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书笔记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书笔记

从古至今，能人志士都常怀一颗平和治世之心，但单就西方历史而言，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前，和平大多体现在饱受战乱的百姓所怀的朴素愿望或部分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出于某种学说或目的进行的倡议和说教，但缺乏实践的可能性与可操作性。进入启蒙运动，卢梭、伏尔泰等人开始将社会本身和社会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进入到了科学研究的视野中来，而其研究成果也对社会运转与发展真正开始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一科学领域逐渐积累学术成果并稳步发展的结果是，在二战之后，出现了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从全新的政治学角度来研究社会冲突问题。这本书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一次飞跃性提升，对世界各国学者，特别是我国相关研究者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对社会冲突与发展的分析与看法产生了巨大的启发作用。

这部著作出版于1968年，对当时学术界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进行了重新研究探索。本书反对“在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改造具有优先地位”的观点，他结合于二战后后第三世界各国政治动荡，更迭和变革的现状，据此提出强大政府的观点，因为亨廷顿认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形式就是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因而，建立强大政权被视作根除国家动荡衰败的必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否认了西方学术界在此之前一贯坚持的自由世界与民主社会思想，即以意识形态来划分国家和国家集团的观点，亨廷顿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各国的政治区分体现在政府有效程度而非政府形式”，他认为，只要是能够有效履行义务行使权力发挥职能，确保国家社会稳定，促进国家现代化过渡进程平稳的政体，无论其类型和种类，都是有效的政体。例如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广大亚非拉国家虽然暂时缺乏政治共同体和权威的统治方式，但其现实有效性和不断改进的发展方向证明在政治上并不是失败的，因此他认为不应该存在片面的民主还是集权的问题，国家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有效性、实质性而不是象征性、名义性。所以亨廷顿选取了美国和苏联这一对冷战中两大对立正营的领头羊，两个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超级大国来进行同一层面的类比，研究方式忽视其民主或者独裁的区别而强调国家机器的效能高低，这对冷战形势下的对立双方都是一种颠覆性的启发。这种理论的提出和这部著作的出版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以意识形态划分一切的时代能够由见识和胆识提出这样的观点是这本书和作者亨廷顿能够享誉世界的主要原因，也是其价值所在。纵观政治秩序论，将政局稳定作为了政治的核心，对政治稳定的追求是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书中这样阐述了亨廷顿的这种追求：“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而为了实现这一追求和目标，作者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操作方式。

一.加强政治制度化建设。政治制度是政治稳定的保护框架，一定程度上讲也是政府存在的前提和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政治制度的建立需要政治制度化的推进，而政治制度化是政治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政治制度化包括适应能力，复杂程度，自治能力和内部协调能力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的水平越高，则整个政治制度化的水平就越高，反之亦然。实现政治稳定，就必须保证在这几个方面的工作做好，合理的政策能够适应自身发展和时局的变化以及应对突发情况和外来势力的挑战；完善的下层组织和自身结构分化为政权带来能够脱离个人和某一机构的不稳定性的收益；独立、中立的政治程序能够保证政治制度自身的立场和价值，提高其生存能力；而一切政治都是人与法的混合物，一个好的政治制度不但需要好的条文，更需要的好的执行者，强大的内部协调能力才能保证执行者免受私心的腐化和内部纷争的牵制，保证合理制度的实现能力和长期延续，说到底，内部协调能力是由制度产生并服务于制度的个人道德和组织道德的集合，正如“树立道德需要责任，信任必须具备可预测性，而可预测性又要求有规律的、制度化的行为模式。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

度，社会就会无力界定和实现其共同利益”所言。

二.必须存在强有力的政党。亨廷顿相信，一个好的制度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党来建立和执行，一个强大的政党足以推行制度化的公共利益取代分裂自私的个人利益拼盘，将超越狭隘地域思想的国家忠诚和民族认同推行开来，维系全国全社会各种力量的枢纽和纽带。这种能够吸引和协调多方面势力和力量的公共利益是什么？是理想的哲学观念还是掌权群体的自身利益，或者物竞天择的自然竞争结果？作者认为，公共利益应该是大体上能够代表国家和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根本、长远利益的事物，但其顾及面是人数上的绝大多数而非既得利益的绝大多数，是根本长远利益而不是短期眼前利益，因而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抵触、误解和扼杀，这个时候，一个积极而且强力的政党才能克服困难推动公共利益的发展。在所谓民主国家，民众名义上享有完全的政治权利，但事实上民众只是根据规则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专业的政治家则从事具体工作，事实上使得政治活动成为了一种疏远一般公民的专业活动；而在所谓独裁专制国家，所有公民都可能关心政治，但没有一种渠道能够让民众参与其中，这种语境下政治的决策越分散，政治分裂就越严重，越多的政治参与带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无论哪种情况，政治的稳健都不是非专业的民众自身能够胜任和实现的，一个领导正确、力量强大的，有足够凝聚力和执行力的政党才能确保民众意愿的顺畅表达和政令的专一，才是政局稳定，政治英明和统治清廉的保证，这都是依靠民众自身或者散沙的小政党联合所不足以胜任的。

三.必须确保公众的参与。公众虽然处于自身的局限性无法胜任维持政治稳定的重担，但其归根结底是一切政治活动的参与力量和作用对象，是政治的根本，脱离民众参与的政治既无法联系实际，又无法有效施行，民众，特别是其中的自由知识分子，既能为政治统治，为掌握统治权力的强大政党贡献智慧，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发挥价值，其本身又在政局衰败时产生巨大的离心和变革作用，成为维持政局稳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吸纳民众，吸纳自由知识分子参与到政治中来，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推动政治制度化和政党统治，充分防范和控制其消极作用避免其煽动动荡势力的产生和壮大，对维持政治稳定和推动政治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时至今日，亨廷顿的观点依旧没有显露出过时的迹象，各个国家的政治生态中都能或多或少地看到起理论正在指导实践的影子，我国亦不例外，因此，参悟这本《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对维持我国和谐稳定，推动经济和社会稳步发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就显得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