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好学校,怎么那么难

想上好学校，怎么那么难
近5000人的大集中学成了当地无人抗衡的“航空母舰”。

（南方周末记者陈露/图）崇阳力推当地“最大的民生工程”——教育城，十年来，教育质量明显提升。

但离县城最远的山区，到教育城有70公里，需要开车两个半小时。

这漫长的上学路，让孩子和家长想来就害怕。

上学、放学，路上不安全；到县城住宿学习，因开销大涨而增加了负担。

在义务教育法及修订案中屡次被强调的就近入学原则，在崇阳县成了一句口号。

十年前，李小平在乡下教书；王清平上初三；饶方复在县城最好的初中当党支部书记。

十年后，李小平从乡镇进城当老师；王清平因撤校没有去70公里外的县城读书，辍学一年后去江苏打工；饶方复的书记不好当，天天为招不到学生而发愁。

这一切，都源于湖北崇阳县的“教育城实验”。

这项斥资5.2亿的教育实验，自2005年起步，于2009年达到顶峰。

全县初中学校由21所减至14所，完小由115所调至98所。

而该实验从一开始，就在争议中推进。

在主政者的眼中，撤并合校有利于教育均衡化发展，也促进了当地教育大发展——崇阳县教育质量过去排不上名次，现在能进咸宁（下辖一市一区四县，含崇阳）前三，还带动了周边房地产市场繁
荣；谈及教育城下一步发展，主政者直言提高教学质量是当下最迫切的任务。

在山区家长的眼中，最长70公里的上学路，让孩子和自己想来就害怕。

上学、放学，路上不安全；到县城住宿学习，因开销大涨而增加了负担。

争议中，两所当年被撤的中学通过家长多年呼吁，最终，“失而复得”。

这是全国很多县城义务教育发展的缩影。

在“就近入学”的教育规律之下，崇阳教育城所带来的集中化办学模式究竟有没有问题？能否复制？
1“城市里的农村中学”
教育城占地1200亩，相当于两个天安门广场那么大。

十年前，教育城所在的大集村还多是荒山、野草；现在，这里是当地人眼中“最漂亮”的建筑群，四条马路全部命名为“××大道”。

如此庞大的教育城，分三期完成。

第一期开始于2005年，建成了一所职业技术高中。

这所职高的前身是一当地人与一浙江商人合办的高中，后来办不下去了，由县政府接盘。

第二期开始于2008年，这是教育城发展的高潮。

2008年5月，崇阳县委县政府以9880万元将老城关中学拍卖。

耗时四个半月、投资1亿元，在职高旁边建起了占地600亩的大集中学。

2009年，将桂花、桂口、鹿门、金塘、高枧、华阪、蔡墩、铜钟、大源等乡镇中学及原城关中学撤校，十校合一，组建新的大集中学。

入学者全部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生。

2009年教育城三期开工，1.9亿建成崇阳新一中。

此外，教育城还新办了一所小学——第二实验小学。

据公开资料显示，到2009年9月，全县初中学校由21所减至14所。

完小由115所调整至98所。

至此，一所以小学、初中为主的教育城在崇阳县城里完成布局。

翻阅《崇阳县教育新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作日志》，不难发现当时县委、县政府领导对教育城的重视。

相关领导隔三差五开会部署，强调“大风小事、统一口径”，“不要相互猜忌，有事跟我讲”；为了赶工，“我们‘十一’不放假”。

“辛苦要政绩，要团结一心”。

全国少见的教育模式，为何全县总动员？当初又是怎样谋划教育这盘棋的？崇阳县教育局副局长庞雄军告诉南方周末
记者，这是上一届政府的决定。

作为贫困县，崇阳发展教育、培育人才，理所当然。

这也是当地“最大的民生工程”。

但当地老百姓并不买账。

坊间流传的众多版本中，有说法是政府为了发展房地产。

当地最早引进的房地产商是来自江西的凯鸿房地产，据“中国崇阳网”报道，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凯鸿所投资的2.8个亿。

凯鸿房地产别姓销售经理证实，当初是崇阳县政府以税收优惠等条件吸纳他们来的，而所拿地块就在教育城边上。

目前，教育城周围在建楼盘达12个。

庞雄军不同意老百姓的说法。

在他看来，教育城带动周围房地产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自然规律。

崇阳县过去的教育质量排不上名次，因为有了教育城现在已进咸宁（含崇阳，共有一市一区四县）前三名。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难以证实。

但有一个事实无法回避，当初力推教育城的原崇阳县委书记程群林“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被调查”。

崇阳县被誉为“湖北省首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县”。

让农村孩子大规模进城住宿上学，这在全国也并不多见。

目前，这项教育实验最大的争议，在义务教育法及后来的修订案中屡次被强调的“就近入学”义务教育办学原则，在崇阳县失去了效力。

2“孩子一上车心就横在那里”
2009年秋季开学，被撤的9所乡镇初中搬进了大集中学。

加上春季先搬来的原城关中学学生，大集中学在校生近5000人，远超教育部2010年规定的初中不超2000人。

为了符合国家规定，大集中学将初一、初二、初三分成了三所分校。

每一分校有自己的一栋教学楼、宿舍楼和食堂。

实际上都在一个大院内。

大集中学刚成立那半年，来自不同乡镇和县城的孩子矛盾不断，家长们也常听说学校里有人打群架。

金塘镇陈大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一天他的邻居接到电话后就急着往县城赶，原来邻居的儿子在学校被人捅伤，送到武汉花了19万医药费。

比学生矛盾更难处理的，是十校合一后老师间的相处问题。

在大集中学常务副校长罗火林的记忆中，刚合校的头半年，老师们有些不习惯，也不配合。

每次开大会，县城的老师和原来乡镇的老师自动坐成两个阵营，中间隔着一大块空地。

比起在学校的不安全，家长们更担心
的是孩子上学、回家路上的不安全。

教育城并未配套校车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崇阳公交公司的社会车辆。

每到周五下午放学，大集中学操场上停满了开往各乡镇的小型公共汽车。

2015年5月8日下午放学时间，南方周末记者在操场上粗数进校接学生回家的班车，共15辆，是清一色的“县内班车”小型巴士。

面对鱼贯而出的各分校学生，各车司机早早下车大声吆喝，恍如身处县城车站。

初二学生陈微说，像他这样距家半小时车程的学生，能在学校坐车实属幸运。

而家住华陂的黄鹏，需要先去距离学校4公里的三角洲转车。

此时的大集中学门口，还停有不少被学生称为“黑车”的8人座的面包车，其收费比公车贵，但跑得快。

在小商贩的吆喝声中，南方周末记者身旁的一辆“黑车”猛踩油门，呼哧冲上了路。

即使从校内开出的有核载标识的班车，也并不在乎搭乘人数的多少。

在开往大源等线路中，后上车的学生没了座位，全部站在车厢过道上，彼此没有走动空隙。

崇阳地处鄂南山区，县内多山路。

离县城最远的高枧乡，70公里的路程需要开两个半小时。

其中金塘到高枧路段全是约3米宽的土路，路途随处可见“弯多路陡”“此处塌方”的安全提示牌。

全程时速不超过20公里，最陡的路段，U形的急转弯连续四五个。

看到电视上播其他地方的校车事故，高枧乡王大哥捏了一把汗。

“孩子一上车，心就横在那里”。

这几年崇阳虽然没发生过校车事故，但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

前几年的“6.23特大
交通事故”，一班车翻入20米深的山沟中，死了12人，伤8人。

王大哥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有些班车司机不负责任，把孩子（指的是初中生）放在半路上就返回县城拉客，第二趟才一起把孩子送回来。

如果不撤并学校，这些孩子就可以就近入学而无需乘车，更不用花这笔额外的交通费了。

3负担重了，老师甜，家长疼
李小平已经习惯了朝六晚九。

以前在乡镇中学，120个老师管四五百学生；现在教育城，78个老师管1500个学生。

即使这样，李小平也愿意进城。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到的大多数教育城老师都和刘的想法一样：负担重了，但心里甜。

落在家长身上的负担，就不那么好受。

高枧乡卖菜的廖大姐一直羡慕隔壁开杂货铺的王大姐。

王的兄弟在县城安家，孩子有什么事都有舅舅照应，放心得多。

廖大姐心里总是牵挂刚上初中的孩子。

原本每个月只是孩子往返四趟，因为不放心，她每月额外再去县城看看孩子，但又不能去得太多，因为还要卖菜赚钱。

心理负担之外，经济上的负担更重。

2009年大集中学秋季开学时，崇阳县教育局局长龙志凡曾公开向家长承诺：“读书全免费、生活有补助、交通有补贴、安全有保障、住校如住家”，以解除家长后顾之忧。

该校副校长罗火林两次向南方周末记者称学生坐车无需花钱，但据了解，只有少数家住偏远山区的学生曾有少数时间段坐车不花钱。

“生活有补贴”也并不是人人都有。

常年做班主任的李老师
见证了补贴比例的逐渐缩减。

2009年刚开始的时候补贴最多，现在相比原来的大幅减少，而获得补贴的人数占总人数不到30%。

大集中学初二学生陈微拿到了这份补贴。

“这是用来给我们吃饭的”。

学校的食堂里，一顿饭有5块、有6
块的。

在陈微眼里，“6块的饭菜好很多，尤其肉多了很多”。

剔除寒暑假和双休日等假期，即使吃饭均按“肉少”的5块算，陈微一年吃饭大约需要2500元，而他获得的生活补贴不到一半。

查阅《崇阳县志》，教育城伊始的2005年，崇阳12个乡镇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496元到2999元，均未超过3000元。

4撤了，复了，“死而复生”
为了让孩子们就近入学，减轻负担，崇阳县不少乡村家长开始呼吁，恢复中小学。

2012年，也就是教育城实验推进七年后，金塘中学“死而复生”。

两年后，同样的一幕发生在高枧乡。

到目前为止，当年被撤并入教育城的9所乡镇中学，已恢复2所。

一年后，50岁的李小平被派往金塘中学任教，为期一年。

李小平本来并不在需要重回山区的老师名单里。

他之所以选择去是代替年仅27岁、孩子尚在襁褓的女同事。

李小平被派去的第一天，他看到院子里几个学生家长在孩子报完名后并未离开。

后来得知，他们是当地家长协会成员，是在观察新来的老师们。

也就是这家长协会，打通了山区中学失而复得的自救之路。

家长协会会长陈义良介绍，当初金
塘镇、高枧乡仅有的三所初中悉数被撤。

家长们对此意见很大。

县里派出几十辆班车去挨个接学生进城。

只有大源中学暂时被保住了，靠的是家长集体阻拦，甚至钻到车子下面，那一天，还惊动了县里的警察。

但这种保住，仅维持了一年。

第二年，大源中学“垮了”。

在县教育局副局长庞雄军的口中，是因为大源的家长用了一年的时间看到了教育城的好，“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没有做什么工作，家长们就自愿把孩子送到了教育城”。

“他们是釜底抽薪啊。

”陈义良对此尤为气愤，大源中学暂时保住的那一年，该校所有老师被调走，只留一些新来实习的大学生，久而久之，学校就这么被拖垮了。

最偏远的高枧乡距县城70公里。

1976年前这里不通公路，生产生活物资全靠肩挑背驮，外运靠汛期扎排沿高枧河、青山河顺流至县城。

现在，这里还只有土路。

自从学校被撤走，金塘镇、高枧乡义务教育阶段的失学率越来越高。

学校搬走的那一天，高枧乡初二的学生王清平就放弃了踏上接他们进教育城的公共汽车。

一年后，远赴江苏打工。

在王的记忆里，他们当时班上不到四十人，有十分之一的同学和她一样放弃了读书。

据陈义良了解，因撤并学校，上学路途远，该镇义务教育阶段失学率最高时达30%。

家长付德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所在的组1995年出生了7个孩子，就我女儿读完了初中，其余6个孩子中学撤并后陆续辍学”。

陈义良们要把学校夺回来的脚步就没停止过。

他们跑去县里、市
里、省里，跑到北京，一级级争取。

2012年，希望来了！这一年7月，国家教育部下达了《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每个乡镇保留一所以上初中学校，保证学生就近入学。

陈义良们拿着国家政策跑得更勤了，也更有底气了。

迫于压力，崇阳县教育局同意恢复金塘中学。

原本应有68名初一学生入学的年级，迎来了73名学生。

有5名是从教育城大集中学转来的。

原本该读初三的陈武广，在金塘中学恢复第一年选择读初二，那时还没有初三年级。

两年后，高枧中学成功恢复。

曾经在金塘、高枧流传一首改编自《红楼梦》的顺口溜：“学生悲，离乡求学几时归。

家长愁，孩子读书前途忧。

教师喜，工作一步进城里。

领导乐，政绩辉煌少投入”。

5新一轮教育失衡？
教育城的矛盾蔓延，县城里的学校也同样惨烈。

桃溪中学党支部书记饶方复干了十五年，他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要为招不到学生发愁。

他的老搭档校长黄青松已经退休，离开崇阳。

黄谢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电话采访，“离开了那里，对那里的事情不想再说什么了”。

但黄青松在2010年开学带着老师做的那件事，在当地仍有回响。

9月初一新生报到，黄青松拿着大喇叭站在了大集中学的校门外：要学生！本该来桃溪中学报到的420名学生中，183人去了大集中学。

这件事最终惊动了教育局，教育局让大集中学副校长罗火林把这183
名学生交给黄青松。

这些学生是被黄带回来了，但后来又都回到了大集中学。

“学生家长不愿意，说义务教育阶段，想上哪读就去哪读”。

罗火林也很苦恼。

每年开学季，他雷打不动地被各学校校长投诉，因为学生都来了大集中学。

择校引发的教育生态失衡已愈发明显。

在原来的崇阳县城，城关中学、桃溪中学和天城中学如三驾马车，在校生均有2000多人，并驾齐驱。

现在桃溪中学在校生仅为1200人，天城中学为1800人，近5000人的大集中学成了当地无人抗衡的“航空母舰”。

“我们是不行了，已经开始为招生发愁。

”桃溪中学一负责人透露。

天城中学日子也不好过。

现在该校被教育局“调整”到了城乡接合部，招生也成了难题。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曾被另一实行教育城模式的政府“拉去考察”。

他清楚地记得一个数字：40%，这是当地可以进教育城读书的孩子比例。

储朝晖一直担心，这是否已经造成新一轮的教育失衡？在崇阳县教育局局长龙志凡看来，教育城颇有优势，一来整体提升了学校硬件水平，二来可以让更多的农村孩子进城读书，享受“优质教学资源”。

“想进教育城读书的学生、家长太多了！”这是该局副局长庞雄军眼中教育城唯一的劣势。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此认为，教育城模式是“行政权力对教育的一次绑架”。

义务教育要均衡，应该剥离政府的干预，而不是巩固加强。

“为了证明教育城是对的，政府可能会有很多政策倾斜”，如此
发展下去，将会面临新的教育失衡和生态破坏。

在一辆“高枧—崇阳”的班车旁，一年轻妈妈正在哄襁褓中仅数月大的婴儿，被问及将来会不会把孩子送到70公里外的教育城上学时，她的头摇得像拨浪鼓。

（文中李小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