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论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

趋势①

文军

2012-8-5 12:07:41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07年1期第113～119页

【内容提要】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各种思潮迭起，理论流派错综复杂，表现出了八个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1)在理论分化的同时愈来愈呈现出多元综合的趋势；(2)不同理论与方法之间的对话日益频繁；(3)各种思潮在经历重构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向”；(4)对古典理论的重新阐释与批判性拓展；(5)理论及其建构方法的反思性不断加强；(6)理论的现实性、应用性和实践性功能不断强化；(7)理论发展的危机意识日益增强；(8)欧洲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崛起及其中心地位的回归。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这些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社会学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社会学理论/社会理论/当代西方社会学

【作者简介】文军，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市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200062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不仅是各种思潮迭起，流派繁多，而且相互之间错综复杂，难以辨识。其中有两个最为突出的现象：一是在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理论的关系上，相对狭隘的社会学理论愈来愈融会在更为宽泛的社会理论之中，社会学理论无论在理论旨趣和思维方式，还是研究对象和表现形式上都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社会理论，以至于许多社会学家不再宣称自己从事的是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而是社会理论的研究；二是在主流与非主流理论的问题上，两者之间的边界也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不仅是由于非主流社会学理论的影响日益扩

大并逐步渗透到了各种主流社会学理论之中，从而形成彼此交错，相互交织的局面，而且也是由于主流社会学理论内部本身开始发生分化，其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很难再维持长期以来的一贯统一的面相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是主流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还是各种非主流的社会学理论流派，在当代理论境遇和社会脉络(contexture)中，都开始表现出了某些共同的特征和趋势。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至少表现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整体性特征和发展趋势：

一、在理论分化的同时愈来愈呈现出多元综合的趋势

西方社会学理论在当今社会科学中已是如此分化和多样，以至于这不仅破坏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整体性，使理论研究变得支离破碎，而且也使主流社会学理论家难以对社会世界获得整体上的概念。今天，面对过于且越来越繁多的专业化理论，社会学家不得不更多地采取宏观的、整体的方法来应对。犹如乔纳森·特纳(Jonathan H. Turner)和大卫·鲍兹(David E.Boyns)所指出的：在一个更具包容能力的有关社会世界是如何呈现的研究中，专业化理论会得到最好的发展，这种研究只有综合性的宏大理论才能提供。[1]与之相似，贝利(Kenneth D. Bailey)也像涂尔干一样主张社会学理论家应该研究复杂的现代社会，“唯有这样做，社会学才可以说自己是研究整体社会的，否则也就是研究社会的一部分而已”[2]。尽管有这么多人关注，但仍有一些人并不担忧社会学的目前状况。例如，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和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就认为，非主流社会学理论的多元化及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都有助于该学科的整体发展。不管人们如何看待社会学理论的这种过度分化状态，但在各种理论的分化之中出现各种多元综合的理论趋势将是确定无疑的。

因此，针对当前社会学理论四分五裂的状况，许多西方社会学者认为理论家

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促进各个可以利用的理论传统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在各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之间牵线搭桥，以实现理论的比较、综合与发展。这种多元理论综合不同于以往理论综合之处在于，它不是简单地将两种或多种不同流派的理论观点糅合在一起，而是在不同理论全面整合基础上的一种再创造。其特征不仅表现在对不同理论观点的全面吸收与概念创新上，而且在方法论与研究范式层面也努力实现系统整合。尤其在主流社会学与非主流社会学、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行动理论与结构理论的综合上表现出了突出的特征。例如，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卢曼的“一般社会系统理论”(General Theory of Social Systems)、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Strncturation Theory)、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布迪厄的“结构主义实践理论”(Strncturalist Theory of Praxis)、科林斯的“普遍化解释模型”(Generalized Explanatory Models)、瑞泽尔的元理论化(Meta-Theorizing)主张以及近年来出现的新系统理论(the New System Theory)都表现出了对一种理论综合的追求。这些理论的一个共同特性就是企图超越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传统中的二元对立。尽管其最终的效果如何还有待社会学家们的认同和检验，但至少表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已由以往专注于冲突、分裂的危机意识正逐步转变为注重综合、整合的稳定意识，这种意识的树立无疑预示了一个新的理论时代的到来。

二、不同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之间的对话日益频繁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多元综合也为不同理论方法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契机。这种多理论方法之间的对话在上一代曾经被默顿(R. K. Merton)视为“并不是持有各种理论的社会学家之间相互赞同的融合，而是潜藏着深层的危机”，但在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中，这些对话不仅强调理论多样性的作用，而且认识到并不断

推动各种不同理论之间的联结与互动——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同一个目标。[3]

在传统的社会学看来，以实证主义社会学为特色的主流社会学，由于其较为成熟的理论、范式和相对稳定的方法技术与经验研究，通常被看作是一种“已开发的社会学”(developed sociolosy)，而以人文主义社会学和批判主义社会学为主的一些反实证主义社会学却由于其相对空洞的框架或范式而被称为“低度开发的社会学”(underdeveloped sociology)。[4]不仅如此，实证主义社会学与非实证主义社会学之间也缺乏应有的交流和合作。尽管从社会学理论发展史来看，一些人文主义或批判主义的社会学家（如韦伯、马克思、舒茨等），其理论思想中也含有实证的元素，但多半是属于一种学术的非自觉意识和行为，而不是有意识在促进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或批判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对话。

实际上，实证主义社会学与非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论并没有本质上的矛盾，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研究方法的倾向性是基于不同的出发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两种方法论完全不可融合。从整个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人们越来越期望有一种多元化的研究方法论出现，以摒弃原有的二元对立局面。因此，到当代社会学时期以后，实证主义社会学与非实证主义社会学对立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随着大量非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涌现，实证主义社会学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争吵和相互批判以后，开始愈来愈重视与各种其他理论流派之间的对话，其中包括实证主义社会学本身之间和实证主义社会学与非实证主义社会学之间的对话。例如，埃利亚斯(N. Elias)的“构型社会学”或“过程社会学”就是将微观层次的个人行为与宏观层次的国家联结起来进行分析的典范。尽管不同的理论家对理论对话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但当代许多理论家认为理论对话往往是通向理论终点的途径，在一些理论家那里，理论之间的对话是达致其他目标的一种手段，比如，理论工具的建构、广泛或局部的理论综合、理论的重构等等。但除了这些工具性的应用之外，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