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革命与美国软实力 翻译

LUCY LU（译）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American Soft Power信息革命与美国软实力约瑟夫·S·奈内容简要：约瑟夫·S·奈和国家政策教授，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唐·K·普赖斯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中，信息革命对社会的影响相比于集中更多是分散的。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奈为我们考察了信息革命有可能对国内和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国家软实力所产生的影响—通过思想，文化和政策所产生的说服力。

外交政策将不会再是政府的唯一职权正如主权国家的中心地位和功能将会改变并且政治制度将会作出调整以适应这个美丽新世界。

奈总结道，在当前全球化时代，美国有着它自己的优势但是美国应该谨慎切勿单方面地或自大地否定由它的软实力带来的积极价值观念。

当前世界仍处于信息革命的初期，而信息革命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是不稳定的。

正如18世纪晚期的蒸汽时代和19世纪晚期的电气时代，生产率增长缓慢是因为社会不得不学习如何全面利用新技术。

1 社会制度的变革比技术的变革更缓慢。

例如，电动机早发明于1881年，但是直到亨利·福特开拓了新的工厂产业的重整，电力才开始全面被利用，期间间隔差不多四十年。

现今，信息技术占美国的总股本的两个百分比，但是，把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和传播信息所需的总设备加起来总共占了美国总股本的百分之十二，正正与19世纪晚期铁路盛行的顶峰时期一样。

全部信息技术的四分之三都被用于像金融和医疗卫生这些相当难以采取产出测量措施的第三产业。

2仅仅在最近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的生产率的才开始提高。

3一个世纪以前，由于受到新的价格低廉的电力所提供的便利，大众传媒和电视广播开始出现，它们为现在提供了很多可以学习的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影响。

它开辟了大众流行文化的时代。

4除了电话，关于大众传播和广播所产生的影响逐渐趋向于集权政治影响。

当信息变得更为普遍广泛，这对民主国家所产生的集中影响更高于当地的媒体时代。

在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通过对无线电的利用使美国的政治活动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这些影响尤其使那些宣称正在主张极权主义的政府去压制竞争信息的来源。

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如果没有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出现的大众传媒，那么极权主义也许不可能存在了。

5在乔治·奥威尔的著作《1984》中描述到，在20世纪中期，人们对计算机和当今信息交流的变革感到恐惧，认为这两者将会导致集权政府的控制。

大型计算机的出现似乎是为了集中中央规划，给金字塔顶层的人增强监视的权力，并且政府电视台控制了新闻消息。

通过中央数据库，计算机可以使政府更方便地进行识别和监控而且计算机的商业化改变了早期的言论自由文化并形成了一定的网络规章。

6虽然，加密技术正在不断演变，并且有一些项目例如全非集中化文件系统能够使使用者匿名地买卖数字信息。

7他们相信将会有更大的私人空间而不是早期的悲观设想。

而且互联网将会比第二次信息技术革命令政府更难控制。

总的来说，通信理论家 Ithiel de Sola Pool对技术自由的描述是正确的8。

随着计算机能力变得广泛分布，不但在成本方面下降，而且计算机也在尺寸上缩小，它们的分散影响远远超过它们的集中影响。

互联网创建了一个系统能够快速推动消息的广泛散播。

与被编辑和广播公司控制的无线广播，电视机，报纸相比，互联网创建了无数的交流方式，（通过电子邮件）一对一交流方式或者（通过个人网页和电子会议）单对多的交流方式，还有（通过电子广播）多对单的交流方式，还有更重要的是，（通过网上聊天室）开展的多人对话。

网络消息仅需要通过少数的媒介便可以传播得更远更快。

9实施网络中央监控是可能的，但政府渴望通过控制网络以此控制网络消息的流向将会面对的是高成本和最后失败的结果。

与其说新信息技术会加强中央集权化和官僚作风，不如说它有助于促进新型社区团体，网络组织团体和对政府有着不同需求的角色。

10这意味着外交政策将不会再是政府的单独领域。

无论你是个人还是私人团体或者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可以有权直接参与到世界政治中。

信息的传播意味着权力会更广泛地散播并且非正式沟通网络会削弱了传统官僚制度的垄断。

网络时代的速度意味着会减少国内或者国外政府对它们议程的控制。

政治领导者将会享受到更低程度的自由由于他们要开始对各种事件作出回应并要开始与更多的参与者共同分享平台。

私有化和公私合营将会开始增加。

美国在信息时代调整了它自己的外交政策，避开单极化与霸权的吸引力。

而衡量国家是否强大的手段也只会由集权政府控制的硬实力来定夺。

主权国家的旧形象就如同撞球一样不停在平衡和回弹中运动使我们对新的复杂世界政治格局失去了判断力。

新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央政府仍然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早期影响。

管理专家Peter Drucker 和未来学家Heidi Toffler 和 Alvin Toffler认为信息革命终结了等级官僚机构，典型地代表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

在公民社会中，那些权力分散组织和虚拟社会在网络上不断发展，它们开辟了区域管辖并发展了他们独自的管理模式。

互联网的领导人，埃丝特·戴森提到，“管理脱媒化”和“塑造全球社会都紧密连接在一起覆盖在传统当地地理社区”。

12如果这些预言家的说话正确，将会导致一个全新的网络封建制度，与社区和管辖权的相交叉，且主张多层面的公民身份和公民忠诚度。

总的来说，这些转变意味着在过去三个半世纪，近代集权国家的逆转控制了世界政局。

一个中世纪欧洲人可能会会忠诚于一个当地贵族，一个当地公爵，一个当地国王和教皇。

未来的欧洲人可能不但会忠诚于布列塔尼，巴黎和布鲁塞尔而且还会忠诚于数个关于宗教，工作和各种各样兴趣爱好网络团体。

虽然主权国家的体制在国际社会中仍然处于举足轻重的典范，人们可以从这开始了解到社团和统治模式的横切面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制定了国家体制此前的境况极为相像。

在封建时代，跨国联系穿越了政治界限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但是逐渐受到了崛起的单一民族国家的限制。

当代主权不断在发生变化。

三十年前，跨国联系已经不断发展，但它们只是相对涉及了小数中坚分子在跨国公司，科技研究组和学术机构的这些领域的发展。

13 现今，由于互联网的低成本，它为数百万人提供了跨国联系。

当今，主权问题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备受争议的论题。

主张独立运动者与新的单边主义者紧密地结盟共同一起抵抗任何一切有损美国自主权的事物14。

他们担心联合国的政治地位会限制暴力的使用，经济决策不再受世界贸易组织管理，创建环境制度和条约的权力也会交由其他组织。

在他们眼中，国际团体概念的这个观点只是一个幻象。

主权国家的命运已经被定格了一个不良的架构，甚至除去那些认为联合国带有阴谋地准备冲进美国领土的偏激团体。

正如过去的一个联合国官员提出，“在这里工作存在着极度贫瘠的心态。

我们能够预见对于仅在国家体制上的替换实体对国家体制来说是一个长期挑战。

”15在早期的封建时期，一个更好的历史类比就是市场和城镇生活的发展。

中世纪的贸易展览会并可以取代封建权力机制。

它们并没有瓦解城墙，也没有能够除去它们当地的贵族，但他们的确带来新的财富，新的盟军还有一副被总结成格言“城镇之风带来自由”的新态度。

中世纪商人发展了商事习惯法用来管理它们的贸易关系很大程度上作为一套私人规则去管理商务。

16与今天相似的是，一系列由黑客到大型企业间的个人和实体都制定了一些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正规的政治体系的网络法规规则。

跨国企业内部互联网的发展处于防火墙和编密码的幕后，“代表着私人占用了公共空间。

”17私人体制，不要正面地挑战主权国家的政府，例如企业内部网和跨国新闻组投身于明确的问题，如环境问题。

他们一般会简单地增加一些关系层面表明主权国家并没有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

美国人将会参与到跨国互联网团体而不再做一个仅履行义务的美国人，但他们在互联网存在此前的观点比那些典型的，忠诚的美国人更加广阔。

或者考虑世界经济的规模，一般衡量一个国家的强大是通过本国的进口额和对其它主权国的出口额。

这些贸易流与贸易差额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现在大多数逐渐由跨国公司领域决定怎样生产，是在本地生产还是海外生产。

一些美国企业，如耐克公司几乎没有产品是由本国生产的，尽管那些无形但价值含量高的设计和市场推广是在美国本土完成。

在20世纪90年代，信息通信成本的成本的下降使公司都能够开拓它们的地理分散经营。

因此，进出口贸易展现了一幅非常不完整的全球经济联系的景象。

例如，来自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产品的价值远远超出美国出口商品价值的两倍。

在美国本土的外资企业的销售额将近是进口额价值的两倍。

18 微观经济联系“在世纪经济中创造出了非领‘领域’－一个偏离但整合的实施操控的全球化存在于我们称之为国民经济的地方化边上。

”19如果我们限制了对弹球状态的想象那我们就会错过了真实的层面。

甚至在互联网时代，政治体制的职责一直改变很可能像一个渐进的过程。

在领土国的不断出现，其它中世纪职责继承者如意大利城邦和汉萨同盟能够征税并为坚持作为其他可行的选择斗争了将近两个世纪。

20今天，在某些特定的国家都是基于服务器网络而且访问提供商会受到各种不同的政府法律影响。

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在主权国家继续存在，而是如何改变它的集中性和功能。

“国家在各方面的管理范围不断扩大，但是它也必须保证一些其他义务。

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避开他们无法解决的难题去增强他们对国家的有效管理。

21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在面对不断增加的一系列包括国界在内的难以处理的问题。

它包括资金流动，贩毒，气候变化，爱滋病，难民，恐怖主义和文化入侵如此等等。

国家治理任务的复杂化并不等同于破坏主权。

政府在不断适应新局势。

政府正处于一个适应的过程中，不过，他们改变了管辖权，管理以及私营部门它们角色的原本意义。

以美国边界控制问题为例，在一年里，有475,000,000人，125,000,000车辆以及21,000,000船进口货物分别在310个港口，3700条航道进入美国。

检查一轮全满且40英尺长的装运船耗时为五小时，然而每年有超过5,000,000这样的货轮进入美国。

除此以外，近年来超过2,700,000非法移民者踏进和驾驶穿过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边界。

一个恐怖分子通过此就可以轻松地潜进。

再次，每次携带数磅那些生物剂或化学剂比每年走私成吨的违禁品海洛因和可卡因容易得多。

海关和移民归化局处理这些流入问题需要超出本国国界通过情报与合作进入其它国家内部的司法权并依靠私营公司制定明确的体制追踪国际商业流动以便执法人员在货物到达前就可以管理入境货物的虚拟审核。

因此，海关人员的工作遍及到拉丁美洲去援助安全程序的执行以便减少钻漏洞的毒品走私者而且发展国际合作机制监控贸易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