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分析李鸿章

用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分析李鸿章
一阶级分析法
1.阶级的经济地位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是代表着由封建主义过渡到民族资本主义的关键人物。

在经济领域，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李鸿章一个人就办了前面三个，后来他还办了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并且率先倡导在中国修建铁路。

可以说他在洋务活动中，创办最多，成效最大。

在李鸿章的自强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两个留存至今的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

江南制造局采取中国人担任领导，聘请外国技师；而轮船招商局作为民用的服务企业，则是纯粹的华人企业，它的章程里特别规定，不接受外国资本。

相比之下，江南制造局由于模仿生产西方的船只兵器，受国外的影响更大，而轮船招商局由于采用了股份制，在组织结构上更先进。

它所采用的洋为中用的模式，甚至一些具体的组织生产的方式，一直为后来的民族工业所袭用。

从细节和局部上看，李鸿章采取的措施是先进的，代表了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

但就他们所想达到的中国“自强”的目的来说，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

在军事和国防领域，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

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和一系列军工企业，为中国工业打下最早的基础。

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

2 政治立场
在政治和外交上，从1862年当上江苏巡抚起，李鸿章在晚清社会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活动了整整四十年，其时间之长、涉及的领域之广、所做的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时代的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

他先后担任过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从1870年起，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是清朝政府高层参与决策、执行决策的重要人物。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他就代表清政府经办了许许多多的对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绝大部分对外条约都是由他出面签订的。

以致在当时外国人的眼里，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朝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鸿章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李鸿章本身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表，有客观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这使得他不可能看到封建主义根本的弊病而去推翻封建王朝，而真正去签订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的是清政府，并非着眼于李鸿章这个人，李鸿章只是封建利益集团的附庸。

错不在于他，是历史的责任，不是某一个人可以承担的，也是他承担不起的。

我们必须承认洋务运动和李鸿章个人对于历史发展推动的作用，对于富国强民的探索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以及对日后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生的影响，这些都是他不可磨灭的贡献。

3.意识形态
维护封建统治，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表。

但是是一个思想开放的封建士大夫。

李鸿章的目的是维护清朝的统治；他深受封建传统道德的影响，也深受成长环境的影响。

他行事开放，不墨守成规，却始终对新鲜事物浅尝则止，不做深入探究；走不出封建士大夫“忠君”
的思想圈子。

再这样一个动荡黑暗的时代里，他的悲剧是必然。

二历史分析法
谈到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

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1 首先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

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

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

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

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

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

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

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

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2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

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

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

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

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

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

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

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

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

以恭亲王奕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

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

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

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

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所以我们得出结论，李鸿章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抛开清王朝的情况去评价他是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