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诗术》与内传诗学

刘小枫：《诗术》与内传诗学在西方文论典籍中，亚里士多德的《诗术》(又译《诗学》)显得具有无可争议的显要地位……但仅仅显得如此而已。

如今的大学中，人文学科并没有立“诗学”科目，大学有文学系，并没有“诗学系”。

“文学”等于“诗学”吗？作为一级学科的“语言文学”属内的二级学科“文艺理论”等于“诗学”吗？如果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对现代大学文教的开科设教并不具有规定性，《诗术》的所谓显要地位形同虚设。

在西方古代教育中，也没有“诗学”这个科目。

古希腊人的确有诗教，但不能说诗教是“诗学”。

古希腊的所谓“高等”教育要么是哲学，要么是修辞学——在雅典民主政制时期，还出现过哲学与修辞学争夺教育领导权的著名争议。

①在古罗马时代，教育的主体是修辞学而非哲学。

无论哲学还是修辞学，都会涉及对古传诗作的理解或解释，但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的教育中都没有独立的“诗学”门类。

亚历山大时期出现了专门研究古传诗作的专家，他们被称为“语文学家”，而非“诗学家”。

由此看来，虽然亚里士多德在大约公元三百多年前(一说在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之年，周显王22年］之前，一说在公元前335年之前)讲授过“诗术”，实际上并没有由此确立起独立的“诗学”学科。

现代文教体制中有一个庞大的专业门类名之为“文学批评”。

有的时候，文学“批评”显得与文学“研究”有所不同：文学批评指对同时代文学作品的评论，文学研究则指对文学写作的理论性探讨。

但在更多时候，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很难区分。

比如说，古代文学研究也可以被称为“文学评论”；反过来说，研究文学史实际上也是在做“文学批评”。

由于亚里士多德在《诗术》中讨论了古希腊的三种诗作类型(叙事诗、肃剧诗、谐剧诗)，现代西方学人通常把亚里士多德视为西方文学批评的始祖，这其实是误会。

“批评”这一观念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包含对古代和当代诗作的研究或评论——用古代传统的说法叫做“解释”，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明显并非这类“文艺批评”。

古希腊早就有对古传诗作或当代诗作的解释，但与现代人所理解的文学“批评”不是一回事，正如西方很早就有《圣经》解释，但与文艺复兴之后才有的“《圣经》批评［考据］”不是一回事。

如果用现代的文学“批评”观念来衡量，就得说亚里士多德的《诗术》还够不上文学“批评”的档次——今人理所当然会认为，《诗术》并没有重视文学批评应该重视的东西，比如命运或神对悲剧性结局的重要作用。

②如果用现代的文学“研究”观念来衡量，就得说《诗术》也够不上文学“研究”的档次，因为，今人有理由认为，《诗术》“没有提及希腊悲剧的起源和发展的宗教背景，也忽略了悲剧的存在、兴盛和趋于衰落的社会原因”……何况，“《诗学》不是一篇完整的、经过作者认真整理润色的、面向公众的著作……《诗学》中的术语有的模棱两可，个别概念缺少必要的界定。

文章的布局有些凌乱，某些部分的衔接显得比较突兀”(同上)。

就此而言，我们实在很难说亚里士多德的《诗术》对如今的文学研究有何典范意义。

如今的大学文科中还有庞大的“美学专业”，甚至有全球性的美学学会及其各国分会，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对美学是否有典范意义呢？尽管《诗术》开篇第一句就出现了“美”这个词，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谈论所谓“美学”。

如伽达默尔所说，“美学”这一学科完全是现代学术的产物，其奠基者是康德，而非亚里士多德。

在西方学界晚近出版的一部“权威”教科书中，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专家明确说：“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对美学这一领域的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任何一本著作好像都没有专门涉及这一题材。

”③的确，“美学”诞生于启蒙运动时期，甚至比作为学科的“文学批评”出现得还晚。

19世纪初，德国大哲人黑格尔47岁那年在柏林大学开设美学课(从1817年至1829年，共讲了五个学期)，虽然此前和之后都有西方学人讲美学，就全面、系统和理论深度而言，黑格尔的美学讲稿(经学生整理于1835年首次出版)无人能及，堪称“美学专业”的真正奠基者。

④一百年后，同样是德国大哲的海德格尔多次尖锐攻击“美学”，矛头直指黑格尔。

海德格尔解释过好些古希腊诗人和现代诗人的作品，但很难说在海德格尔那里有一种“诗学”，或者说海德格尔要回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尽管海德格尔尖锐攻击“美学”，这个专业在现代文教中的地位并无丝毫动摇。

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启发下写成的《真理与方法》甚至成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最有影响的美学要著——凡此都让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诗术》在西方文教中的典范地位不得不持怀疑态度。

亚里士多德不是如今意义上的文艺理论家，而是哲学大家，或者说西方思想史上划时代的标志性人物。

他为何以及如何论诗，本身就是值得搞清楚的西方思想史上的一大问题。

由于黑格尔或海德格尔与亚里士多德的身份一样，都不是如今意义上的文艺理论家，而是哲学大家，他们为何以及如何论诗，同样是值得搞清楚的西方思想史上的大问题。

⑤如果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我们又遇到了亚里士多德《诗术》的典范意义问题：黑格尔的“美学”或海德格尔的诗论与亚里士多德有关系吗？如果没有先搞清楚亚里士多德为何以及如何论诗，我们恐怕也很难搞清楚黑格尔的“美学”或海德格尔为何以及如何论诗，更不用说理解《真理与方法》的问题所在。

亚里士多德的《诗术》仅仅显得在西方“思想史”(更恰切的说法最好是“文教史”)上具有“典范意义”——实际上可能并非如此，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追究。

事情的起因其实源于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亚里士多德的《诗术》是内传文本——用有点儿耸人听闻的说法，则可以说是“秘传”文本(esoteric这个词既可译作“内传”也可译作“秘传”)。

20世纪初的著名古典学家桑兹称亚里士多德的《诗术》为“诗学系统批评之最早典范”，并不为过，但他说《诗术》“开启了文学批评之范式”，就言过其实。

⑥因为，既然是内传文本，即便在当时的雅典或后来的古代晚期，也并非只要是读书人都能看到，从而也就无从开启文学批评之范式。

事实上，读书人是否能够理解《诗术》的意图，仍然是一大问题——这样的问题迄今没有消弭。

何况，大哲人并不搞“文学批评”——黑格尔的“美学”或海德格尔的诗论也都不是“文学批评”。

倘若如此，我们如果要理解亚里士多德为何以及如何论诗，首先就得尝试进入这个内传文本。

显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本文将从亚里士多德《诗术》的文本流传以及释读史来试探这个问题，借此探究《诗术》在西方思想史(文教史)上究竟有何实际含义。

《诗术》讲稿下落不明今本《诗术》源于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蜡板上写下的学园内部讲课稿，原本很可能有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肃剧(旧译“悲剧”)，第二部分论谐剧(旧译“喜剧”)——如今我们能够看到的仅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很可能遗失了(也可能根本就没写)。

除《雅典政制》之外，如今我们看到的亚里士多德的传世文迹都是这位伟大的教师在自己学园内部开设哲学教育课程时用的内部讲稿，传统说法即“内传”讲稿。

⑦亚里士多德在课堂上经常说，就同一个问题他在对外的通俗作品中也曾讲到云云……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谈论一个论题会有两种讲法，内外有别。

比如，关于诗这个题目，亚里士多德还有通俗对话作品《论诗人》。

可惜，这部作品很早就遗失了，我们没法对比亚里士多德内外有别的讲法究竟有何不同。

⑧不过，为何哲人亚里士多德要写《论诗人》的通俗作品，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思考——黑格尔在十八岁时就写过《论古代诗人的某些特征》，当时他还没有从人文中学毕业；海德格尔则在自己的思想已经炉火纯青的时候写过著名的《诗人何为》一文。

由于《诗术》是给门内弟子的内部讲稿，对于我们这些亚里士多德学园的门外人来说，即便没有语文障碍，也不一定看得懂——对现代西方学人来说同样如此。

既然“内传”讲稿是讲给有学问基础的人听的，即便对亚里士多德的同时代人来说，要具备这样的学问基础也很难。

因为，这里的所谓“学问基础”，指的不是一般读书人或文士具备的知识——比如说，不是我们现代人所具备的人文科学知识，而是亚里士多德所要求的哲学知识。

如果我们要读懂《诗术》，至少必须先熟悉比如说《形而上学》、《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修辞学》等等。

对如今从事文学批评、文艺理论甚至美学研究的我们来说，这样的要求显然过高。

亚里士多德去世后不久，雅典兴起了新的哲学学派(廊下派、伊壁鸠鲁派、怀疑派)，亚里士多德学园开始门庭冷落。

他的内部讲稿尽管由弟子们保管、传承下来，具体流传情况却迄今不明。

今人仅知道，这些讲稿被弟子们带到特洛亚(Troia)附近一个小城邦，直到两百年后的公元1世纪初，才由一个藏书家带回雅典。

⑨因此，古罗马共和国晚期的重要哲人、文史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虽然曾留学雅典，也没见过亚里士多德的“内传”讲稿，仅见过亚里士多德的一些“外传”作品。

著名诗人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公元8)也是文史家，年轻时(大约19岁)曾留学雅典习哲学和修辞术。

但他进的是柏拉图后学主持的学园，同样没有证据显示，他读过亚里士多德的“内传”讲稿。

从名称上看，我们会以为，贺拉斯的《诗艺》(Arspoetica)是《诗术》的仿作。

《诗艺》共四百七十六行，内在结构可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行1—294)论“诗艺”的基本性质，第二部分(行295—476)论完美的诗人——看起来与亚里士多德《诗术》的内在结构大致一致。

此外，与《诗术》一样，《诗艺》谈论的诗作主要是史诗［叙事诗］和戏剧诗(行136—294)，并未论及所有的诗作类型——比如，没有涉及所谓的“正诗”(justum poema)亦即抒情诗。

⑩然而，这些类似之处不足以证明《诗艺》是《诗术》的仿作。

事实上，贺拉斯并没有写过一部名为《诗艺》的书，所谓Ars poetica是贺拉斯的诗体书信集《书札》(Epistulae)卷二中的一封致皮索(Piso)父子的诗体长函，《诗艺》这个题目是后来的昆体良(Quintilianus，约35—95年)题赠的。

《书札》主题杂多，绝非以文学问题为主。

卷一中有二十封信，在这些写给各种人的书信中，论题相当广泛，如果要说有一个大致的主题，只能归为如今所谓的道德—政治哲学。

与西塞罗一样，在《书札》卷一中，我们可以看到贺拉斯对伊壁鸠鲁派和廊下派哲学的看法。

(11)即便说到文学问题，贺拉斯也是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谈的——比如，在致马克西姆(Lollius Maximus)的第二封信中谈到荷马的《奥德赛》时(行19—31)，贺拉斯把荷马当做一位道德教师。

(12)《诗艺》为什么也主要谈论史诗［叙事诗］和戏剧诗呢？据说原因在于：《诗艺》赋予戏剧以大量篇幅的做法，部分源于雅典人对戏剧的偏爱——雅典时期，戏剧拥有政治规模——及其在罗马的地位。

由于文盲和半文盲数量巨大，戏剧是文人学士与广大群众进行全面交际的惟一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