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析冰心_爱的哲学_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３－１２

作者简介：刘桂梅（１９７５－）

，女，陕西横山人，硕士研究生。再析冰心

“爱的哲学”刘桂梅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６２

）摘　要：冰心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学家，不仅她的“冰心体”独具一格，而且所倡导的“爱的哲学”更是意义深远，面对快节奏、高科技的当代生活，“爱的哲学”给当代寂寞、冷清的精神家园带来温暖，是解救人类精神危机的良药。关键词：冰心；爱的哲学；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８７１（２０１１）０３－００７６－０３ 冰心在“

五四”文坛上是一位极具个性特点的作家，她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出版的《冰心全集·自序》中说：“我知道我的弱点，也知道我的长处。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没有喷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坚定的信仰和身后的同情。在平凡的小小的事物上，我仍宝贵着自己的一方园地，我要栽下平凡的小小的花，给平凡的小小的人看！”确实冰心任其性情而为文，努力在文学的园地里寻找适合自己心性发展的一方土地，用晶莹无暇的爱和坚定的信仰执着于此，用心栽培着自己心爱的文学之花，并对这方园地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意义坚信不疑，在“五四”的文坛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爱的哲学”，使摇曳多姿、推陈出新的“五四”文学因此而更是异彩缤纷。

一、“爱的哲学”的形成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在他的《自我认知》中说：“按照自己天性，按照自己的精神结构，我完全不是

一个怀疑论者。”［１］（Ｐ５７

）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天性，有自己的精神结构。确实个性的奥秘，唯一性，是无法否认的，有些东西是父母给的，任你后天怎样努力，还是取不到其中的精华，没有音乐天赋的人，要成为一个出色的音乐家是不可能的。冰心的父亲谢葆璋，是一位正直、开明的海军军官，母亲杨福慈性情恬静、温柔、感情细腻、思想开明、喜爱花鸟、小动物。父母的这些细胞毫不保留的遗传给了冰心，使冰心一如母亲一样恬静、温柔、感情细腻，这种个性特点很自然的融入她的作品，“文如其人”真

是至理名言。冰心从小便在母爱的怀抱里长大，读了冰心的《南归》那种母爱的极至很是震撼我们的心灵。在生活中若没有这种极至的母爱，冰心不会把“母爱”作为写不完的话题，感人至深。冰心作品中时时离不开母爱的字眼，而且把母爱泛化，形成能引起广大读者共鸣的“母爱”的主题。除了遗传因素的主导作用外，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冰心的童年是在烟台海边度过的，很少玩伴。冰心在她的《冰心全集·自序》中说：“我从小就是个孤寂的孩子，住在淄博东山的海边上……整年整月所看见的是青郁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所听到的，只是山风，海涛，清晨嘹亮的口号和深夜的喇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寂寞中的冰心只能以大海为伴，揽星月入怀，海风星光伴随着她长大，冰心对大自然的情怀是有着佛不去的“童年情结”，这种情结影响了她一生的创作，其笔下的自然，是美的象征，无论群山、大海、湖泊，都远离尘世间的纷扰与争斗，永恒地以宁静、柔和、天然的情趣，给人以美的陶冶和快感。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民族某些传统性格和趣味的物化。海月星光、花鸟草虫、日升日落悄无声息走进了她的创作。爱的哲学诞生与此段孩童时代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长大后就读于教会学校，冰心明确地说：“又因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地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有关冰心的评论文章对这方面的论述很多，观点集中在冰心文学观的形成与基督教密不可分。茅盾在《冰心论》中说：一个人的思想被她的生活经验所决定，外来的思想没有“适宜的土壤”

　２０１１年５月第２１卷　第３期榆林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Ｕ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ａｙ

．２０１１Ｖｏｌ．２１Ｎｏ．３

不会发芽。这话是用来说明冰心之所以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取决于她那充满了爱的家庭生活经验。在这种生活经验的土壤里，“基督教”思想才会发芽生根。确实，一切思想的诞生与她与生俱来的根基是密不可分的，父母的遗传、家庭的环境形成了冰心文学独特的价值取向，形成了文坛上的一块特有的风景。

冰心在她７０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始终将爱作为创作宗旨，“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的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２］（ｐ３４）她企图以爱来拯救人类，那晶莹透明的文字中字字包含着她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并对此抱有坚定的信仰。于是，母爱、自然、儿童，成了冰心在散文创作中布爱的三种形式。

二、评论界的隔膜

传统思想在国人的心里根深蒂固，“文以载道”已成共识，否则就会遭到种种非议，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狼虎成群、多灾多难的中国，文艺救国、革命文学，是义不容辞的使命，否则你的作品会招来种种非议。文坛对冰心的“爱”的哲学的评议就是带着这样的有色眼镜，对此，笔者总结如下：

一是她虽然出于良好的动机，想拯救“五四”运动退潮时期的人们精神上的迷惘，但她所做的贡献却甚微，其思想过于单纯，对真正解决当时的社会困境没有根本上的意义。

确实，冰心专注于对她的人物心灵世界的探索，她小说中主人公思想的最后转变并非是客观的现实社会的影响，主要是在主人公自己对“爱”的思索中完成。例如，“超人”何彬是在“听了三夜的呻吟，看了三夜的月，想了三夜的往事”便渐渐领会了“爱”的超脱性，顿悟了人生；《悟》中的星如在卧病七日的沉思默想中跨过了“思想的难关”，走出了人生的绝境。冰心笔下的人物在爱中看到希望，并在希望之灯的指引下走出人生的困境。冰心在她《最后的使者》中认为智慧和理智不足以使人勇猛进取，反而因“泄尽了宇宙的神秘，写尽了人类的深思，使意志薄弱者忧愁、烦闷、绝望。”而爱使人忘其“分内的悲伤”，“模糊了过去，拒绝了现在，闪烁着将来，欢乐沉醉地向前走———向着渺茫无际的尽头走。”对此，早在建国初期，丁玲就对冰心的作品提出了批评，丁玲认为冰心作品虽然优美，但是不真正具有“五四”精神，说她的生活趣味也很符合小资产阶级所谓优雅的幻想。她拥有过的读者只能是一些资产阶级出身的少男少女。笔者认为用丁玲潜在的价值尺度衡量冰心的作品，确实是不具有“五四”的时代精神，如当时真让冰心写出极具革命性和政治、斗争、革命赤裸裸黏为一体迎合时代的文章，那她的名字就不会叫“冰心”了。当然因政治和时代的原因，冰心为配合形势写过一些“镀金莲花似的，华而不实的东西”，如《英雄的阿拉伯兄弟，我们支持你》、《中印友谊的罪人》、《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等作品，恰是冰心败笔之所在。对此冰心以“努力出棱，有心作态”严加自责。文艺作品不是喊口号，冰心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文艺丛谈》提出“真”的文学观，就要努力发挥个性，表现自己，把自己全身涌现于读者之前，作家的才情，特质，人生观，由此可以历历推知。那些满纸虚伪的颂扬，娇柔的叹惋，东抄西袭，勉强成文都不成为其富有个性，表现自己的文学。“‘真’的文学作品是创造的、个性的、自然的、是心灵的笑语和泪珠。”［３］可见冰心的文学观已决定她一生的创作道路。

二是冰心养尊处优，涉世不深，未曾了解过人世的苦难，是个“闺秀派”作家，她的作品缺少应有的社会价值。这种责难主要指向冰心的作品的审美倾向性，冰心确实是没有具体描述现实的苦难。对大多数人来说，苦难让人难以忍受，难以回避，是一种终极实在性的存在，既然这样，我们只有正视它，长久下去就会习惯于面对现实的苦难。然而冰心说：“思想被现实禁锢住，便是一切苦痛的根源”［４］（Ｐ７１），人们难以从思想深处摆脱苦难，痛苦便成了真正的痛苦了，“我知道那当行的水路，这就够了。”血淋淋的现实没有必要在残忍的笔下再现，浮光掠影般在脑海里闪现一下就够了，换一种视角审视现实，就会发现在苦难的另一边仍然充满了爱，她说：“她的周围只有‘光’和‘爱’，人们举着‘需要’的旗子，逼她写‘血’和‘泪’，我只得欲笑地哭了。”艺术作品是心性的自然流露，艺术的使命不仅仅在于反映现实的苦难，苦难，现实已经给我们够多的了。可是多灾多难的国人已习惯了苦难，避开现实的苦，在受伤的心灵上撒来一缕阳光有些人反而一时难以适应，《往事》集成后，冰心写了一篇《以诗代序》：一个盲人的歌者，在小女孩的带领下，沿路给众人弹奏琵琶。第一曲唱的是“神仙故事”，听后众人“哗赞”，第二曲唱的是“人世的欢娱”，对这一非事实的人间理想，众人反应的是“虚气”和“嘲笑”，当歌者于失望里唱出“人生的虚无”，却得到“欣赏的嗟吁”。我们熟知的作家孙犁，以抗战为背景的作品，其风格和冰心有一种天然的吻合，他的作品能化丑为美，炮火硝烟的战争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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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桂梅：再析冰心“爱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