在南宋时已经成为广泛流传的故事。
成为说唱艺人最喜爱的题材之一。
宋末元初人龚开的《三十六人画赞》完整地记载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并在《序》中于：“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
”罗烨《醉翁谈录》在“话本小说”中的朴刀杆棒类中，著录有《青面兽》、《花和尚》、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史264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史264 2 2 《武行者》和《石头孙立》等，但这时还是独立的英雄故事。
而到了宋末元初的时候，出现了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3版)笔记和考研真题详解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3版）笔记和考研真题详解第一编先秦文学0.1复习笔记一、中国文学的源头1传说时期的文学传说时期的文学是指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的原始神话传说和歌谣，它们经过漫长的口耳相传导致变异，后世见诸文字记载的原始文学很难说是其原貌。
2早期文字与书面文学的产生文字的出现，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
甲骨文字以及部分青铜器上的铭文，是我国现在所知最早的文字，它们为口耳相传的文学发展成为书面文学提供了条件，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
3诗乐舞紧密结合诗乐舞合一，这在我国古籍中有明确的记载，如《吕氏春秋·古乐》与《尚书·益稷》记载帝舜时的乐曲《大韶》。
诗歌和音乐、舞蹈相互结合的形式，在文字已经成熟并广泛用于文献记录以后，还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约在春秋以后，诗歌从乐舞中逐步分化独立出来，向文学意义和节奏韵律方向发展。
二、先秦文学的作者和形态先秦经历了一个由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嬗变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主要承担者的身份、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学作者也因之而不断变化。
1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1）夏商时代和西周初期，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文化的主要承担者是巫觋。
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也是文学的创造者。
在夏商或周初，为巫术祭祀而创制的韵文或歌谣是当时主要的文学作品。
（2）商周之际，随着商周之际鬼神地位的下降，人事受到重视，史官发展了人事方面的职能，并从原始宗教中脱离出来，成为新兴文化的代表。
史长于记人事、观天象、悉旧典。
《尚书》《春秋》都是史官的作品。
（3）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只有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权利，文化为贵族所垄断，贵族掌握知识文化，进行文学创作。
贵族成了西周、春秋时文学的主要创作者。
《诗经》就是由他们所采、所编、所颂的作品。
（4）春秋战国之际，随着贵族阶级的衰落，官学或私家传授出现了危机，于是民间聚众讲学之风应运而起，文化知识也由贵族转移到士的手里，其代表就是诸子百家。
先秦文学作者的身份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由巫到史，到贵族，再到士，其演变过程，与文学繁荣的趋势是一致的。
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学史83
11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学史第四章东晋文学与陶渊明二、陶渊明官场是重礼法的，上下等级森严，彼此委曲周旋，而东晋时期，军阀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充满了虚伪与矫饰，这对尚真的陶渊明来说，是无法忍受的。
当他对这种“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社会感到彻底的绝望之后，自然就选择了一条通过归隐田园以洁身自好的道路。
因此，从总体上看，陶渊明的归隐的原因主要是性格的原因，是其自然的质性和矫厉的官场生活无法适应的结果，是主客观不能调和产生严重的心理冲突的结果。
而陶渊明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当现实社会的种种虚伪与他的天性冲突时，他能够做到宁固穷而不改其节操，处贫贱而能心境怡然，在田园归隐的生活中，体会人生的价值与真谛。
他在《杂诗》中写到：“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
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
厉响思清远，来去何依依。
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从中可以体会到他的心灵苦闷与追求。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成为后人所难以企及的范型。
朱熹曾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
这边一面清淡，那边一面招权纳货。
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
”（《陶澍〈陶靖节身集〉引》）其实，陶渊明的这一点，不仅晋宋时期的文人无人做到，即后代的文人也很少象他那样能够超越仕与隐的矛盾。
唐代的诗僧灵澈有诗云：“相逢尽到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正道出了自古以来官僚文人在仕与隐问题上的矛盾心态。
正由于后代文人很难做到真正摆脱名利的束缚，所以陶渊明才成了后人心中高风亮节的象征。
那么，陶渊明的这种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与陶渊明的所接受的哲学思想有关。
关于陶渊明的思想，1945年陈寅恪先生曾有《陶渊明之思想清淡的关系》一文，他通过对陶渊明的《形影神》三首诗的分析，指出陶渊明的思想在继承魏晋玄学的基础上而发展的“新自然说”，（1）“新自然说”的要旨在于“委运任化”，也即随顺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史83笔记_中国文学史_袁版文史83 2 2 自然，与自然混同。
史料笔记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以清代史料笔记《榆巢杂识》为例
史料笔记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以清代史料笔记《榆巢杂
识》为例
王丹
【期刊名称】《黑河学刊》
【年(卷),期】2010(000)001
【摘要】进入21世纪,我国的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史实重建成为了史学
研究工作者的新的任务.史料笔记作为史实基本材料的一种,同已往传统的档案材料、人物文集材料、墓志铭材料、正史材料等众多历,史材料相比,已经作为历史研究的
新的一种材料而被许多史学工作者所接受,并依靠其独特的特点在历史研究中发挥
着自己独特的优势.
【总页数】2页(P72-73)
【作者】王丹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05
【相关文献】
1."史官不当专尚史才,必以心术为本"——谈明人史料笔记中的"心术"论
2.从《长
物志》到《陶庵梦忆》——史料笔记中的晚明士人文化心理3.史料笔记与地方史
研究——以晚清史料笔记为例4.史料笔记之语料及价值——以明代《戒庵老人漫笔》等为例5.史料笔记与民俗研究——以晚清史料笔记的记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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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野史的书
关于野史的书
野史一词，通常指一些不太确切且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故事，甚至包括了记载不实或夸张的传说传闻。
这类书籍虽然常有大量细节描写，但很难辨别真假，不过对于爱好历史以及文化探究的人们来说，它们无疑是有着特殊魅力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著名的野史书籍，比如《水浒传》、《红楼梦》等，它们既描述了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和人物性格，也融入了许多民间传说和神话。
它们的作者往往是以笔为武器的人物，他们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细致的描写和探究，并在其中穿插了各种时代特色的文化元素。
然而，作为读者，我们应该如何审视野史这类书籍呢？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野史并不是正史，其中所包含的故事和事件很难全部属实。
其次，我们要以一种更加客观的态度去阅读它们，不能轻信其中的夸张和猜测。
同时，我们也应该在阅读中发现其中所包藏的那些历史文化元素，从中汲取思维营养。
最后，我们应该在阅读野史书籍时，学会转化其中所包含的价值观念和人生哲理，并将其融入到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中。
这既是对野史这种文化传承的一种保护和延续，也是为了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本质和真相。
在总结中，野史这种书籍可能存在的不准确性和夸张性，不一定是一个缺点，它们所包含的文化元素和时代特色却使它具备了极高的
历史价值和吸引力。
因此，我们要用一种更为客观的眼光去欣赏它们，将其中的文化元素转化为个人成长的财富，同时也为这种文化传承和
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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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野史对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管窥——从袁编《文学史》对笔记野史类著作的征引说起王金伟【摘要】笔记与野史是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文献类型,其不同主要在于文史有异,而相似性则在于内容杂糅、组排形式随意以及撰述角度的兼容,故两者“分”与“合”应参考量的因素依情况而定.相关的研究重视对当时代和有影响的笔记野史类著作的使用.笔记野史之于古代文学研究有反映文学事实、对学术概念与学说正源清流及“粗线勾勒”作家形象等方面的价值.【期刊名称】《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年(卷),期】2012(028)006【总页数】4页(P87-90)【关键词】笔记;野史;古代文学研究;袁编《文学史》【作者】王金伟【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笔记野史是中国古代文学中重要的文献类型，但一直以来相关研究却相对比较薄弱。
其重要性仍未被充分认识。
笔记野史类文献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尤其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不可低估。
袁行霈先生任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1］(以下简称袁编《文学史》)是一部获得广泛认同和高度评价的文学史教材，“以学术前沿性和包容性兼具见长”，而“立论稳妥允当，熔铸众家之长”［2］19。
论者还指出“大量出注也是本书形式上的一大特色”［2］20，即其所使用的材料中有大量是笔记野史类文献。
本文截取袁编《文学史》第五编第三卷，考察其对笔记野史类文献的征引情况，管中窥豹，以期探讨笔记野史之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
1 笔记野史之“分”与“合”笔记和野史是两种重要的文献类型。
据杨东甫先生《中国笔记野史总目》统计，笔记野史总量在8 000种以上① 资料来源:广西师范学院杨东甫老师硕士课程授课讲义。
，因此对两者进行辨别比较是此类研究无法避开的首要论题。
从概念表层看，“笔记”与“野史”的区别是明显的。
在文、史相对“分家” (对比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的情况而言)的今天，“笔记”就是一种文字记录性的东西。
《现代汉语词典》“笔记”词条的名词性义项有二:①“听课、听报告、读书时所做的记录” (此项主要针对非学术概念);②“一种以随笔记录为主的著作体裁，多由分条的短篇汇集而成” (此项主要针对学术概念)［3］71。
而“野史”显然是一种“史”，属于历史著作，恰如《现代汉语词典》的简要解释:“指旧时私家著的史书”［3］1589。
依照《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笔记类图书被定为I类 (即文学类)，而野史类图书被定为K类 (即历史类)。
笔者就广西师范学院图书馆所藏的几种较重要的笔记野史类图书进行了“抽样调查”，其“索取号”分别如下(“*”代指分册书籍):笔记类周续赓等选注《历代笔记选注》 (北京出版社，1983):I242.1/45;刘叶秋著《历代笔记概述》 (北京出版社，2011):I207.41/210(2);葛洪等著《笔记小说大观 (第一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I242.1/146.*; 苗壮著《笔记小说史》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I207.409/73;刘叶秋著《古典小说笔记论丛》 (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I207.41/36;鲍思陶主编《历代笔记 (上下册)》(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I242.1/96.*;等等。
野史类陈力主编《中国野史集粹 (全五册)》(巴蜀书社，2000):K204.5/6.*;中华野史镜鉴编委会编《中华野史镜鉴 (全三卷》(当代世界出版社，1988):K204.5/5.*;吴枫，刘乾先主编《中华野史大博览 (上下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K204.5/3.*;李永祥主编《野史趣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K204.5/1;郑达辑《野史无文》 (中华书局，1960):K248/10;颜邦逸主编《白话野史》 (大连出版社，2007):K204.5/8.*;等等。
当然，“中图分类法”也存在不足，若把这种分类法认为是今之学界对于笔记野史类文献分类的一般看法，则研究显然是不足的 (如将“笔记”与“笔记小说”混为一谈)，因此仍有辨正的必要，研究尚待深入。
笔记与野史是两个有区别又联系密切的文体，很多时候的确难以区分，历来学者也大多辨之不清。
本文主要从两方面探讨两者的联系:其一，从外在表象上，两者的相似之处表现为内容的庞杂与组排形式的随意。
从各自的本义看:“笔记”侧重讲记录形式的随笔化，内容因此而散碎;“野史”内容记事，因系自家撰写，随意性也强，也就有了随笔的特点。
其二，从内在成因上，两者具有撰述角度的兼容性，“笔记”形式与“野史”内容之间并不互相排斥;只是“史”在古代的崇高地位影响了追求“立言”的文人的写作观念，使之在对吉光片羽的文献了解和个人偶得灵感记录时，不自觉地以“史”的旨趣付诸文笔，因是私家自撰，便成为了野史。
譬如《宋景文笔记》以“笔记”为名，却有很多逸闻野史的内容。
一般认为，笔记、野史之别在于内容和形式之辨，判断文献类别，当然主要应以其中所占“分量”而定。
但依笔者之见，在这个“分量”难以量化得很明确时，则不宜强分。
中国古代，一直尝试细分文件——曹丕《典论·论文》分八体;陆机《文赋》分十体;萧统《文选》分三十七体而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所分竟达一百二十七体，但始终难以合理地辨清。
笔者认为笔记野史的“分”与“合”应就某部书的具体情况而言。
如某文献中两种“成分”参半，则可对该著分出“笔记部分”和“野史部分”，而不宜强归某类。
鉴于这样的认识，本文权且使用“笔记野史类文献 (或著作)”这一概念。
2 袁编《文学史》(第五编)对笔记野史类著作征引概况袁行霈先生总编的《中国文学史》共分四卷，计有九编。
此著的重要特点是“许多篇幅用在注释和附录上”，“每章之后增加了详细的注释，注出引文的出处，包括书名、卷数、章节、版本、页码”［4］11，“一般每章注文都有二三页之多，占四页的也不在少数”［2］20。
这样的情况使得本文选取此著作为研究对象是可取的。
但笔者因能力和精力有限，只选取其中第三卷第五编，即“宋代文学”部分作考察。
此部分由莫励锋先生主编 (撰)，大体上代表了当前此领域的学术主流。
为行文方便，下文将此部分简称为《文学史》。
据笔者粗略统计，《文学史》引用笔记野史类著作90次，大概有40多种。
其引述特点主要有:1)侧重引用宋明清尤其是宋代的笔记野史类著作。
被引次数最多的文献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13次，陈师道《后山诗话》7次，周密《齐东野语》5次，朱熹《朱子语类》4次，严羽《沧浪诗话》4次，叶梦得《避暑录话》3次，陆游《老学庵笔记》、朱弁《风月堂诗话》、吴曾《能改斋漫录》、赵彦卫《云麓漫钞》、刘克庄《后村诗话》、魏庆之《诗人玉屑》、王灼《碧鸡漫志》均2次等。
除上述所列外，还有如钱世昭《钱氏私志》、张戒《岁寒堂诗话》、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张舜民《画墁录》、罗烨《醉翁谈录》、祝穆《方舆胜览》、邵伯温《邵氏闻见录》、释文莹《湘山野录》、叶梦得《石林诗话》、费衮《梁溪漫志》、曾慥《高斋诗话》、惠洪《冷斋夜话》、赵令畴《侯鲭录》、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阮阅《诗话总龟》、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等。
而其原因当然是为了贴近史实，后文中还将对此略作分析。
2)侧重对其它历史时期文献的使用。
元代陶宗仪《说郛》，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型的笔记野史丛书。
而明杨慎的《升庵诗话》、清赵翼的《瓯北诗话》与《廿二史札记》、清王夫之的《姜斋诗话》等，其著者均赫赫有名，其著作也一直被广为重视，而清人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和况周颐的《蕙风词话》，也都是词学中必备之参考书。
对其它历史时期笔记野史著作的征引，还有清代梁廷楠《东坡事类》、胡薇元《岁寒斋词话》、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张伯行《二程语录》、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等。
好用巨著名著，当然是为了论证有力。
3)对“诗话”、“词话”类著作尤为“偏爱”。
如宋严羽《沧浪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朱弁《风月堂诗话》、刘克庄《后村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叶梦得《石林诗话》、曾慥《高斋诗话》，明杨慎《升庵诗话》，清赵翼《瓯北诗话》、王夫之《姜斋诗话》、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胡薇元《岁寒斋词话》、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况周颐《蕙风词话》、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等，达16种之多。
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宋代的诗歌发达胜过于他文学样式——虽说宋代散文和话本戏曲等亦取得了辉煌成就，但相比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宋词和与唐诗俨然分庭抗礼而引发后世“唐宋诗之争”的宋诗这两种诗体文学来说毕竟还是略逊一筹。
3 从笔记野史类著作的被引看其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从《文学史》对笔记野史类著作的征引中，我们大略可以一窥笔记野史之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
1)对文学史实的反映。
笔记对于文学研究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诚如杨东甫先生在《试论笔记的史学价值》一文提出野史笔记可为正史作本、补阙、纠误和提供全方位资料等四个方面作用［5］22—31;在《笔记文学价值刍论》中又指出野史笔记是“文学史料之宝库”［5］53等。
而某个时代的史实 (不独指文学史实)，对于传世文献，依据最重要的应该是距其时最近的记录，这是公认的。
《文学史》在考察作家的生平事迹的时候，常取笔记野史中的轶事记录作为主要佐证，反映在宋代文学部分就是以宋代笔记野史为大宗。
比如，《文学史绪论》中论宋王朝对文人的优厚待遇使得“宋代的官员大多是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士大夫，他们的享乐方式通常是轻歌曼舞、浅斟低唱”［1］10，并以寇准、晏殊、范成大为例，依《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四〇和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说明之。
2)对于一些学术概念和学说的正源清流。
如江西诗派之宗黄庭坚诗因“以鲜明的风格特征而自成一体”［1］74，故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提出“山谷体”之称。
又如《文学史》第三章引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五说明“太学体”“学海波中老龙，圣人门前大虫”的特点。
“文以载道”的思想在宋代占统治的地位，因此即使是苏轼这样的大家，在当时也被斥为异端，为说明这一点，《文学史》引《朱子语类》之言:“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1］16此语出自《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其实原文又有更为直接批判苏轼之处:“苏文害正道，甚于老佛，且如易所谓‘利者义之和’，却解为义无利则不和，故必以利济义，然后合于人情。
若如此，非惟失圣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
”朱子曰: “某在当时，必与他辩”又笑曰:“必被他无礼”［7］3306。
这种把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完全置于审美功能之上的观点“如果推向极端，即是‘作文害道’”［1］(4)，《文学史》引清张伯行《二程语录》卷·一一: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