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呼唤“李五精神”

时代呼唤“李五精神”
高忠洲
这是一个社会大转型的时代。

这是一个需要重铸社会精神的时代。

马克思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历史走进21世纪，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30多年，经济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精神世界的失衡。

这种现象来得静悄悄，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当新的价值观悄然占领这个国家，我们忽然发现曾经崇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是多么可贵，而贪婪、投机、浮躁、自私，资本至上、以权换钱、个人主义……令人痛从心生！
30多年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相继产生、如影随形。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因为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将极大地危害到社会的稳定。

社会出现诸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社会整体道德在滑坡，信仰在沦丧，缺乏精神的力量。

要解决这些难题，要对症下药，用精神良药治疗社会问题。

用精神的力量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精神是上层建筑，精神是物质最本源的内核。

古今中外有很多种精神，这种精神，那种精神，但不管是什么样的精神，他们都有着共同点和相似处。

它们都是一个民族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体现着这个民族一贯的作风，同时又深深地镌刻着时代的印记，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产物。

我们研究社会精神，重要的是挖掘其中的精神实质和内涵。

时代需要社会精神，历史呼唤社会精神。

而这社会精神，应该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再度熔炼，中国需要伟大精神的引领。

于是，我们把目光投向700多年前在晋江池店出生的明代慈善家李五。

李五（1386-1457），生于明朝宣德年间，原名英，字俊育，号自然，晋江池店人，因在家中排行老五，所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李五”。

李五是明代中国极富传奇色彩的大富商、慈善家；李五是闽南地区远近闻名的大富豪，也是一个引起当时皇帝重视的大慈善家。

李五不只是一个传说，李五是一座丰碑，是一座精神丰碑！伟大的李五精神正在向我们走来。

什么是李五精神？综观李五的一生、李五的为人，不难看出，李五精神就是：诚信经商，勤劳致富；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注重教化，培育后人；重视孝道，甘为孝子。

李五精神的第一个层面是诚信经商，勤劳致富。

诚信经商拒绝欺诈，拒绝投机，要求商人诚信经营。

勤劳致富讲的是勤奋劳动不怕苦，拒绝不劳而获。

在明代中叶，李五出生于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的泉州晋江池店，李五自小随兄长经商，后承兄业，以南糖北运为主业。

李五为人精明能干，商业经营方面天赋甚高。

乡邻们种甘蔗，他就大建仓库，在榨糖季节收购甘蔗榨糖，外运蔗糖售卖。

在一次糖仓倒塌事故中，他偶然发现，沙土覆盖过的赤砂糖质量更加优良了，比原先生产的糖更清甜、美味。

改进加工技艺后的赤砂糖广销全国，因为产自李五的家乡凤池，因而被命名为
“凤池糖”。

凤池糖名噪一时，于是李五抓住商机，大力营销，为李五的家业奠定了基础。

他经商的过程中，真正做到童叟无欺，诚信经营，生意一天比一天发达。

李五并不满足于此，他广开商路，兼营龙眼、荔枝等各种闽南特产。

其商船从村西的桅头尾古渡头装船，过吟啸桥，出溜石六陡门，入晋江，往来于江、浙、京、津甚至海外各地。

返航的商船将蚕丝、棉纱及京货等原料运回池店，经家乡妇女纺纱后织成的丝绸和棉布再次转销海内外，由于他诚信经营，终于勤劳致富，在经商的过程中获利日厚。

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李五渐渐成为富甲闽南的一代富商。

池店民间传说，李五富可敌国，不仅家财万贯，而且还拥有金盆、金碗、金筷等宝物，其家门前的凤池中更是藏有金水牛、金田螺等稀世珍宝。

村口的狮山还是李五晒白银的专用地。

尽管传说不可尽信，但足见李五当时的富裕程度。

因此，闽南语有句俗语叫：“富不过李五”。

可他平时生活却很节俭，住小屋，吃粗粮，一文钱都不乱花。

在当今时代，资本投资化身游弋的撒旦，诱惑着经营实业的企业家们。

资本天然的逐利性，使得实业家们经不住诱惑、耐不住寂寞了，利用“钱能生钱”来赚快钱、赚大钱，几乎成了一种合乎理性的选择。

实业报国，这个在洋务运动、在改革开放时期都曾鼓舞了无数中国人的词汇，渐渐被抛诸脑后。

取而代之的是投机主义的盛行。

于是“温州现象”变成“投机经济”，上市公司会变成“圈钱公司”，央企变成“地王”。

这些背后都是一份“贪心”，对资本的贪心。

什么“诚信经营”，“勤劳致富”，早已被他们抛诸脑后！这是价值观的问题，某些企业家缺的正是对道德和良知的敬畏。

回视当年的李五，李五靠的是诚信经营，靠的是勤劳致富。

在李五的人生词典里，没有欺诈，没有投机，没有不劳而获的念头。

当今的某些企业家应该汗颜，应该羞愧！
李五精神的第二个层面是乐善好施，热心公益。

乐善好施博施济众，他同情贫困百姓，及时伸出援手；热心公益不吝钱财，只要是公益事业，他二话不说，慷慨解囊。

明朝宣德六年（1431年），朝廷钦赐他“乐善好施”的金匾。

“乐善好施”是李五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李五富甲泉郡，他没有贪图奢侈的生活，一生省吃俭用。

这样节俭的一个人，却将自己的财富施予人们。

他博施济众，热心助人，深受百姓爱戴，他“为人性纯而姿丰，言温而气和，韬光不仕，好义乐施”。

好一个“韬光不仕”，这是一个草根富商，他从百姓中来，却不想以钱买官；这是一个草根富商，他流传于世的名字就是百姓常用的名字——李五，而不是李英、李俊育或李自然。

正因为他是草根富商，因而能同情百姓。

李五为建泉州东狱庙捐米150石，并屡次在东狱庙赈饥布施，百姓欢声盈野。

明正统九年（1444年），浙江宁波鄞县瘟疫蔓延，李五正好在此经商卖糖，因为赤砂糖清热解毒，可以医治瘟疫，他当即开仓舍糖。

但是讨糖者一天比一天多，他一人无法应付，于是找了一口水量多交通又方便的水井，每天将赤砂糖倒于井中，百姓可以自行汲取。

不久鄞县百姓就远离了瘟疫的威胁，百姓感激李五的恩德义举，从此称此井为“李五恩公井”，这口井至今尚存。

他还开仓赈灾，使鄞县百姓免受灾饥，老百姓塑像建祠以纪念他。

经商虽不易，但李五对于公益事业却从不吝惜钱财。

在家乡，他慷慨解囊，铺筑途
经家乡的泉安古大道中的石板，修筑了吟啸桥、桥亭桥等多处石桥，保证道路畅行，益泽万民。

洛阳桥由北宋郡守蔡襄始建，北通江浙，南接漳广，是南北往来要道。

南宋以来，因桥面较低，每次遇到秋潮暴起，往还之客只能乘船过渡，十分危险。

明宣德六年（1431年），新到任的泉州郡守冯祯想要重修此桥，但苦于工程耗费巨资难以筹集而未动工。

李五得知此事后的慨然支持道：“某志固在是，而未果行。

今值守命，奚以辞！”李五慷慨割其财，鸠民力，花费数万银两，抬高桥墩，避免潮水漫桥造成的交通阻断。

用了3年多时间，终于工程告竣，从此百姓南北往来无忧。

宣德九年（1434年），他还重修六里陂，挖沟，筑陂，修堰，建陡门，历时一年多建成了迂回曲折的长达40余里的当时晋江最大的水利工程，使晋东平原免除了旱涝之患。

晋江百姓对此善举无不交口称颂。

闽南一带常说“富不过李五”，也说“善不过李五”。

这样一个乐善好施的慈善家，拥有庞大的财富，却是忧民助民。

在百姓需要时，慷慨解囊。

以“仁爱”为核心内容的人本主义思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文化性格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

凭着兼济天下之心，我国古代的慈善家们做出了许多令人称颂的善行义举。

一些流传已久的故事至今仍在诠释着中华民族爱人、助困、扶贫的传统精神价值。

反观当今一些“为富不仁”者，李五精神显得格外高尚！当然，人们也发现，曾经孕育李五这样一个乐善好施的慈善家的晋江大地上，涌现出一个又一个致富不忘回馈社会的慈善家，人们有理由期望，晋江，这个全国闻名的“品牌之都”有朝一日会成为“慈善之都”，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让李五精神代代相传！
李五精神的第三个层面是，注重教化，培育后人；化导士子，返朴还淳。

教化是对心灵的培育，对心灵品质的提升。

是一种人格的塑造，道德的陶冶。

教化在于树成道德，以符合社会要求，这是由社会的主流意识决定的。

教化有两个作用，一是培育后人，一是淳化民风。

中国是文明古国，一向号称礼仪之邦，教育、教化对一个孩童的成长是何等重要。

中国自古重视对儿童的教育和教化。

《三字经》有言：“养不教，父之过。

教不严，师之惰。

”“幼不学，老何为?”《增广贤文》也一再强调家长要对子女进行教育、教化，“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

仓廪虚兮岁月乏，子孙愚兮礼义疏。

”因为“欲昌和顺须为善，要振家声在读书。

”在当时只有进行科举考试才能出仕的情况下，“积钱积谷不如积德，买田买地不如买书”，“不求金玉重重贵，但愿儿孙个个贤”。

李五的善行枚不胜举，他将经商所得反哺于世，乐善好施，普惠于民。

比乐善好施更加高瞻远瞩的他十分重视乡里的教化事业。

他重视教育，明代永乐中期，他在家乡不远的石船山下创办桂岩书院，开创了凤池李氏家族办学之先河，村中学子得以就学。

他慷慨投入资金作为办学和奖学的经费，鼓励资助乡里学子读书参加科举考试。

这些莘莘学子们身负家长的希望，刻苦攻读，期盼有拨云见日之时，一旦成功，不但自己的境遇改观，也能光宗耀祖。

明清期间，李五的子孙蝉联十二世文武科第，“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

”李五重视教育，成效赫赫。

在桂岩书院，主要对贫苦孩童进行启蒙教育，专以“养蒙育德”，重视“兴学育才”。

要求贫苦孩童先要励志、立品，然后勤学业、穷经史，达到培育人材、兴行教化的目的。

刻苦读书上进精神成为优良传统，世代相传，因而池店成为名闻遐迩的文化之乡，人才
辈出。

当然，重视书院教育，化导士子，还能移风易俗、使民风返朴还淳，社会安定。

教
化是为了扶植士类，宣扬教化，使社会形成重教向学的风尚，正所谓“圣道明而后人心正，人心正而后风俗美”，以“庠序之教化”，收“表率民俗”之功效。

教化是实现“至
治之世”的重要法宝。

“治世之本，教化为尚”，“有教化而后有人才，有人才而后国与立。

”把教化提升到人才兴与国家立，即治理天下的根本“大务”的高度。

“实行教化，端正人心，教养二字，王道之本”；“学校者，教化所从出，将以纳民于轨物者也。

”通过学校讲授儒家经典，对士子进行儒家伦理教育，实施教化，从而把人们的思想控制在主
流社会要求的范围之内，达到所谓“君子履信思顺以事其上，小人亦皆乐循礼而耻犯法”的目的。

古代育人之思殷切，在那个输出输入渠道较为单一的时代，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与
拜圣贤师、读圣贤书具有同样的教化效力。

当今资讯手段确是发达，但并不能成为否决
传统教化手段的理由。

放眼已经喧噪得几近沸腾了的生活，耳闻目睹，诱惑丛生，人们
各有各的活法，但若静下心来细细品咂先贤遗训，或许深叹恍如隔世，抑或忽觉寒风从
窗隙入，脊背生凉。

中国有句俗语，所谓“三岁看老”。

意思就是一个人年幼时受过什么样的教育，长大之后，以至到老，都会深受影响。

一个人行为后果的善恶是非，取决于对其道德品质的
启蒙教育作用。

诚如古人所言“教于先，行于后”，言行之于品德，恰如影随形。

而相对于人文社会，启蒙时代首要注重的就是品德教育，而品德之教，又以诚正为本。

教育人
民一定要遵纪守法、正直为人，这是对国民素质的最基本要求。

如果说，不论中国文化何等博大精深，它是依凭一代又一代的人生生不息地传承、
发展的，那么，在这个由无数单环链拧结成的粗硕而漫长的链条中，作为每一个环节的
个体，身上都会打着鲜明的时代与文化的印记，只是深浅有异，但绝无例外。

古人重视
教育、教化的做法仍值得现代人效仿。

当家长的还要言传身教，配合学校教育让孩子们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
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我们要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
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中取长补短，从而培育具有时代精神、自尊自信、深入人心的社会
主义道德风尚，培育出一代新人。

李五精神的第四个层面是，重视孝道，孝敬父母，奉养敬亲，甘为孝子。

早在2000多年前的孔子，他就把孝道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认为孝不仅是尊长爱幼的人生义务，是伦理道德的核心，而且也是政治道德的根本，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灵魂。

继孔子之后，历代统治者及其思想家，极力鼓吹孝道，提倡“以孝治天下”，要求以孝道立教，以培养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和睦乡里，为官忠于上司乃至天子“君父”的“忠臣
孝子”。

汉代的儒家们认为，“明子事父之道”是为“教之本”。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之一。

尊重老人是社会公德，孝敬父母是儿女的天职。

孝是孝敬、孝顺、孝养；孝道是为人子女，或为人弟子，对于父母兄长必须恭敬顺从，供养侍奉的正道。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孝道，故有“百善孝为先”之说。

它是家庭美
德的具体体现。

随着我国老龄化步伐的加快，老年人口的增加，讲究孝道对当代社会具
有积极的意义。

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孔孟之道”，把孝道文化全盘否定，后又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市场经济的冲击，致使孝道传统的式微和亲情关系的
疏离，致使一些人的思想道德滑坡，“敬钱不敬老”、“敬权不敬老”，千方百计“刮老”“啃老”。

有的不赡养老人，有的抢占老人的财产，有的视老人为“包袱”、“累赘”，甚
至逼迫老人走上绝路等。

社会上这些不孝的行为，从反面告诫我们，必须加强对中华民
族孝道文化的研究、发掘、整理、弘扬其精华，使之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推进和促进家庭美德的建设。

李五不但是一个富裕的商人，而且还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孝子。

李五排行老五，老大、老四早逝，老二、老三又无子嗣，父母晚年就靠李五照顾，每次外出经商回家，李五都
要买来双亲喜爱的衣服和食品，尽可能跟在老人家身边，整天问寒嘘暖，百依百顺。

父
母过世后，合葬在李五亲自选定的陈后山，李五为了永远服侍照顾双亲，辞世前交代子女，要把他安葬在陈后山与双亲为邻。

孝道的最低要求是赡养父母即“奉养”。

《礼记》提出：“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
勿辱，其下报养。

”“生则养”，这是孝敬老人的基本要求。

《孝经》规定：“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具备，然后
能事亲。

”因此，子女要保证父母物质生活的需求，做到有吃、有穿、有住，生活不受饥寒，有病能及时得到治疗。

如果连父母都不供养，老人吃饭都成问题，哪还能谈得上“孝”？
孝道提倡对父母首先要“敬亲”。

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鸦知反哺，羊知跪乳。

人异于禽兽之处，是不停留在物质层
面的供养，而能有精神层面的尊敬和爱心。

尊敬父母，最重要的是要爱父母，发自内心
的真诚的爱。

对父母要和颜悦色，不能以生硬的态度对待父母，更不能训斥、谩骂、殴
打父母。

《礼记·祭文》说：“孝子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必有婉容”。

孝敬父母，要有温和的态度，愉快的脸色，委婉的面容，以满足老人的精神生活的需求。

李五是“孝”的典范，李五对父母恭敬顺从，供养侍奉。

尽管有兄弟五人，他却独
自奉养父母，并且敬亲发自内心的真诚，甚至想生生世世服侍照顾双亲！
孝敬父母长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父母长辈理应受到子女的孝敬；不孝敬长辈
要受道德的谴责，要承担法律责任。

在今天，当很多传统的道德标准受到了挑战时，“孝”
依然被作为一个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受到尊重，展现了中国人对亲情的重视，也展现出中国人对“孝”这个延续千年的伦理传统固有的理解和感动。

中国是一个极其重视孝道传统的国家，人们认为，在所有的善行中，孝道是排在第一位的，孝悌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与核心。

孝道在我们文化心理中占有如此尊崇的地位，开展孝文化普及教育，弘扬我们的孝道传统，重建孝道任重道远。

李五的孝行告诉人们，千万不要哀叹“子欲养而亲不待”！要抓住和父母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竭心尽孝吧！把握父母在世的每一天，每一夜，不要让父母再为孩子有多余的耽心牵挂。

李五精神的四个层面，留给我们的是永恒财富，是永恒的美德。

这是一种美德，这是一种品质，朴实而厚重。

李五精神体现了我国的传统美德。

李五精神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世代相传。

李五精神令人难忘，就是因为李五精神本身的魅力，根本上是她触动了我们的灵魂。

已经到来的21世纪，时代呼唤李五精神，因为李五精神闪烁着传统美德的光辉。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为了完善自己，使自己德行统一、全面发展，就必须要将自己融入到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格中去，锻造出整个民族昂扬向上的精神脊梁，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开展符合时代特点的学李五活动，展现李五精神的时代价值尤显重要和可贵。

因为它渗透了人类高尚的精神追求和道德理念，充分体现了对传统精神的传承、弘扬和广大。

李五精神支撑和价值引导曾经鼓舞了中国社会的生生不息和发展壮大，是中国人民在未来的岁月里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成就伟大的事业。

任何一项成功事业的背后，必然存在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

李五精神，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大力弘扬的精神。

这种精神，也是我们在振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大业中不可或缺的精神。

当前社会上有一种现象，就是许多人物质上富裕了、精神上却失落了，如何避免我们精神世界、价值中枢下移的问题特别突出。

我们提倡高尚的精神和简朴的生活，提倡精神昂扬，生活积极向上。

当今中国，呼唤精神支撑，犹如大厦赖于栋梁，生命赖于血液！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一个民族长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固然有赖于其适应世界潮流的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坚守民族文化的根本，传承民族精神的精华。

李五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精神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无须留恋过去，但却不能忘记历史，李五岁月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其精神却随着时代的发展放射出永恒的光芒。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精神的民族，中国也是一个崇尚精神的国家。

“变动不居，生生不息”，这是《易经》中被伏羲描绘的宇宙精神，被中华民族视为自己的主体精神，横亘数千年，畅达不息。

即使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能够坚持本民族的精神，这才有了令我们为之骄傲的中华历史。

个人主义、侥幸心理和投机主义盛行的时代，更需要不灭的精神来照亮中国的美好前景。

一个生生不息的精神，也同样会激活和保持社会创
新的活力。

只有培育回归中国精神，精神的力量才可以支撑中国健康有序的发展。

民族精神是一个在民族适应环境，改造世界，形成自己特有语言、习俗和人文传统的长期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一个民族没有优秀的精神品格，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一个国家，没有凝聚人心的民族精神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就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强大的凝聚力和卓越的创造力。

千百年来，无论面对多少困难挫折，面临多少艰难险阻，中华民族都始终高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火炬。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奋发进取，靠的就是这样的精神；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靠的就是这样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由贫穷走向富强，靠的也是这样的精神。

李五精神万岁！
2012年6月写于竹园小区写完此文，正逢端午，点击“字数统计”，是7777字，大呼“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