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近十年来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之批判
《家国天下》丨寻找中国人的国家认同
《家国天下》丨寻找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摘要21世纪初，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表达了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深切忧思。
在中国，“我们是谁？”也是新世纪越来越多中国人思考的问题。
崛起的中国走出曾经落后屈辱的百年悲情，人们在寻找自己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中日益恢复泱泱大国国民的自信。
许纪霖教授的新著《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精神的脉动，这是一部探究百年中国现代认同建构之精神史的富有时代感的厚重之作。
一亨廷顿认为，认同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对其特性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我们不同于他者的特别的素质。
认同通常是人们建构的，英格兰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这样一些国民身份或国家特性是在战争中凝聚而成的。
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则是在晚清以降的中西文明冲突中形成的。
“我们是谁？”“何谓中国？”“何谓中华民族？”这些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其答案并不是五千年泱泱古国古已有之。
民族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建构性的，“中华民族”概念1902年首次出自梁启超。
但作者没有蹈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名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而是主张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是一个在悠久历史传统基础上“重新建构”的历史过程。
（第81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关于个人、国家、世界之认同史的研究尚是一个新开拓的题域。
在《家国天下》中，作者借用查尔斯.泰勒之现代化伴随着一场“大脱嵌”（great disembedding）之轴心革命的观点为理论框架，阐释了中国人从传统“家国天下”秩序中“脱嵌”而成为独立的个人的过程，并进而探究了现代中国人重建自我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再嵌化”问题。
导论指出，近代“大脱嵌”革命，指个人从各种宇宙、自然和社会关系网络中抽离出来，成为本真的、独立的个人。
中国的“大脱嵌”是一场挣脱家国天下的革命，即谭嗣同所谓“冲决网罗”。
然而，脱嵌之后的中国人是因此获得了自由，还是重新成了现代国家利维坦的奴隶，或者无所依傍的虚无主义的个人？为了重新获得个人生活的意义，是否需要“再嵌化”，将个人重新置于新的家国天下的意义框架之中？如何建构家国天下新秩序，如何重建现代的自我认同？自我的实现与家国天下新秩序的建构，又是什么样的互动关系？（第1、2、6页）这些耐人寻味的设问构成了统领全书的基本问题。
许纪霖
与清末民初的民族主义狂飙不同，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一个个人主义时代。近代意义上的个人观念虽然在晚清与国家一起诞生，但晚清的个人是一集合性的概念，指的是与国家同一化的国民。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与国家分离乃至对立的个人观念出现了。当个人与国家分离，成为一个个别的、自明的、具有内在自我深度概念的时候，国家有机体论便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国民与国家不再是不可分离的有机体，而变成了目的与工具的关系。国家不再是具有神意或天意的神圣之物，也不是自然演化的历史之物，它只是一种人为的建构，一种为保护个人自由与天赋人权所设立的工具。这种功利主义的国家工具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非常流行，成为新的主流国家观。
到了民国初年，思想界的风气发生了一些变化。数十年的国家主义狂潮，虽然打造出一个中华民国，却不是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理想国度。个人为国家的牺牲，换来的是袁世凯为称帝而与日本秘密签订《二十一条》。最早对爱国心提出质疑的，是陈独秀1914年在《甲寅》杂志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他区别了中国人与欧美人爱国的不同方式：中国人将国家视为社稷，爱国与忠君同义。欧美人视国家为保障人民权利、共谋幸福之团体。陈独秀发出激烈之言：“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此言一出，舆论哗然，章士钊评论说：“特独秀为汝南晨鸡，先登坛唤耳”。读者来信中痛斥陈独秀是“不知爱国”的狂徒，但不久袁世凯卖国消息传出，盲目爱国之弊为其不幸而言中，舆论邃发生转变。连清末民初鼓吹国家主义最力的梁启超，也开始自我忏悔，“痛定罪言”，检讨国民盲目爱国、与当局共患难的惨痛教训：“今政府劝人民以爱国，其有以异于彼者能几？民将曰：国如当爱也，则爱之者其请自当道有司始。今当道有司是否以国家之休戚为休戚，而顾乃责难于吾民，浸假吾民真输其爱国之诚，安知不反为当道有司所利用以自邃其私也。”
金若霖
许纪霖：走出阁楼后的金岳霖●许纪霖(进入专栏)在现代中国，真正称得上有自己体系的哲学家，金岳霖可以算一个。
他在三、四十年代先后完成的《逻辑》、《论道》和《知识论》，从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金氏哲学架构。
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解放以后金岳霖对自己的哲学作了全面的否定，而且是那样地彻底，即使到八十年代，至死都不曾后悔过。
金岳霖的变化，自然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成功范例。
国外一些研究者在论述思想改造运动时，多强调其外在强制的一面。
但“强制说”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五十年代，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虽非自愿、却是如此自觉地接受改造，而且，越到后面，越显得心悦诚服。
金岳霖就是“强制说”无法破译的反常个案，他成为一个令人困惑的历史之谜。
近年来，有关金岳霖的回忆和研究，陆陆续续出版了一些。
在那些语焉不详的记忆断片之中，我们是否能够找到那条通向谜底的幽径呢？解放前的金岳霖，按照他的知识出身，属于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
1914年从清华学校毕业，留学美国，6年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
一般研究政治学的，往往对参政有浓厚的兴趣，象王世杰、张君劢就是如此。
但金岳霖回国之后，发现国内政治黑暗得一塌糊涂，他既无力改变社会，也不想被社会改变，遂从此不问政治，一头扎进形而上的哲学世界。
在清华园里，他是一个近乎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整天沉浸在他自己抽象的逻辑世界中，为心中的挚爱林徽因女士终身不娶，家中除了书，就是一头与他同食一桌饭的大斗鸡。
浪漫、风流而率性，视名利若粪土。
冯友兰说他有魏晋风度，很象大玄学家稽康，“越名教而任自然”，可谓一语中的。
尽管超然物外，也不是对现实世界一点没有感觉。
至少，道义上最起码的好恶还是有的。
他看不起国民党，起先是因为不抗日，后来是由于太腐败。
到四十年代后期，整个清华园越来越激进，金岳霖也多次在教授们抗议国民党暴政的联名信上签名。
到1948年底，解放军围住了北平城，蒋介石派专机接清华、北大的名教授们南下。
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中国——许纪霖
[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中国]之三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60年来，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我虽然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今天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虽然没有多少power，但总是有你做主的一块小小的地盘，能不能把你作主的地盘搞成一个特区，搞一个根据地解放之初，中国知识分子非常自觉地拥护新政权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参加思想改造即使不是自愿的，也有自觉的成分。
他们政治上接受了共产党的新政权，也愿意了解马列主义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搞现代化，首先要靠知识分子邓小平知道，不能靠张铁生这种交白卷的“英雄”，还是要靠陈景润这些实实在在、有学问不过问政治的书呆子来和西方竞争现在知识分子待遇是好了，但是精神垮了，没有灵魂了这几年揭露了这么多抄袭案、腐败案，前两天中央音乐学院的老教授还晚节不保。
客观说，虽然这些案例在大学里是少数，但问题是，风气坏了知识分子代表社会普遍的正义和良知如果你是知识分子，那么你还有一个使命，就是代表人类所普遍公认的一些基本价值标准，有些是伦理价值标准，有些是政治价值标准儒家的道德理想，晚清开始就慢慢破灭了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实在看不下去了，自杀了。
他说，他不是殉清，是殉文化。
中国文化亡了，活着也没有意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正在两极分化一极是学院知识分子，统称为专家——知识太多、公共太少，不再关心社会公共问题；另一极就是媒体知识分子，大部分是知道分子——公共太多、知识太少出品：李玉霄监制：赵国臣制片：郭法德统筹：vingie 本期编导：金波郑晓艳魏青科本期后期：吴林涛本期摄影：张贺庆陈培(腾讯新闻荣誉出品版权所有)【简介】许纪霖，1957年出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编委。
许纪霖：革命后的第二天
许纪霖：革命后的第二天发布时间:2014-06-26 11:26 作者:许纪霖字号：大中小点击: 9773次——中国“魏玛时期”的思想与政治（1912～1927）【内容提要】在现代政治之中，究竟谁能代表公意？是议会民主制之下通过投票选出的代议士，还是行政威权之下代表民族整体意志的主权者，还是在民粹革命之中通过直接民主，由人民直接在场，呈现公意？在20世纪的世界政治格局之中，这是英美、德国和苏俄三种不同道路的区别。
而在1912年～1927年短短的15年间，民国的政治便浓缩走过了从英美的议会民主制到德国式的行政威权制再到仿效苏俄的党国体制道路。
其间制度转换之快、动荡之激烈，世所罕见。
而制度表层的剧烈变革的背后，正是公意的实现与代表性危机所致。
【关键词】公意代议民主制行政威权制党国代表制魏玛共和Abstract：Representative democracy，administrative authoritarianism，or party-state system，which of these three political systems can best represent the “general will” in a modern country？Different choices and practices lead to different results，and so we have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administrative authoritarianism in Germany，and theparty-state system i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20th century. In a short period of 1912-1927，the Republic of China underwent these three systems successivel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nflicts and convergences amo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over the issue of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on the day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It shows that such a violent transition of political systems was directed by the ever-changing ideas of realizing “general will” and the crisis of the representative system，resulting in special experiences and political ideas in modern China.Keywords：general will，representative democracy，administrative authoritarianism，party-state system，Weimar Republic一场突如其来的辛亥革命，终结了两千年的中国君主专制。
许纪霖 如何上场,如何下场：一个帝国的兴衰史
许纪霖如何上场，如何下场：一个帝国的兴衰史CCCP，现在的年青人很少知道这四个字母意味着什么。
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帝国，仅仅存在了70年便瓦解了，其寿命比中国历史上的蒙元帝国还短。
苏联帝国兴衰之秘密，如同罗马帝国一般引起学者们持久的兴趣，祖博克的名著《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最近翻译成中文了，该书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苏联成为足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花了三十年，但这个巨人的解体却只用了三年时间？苏联的解体，是一次突发的雪崩，谁也没有预料到。
庞大帝国的身影，消失在世纪末的地平线，为半个世纪的冷战划上了句号。
从十月革命开始，苏联经历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五个时代。
作为一个帝国，其真正的打造者是斯大林，经历了残酷的卫国战争，以死亡2600万人口为代价，苏联在二战之后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两大超级大国，达到了它的巅峰，但这也是其衰败的开始。
在战争的后期，几百万苏联红军跨过东欧，打到德国和奥地利，他们是征服者，但精神上却为被征服者所征服。
从国外归来的军官们私下说：“我们到过国外的几百万士兵，都看到那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大家都这样说，哪里也没有比我们国家生活更糟的地方了”。
著名的战地作家西蒙诺夫在剧本《在布拉格的栗树下》描写了一个捷克女郎与苏军上校的对话，女郎不无鄙视地说：“您想必不喜欢欧洲。
这些阔绰的独宅大院，这些别墅花园，这些带铁皮屋顶的房舍，必定都让您生气。
但是，您能否认这些吗？”上校沮丧地承认：“可以否认思想，但绝对否认不了铁皮屋顶。
既然它是铁的，那就是铁的”。
这一情形如同19世纪初进军巴黎的俄国军功贵族为先进的法国文明征服，回国后成为反对沙皇制度的十二月党人一般。
战后的苏联，要求改革的声音在地下滋长，但斯大林错过了最佳的时机，他陶醉于帝国的强大之中，偏执地拒绝一切改变。
国门一旦开过，心灵之窗就再也不可能关闭。
斯大林死后，一场迟到十年之久的改革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启航。
许纪霖：何为新天下主义？
许纪霖：何为新天下主义？影响21世纪世界最大的事件，可能是中国的崛起。
伴随着国家实力的扩大，中国的内部秩序与外部秩序却出现了严峻的紧张局势。
在国内，边疆所发生的民族与宗教冲突之间没有解决，甚至出现了极端的分离主义和恐怖活动。
在东亚，中国的崛起让有些周边国家惴惴不安，东海、南海的海岛之争令东亚上空战争的乌云密布，随时有擦枪走火的危险。
不仅是中国，整个东亚各国的民族主义意识都空气高涨，呈相互刺激之势。
犹如19世纪的欧洲，局部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危机的脚步临近家门，我们有化解危机的方案吗？治标的国策固然可以开列一张清单，但重要的乃是根除危机之本。
这一本源不是别的，而是自19世纪末引入中国的民族国家至上意识，这一意识如今已经成为从社会上下的宰制性思维。
民族主义本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然而一旦成为君临天下的最高价值，将会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就像曾经在欧洲发生过的世界大战一样。
真正的治本之方，需要一种与民族国家意识对冲的思维。
这一思维，我称之为新天下主义，一种来自于古代传统、又重新加以现代性解释的轴心文明智慧。
一，天下主义的普世性价值何谓天下主义？在中国传统之中，天下具有双重内涵，既指理想的文明秩序，又是对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象。
列文森指出：在古代中国，“早期的‘国’是一个权力体，与此相比较，天下则是一个价值体”。
[1]作为价值体的天下，乃是一套文明的价值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
顾炎武有“亡国亡天下”之说，国不过是王朝的权力秩序，但天下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明秩序，不仅适用于一朝一国，而且是永恒的、绝对的和普世的，国家可亡，但天下不能亡，否则将人人相食，成为霍布斯式的丛林世界。
中国的文明传统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天下主义。
天下的价值是普世的，人类主义的，而不是特殊的，某个具体的民族或国家的。
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都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古代世界的轴心文明，就像基督教、古希腊罗马文明一样，中华文明也是以全人类的普世关怀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以人类的价值来自我衡量。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研究综述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研究综述作者：刘洋洋来源：《文存阅刊》2017年第18期摘要：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是在输入西方自由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曾造成了一定的声势和影响，它与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一起并成为近代中国三大文化思潮。
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基本观点和影响评析进行一个综述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自由主义思潮，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政治现代化以及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思路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对于中国来讲，自由主义是从西方引入的，近代中国无论社会经济结构还是思想文化传统，都不具备自由主义自然而然产生的环境，因此，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是在输入西方自由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
虽然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缺乏中国文化传统，并由于其自身理论的缺陷及受当时中国国情的限制，自由主义思潮在当时未取得主导地位，最后又归于沉寂，自由主义运动及其所践行的政治理想也终究宣告失败破产，但它对于中国思想界曾起过的重要启迪作用却是不能忽视的。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丰富了中国的政治思想及政治文化，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
一、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国学者对自由主义思潮的的开端持有两种说法：一种意见以胡伟希为代表。
他认为中国自由主义产生和兴起于戊戌维新时期，而严复则可以说是“中国自由主义之父”，“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真正开创者”。
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自由主义高涨期，其突出表现是提倡个性解放的伦理、道德革命和白话文运动。
三是20世纪20年代末 30 年代初自由主义思潮从伦理、道德领域向政治领域渗透。
四是40 年代末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政治活动空前活跃，他们提出“第三条道路”，力图超越国共两党和国际上美苏的对立。
[1]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起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许纪霖认为：“如果追溯中国自由主义的起源，应该从五四算起。
在此之前，严复、梁启超也宣传介绍过西方的自由主义学理和思想，不过，自由主义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救亡图存的权宜之计，而非终极性的价值追求。
中国新左派思潮的成因与嬗变略论
中国新左派思潮的成因与嬗变略论竟 辉【摘要】作为新启蒙思想界自我分化及其与自由主义持续论争的结果，中国新左派思潮凸显了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深刻的社会变革与权力变迁。
基于批判资本主义的阶级立场和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新左派思潮以心系国家命运、情注弱势群体的政治取向，展现了其意识形态话语的现实意蕴。
为准确把握新左派思潮内在的意识形态属性，有必要对其复杂的现实成因和丰富的嬗变历程进行前提性追问。
【关键词】新左派思潮；社会转型；意识形态属性；成因与嬗变中图分类号：Ｂ２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５－００５５－０８作者简介：竟 辉，河南商丘人，法学博士，（天津３００３５０）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学术思想理论动态与意识形态建设方略研究”（１５ＡＫＳ０１４）中国新左派思潮是相对于中国自由主义这个右派而言的，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后者的一种理论纠偏和实践匡正。
但与中国自由主义的百年追忆不同，人们对中国新左派思潮的认知和了解肇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至今算起不过二十余年。
对学界而言，关于中国新左派思潮的研究也是处于刚起步的阶段。
唯物史观认为，“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①。
就此而言，有必要从现实成因和嬗变历程的视角，对中国新左派思潮进行前提性追问，以期更好地把握它在多样化社会思潮中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未来走向。
一、当代中国新左派思潮的现实成因当代中国新左派思潮衍生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并在与自由主义的论争中一度崛起。
究其现实成因，国内社会的急剧变革和国际社会新左派运动的蓬勃兴起，构成了中国新左派思潮得以生成的客观因素。
另外，左翼知识分子的主观努力也为推动中国新左派思潮的接续发展提供了主观条件。
（一）社会的急剧变革直接推动了中国新左派思潮的产生中国新左派思潮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书目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专业学习参考书A 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史研究1 温儒敏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 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3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4 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5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
6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另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增补本）。
7 王瑶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8 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1～3），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
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版）（上下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
9 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1，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11 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12 许怀中：《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
13.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14 许纪霖：《另一种启蒙》，花城出版社1999年。
15 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16 李欧梵：《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17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化评论精选集》，三联书店2000年。
18 《李欧梵、季进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19 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20 洪子诚主编：《当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2年。
21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2002年。
22 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23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中国思想史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的学术传统
中国思想史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的学术传统王泛森、许纪霖等：回眸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传统编者按：在由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思想史高级研修班上，王泛森（台湾中研院院士、历史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叶文心（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历史系教授）、Timothy Cheek（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和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等学者就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传统展开对话。
本刊摘选部分对话内容，以飨读者。
许纪霖：今天我们几位来自美国、加拿大、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思想史研究同行坐在一起，对话的主题是回顾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重要传统。
如今中国学术界都在提倡学术创新，在我看来，一个学科要有突破和发展，首先需要尊重传统，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
“五四”时期，杜亚泉先生提出“接续主义”，也就是说，“新”一定要接上“旧”，接上“旧”的“新”才是创新。
如果我们要讨论中国思想史的未来，首先要知道它的过去，也就是传统。
这次参与对话的三位学者都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极有代表性，不仅他们自身具有代表性，更重要的是他们各自代表了一种传统。
Timothy Cheek教授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他的老师的老师就是本杰明史华慈教授，是美国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权威。
叶文心教授出身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那里的列文森和魏斐德开创了另外一个传统。
王泛森教授是余英时先生的高足，是从钱穆先生、余英时先生这个传统过来的，他在台湾还继承了‚中研院史语所的悠久传统。
这三位都是三个伟大传统的当今传人，所以先请三位为我们回顾一下三种伟大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传统吧。
Timothy Cheek：我谈谈哈佛和伯克利的情况。
哈佛的传统，原来人们都以为是研究史料的，而伯克利就是注重理论和分析。
这种认识对不对，我们还可以讨论。
我想谈的中心是，就哈佛的传统而言，我最重要的印象是费正清教授。
费正清在冷战的政治条件下坚持认为，中国是中国，而不是美国所希望的中国。
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研究的现状
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研究的现状闫润鱼关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成果多出自海外和台湾学者之手，如史华慈等著《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等。
进入90年代后，随着学术多元化趋势的确立，该领域的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经过十多年的耕耘，现已取得丰硕成果。
对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做整体性研究的著作有：胡伟希等人合著的《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刘军宁的《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任剑涛的《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石毕凡的《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宪政思潮研究》等；以某位或某派自由主义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有：欧阳哲生的《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张晓唯的《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年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章清的《“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何卓恩的《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等；关于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资料汇编有：刘军宁主编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李世涛主编的《知识分子的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等；论文则不计其数。
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中国自由主义的特性所谓中国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一个舶来品，这在研究者那里有高度的共识。
不过，中国的自由主义究竟有哪些特征？它是在什么时候兴起的？兴起后是否已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在这些问题上大家的持论有明显分歧。
殷海光是最早为中国自由主义概括特性的研究者。
他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是“翻版”的自由主义，它不仅“先天不足”，且“后天失调”，对于这样的自由主义事实上不能用西方“原版”的自由主义标准来判定，否则，中国的自由主义一定是“少之又少”。
在这个前提下，他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标出六条性质：抨孔、提倡科学、追求民主、好尚自由、倾向进步以及用白话文。
并主张在具体的研究中，只要研究对象在某阶段的思想合于其中之四条，即可以“将他放进‘自由主义栏里’。
高考历史总复习 第28讲 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
课题一
课题二
课题一 顺乎世界之潮流 ——从“师夷长技”到维新变法与三民主义
必备知识·自主排查 知识点一 “开眼看世界” 1.林则徐：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编译了《各国 律例》《 四洲志 》等资料。 2.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撰出《 海国图志 》，是系统介绍 西方历史地理最翔实的专著。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 当时的思想解放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构图解史]
维新变法思想
信息提取：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传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 生和民族危机的加深，维新思想产生。早期维新思想无完整的理论， 也无实践活动。维新人士托古改制，宣传维新思想，进行了维新变法 运动。
[归纳概括]
中国近代思想解放潮流的特征
（1）学习西方与抵制侵略、启蒙和救国相连，体现了强烈的反封建 反侵略性质。
关键能力·素养提升 探究点 鸦片战争后，向西方学习的潮流
[学术前沿] “西学东渐”使古老的中国开始了近代化历程
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从接受资本主义先进文化而开始走向 近代化的角度来说，是取得了进步。诚如毛泽东所指出的，19世纪中 后期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 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 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西学的传入，使得封 建、古老的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近代因素，开始了自己的近代化历 程。
进一步传播，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唯物史观] 康梁维新思想与早期维新思想的关系 （1）联系：康梁维新思想是对早期维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都是代 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都是爱国和进步的。 （2）区别：早期维新思想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和付诸行动，而康梁 维新思想不仅提供了具体的改革方案，使变法思想形成较完整的理论， 且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发展为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
现代中国的家国天下与自我认同_许纪霖
又会成为蔑视一切权威、无所羁绊的“天民”甚至暴民。 总而言之，古 代 中 国 人 的 自 我，镶 嵌 在 双 重 的 自
然与社会秩 序 之 中。 其 一，作 为 天 民，其 从 属 于 以 天 道为核心的宇宙秩序，自我的终极价值都要在这一宇 宙秩序和超越性的天道之中获得。其二，作为家族成 员和王朝臣民，自我又总是在一定的宗法和王朝秩序 之中，在正式的礼法制度和民间的风俗传统中履行自 己的道德职责，并获得具体的身份认同。这一身份感 是相对的、语境化的，但在确定的关系之中又是明晰 的、绝对的。家 国 与 天 下 之 间，既 是 具 有 高 度 同 一 性 的连续体，同时又有某种不可弥合的断裂，而自我恰 恰镶嵌于这一连续与断裂的夹缝之中。中国文化最 强调天、地、人三个元素，在家国天下的系列之中，人 是自我，家国是地，而天下乃为天也。在现实世界，人 （ 自我） 立足于地（ 家国） 与天（ 天下） 沟通。所谓的个 人，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脉络中的自我，总是在家 国天下的共同体中得以生存，获得自我的认同。但在 精神世界，自我因为其拥有良知，又可以超越家国直 接与天道接轨。他以“天民”的身份出现，直接从超越 的天道中获得神意，化为圣人的意志，而这一意志又 是在现实的家国秩序之上，或者化为家国秩序本身。 正是传统中国文化中这一微妙的两歧趋向，到了近代 演化为一场中国式的“大脱嵌”革命。
学案3：第24讲 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
第24讲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知识整合】一、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1．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1）原因①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入侵，外国商品大量涌入中国；②列强大量收购中国农副产品（丝、茶）。
（2）表现①洋纱取代土纱——中国家庭棉纺织业“纺”与“织”分离；②洋布取代土布——中国家庭“织”与“耕”的分离；③服务于国际市场：中国农副土特产品日趋商品化。
（3）地位：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但在近代中国仍占主导地位（4）影响①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②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③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自由劳动力、国内市场）。
2．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动的原因、表现和特点（1）原因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入侵，瓦解了自然经济；②西方经济势力的入侵，使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③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④统治者思想的转变（清末“新政”）（2）表现①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使传统手工业部门遭受重大打击；②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外贸中心由广州转向沿海开放城市，特别是上海,买办商人开始出现；③近代机器生产开始出现，使得外资企业、洋务企业、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陆续兴起。
（3）特点①生产方式的改变；②产业资本构成的变化；③主要生产部门的变化；④新兴社会阶层的出现；⑤生产管理方式和制度的改变；⑥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
二、洋务运动1．洋务运动（1）概念：“洋务运动”是指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而掀起的一场运动，其主张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工业。
（2）背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境况。
（3）目的：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维护清朝统治。
（4）代表：①中央——奕；②地方——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5）内容：前期，以“自强”为口号，创办军事工业；后期，以“求富”为口号，①兴办民用工业；②筹划海防；③创办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6）结果：甲午战争的惨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
国家认同与家国天下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朝政权。魏晋六朝和五代十国时期且不论， 即使在大一统的中原王朝时期， 在汉朝的北方有匈奴、 鲜卑 政权， 与两宋王朝并存的， 有辽夏金元。我们所熟悉的二十四史， 是单线的、 一元的正统王朝故事。但在 今日的中国疆域之内， 历史上各个时期除了正统王朝， 还有众多并存的王朝， 他们同样是中国历史的一 部分， 只是常常被忽略、 被遮蔽的一部分。历史上的中国， 具有双重的内涵， 从时间的延续性而言， 中国 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体， 但从地域空间的角度说， 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 多王朝、 多个国家 政权并存的空间复合体。在中国这个广袤的地理空间之中， 始终存在着多民族、 多地域、 多种制度的王 朝与政权。他们之间争夺的不仅是土地、 人口和资源， 更重要的是“中国”这个正统， 谁占据了中原， 谁 就拥有中央王朝的地位， 获得历史上的正统。正统之所以重要， 乃是与天下有关。欧洲乃是列国体制， 一个上帝， 多个国家； 但中国是天下大一统， 中国人所理解的世界， 只有一个天下， 而能够代表天下的， 只 有一个“ 奉天承运” 的正统王朝。一个天下， 多个王朝， 因此， 无论是魏晋六朝， 还是五代十国， 不同的王 朝都要争夺天下之正统。 在古代中国人的“ 家国天下” 之中， 天下是最高的理想， 不仅是适合华夏—汉民族的特殊价值， 而是 对包括华夏、 蛮夷在内的全人类都普遍适用的普世价值。中国作为一个连续性的政治—文明共同体， 天 下即代表普世的文明， 但文明只是灵魂， 它需要一个结构性的肉身， 那就是“国” 。这个“国” ， 是与文明 共同体相重合的政治共同体“ 中国” ， 但这个“ 中国” ， 并非现在我们所说的有着明确主权、 疆域和人民的 近代民族国家， 而是由前后相继、 时而分裂、 时而统一的一个个王朝国家所形成。古代中国人对抽象的 “ 中国” 之认同， 乃是通过对某些具体代表“ 中国” 的正统王朝的认同表现出来。 古代中国人的“ 中国认同” 意味着什么？从“ 家国天下” 之中可以看到， 所谓的“ 中国” 只有两种表现形 态， 一种是抽象的文明价值与典章制度， 另一种是具体的正统王朝， 所缺少的正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有着自然风俗习惯和宗教传统的民族， 比如汉族、 满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近代意义上的 ｎａｔｉｏｎ， 与国家合二为一的民族， 这种意义上 族、 藏族、 维吾尔族、 蒙古族、 苗族、 傣族等等， 而是与 ｓｔａｔｅ 紧密相关的、 的民族， 一方面具有自然的历史文化传统， 另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人为建构因素， 与近代的国家同时出现 和打造， 因此 ｎａｔｉｏｎ 在中文翻译上， 可以翻译为民族， 也可以翻译为国家或者人民， 总而言之， 近代意义上的 是一个整体性的人民—民族—国家共同体， 这与只具有自然属性的传统民族是截然不同的。严格 ｎａｔｉｏｎ， 而言， 古代中国人的所谓“ 中国认同” ， 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 而只有文明的认同或者王朝的认同。 所谓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 就是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是一个近代的概念， 其出现不早于晚 清， 最早是由杨度和梁启超提出来。中华民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 就像美利坚民族一样， 是与近代 国家一起打造的国族（ 。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有可能出现在古代中国吗？显然不可能。 ｓｔａｔｅｎａｔｉｏｎ） 中华民族作为一种国族想象， 只是“倒放电影”式的今人对古代的理解框架， 是一个晚清之后被重新建 构的、 想象性的“ 民族虚体” ， 而非有实证依据的、 有自觉意识的“ 民族实体” 。虽然中华民族以华夏—汉 民族为主体， 但华夏—汉民族不等同于中华民族。古代中国有华夏—汉民族， 却没有国族意义上的中华 民族。费孝通先生将中华民族视为多元一体， 这一经典性观点很有道理， “ 多元”意味着中华民族由汉、 满、 蒙、 藏、 回等多民族组成， 所谓“ 一体” 就是与近代民族国家具有同一性的中华民族， 就像美利坚民族 是由不同的种族、 民族和族群所共同构成的那样。然而，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有一个从自在到自为 的发展过程， 在古代是一个自在的民族， 到了近代产生了民族意识之后， 成为自为的民族 ， 这一看法却 有值得讨论的空间。我们不能将历史上的华夏—汉民族直接等同于中华民族， 事实上在任何朝代里面， 有具体的汉族、 满族、 藏族、 蒙古族、 苗族等存在， 却不存在一个所谓中华民族的实体。不管其是否具有 民族的本体自觉。 清朝建立了一个与现代中国版图基本吻合的多民族国家， 其通过双重的治理体制和多元的宗教信
许纪霖：“少数人的责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
国家所赋予的功名,具有种种法律和政治的特权,更重要的,因为其是读书人,还在文化上拥有威权。
②为什么中国的士大夫不仅具有社会特权,而且还拥有文化威权?这与古代中国特殊的双重权威有关。
在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里面,宇宙的秩序与人间的秩序有机对应,人间秩序无论其是政治秩序还是心灵秩序的正当性,都来自超越的天命或天道。
谁在现实世界中拥有统治的权威,最重要的是看其是否有资格秉承天命。
皇帝身为天子,代表天命统治天下,但其只拥有政治秩序的权威,即所谓的“政统”,却不具备文化秩序的权威。
文化秩序的权威同样秉承天命,却另有传人,那就是所谓的“道统”。
张灏在分析中国这种“权威二元化”时指出:“不仅天子以国家元首的资格,可以承受天命,树立政治与社会的权威中心,而且任何人凭着人格的道德转化,也可以直接‘知天’、‘事天’,树立一个独立于天子和社会秩序的内在权威。
”③能够通过个人的道德将天命内化,成为儒家所说的君子和圣人的,只有少数人,这就是传统的士大夫。
士大夫与君子,一个是“位”,另一个是“德”,有了位不一定有“德”,但按照儒家的理想与社会的期待,士大夫应该有“德”,如此他才拥有文化的威权。
④士大夫秉承天命、天道,在现世社会里面负有弘道的使命,“士志于道”,任重而道远,自孔夫子开始,士阶级便以“道统”自命,与王权平行,代表着一般的心灵秩序和道德威权,昂然高居于四民之首,成为传统中国当仁不让的社会重心。
漫漫中国数千年历史,虽然历经各种变迁,士大夫的中坚地位却始终没有动摇过。
社会唯士大夫马首是瞻,士大夫也“以天下己任”为自我使命。
这样的“四民社会”格局直到19世纪末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才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
①参见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学术月刊》2006年第11期。
②参见费孝通著、惠海鸣译《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9页。
③张灏:《超越意识与幽暗意识》,《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现代中国国家认同的多元塑造(专题讨论)——国王的两个身体：民
当辛 亥革命狂飙 突起 ，清政府在慌忙之中 ，匆匆批准 了资政院提 出的 《宪法十九信条 》 ，可谓敬酒不吃 吃罚酒。比较之前立宪派三次请愿而不得的德 国式君 主立宪方案 ， 《十九信条 》大大往前推进 了一步 ，满清
皇帝除 了是象征性 的国家元首之外 ，最重要 的立法权 、行政权悉数归于 国会 ，并实行对国会 负责的责任 内
５
李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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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７ 卷 １ ０ ４ ｌ Ａ ｐ ｒ ２ ０ １ ５
继承 了古罗马的共和精神 ，其权威既不是来 自超越 的造物 主，也非人 民的意志 ，而是美 国殖 民地 的 自治传 统和 《 独立宣言 》 ，并以此创建美 国的宪法以及与宪法有关 的司法制度 。Leabharlann 力属于人 民，权威属于宪法 ，便
成为现代政治的典范 。 在古代 中国，君 主集 国家 的权威 与权力 于一身 ，他既是王朝的权力核心 ，又是帝 国与天下秩序 的正 当
性象征。君 主秉承天命 ，其统治不仅仅借助暴力 ，还具有超越性的神秘色彩 ，成为帝国秩序 的人格化象征 。 经历无数次朝代 的更替 ，虽然最 高权力一再被颠覆 ，但 中华帝 国的权威结构 、超越性 渊源和人格象征从来
许 纪 霖
１ ９ １ ２ 年 ，当全世界仅仅 只有二 十几个共和 国家 的时候 ，一场辛亥革命 ，让两千年的君主专制 国家 ，成 为 了亚洲 的第一个共 和国。改 国号易 ，建共 和难 ，辛亥之后 ，中国政治 就进入 反复动荡的乱 世 ，国家制度 的建构迟迟不得完成 。个 中的成 因 自然很复 杂 ，然 而 ，国家权威 与象征 的匮乏 ，是其 中最值得反思 的因素 之一。西方有 “ 国王的两个身体 ”之说 ，一个身体是君主的个人 肉身 ，另一个身体便是国家的权威与象征 。 辛亥革命推翻 了国王 的肉身 ，这很容易 ，但 国王的另一个 身体 —— 国家的权威 与象征无法空缺 。新成立的
第14课+清朝前中期的鼎盛与危机+教学设计- 高中历史统编版(2019)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册
人教版中外历史纲要（上）《第14课清朝前中期的鼎盛与危机》教学设计一、课标要求通过了解清朝统一全国和经略边疆的相关举措，知道南海诸岛、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岛屿是中国版图一部分，认识这一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奠定的重要意义。
通过了解清朝封建专制的发展、世界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认识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
二、教材分析本课为必修上第四单元《明清中国版图的奠定与面临的挑战》中的第二课，本课主要讲述康乾盛世时期的君主专制与疆域奠定，以及康乾盛世后期统治危机的出现。
也是最能反映单元主题的一课——清朝国家疆域的开拓与巩固奠定了中国今日的版图。
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对故步自封的清朝形成了严峻的挑战，深刻理解这一时期清王朝的成就与危机有助于后续中国近代史的学习。
因此，本课在单元中具有重要地位。
本课涉及清朝与世界的横向比较，体现应顺应世界潮流，虚怀若谷、保持开放、不断发展的观点，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发展观。
三、学情分析本课内容与部编版七年级下册第18课至第20课多有重复，奏折制度在初中课本上没有涉及。
刚经历过中考的高一学生对本课的基本史实较为熟悉。
高一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与逻辑分析能力，在纵向对比上已经能做得比较好，但由于知识体系还不够完善，在横向对比上还略有不足。
四、教学目标1、唯物史观：运用唯物史观的相关理论，客观辩证地看待清朝政治制度对社会发展及社会转型的影响。
2、时空观念：认识清朝从鼎盛走向危机时期所处的特定时空环境，抓住其特定时空背景和阶段特征。
3、史料实证：通过文献资料记载，实证清朝政治统治、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的特点及影响。
4、历史解释：运用文献资料，认识雍正帝设军机处，君主专制达到顶峰，也反映了封建制度逐步走向衰落。
5、家国情怀：认识清朝国家统一，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辖，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培养中华民族爱国爱家的情怀。
五、教学重难点【教学重点】这一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奠定的重要意义【教学难点】世界形势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六、教法学法多媒体创设情境，自主学习和互动探究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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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左翼的保守化是近年来思想界出现的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左派的本来涵义是同情底层民众，对资本权势和政治权势不妥协的批判与反抗，这是激进左翼的魅力所在。中国的左派有老左派和新左派之分，老左派指的是坚守正统社会主义意识型态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本身就是现存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可谓是假左派和真保守派。新左派指的是在1990年代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大论战中崛起的一支新的思想力量，他们所焦虑的是1990年代之后一个被「资本主义化」的中国，认定中国在改革当中所出现的问题，从政治腐败到社会不平等，都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惹的祸，他们希望中国超越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走一条制度创新之路。其思想资源，除了西方的各种左翼理论之外，还一厢情愿地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传统之中发掘正面的价值。新左派的基本立场有两个，一是同情和赞美底层民众，二是痛恨西方的资本主义及其民主。当他们认为1990年代的国家意志在步「新自由主义」后尘、损害底层民众利益的时候，新左派对权力的批判是有相当杀伤力的。然而到了21世纪之后，当他们发现国家意志逐步从「错误的」新自由主义转为「正确的」社会主义轨道时，新左派于是开始右转，全面拥抱国家，激进左翼嬗变为保守的国家主义。2008年国庆60年之际，一批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加入了讴歌「伟大的60年」的舆论大合唱。他们通过选择性的遗忘与记忆机制，将前30年和后30年视为中国社会主义模式一以贯之的成功经验。王绍光在权威的《中国社会科学》上发文，论证中国60年的发展，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结果，「只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未来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汪晖将60年的经验归结为中国拥有「相对来说独立而完备的主权性格」，这一独立自主性通过政党的实践而完成，「由于中国政党与国家有一种独立的品格，因而也发展了一种自我纠错机制。」
199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使得国家的财政能力、动员能力和控制能力有了质的提升，在国际关系当中拥有了可以与美国、欧洲相抗衡的强大国力，这个令人生畏的巨无霸究竟是福还是祸？思想界对此有不同的声音。古典自由主义者相信：一个缺乏现代民主制度的国家，将是可怕的压抑性权力。他们主张要继续发展社会，通过成熟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限制国家的专断权力。在自由主义的内部，近年来也出现了一种试图将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融为一体的国家自由主义观点。高全喜认为：自由主义具有两个面向，一个面向是保障人权，制约国家权力，另一个面相是构建一个现代国家。「首先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要建立一个利维坦，在这个利维坦之下才有现代公民。」 他强调说：「真正成熟的自由主义是最讲国家利益的，可以说，自由主义等于个人主义加国家主义。」 然而，就整体而言，中国的自由主义缺乏关于国家的整体性论述，在民族崛起的历史过程当中，国家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国家是否有可能代表民族的整体利益，拥有自身的国家理性？这些在自由主义缺席的领域，国家主义便乘虚而入，国家主义正是基于这几年的马基雅维利热、霍布斯热、卡尔?施米特热发展出一套关于现代国家的论述，响应了思想界的「国家饥渴症」，掀起了一股国家主义的狂飙。
近10年来，以施米特主义为中心，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的国家理性一脉学说在一些知识分子那里大热，他们对国家的理解充满着德国浪漫主义式的膜拜：国家不再是实现人民利益的工具，而是有着自身目的、理性与功能的有机体；国家权力不再是不得不有所限制的必要的恶，而是代表民族整体利益和公共意志的善；国家将不再受到宗教和伦理价值的束缚，它具有自主性的理性，拥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至高无上的主权意志。强世功借助西方的宪政理论，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正当性作了系统论证，认为中国的国家意志就是党国意志，中国革命的现代传统决定了在成文的国家宪法之上，还有党的意志的不成文宪法，中共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最高主权，就像国王的两个身体：党是灵魂，国是肉身。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主席制正是中国独特的宪政体制 。在国庆60周年之际，各种对中国独特政治模式的颂扬纷纷出炉，张维为总结说：「政府是必要的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繁荣的时代都离不开比较开明的强势政府。不同于美国人所主张的『政府是必要的恶』，中国的变革由一个开明的、致力于发展的政府所领导」 。潘维讲得更明确：「中国政治模式最根本的特征是拥有一个先进的执政集团。中国共产党是当下领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执政集团。这个集团宣称代表全民向现代化前进的福祉，公正无私，纪律严明、团结统一，使分散自由的中华民族拥有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
左与右、激进与保守，本来就并非绝对的两级，在特定条件之下，它们可以相互转化，甚至吊诡地结合为一体化的形左实右：下半身是同情底层民众的左派，上半身又是拥护威权的右派。当代中国的新左派，一开始便具有某种国家主义的内在趋势，甚至与国家威权难舍难离。早在1996年，甘阳就提出中国要「走向政治成熟」。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发展之后，为了避免经济上强大、政治上软弱的状况，必须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其具体方案是通过全国的公民直选，克服日益膨胀的地方利益，让国家从人民那里直接获得合法性授权，以建立一个以「大众民主」为正当性基础的强有力的国家 。甘阳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保守的国家主义者，他所迷恋的正是马克斯?韦伯式的民主威权主义。民主具有双重的功能，它既可以让公民拥有政治的自主性，也可以加强国家威权的合法性基础，使得威权统治更加巩固。韦伯看中民主的，正是后者的这一工具性功能。威权主义不是不要民主，他们要的只是「一次性的授权」式民主。韦伯曾经对鲁登道夫将军说：「在民主制度下人民选举自己信任的领袖，如果领袖说：『闭嘴吧，照我的办！』民众和党派就可以放心随他去做。」鲁登道夫大喜：「我很喜欢这种民主！」 中国早期新左派的激进民主方案，就是这样一种韦伯式的以建立强有力国家为宗旨的民主威权主义。
这些保守化的新左派和施米特主义者，并非那些体制内部捧着马列饭碗、思想陈腐的原教旨主义者，而大多是受过系统西洋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在「中国崛起」的感召之下，从「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出发，以十八般武艺纷纷论证「合理的现实」。国家主义思潮并非一个统一的思想共同体，虽然理论资源、政治主张并不完全重合，却有着一个共同的价值立场，即对最高主权和国家意志的膜拜，相信国家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只有加强党与政府的执政能力，中国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崛起。这些国家主义知识分子供职于北大、清华、香港等海内外一流大学，以独立的民间知识分子自居，却与体制保持着各种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而支撑其主张的，不是教条化的马列主义，而是西方从左到右各种时髦的理论。在我看来，值得认真对待的，不是国家主义的主张，而是其主张背后的理据，正是这些似是而非、却颇能迷惑人的理论，吸引了不少渴望中国崛起的知性学生。
国家主义的另一条思想脉络是施米特主义。自从刘小枫将希特勒的桂冠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的思想引进中国思想界，近10年来在法学界、政治学界刮起了一股施米特旋风。旋风所到之处，到处播下了国家主义的种子。施米特主义在中国政治论述中的代表，非强世功莫属。2004年，乌克兰等国发生「颜色革命」，强世功惋惜乌克兰政府囿于自由主义的宪政观念，对政治缺乏本质的理解，错失武力镇压反对派的意志决断，最后拱手让出政权。他以施米特的口吻，大谈「颜色革命」给中国留下的教训：「政治问题的关键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服从与不服从的问题。只要不服从政治权威，『说你错，你就错，做对也错』」 ，「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人与朋友。在敌人与朋友之间，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只有暴力和征服。这就是政治的实质，自由主义者往往不敢面对的实质。」
许纪霖：近十年来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之批判
标签： 国家主义
● 许纪霖 （进入专栏）
一股国家主义的思潮正在中国思想界兴起，风头所向，横扫左翼、保守两派阵营。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下，国家主义(statism)从民族主义(nationalism)发展而来，但比民族主义更极端，更政治化，强调国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因为国家代表民族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可以抵御私人利益对政治过程的渗透和干扰。中国的国家主义并非传统的皇权专制主义或现代极权主义的翻版，它的正当性以人民主权论为号召，有某种似是而非的民意基础，通过民主而实现威权，乃是一种民粹式的威权主义。中国的国家主义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力图证明自己是一种与西方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和政治模式，是足以挑战普世性的西方民主的制度创新，正在通过将人民利益与中华文明的神魅化，建立一种国家的拜物教。
早在1990年代初，王绍光就与胡鞍钢一起，提出了一份引起了激烈争论的「加强中国国家能力」的报告，明确地将国家能力表述为「国家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具体表现在吸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强制能力 。新左派的集体右转，并非晴天霹雳，而有其内在的思想与历史逻辑。以拒斥议会民主制为号召的民粹式民主，在国家制度上势必要落实在以民主为合法性基础的个人或寡头式威权。中国的新左派虽然致力于反抗强权，但在他们的心目之中，真正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当国家与新自由主义同流合污的时候，他们是国家的批判者，一旦国家疏离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的「错误」方向，回归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那么国家在他们眼里便化身为底层民众的希望所在。汪晖在19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都以「批判知识分子」的姿态，尖锐地批判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官僚化的「非政治的政治」。然而近一年来汪晖从总结建国1960年来中国崛起的独特经验，到肯定「政党的国家化」、党国代表人民的普遍利益 。这些遽然的「转向」似乎透露出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新左派政治策略的重大调整：当诉诸「全民直选」或「底层民主」受到压抑、此路不通的情况下，他们的政治重心从诉诸社会运动转向期望国家意志，从「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拐向了「替君行道」的上行路线。
这一新崛起的国家主义思潮从何而来，其理论脉络和基本诉求究竟如何，它又将走向何处？我们不得不探究清楚。国家主义思潮不仅在中国思想界内部发酵流行，而且正在与官方的主流意识型态日益靠近，在「唱红打黑」的局部地区甚至有大规模实践的可能性。1930年代德国和日本的历史表明，一旦国家主义弥漫成势，将陷整个民族于灾难回应性威权」？
中国的改革走的是与俄国不同的道路，经济改革领先，而政治改革滞后。进入21世纪之后，国内要求民主化的声浪一直居高不下。「民主」是这个时代的神圣概念，如同过去的「革命」一样，没有人敢公开反对民主，分歧仅仅在于，究竟要的是什么样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