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必功历数大学教育八宗罪 自认成不了蔡元培
《代理北大校长》阅读练习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代理北大校长智效民抗日战争结束后，根据建设需要，远在西南边陲的北京大学等单位需要尽快返回北平。
当时人们把这一行动称为‚复员‛。
傅斯年逝世后，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在回忆文章中说：‚抗战胜利，各校复员，北京大学地位重要。
我和他商量，想请胡适之先生担任校长，他也极力主张。
不过胡先生不能立即回国，结果，又把代理校长推到他的身上。
他当时虽表示不愿，但北大是他的母校，而胡先生又是他的老师，我以大义相劝，他也不得不勉强答应。
‛傅斯年在北大校庆时曾经表示：蒋梦麟的学问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不如胡适之，但他办事的能力也比胡先生强。
因此他半开玩笑地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
‛蒋梦麟听到这番话以后，幽默地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
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人是北大的功狗。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后，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945年9月，傅斯年以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身份参加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
随后他派遣陈雪屏、郑天挺、杨振声、曾昭抡等人回到北平接收北大校产，为学校复员做准备。
不久傅斯年也抵达北平。
在以后的短短半年中，他还争取到了北大周围的许多敌伪房产和无主民房，其中包括相公府、东厂胡同的黎元洪故居、旧国会大厦等建筑。
为此，他在致敌伪产业处理局等部门的公函中称：‚查本校复员在即，需用房屋至为迫切。
兹将邻近本校之敌伪房产地址开具清单，敬希惠察，允将单列各处暂为拨借应用，或订价购置以济急需。
‛在致李宗仁、孙越崎、熊斌的电报中称：‚本校校址不敷亟待购置民房，拟请将后门、沙滩、马神庙、南北池子、皇城根、南夹道、南河沿一带及西四至西单间之敌伪房产尽先拨归本校价购以资应用。
‛据陈雪屏回忆，傅斯年经常对他说：‚关于行政上的业务，我们应先替胡先生办好，将来不劳他操心。
即以校产为言，他断不愿和别人抢东西的。
‛这说明，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确实是明智之举。
抗战胜利后，日伪时期的北平大专院校师生如何安排，是教育当局面临的一个难题。
先生 蔡元培
蔡元培教育发轫兼容并包政治问题因缘复杂，今日见一问题以为重要，进而又会看到比此更重要的问题，以此往复于政治问题，则无法尽萃学术。
——蔡元培《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1919年7月23日）每当蔡元培的改革理想陷于激越的政坛纷争，无法力保高洁时，他都会选择辞职，退出江湖，游学欧洲，这几乎成为蔡元培人生的周期性行为。
1913年9月1日，南京失陷，二次革命宣告失败，陷入低谷的国民党人纷纷流亡国外。
辞职出走的第一任民国教育部长蔡元培出现在法国巴黎的街头。
出行前，他和商务印书馆约定：每天以半日撰译书稿，该馆将致以每月200元作为稿费。
三年后，新任民国教育部长范源濂的急电惊破蔡元培宁静的法国时光。
此时，北京城又在一场乱局中更迭了政权。
一片唾骂声中，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任大总统。
范源濂盛情邀请蔡元培归国出任北大校长，电文用词极其殷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
一个月后，蔡元培启程回国。
实际上北京还传来另一个好消息，虽然黎元洪的北京政府基石未深，但在吵吵闹闹的较量中，国会的民主势力却占了上风，明令恢复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
他的战友孙中山、黄兴等也正在归国途中。
担负使命，蔡元培北上就职。
临行前，上海的民国日报特别发表诗作送别：居官三月掉头去，更挈书囊驾海行。
坐惜斯人挟悲悯，不应长作老书生。
蔡元培确实是以悲壮的心情离开上海的，他一路风尘从法国抵达上海，迎接他的并不是革命的号角，他接连收到两个噩耗：昔日同盟会首领黄兴和西南护国军蔡锷相继去世，意外的打击使得正谋划复兴的革命党人突然堕入一片悲哀之中。
这也使得蔡元培的北上之行笼上一层阴霾。
京师大学堂是在1912年才被更名为北京大学，它显赫的传奇曾被人这样描述：京师大学堂大难不死已属奇迹，还能排除阻力开班授徒，更是奇中之奇。
作为戊戌变法维新的第一步，1898年7月3日，光绪帝亲自下令批准成立京师大学堂。
在维新派的理想中，它不仅仅意味着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最高学府的确立，它还将替代国子监成为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
有所不为无所不容
有所不为无所不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杜威(美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以“有所不为，无所不容”八字概括老师蔡元培：“盖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
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
”有所不为，无所不容，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极难。
因为这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灵魂的锻造。
正所谓有所不为而后才可以有为，有所不为是择善而固执，要有择善的眼光，也要有固执的勇气，绝不假词色，从不阿于人：无所不容是海纳百川的宽容，宽容的背后，必须有眼界作为支撑，所谓少见多怪，见得多了，自然不以为奇，可以容忍的东西才更多。
这要有博大的襟怀，也要有调和的手段。
否则的话，单是思想内在的冲突，就足以让人烦恼不堪，更别说以此律己待人了。
事实上，有这八个字，并用一生的时间去实践它，已足够成就一个人。
而蔡元培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因不满袁世凯之为人，义无反顾地辞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职务。
他因不忍与彭允彝等人同流合污，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这是他的“有所不为”。
做部长、做校长不是他的真正志向，他的真正志向是要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建立一套符合他的观念的教育体系。
如果他的职位和他的原则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他的选择就是放弃前者而坚持后者。
而站在时代的前沿，引领中国教育，不拘一格降人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古今中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则是他的“无所不容”。
在现代大学发展早期的陶铸过程中，大学校长对一所大学基本制度的建立和风格的形成，通常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往往开一代风气之先。
然而，那些校长们没有哪一位能像蔡元培先生那样，对于一个国家的大学理想、观念和制度产生了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致许久以来蔡元培成了中国现代大学观念的同义词，大学制度改革的象征。
蔡元培人物事迹嘉言善行阅读笔记
蔡元培人物事迹嘉言善行阅读笔记蔡元培的主要事迹100年前，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
风雨如晦的近代中国，他几乎以完美形象矗立潮头。
然而少有人知道，左右时代之人的苦痛。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1916年，教育总长范源濂的急电惊破了蔡元培在法国的宁静时光，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范源濂盛邀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
”这不是美差，而是挑战。
在他之前，北大已走马灯似的换了四任校长。
个个是俊杰英才，包括严复这样的大家。
1916年12月26日，大总统黎元洪亲自颁布委任状，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
当时的北大乌烟瘴气，歪风横行，被戏称为“官僚养成所”：学生不务正业，整天打牌喝酒逛窑子，混文凭捞官位；老师不学无术，讲课敷衍、无心学术、师德败坏；有钱的老师学生经常流连于花街柳巷“八大胡同”。
很多朋友纷纷上门劝蔡元培不要趟这个浑水：“北大太腐败，整顿得不好，反而影响名声。
”蔡元培撂下一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十几天后，他写信告知妻子：“船票已买得，十月初二日午后开。
”这个烫手山芋，蔡元培似乎没犹豫便接过了手。
他在归国途中给汪精卫写的信透露了他的心声：“如果能够培养出一批杰出的人才，中国就有希望。
”在中国，蔡元培最早提出并实践“教授治校”。
信奉学术至上，提倡思想自由，开创了中国教育新纪元，打造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大学者，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如何将这所在军阀盘踞下的衙门式旧学堂，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在就职演讲上，他一开口就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
”不再以升官发财为目的，而以学术研究为天职。
一举拉开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序幕。
一接到委任状，蔡元培就直奔北京西河沿的小酒馆，找到从上海到北京出差的老友陈独秀。
蔡元培直截了当对他说：“来北京吧，我请你当北大文科系长。
”陈独秀在上海办《新青年》办得风生水起，自然看不上北大这个“臭虫窠”，当即谢绝了邀请：“我得回上海。
”然而蔡元培求才若渴，不愿放弃，天天往小酒馆跑。
蔡元培为何要跟北大学生决斗-
蔡元培为何要跟北大学生决斗?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何等温文尔雅的人物,。
怎么会打人?你这不是造谣吗?蔡先生要打人,是有记录的,并非捏造。
蒋梦麟先生在《西潮》里面写到——“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
“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要不是蒋先生明确写了,实不敢相信这是温文尔雅的蔡先生干出来的事情。
看,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要打架都说“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多文雅啊。
这是1922年的事情,蔡元培先生已经五十四岁了,干吗要跟学生拼老命呢?竟然是为了收讲义费。
上学收书本费,或者教材费,这天经地义的事情,蔡先生至于如此愤怒吗?把老实人逼到这份儿上,说起来是北大的学生太过分了。
原来,五四运动之后,挟爱国胜利之余威,北大的学生组织力量十分强大。
因此学生的许多事情学校不能干涉。
这本来是学生自治的一大成就,使北大思想越发活跃。
然而,物极必反。
既然无人管束,学生中毛猴子倾向的家伙也逐渐翘起了尾巴。
于是,人们形容当时的北大——“你爱上课,可以;你不爱上课,也可以;你爱上你爱上的课而不上你不爱上的课,更是天经地义的可以!总之,一切随意。
”蔡先生自由办校,不在乎,反正先生都是好的,你来听几节课,就会有收获。
然而到了后来,学生们越发放肆起来,宿舍是自行分配,甚至可以住家里亲眷,学校也不能过问。
这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
再后来,学生代替学校决定聘任或者解聘教员。
如果某位教员主张考试严格,学生马上罢课教训之。
这学校恐怕搁谁都有点儿要办不下去了。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讲义费风波。
所谓讲义费风波,指1922年10月北大学生拒绝缴纳讲义费引发的风波。
按说,学校这费用收得毫无问题。
印讲义的钱不是白来的,收学生的也只是工本费,而且你有本事可以不要嘛——比如汪曾祺那样的老师说不考试也可以的。
但是大多数学生认为,应该是既不交钱,还要给讲义。
这就不像话了,蔡先生自然不同意。
蔡元培：一生事教全心救国的人世楷模
蔡元培：一生事教全心救国的人世楷模蔡元培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先驱与领袖之一，也是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爱国者和人道主义者。
他在一生中坚持全心全意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信念，用一生的付出与奋斗，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民族振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一生事教全心救国的人世楷模”。
蔡元培于1868年11月17日出生在江苏苏州一个富裕家庭，家族久负盛名、文风鼎盛。
蔡元培自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好学勤奋、才华出众，尤其对古诗词、历史、地理等知识极度热爱，成为当时中学的学霸之一。
1905年，蔡元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开始了其在教育领域的杰出贡献。
蔡元培是中国现代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创办和领导了多所著名高校，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等。
他积极引进西方教育学和当代教育经验，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一股新风。
他不仅注重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师资培训，也提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形成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教育理念，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蔡元培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还是一位深具爱国情怀的人道主义者。
他始终坚信，教育是振兴中华的重要途径，而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必须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他在多次担任国家和政府职务中，秉持“利国利民”的原则坚决为中国的独立、民主、科学和文明事业奋斗。
他积极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呼吁振兴中华民族，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反对盲目西化和本土化。
他曾发表《为什么要反对鸦片》的演讲，呼吁全国人民共同反对外来侵略和剥削，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束缚。
他积极呼吁和组织文化、教育界人士进行反清复明运动，不仅为中国的民族复兴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为中国的积极转型和进步奠定了思想和文化基础。
蔡元培的一生充满坎坷和挫折，但他始终坚信，只有通过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
他的事业始终紧密结合着祖国和人民利益，为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繁荣所做的贡献举世公认。
蔡元培有什么故事
蔡元培有什么故事蔡元培是我国教育改革中的第一人，在他的领导下，昔日散发着官僚腐败气息的北京大学重新恢复了勃勃生机，他一生都在为了心中的理想而奋斗，为打造一个纯净、民主的中国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下面是店铺搜集整理的蔡元培的故事，希望对你有帮助。
蔡元培的故事清朝晚期出生于浙江绍兴山阴县的蔡元培从小发奋读书，十七岁就考取了秀才，后又陆续考入了清朝的更高学位直到翰林。
三十岁辞去朝廷任职开始转向教育行业，担任绍兴学院院长。
33岁创立了中国的教育会，并且还组建了爱国女学堂，开创中国女性学堂的先例。
此时民主改革势在必行，许多民主人士都投身推翻封建制度建立民主政权的革命浪潮中，35岁的蔡元培和其他民主人士组织成立了光复会同盟会等。
蔡元培事迹中最突出的就是他把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引入中国。
蔡元培37岁的时候开始出国留学深造，学习西方的先进教育。
42岁回国后担任政府教育部长，管理教育事业。
但是当时的时局动荡，袁世凯专权，蔡元培再次选择店铺深造，去了法国德国，46岁回国担任了北京大学校长。
此时他得到了法国美国大学授予他的荣誉学位。
之后在国民党政府的全国人大代表中被选为监察委员，但是蔡元培辞去了职位专心发展教育事业。
1928年五十多岁的蔡元培担在中国文化事业单位担任多个职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蔡元培从北平移至上海同其他国民党人士积极组建抗日保国组织，为国共合作抗日而努力。
抗日战争国内局势恶化，蔡元培带着妻儿迁往香港，并在香港定居，1940年在香港生病去世。
蔡元培在北大的故事北大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北大，绝对少不了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功劳。
在蔡元培接手之前，北大的整体氛围相当混乱。
北大是在光绪皇帝时期建立，目的是培养新时期的人才。
但是慈禧的一番搅和，京师大学堂也就沦为培养官僚的机构。
最开始的京师大学堂，整个学校里都弥漫着一股严重的封建气息。
最搞笑的是老师上课称呼学生为老爷。
虽然民国时期风俗改进不少，但是校园里的封建气氛依然遗留不少。
众所周知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
众所周知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个字，一方面他聘请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伊默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一方面北大教师中又包括了一些学术上有造诣但政治上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等。
他认为大学就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应该广揽人才，容纳各种学术、思想，让其自由发展。
他聘用辜、刘等是因为他们的学问可为人师，是尊重讲学自由和一切学术讨论的自由。
筹安会发起人刘师培在北大讲《三礼》、《尚书》、训诂，从没宣讲一句帝制；辜鸿铭拖着长辫教英诗，也从未利用讲台讲复辟帝制。
他曾对攻击刘、辜的学生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
"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习惯专制、好同恶异的社会里，蔡先生这种容纳异己的民主作风，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开创了一代新风。
他的北大是兼容并包的北大，各种思想、各种声音都可以并存，是一个多元、开放、宽容、民主的大学，超越了单纯的党派观念和“革命棋子” 的狭隘性，不仅造就了傅斯年、罗家伦，也培养了高君宇、张国焘等人。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蔡元培先生重塑了北大，也重塑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在他眼里，“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
所以他用人不分信仰、党派、学术见解，他主持下的北大因此能超越当时的军阀政权之外、各种社会势力之外。
他有大胸襟、大气魄，是大手笔，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
如果把北大看作中国民主的摇篮，蔡先生则是中国民主的奠基者，他一生最为伟大的功绩正是给北大这一民主摇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点五四运动以来20世纪的编年史已经可以作出充分的证明。
他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其中新潮社、国民社等在五四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学生社团都产生于1918年下半年，得到了他这位校长的支持。
为培养学术自由精神和自治能力，他批准每月由北大的经费中拨出二千元来给傅斯年、罗家伦他们的新潮社办《新潮》杂志（当时北大每月的全部经费不过四万元），并由学校负责印刷发行。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一次几百个学...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一次几百个学...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一次几百个学生聚集一处，要求免交讲义费。
蔡元培坚决不同意，结果这群学生就开始闹了起来，气得蔡元培站在红楼门口大声喊道：“我跟你们决斗！”蔡元培是北大历史上最富盛名的校长，然而，在他任职期间，发生过一次他与几百名学生的冲突。
我们都知道，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属于国立大学。
民国成立后，北京大学的办学经费都是由教育部承担的，每个月拨付75万元。
因为有足够的经费支撑，北京大学可以维持低水平的学费，使得很多贫困子弟也能够进入这所顶级大学读书。
然而，到了1922年左右，民国政府财政开始吃紧，他们拨付各大高校的经费经常拖延，上面拖延，那各大高校的运营维持起来也就十分麻烦，为此，蔡元培还经常以申请辞职来给上面施压，让他们发放经费。
到了22年10月，在新的一学期开学后不久，北京大学部分评议会成员提议，让蔡元培向学生收取讲义费。
讲义费收取后，全部拨归给图书馆。
蔡元培考虑过后，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于是就采取了这个建议。
在他看来，部分学生自持有讲义，在听课时不注意，平时不用功，只是在考试前恶补讲义，收取讲义费能让他们改变这种不良的学习习惯。
然而，收取讲义费的消息一传出来，很多同学都不同意，特别是法科学生，因为法科的科系资料最多，收取讲义费将会成为一部分穷学生的经济负担。
于是，几十名学生联合起来，先后到会计科和校长室，向学校方面提出抗议，要求立即停收讲义费。
然而，为了从北洋军阀政府那里争取办学经费，北大的教授们已经废尽头脑了，收取讲义费，可以解决他们一部分的燃眉之急，所以，教授们也不同意停止收取费用。
结果，一场波澜就此产生了。
一开始还只是几十名学生抗议，他们被蔡元培劝了下来，结果第二天，几十人变成了二、三百人，领头的冯省三还在一边大喊：“我们打进(校长室)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到会计科把讲义券烧了！”当时的场面非常大，学生们把学校的教授都围了起来，闹得非常激烈。
蔡元培的教育观
蔡元培的教育观高奇蔡元培(一八六八年——一九四○年)宇孑民，号鹤卿，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教育家。
他虽然参与一些政治活动，但一生大部份时间主要是从事教育工作。
他做过两任教育部长，教过从私垫到大学的课程。
做了十年半的北京大学校长，是我国近代最著名的大学校长。
他主持或参与了我国近代许多重要的教育活动，如辛亥革命后在他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教育会议，领导制定了“壬子癸丑学制”，一九二二年九月在教育部召集的学制会议上被选为主席，参与和主持了这个一直沿用到全国解放后的“六、三、三制”学制的制定。
一九○二年蔡元培与章炳麟等组织“中国教育会”一九一七年他与黄炎培等发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
一九一九年北大与南京高师，江苏教育会等发起组织“中华新教育共进社” (后改为中华教育改进社)，发刊《新教育》杂志。
他支持和参与了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倡导过“教育独立”运动，参加了非宗教教育的斗争。
总之，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许多事件，特别是有关教育改革的活动和蔡元培常是分不开的，他为改革旧的封建主义教育，为在我国建立起现代资产阶级的新教育贡献了毕生精力。
蔡元培对近代教育发展的一些客观规律，有许多精到的见解，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过去对于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分析评阶上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今天我们应该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重新评价。
一、“教育独立”论一九二二年二月蔡元培发表了《教育独立议》，提出“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使之成为一个“超然”的、学术性韵事业。
对于这个观点，论者多指出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超阶级超政治的教育思想，但却较少提及蔡元培在这里积极的主张是什么。
我们首先应从蔡元培教育独立思想提出的政治经济背景，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从教育独立的内容、办法等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蔡元培在一九二二年初提出教育独立议不是偶然的，“教育独立”做为一种教育思潮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即一九一六年左右就已经产生了。
学界领袖 章必功：我成不了蔡元培
学界领袖章必功：我成不了蔡元培作者：赵灵敏来源：《领导文萃》 2010年第10期口赵灵敏“官本位浓厚、人事制度老化、师生关系疏远、教学声望下跌、泡沫学术抬头、计划经济严重、人文精神模糊、改革步伐缓慢”。
2009年末的深圳，寒风刺骨。
在深圳大学校长室里，校长章必功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放在袖子里，一口气历数了中国大学教育的“八宗罪”，“深圳大学近些年来的改革，就是围绕着这八大问题展开的。
”而不久前，酝酿了4年之久的深圳大学人事改革方案在深圳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上审议通过，并已经上报深圳市政府，一旦获批准，就意味着自2010年起，深圳大学所有教职员工不再具有传统意义的国家干部身份，所有人分属教师、管理和技术岗位，凭合约和学校发生关系，年度考评不合格需解聘，聘期考核不合格不续聘；所有的学院院长、副院长、党委书记都是教授，不是干部不是官，12名校级领导将逐步减少到5名；讲师6年之内评不上副教授就得走人；组建各单位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而担任党政职务者不能进学术委员会，实行教授治校，等等。
这仿佛应了章必功几年前的那句很牛气的话：如果允许自编自导，我们有决心也有信心在深圳的舞台上跳一支人事改革的舞蹈给全国高校看。
“大学无官，改革后我就是深圳大学的一级管理职员，相当于CEO，不再是什么正厅级了。
我从不把自己当作一个官，我就是一个老师，我现在还上课。
”章必功是一个激情澎湃的人，他的专业是先秦两汉文学。
被乒乓球改变的人生章必功1949年11月出生于以出产有色金属闻名的安徽铜陵。
1977年恢复高考，章必功的所有志愿都是中文系。
“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如果读中文系，看小说就是搞专业，这一点很吸引我。
”最终，他接到一张“安徽师范大学安庆教学点”（现安庆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那时已成家立业的大龄考生通常被分到师范院校，还可以带工资上学。
因为有工农兵大学生同事背后说“安徽师范大学安庆教学点送给我都不去”，章必功因此一上大学就决定要考研。
蔡元培延揽人才的“绝招”_名人故事
蔡元培延揽人才的“绝招”1916年，23岁的梁漱溟将自己所写的一本哲学书送给蔡元培，希望换取来北京大学读书的机会。
某日，两人见面，蔡元培不等梁漱溟发问，主动说：“你的大作《究元决疑论》我拜读过了，有胆识，有立论，见解独到。
我这次到北大当校长，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广罗人才。
我想你可以到北大来教授印度哲学。
”梁漱溟自然不敢答应，论学历，他只有中学；论学问，近几年他才自学佛学，对印度哲学未有多少见识。
但蔡元培执意相邀，梁漱溟于是答应到时再讨论这个问题。
几天后，梁漱溟应约又来到北大校长室，再次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蔡元培听罢笑着说：“我上次已讲过，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但我也没有发现旁的人比你更精通，而我要真正办好北大哲学系，印度哲学这门课又非开不可。
你的文章使我认定你是一个搞哲学的人才，你不妨大胆地干吧！……你说对印度哲学所知有限，那就不当作老师来教人，只当是来研究，来学习，来深造好了！”蔡先生的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梁漱溟，他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北大哲学系讲师的教职。
也许是因为害怕愧对蔡元培的信任吧，梁漱溟在工作中非常努力，3年后写出20万字的《印度哲学概论》，成为印度哲学方面的知名学者。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陈独秀身上。
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后，总想找个得力的文科学长，将人文学科带起来。
他看中了陈独秀，一是因为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汪洋恣肆、观点独到、才华横溢，使蔡元培觉得此人有真学问；二是陈独秀写的《今日教育之方针》，让蔡元培感到陈独秀对教育有理解。
然而，陈独秀是一介白丁，既没有学位头衔，也从无在大学任教的履历。
为了说服教育部，一向真诚的蔡元培只好做了一回假，为陈独秀编造了“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和“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
陈独秀没有辜负蔡元培的期望，他任文科学长期间，极力实践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使北大人文学科大放异彩。
1917年，留美学生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旗帜鲜明地要求“改良文学”，并提出了终极目标：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教育思想论文】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及实践浅谈
【教育思想论文】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及实践浅谈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他的教育思想产生于他早年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教育及他留学德国期间所接受的西方先进教育理念相互融合的基础之上。
在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期间，他认真吸取各国成功教育经验，确立新式教育宗旨，主持制定出各项教育制度。
在任北大校长期间，他大胆改革管理制度，推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在学术上打破文理界限，注重基础科学发展。
为北京大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当今的高等教育改革有很多启示。
蔡元培；教育思想；教育实践一、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文化基础蔡元培出身于清末翰林，但甲午战争的失败，西方列强的入侵、清政府的腐败和戊戌变法的功败垂成使冲破了保守、落后的封建思想的束缚，从八股科举狭窄的旧文化死胡同里解放出来，开始注意世界风云变化、放眼西方、学习新学。
二次革命失败后及他主持北大期间，他又多次到西方考察教育，参观了许多有名大学与各国历史文化名城，深入研究西方教育制度，在认真学习西方先进教育制度的同时，他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注重排除西方教育制度的弊端。
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来接受外来优秀文化，从而中西结合，形成了他教育思想的基础。
二、蔡元培教育改革1、废除孔教，确立新式教育制度在如何学习西方教育思想，确立民国教育制度方面，蔡元培先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他主持召开全国教育工作期间，对于外国经验，只要认为合适的，不管国家大小，他都主张认真学习。
他提出“分大学区与大学兼管中小学的事，用法国制。
大学可包括各种专门学校如法德等国。
大学不设神学院，学校不得宣传教义，教士不得参与教育，均用法国制。
抽教育税，用美国制”。
对于西方教育思想，他并没有全盘接受，而是蔡元培先生正确分析，而是取其精华，他认可“法国厉行政教分离之制，凡教士均不得在国立学校为教员，自小学至大学皆然”的做法，反对“欧美政府自法国以外，亦无不承认有宗教课”。
对于封建教育的不合理之处，他则旗帜鲜明地反对，将其排除在新式教育制度之外。
蔡元培为何七辞北大销帐职务
蔡元培为何七辞北大销帐职务作者：傅国涌来源：《传奇故事(下半月)》2009年第10期蔡元培是真正的学界泰斗，受到举世景仰是名至实归，鲁迅始终尊敬这位同乡前辈。
从51岁出任北大校长到61岁最后卸任，蔡元培在任一共10年，但实际上在校时间不足5年，其间他曾七辞北大校长而不被批准。
七次辞职，各有原因。
第一次辞职是因为张勋拥宣统废帝复辟，他离京到了天津，提出辞去北大校长一职。
不过复辟闹剧只玩了12天，他于当月23日回北大。
第二次辞职是因为北大学生要到北洋政府请愿，反对中日一个军事协定，他劝说不成，当天请求辞职。
第三次辞职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北洋政府抓了许多北大学生。
他奔走要求释放，等5月7日学生一放出来，他就公开通电，引咎辞职，实际上他也是以辞职表示和北洋政府的不合作。
结果因为政府(包括总统徐世昌在内)一再挽留，他辞职不成。
第四次辞职是在1919年12月31日，北京教职员因为不信任教育部，全体停止职务，他作为校长当然要辞职。
第五次辞职原因有点例外，因为北大学生发生讲义风潮，对讲义收费不满而闹事。
他愤怒了，甚至对学生说：“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炼出来的，你们如有手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
”蒋梦麟记得他还说“我和你们决斗”。
这次风潮由胡适调停解决。
第六次辞职是因为曾经在北大任教、当时担任财政总长的罗文干被冤枉逮捕，本来司法机关查无证据将罗放了，不料教育总长彭允彝竟然在国务院会议上提案将罗再抓起来。
蔡了解罗的人格和清白，为了抗议行政干预司法，不与违背法治、腐败无耻的北洋政府同流合污，他向总统和教育部提出辞职，并公开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辞职声明，还写了一篇名为“关于不合作宣言”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申报》。
他的这次辞职社会反响很大，舆论强烈，彭允彝也因此下台。
总统黎元洪出面挽留，蔡辞职不成，但不再到校，由蒋梦麟代理，奇怪的是北洋政府始终没有免他的职。
1926年6月28日，也就是三年半以后，他从欧洲回国，第七次提出辞职，仍没有获准，但他没有再回到北大。
蔡元培简介
蔡元培简介蔡元培——革新北大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
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
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
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
他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
蔡元培为人宽厚、恻隐为怀，对中国社会及陋俗有透彻观察;两度游学欧洲、亲炙文艺复兴后的科学精神及法国大革命后的思潮。
他提倡民权与女权，倡导自由思想，致力革除“读书为官”的旧俗，开科学研究风气，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及附带的世界观、人生观、美学教育。
梁漱溟曾说，蔡元培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这是十分正确的。
正是因为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脚之地，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蔡元培作为近代中国文化界的卓越先驱者，其著名的文化思想和学术观点，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过重要的影响。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不仅成为他主持北大教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时也是他所坚持的办学原则。
此思想提出后，一批具有新文化、新思想的代表人物进入北大，北大因此而成为中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
因此，“兼容并包”思想在接纳新文化、反对封建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蔡元培：制造炸弹的翰林和校长_作文素材
蔡元培：制造炸弹的翰林和校长本文是关于作文素材的蔡元培：制造炸弹的翰林和校长，感谢您的阅读！这位罕见的先知先觉者要从一所堕落为衙门的大学开始，用教育和启蒙的温和方式，重新掀起一场意义更加深远的革命在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教育之父之前，在让一所沉沦的大学脱胎换骨、枯木逢春之前，光绪皇帝御笔钦点的翰林蔡元培曾经在日本和上海埋头为革命党制造炸弹。
对于蔡元培来说，把硫磺和硝酸包裹在铁片里面是炸弹，改造一所堕落的国立大学同样也可以制造出爆炸力更为惊人的炸弹。
1916年12月，蔡元培在“大风雪中”迈着沧桑的步伐，走进刚刚经历过一回帝制复辟的北京城。
洪宪帝制仅仅存在了83天。
但要证明一场革命的失败，83天已经是中国太漫长的一段经历。
在不久前的革命中，这位刚刚游历归来的老革命党人参与制造的炸弹炸碎了一个王朝残破的躯体。
如今，在革命惨败之后，这位罕见的先知先觉者要从一所堕落为衙门的大学开始，用教育和启蒙的温和方式，重新掀起一场意义更加深远的革命----再也不是所谓“柿油党”人（见《阿Ｑ正传》）的革命。
1917年初的一天，国立北京大学的校工们在门口列队欢迎这位即将主宰北大的新校长。
出人意料的是，新校长向着校工们脱下礼帽，不是以“老爷”固有的傲慢姿态，而是以一名平民的质朴姿态走进中国的最高学府。
而作为一位平民校长，蔡先生随后在北大进行的大规模改造正是要促成北大向着平民化方向发展。
按照他“教育救国”的思路，从他走进这座大学之日起，这所大学便不再为锈蚀的官僚机器提供新的零件，而是要“研究高深学问”，再通过这些”学问“为一个健全的社会成批成批地训练公民！按照钱理群先生的说法，中国知识分子从庙堂走向民间，从官场走向象牙之塔、十字街头正是从蔡先生踏进北大这一天开始的，是从蔡先生重新给大学下一个定义那天开始的。
在北大，蔡先生提出了那个光芒万丈的“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在这十六个字指导下，蔡先生把故宫脚下的北大改造成为一片“精神的圣地”，北大的魅力从此不再是成批成批生产候补官僚的“魅力”，而是现在每个北大人挂在嘴边的----“精神的魅力”。
蔡元培张謇办大学做法比较作文
蔡元培张謇办大学做法比较作文在近代中国教育的舞台上，蔡元培和张謇就像两颗璀璨的明星，他们都为办大学操碎了心，不过这两位大佬的办大学做法那可是各有各的特色。
先来说说蔡元培吧。
蔡元培办北大那可是带着一股破旧立新的猛劲儿。
蔡元培就像一个超级大管家，但是这个管家特别有眼光，他请人不看资历看本事。
当时北大的教师队伍那是鱼龙混杂，蔡元培来了之后，就像拿着一把大扫帚开始清扫，把那些不学无术、只知道混日子的教员统统赶走，然后把各路学术大牛请进来。
就像请来了陈独秀这样思想新潮的人，让他在北大这个舞台上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浪潮。
这就好比是给北大这道菜换了新鲜的食材，让北大的学术氛围立马从一潭死水变成了活力四射的清泉。
蔡元培还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这在当时可不得了，就像是开了一个学术大超市，不管你是左派的、右派的，还是传统的、新潮的思想，只要你有学问，都能在北大这个超市里摆个摊儿。
学生们就像逛超市的顾客，可以自由地去接触各种思想。
这种做法让北大的学生们视野大开，不再是以前那种只知道死读书的书呆子了。
再看看张謇办大学。
张謇办大学就像是一个充满情怀的实业家在耕耘自己的教育田园。
张謇是从实业发家的，他办大学有点像是给自己的实业王国培养接班人。
他办的南通大学，那是和当地的实业紧密相连的。
比如说，他的纺织业发达，在大学里就会着重培养纺织方面的人才。
他就像一个精心规划的农夫，根据自己土地（实业）的需求，来决定在教育这片田地里种什么庄稼（培养什么人才）。
张謇办大学还带着一种浓浓的乡土情怀。
他一心想把南通这个地方变得更好，所以南通大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为了提升南通的整体素质而存在的。
他会更注重大学对当地社会的实际贡献，比如培养出来的医生可以给当地老百姓看病，农业方面的人才可以提高当地的农作物产量。
蔡元培和张謇办大学的不同做法，也和他们的身份背景有很大关系。
蔡元培更多是从一个学者、教育家的角度出发，他希望北大能成为中国学术的灯塔，引领全国的思想潮流。
蔡元培名言分享
蔡元培名言分享蔡元培名言阅读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使仅仅灌注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
所谓习惯者，非必写字、读书，然后谓之教育也。
扫地亦有教育，揩台亦有教育，入厨下烧饭亦有教育。
总之，一举一动，一哭一笑，无不有教育。
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发达?或曰，非困苦其身体，则精神不能自由。
然所谓困苦者，乃锻炼之谓，非使之柔弱以自苦也。
我们教书，并不是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
最要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
同情心就是看到别人感受的事情，和自己的一样，彼此休戚相关、互相谅解。
所以现行考试制度，最与此点背驰。
为争名次之高下、分数之多寡，使同情心日减，嫉妒心大增。
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
…学校教育注重学生健全的人格，故处处要使学生自动。
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
殊不知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发达?或曰，非困苦其身体，则精神不能自由。
然所谓困苦者，乃锻炼之谓，非使之柔弱以自苦也。
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们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人去应用的，……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
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
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已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
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章必功历数大学教育八宗罪自认成不了蔡元培>——《南风窗》...作者：暨阳已被分享4次复制链接[提要]深圳大学改革方案一旦获批，就意味着所有教职员工不再是国家干部，所有人分属教师、管理和技术岗位，年度考评不合格需解聘，聘期考核不合格不续聘；所有的学院院长、党委书记都是教授，不是干部不是官，12名校级领导将逐步减少到5个。
章必功很明白，他成不了蔡元培。
时代不同了，蔡元培是民国时代的产物，现在是21世纪，国家的教育体制一定时期内不会大变，政府投资规模一定时期内不会大增，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主旋律一定时期不会改。
在这些框框下，任何激进的引发动荡的改革均不可取，大学自治也不可能。
因此他的策略是“既不是温吞水，也不做绿林响马”。
“官本位浓厚、人事制度老化、师生关系疏远、教学声望下跌、泡沫学术抬头、计划经济严重、人文精神模糊、改革步伐缓慢”。
2009年末的深圳，寒风刺骨。
在深圳大学校长室里，校长章必功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放在袖子里，一口气历数了中国大学教育的“八宗罪”，“深圳大学近些年来的改革，就是围绕着这八大问题展开的。
”而就在半个月前，酝酿了4年之久的深圳大学人事改革方案在深圳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上审议通过，并已经上报深圳市政府，一旦获批准，就意味着自2010年起，深圳大学所有教职员工不再具有传统意义的国家干部身份，所有人分属教师、管理和技术岗位，凭合约和学校发生关系，年度考评不合格需解聘，聘期考核不合格不续聘；所有的学院院长、副院长、党委书记都是教授，不是干部不是官，12名校级领导将逐步减少到5个；讲师6年之内评不上副教授就得走人；组建各单位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而担任党政职务者不能进学术委员会，实行教授治校，等等。
这仿佛应了章必功几年前的那句很牛气的话：如果允许自编自导，我们有决心也有信心在深圳的舞台上跳一支人事改革的舞蹈给全国高校看。
“大学无官，改革后我就是深圳大学的一级管理职员，相当于CEO，不再是什么正厅级了。
我从不把自己当作一个官，我就是一个老师，我现在还上课。
”章必功是一个激情澎湃的人，他的专业是先秦两汉文学，对此有“一种诚心诚意、刻骨铭心的爱好”，著述颇丰。
主持深大学政后，他锐意改革，作风亲民，在学生中有一群自称“章鱼”的粉丝。
在章必功看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余地很宽，因为它基本上没有搞体制改革，体制基本上没动，运行的是计划经济下的高等教育体制。
这就等于说，全国2000所大学都挤在起跑线上，没有明显的领跑者，这对深圳大学是一个机会。
如同深圳特区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一样，深大也应该成为高校改革的排头兵。
“我希望全中国的人都知道，深圳大学是一个有想法的学校，是一个有主见的学校，不是一个跟风的学校。
”被乒乓球改变的人生章必功1949年11月出生于以出产有色金属闻名的安徽铜陵。
彼时，章必功高中毕业，刚刚做了8个月知青，就被生产队推荐招工。
他先被分配到机械厂，后来选矿厂知道他曾是铜陵青少年乒乓球队的冠军后，用3个女同学把章必功换了过来，还让他随便选工种。
章必功选的是最平常的钳工，但他没做几天本职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文艺队里打球，或者帮领导写材料。
不久，因为擅长舞文弄墨，他被推荐到铜陵科委做秘书，主要工作还是写材料。
1977年恢复高考，章必功的所有志愿都是中文系。
“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如果读中文系，看小说就是搞专业，这一点很吸引我。
”最终，他接到一张“安徽师范大学安庆教学点”(现安庆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那时已成家立业的大龄考生通常被分到师范院校，还可以带工资上学。
安庆教学点是什么意思?章必功琢磨了半天，最终决定有学能上，就先去。
安庆教学点就一栋小红楼，20几个人一个宿舍，共用一个15瓦的灯泡，唯一的好处是晚上吹牛，“只要是毛主席诗词，随便他们问哪一句，我都能应声答下一句，我本科四年的威信就是靠晚上熄灯树立起来的。
”因为有工农兵大学生同事背后说“安徽师范大学安庆教学点送给我都不去”，章必功因此一上大学就决定要考研。
中文系不教英语，他就自学。
这时打下的外语基础，让章必功受用终身。
数年后，他翻译了同学刘小枫从美国寄来的一本名叫《意识形态的时代》的书，并在评副教授时英语考了97分。
不过他的发音始终不好，是名副其实的“铜陵英文”。
一番功夫之下，章必功竟然考上了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录取的4人中仅有章必功是来自外省的乡下人。
一时间，他成了铜陵知名人物，“安徽师范大学安庆教学点”也因此士气大振。
在北大章必功的研究生作业，有两篇未离校就被老师推荐发表。
1983年，章必功向主讲《诗经》课程的北大中文系主任费振刚教授提交了作业《六诗探故》，文章解释了古今学人争论不休的一风二赋三比四兴五雅六颂的排列顺序问题。
交作业的第二天，费振刚教授便将他叫到办公室，说以后我讲“六诗”就用你的观点。
1984年，中华书局主办的《文史》第22辑全文刊载了这篇论文。
上世纪末文章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被日本《汉学大辞典》、台湾《国学大辞典》全文收录。
1998年，《中国文学通史》请章必功参与撰写，其中有关六诗的论述全部采用了他15年前的观点。
1984年硕士毕业后，解放军艺术学院等在京院校都愿意要他，但无法解决妻子的调动问题；去中山大学又担心广州的消费高。
犹豫间，刚成立一年的深圳大学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并承诺快则半年、慢则一年，解决妻子的调动。
章必功就这样成了深圳大学中文系的一名教师。
1985年，章必功参与深大中文系组织的《红楼梦》电脑多功能索引的研制，开始翻检《红楼梦》，后发表了题为《“三宝”、“三玉”人名构思初探》文章：“三玉”贾宝玉、林黛玉、妙玉，“三宝”贾宝玉、薛宝钗、薛宝琴，他们的人名对称标志着两组特定的人物关系——联系“三宝”的是婚姻，联系“三玉”的是爱情。
文章发表后，中国人民大学学术资料汇编全文收录。
受此鼓舞，章必功开设“红楼梦专题”，写一章讲一章，集22讲而成16万字的《红楼讲稿》。
谈及时下热闹一时的红学，章必功认为这种痴迷很好，但痴迷的应该是作品本身，而不是历史故事。
小说就是小说，不必做实，不能成为索引派。
“大学无官”2005年，章必功被任命为深圳大学校长。
此前20年，他历任深大夜大学专科主任、中文系主任助理、副主任、党办主任、宣传部长、副校长，从“小于部”逐级升迁的经历，使章必功顺利完成了从擅长诗词歌赋的学者到大学管理者的人生跨越。
在这一过程中，他对中国大学教育存在问题的认识也日益清晰。
在章必功看来，大学的最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是主要由学者和学生组成的为培养人才开展研究的场所，不是培训机构，不是科研机构，也不是工厂。
因此，大学的一切规章制度，要从是否有利于学生成长的角度出发，而不能从方便办学、方便教师的角度出发。
但现有的以“计划等级制”和“配额供给制”为特征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使大学的功能出现了异化。
“什么一本二本，国家重点，省重点，985，211，就是人为把大学分成三六九等。
像这样划分的重点，就抑制了地方上一批原来非重点的进步。
重点由教育部门分配，这种分配还深入到了学校内部，有些很难理解。
比如深大现在想组织一支高水平的篮球队，你一定以为没问题，我告诉你其实很难，到了上面他拿出一个分配单子，谁办乒乓球队，谁办篮球队，分配搞足球的想搞篮球，不行。
连球队都分配，何况谁是重点谁不是重点。
我是极力主张取消一本二本、重点非重点的，重点应该是自然形成的，学生趋之若鹜就是重点，学生冷落它就不是重点。
”深圳大学虽然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但旧体制的毛病一样不少。
高等教育的“八宗罪”同样存在。
“市领导的秘书曾经问我，深大能不能在5年内变成全国重点大学，我明确告诉他不行，他说10年如何?我说50年都不行，除非深大换老板，投资主体变为中央政府，这显然是办不到的。
”“深圳市给深大的经费全国第一，深大教师平均工资全国第一，教授的正常年收入是25万。
深圳的诱惑又很多，很多人拿着学校的工资养尊处优，不去做学问，而是热衷于搞钱。
而只要来了，就走不了，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平庸之辈挡道，优秀的人才上不去。
”人事制度的改革简直刻不容缓，不过尽管想法激进，但章必功明白，他成不了蔡元培。
时代不同了，蔡元培这样的教育家是民国时代的产物，而现在是21世纪，国家的教育体制一定时期内不会大变，政府投资规模一定时期内不会大增，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主旋律一定时期不会变。
在这些框框之下，任何激进的引发动荡的改革均不可取，大学自治是不可能的。
因此，章必功的策略是渐进，“既不是温吞水，也不做绿林响马”，而是在老制度的背景下起步，凭借老制度积累的基础，向新制度逐步过度，直至完全实行新制度。
因此，此次通过的《深圳大学人事改革方案》，2005年章必功就任校长不久就在校长工作报告中提了出来，但正式启动是在2006年，草拟于2007年，斟酌于2008年，修订于2009年，在这个过程中反复听取意见，并坚持平稳过渡的原则，为在岗20年以上者设置了长聘制度。
因此，尽管有少数教师找章必功来“论理”，但该方案还是以80％的高票在教代会获得通过。
这一结果的取得，和章必功几年来锐意改革所积累的人气和威信分不开。
针对大学普遍存在的行政人员“话事”的情况，章必功搞了两个委员会：人事工作教授委员会和财经工作教授委员会，分别由9位没有行政职务的“布衣教授”组成，这18个人，基本上决定了深圳大学谁可以调进来，谁不可以，谁的实验室可以得到100万。
谁的可以得到200万。
“过去要走后门进人要找校长一个人，现在至少要找5个以上的人说情，难度和成本大了很多。
这两年通过这个委员会进入深圳大学当老师的有200多人，素质比前几年提高了很多。
更重要的是，教授的地位和尊严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为了制止泡沫学术的抬头，深大还改革了评奖制度，规定谁申请谁举证，申请的人要自己证明学术成果的影响力，14个评委。
13个是外校的，这样一来，“2006年申请的有300多人。
到了2007年就只有80多人了，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担心举证不够分量而放弃了，最后获一等奖的只有一个人。
这就有学术定力了，数量之下，一篇文章说屈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另一篇说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屈原，这有什么意思啊?如果没有可以加入人类思想宝库的思想就不要写文章了。
”章必功说。
还有。
“整个中国高校，教学声望是不如以前了，一般大学急于升级，学士升硕士，硕士升博士，片面追求科研强校的道路，把教学给淡化了。
教师也是片面追求科研成果，往往在教学上马马虎虎。
但没有好的教学，就没有好的师生关系。
”针对这种情况，深圳大学设置了高级讲师的职位，待遇相当于副教授，就是为了鼓励教师忠于本职，认真上课。
2.8万封电邮“和五六十年代相比，今天高校的一个最大变化是师生关系的疏远，老师上完课夹着皮包就走了，老师忙老师的，学生忙学生的。
”因为洞察到师生关系疏远，深大开设了领导信箱系统，这不是章必功的发明，但他将之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