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互助进化论思想探析_闽星_时期的考察_付金柱

陈炯明互助进化论思想探析———《闽星》时期的考察□付金柱作者：付金柱，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政治史。

邮编：163319摘要：闽南护法时期是陈炯明政治思想转化及确定的关键时期，其政治思想由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转变为互助进化思想。

陈炯明的政治思想以“全人类社会”主义的互助进化观为基础，以“不为罪恶的奴隶”的人格观及生活与生趣兼备的人格养成路径为辅翼，以“金刚性”的暴力革命观为手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互助进化思想体系。

关键词：陈炯明互助进化论政治思想《闽星》中图分类号：D69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243（2014）01－0047－05陈炯明（1878—1933）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曾任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并因在政治上主张联省自治而与孙中山发生冲突而决裂。

陈炯明幼年接受中国传统教育，成年后入海丰师范学堂和广东法政学堂始接受西方法政思想及其观念，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即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

同时，在时任法政学堂教员朱执信的影响下，陈炯明接受了革命思想。

陈炯明思想再度发生转变则是辛亥“3·29”广州起义（又称黄花岗起义）之后，他参与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组建的“支那暗杀团”，通过与刘师复等无政府主义者时相往还，使其与闻无政府主义思想，并为其所吸引，无政府主义思想中的一些核心价值和观念成为他终生持守的信条。

陈炯明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有着时代背景的影响。

无政府主义是中国20世纪初期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一种社会思潮，一度占据了革命思想的中心地位，被认为代表当时世界上最激进的革命思想，［1］（P12）以致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中的许多要人都不同程度地信膺过无政府主义。

在参与支那暗杀团活动期间，没有直接资料表证陈炯明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程度，根据现有资料，他广泛而深入地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则是在闽南护法时期。

在这一时期，陈炯明以《闽星》为阵地，发表系列诗文，积极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并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互助进化论思想体系，进而演变为陈炯明独具个性的政治人格特质。

一、《闽星》：闽南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源陈炯明自1918年8月30日进驻漳州建立援闽粤军司令部，至1920年7月12日率援闽粤军回师广东，是为闽南护法期。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陈炯明偏居闽南一隅之地，致力于政治、社会革新的地方建设，使其辖下的漳州地区被称为“闽南的俄罗斯”，得到了国内外人士的一致称誉。

同时，他敏锐地捕捉时代潮流的涌动，在五四运动爆发后，发表电文支持学生运动，办报纸，写诗文，使闽南呈现出新文化革命的风潮，他的政治价值观也第一次通过系列诗文为世人所知悉。

北京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陈炯明给予了积极的响应，他发电声援学生爱国行动，痛斥北京政府的卖国行径，表示“吾人处此，不独为自卫计，当抵死力争，即为世界永久和平计，亦宜表示各联盟加入国，俾速觉悟”。

［2］由于陈炯明的支持，漳州地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声援行动。

新文化运动展开之后，陈炯明经常邀请朱执信等党人赴闽，［3］（PP302－303）在粤军总司令部与许崇智、邓铿等高级将领“讨论学术，注意新思潮之发展”，热心赞助革命党在上海的新文化宣传刊物《建设》杂志的出版。

［4］（P24）为了使新文化运动在闽南生根发芽，陈炯明听从朱执信的建议，邀请广东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陈秋霖、刘石心等来到漳州，成为在漳州宣扬新思想的中坚，最主要的则是创办了《闽星》半周刊和日刊。

以“在福建为圆心的起点运动，做新文化运动”［5］的《闽星》半周刊，创刊于1919年12月1日，发行3个月刊出了16期之后（2卷8期），因为准备粤军回粤的军事行动，正式停止出版。

另外，有感于闽星半周刊在“智识锢蔽的漳州”产生的回响不大，1920年1月1日，又创办了《闽星》日刊，每日出一大张，目的在“为地方人士增广见闻”。

［6］陈炯明除了热心支持、倡导漳州的新文化运动外，还亲自一试身手，系统阐发自己的思想。

在《闽星》半周刊两卷16期中，发表了4篇专文、5首白话诗和1通信函。

从陈炯明此一时期的著述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互助进化论思想的形成。

《闽星》半周刊刊发陈炯明诗文篇目表题目文体署名卷期发刊词文章陈炯明第1卷第1期闽星白话诗陆安第1卷第1期指南针白话诗陆安第1卷第1期东方文明白话诗陆安第1卷第2期瀛洲草白话诗陆安第1卷第2期不为罪恶的奴隶文章陈炯明第1卷第2、3期太平洋白话诗陆安第1卷第4期生活与生趣文章陈炯明第1卷第6期评康戴两君论革命的书文章陆安第1卷第8期复中华女界联合会函信函竞存第2卷第5期资料来源：《闽星》半周刊。

无政府主义思想旨在构建一种具有最大限度个人自由的理想社会，物质财富得到公平的分配，公共职责通过自愿达成的协议而得到履行。

但是，在怎样实现这些理想目标的问题上，无政府主义者存在着重大分歧，主要可以区分为四大思想流派：个人主义、互助论、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

［7］（P23）这些思想流派都不同程度地播转到中国，而灌输于当时中国人脑海中的主要有：（一）蒲鲁东的社会革命论和私产制度论，以及克鲁泡特金的共产主义及补充达尔文进化论的互助论；（二）反对种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军备黩武；（三）反对剥蚀人权的买卖婚姻而主张自由恋爱；（四）强调个人自由、大众平等、社会有组织没有阶级；（五）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壁垒，促进世界大同；（六）反对麻醉性的宗教，集中人类智慧充实物理世界。

［8］（P6）陈炯明在参与支那暗杀团时就与无政府主义者相接纳，广东光复后同刘思复等交往愈趋密切，成为广州无政府主义者从事政治活动的庇护人，在漳州又邀请了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等帮助他实施闽南的新文化运动。

因此，陈炯明受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互助进化政治思想。

下面即以他在《闽星》半周刊上发表的4篇专文，来讨论这一时期他的政治思想。

二、互助进化的“全人类社会”主义观陈炯明的政治思想，总体上受克鲁泡特金互助进化论的影响。

克鲁泡特金的理论来源和方法论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同达尔文主义一样，他从研究生物演化入手进而研究人类。

但是，他不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及人类演化规律，不同意把生存竞争看作是进化的主要因素。

他提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互助才是一切生物以及人类进化的真正因素。

克鲁泡特金断言，“不论是在动物界还是人类中，竞争都不是规律”，恰恰相反，不要竞争、避免竞争才是自然的倾向，并且以互助和互援的办法可以消除竞争。

因此，互助是一个自然法则和进化的要素。

克鲁泡特金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得出的结论是：人类依靠互助的本能，能够建立和谐的社会生活，毋须借助权威和强制；没有权威、没有强制的社会才是保障人人自由的完美社会。

［9］陈炯明虽然在法政学堂学习期间接受了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思想，但是，后来随着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接触及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吸纳，他的进化论思想开始发生转化，即由达尔文主义的竞争进化论转变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进化论。

他的互助进化论思想在《闽星》发刊词中得到系统的阐发。

同所有的进化论者一样，陈炯明把人类发展的历史描述为一个永无止境、永远向上的进化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陈炯明强调思想的重要作用，“世界的进化和人类的思想很有密接的关系”。

他认为，世界进化是由人类在里面努力创造的，“经历许多年代逐渐表现出来”，而人类的创造主要是由思想所促生的。

思想的变迁达到什么程度，人类的进化就自然体现出来；如果人类的思想永久不变，那么人类的进化乃至于世界的进化就自然停止了。

因此，为了不断地创造一个新世界、完成健全的进化，就一定“先要改造全人类的思想，为齐一的努力”。

这种“齐一努力”的人类思想，不是各为“自己生存不管他人死活”的竞争法则，而应是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共同适应、毋相侵碍”的互助思想。

只有这样，世界才能不断地永远向上永无止境地进化，才能达到进化的极致，即“使全人类有均等的幸福”。

［10］（PP402－406）由此可见，陈炯明论述人类进化的观点，无政府主义互助论的思想痕迹清晰可见。

陈炯明对于有人认为当前社会还没有达到“共同适应、毋相侵碍”的思想境界的观点，提出了反驳。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由于无国界的博爱互助思想境界还无法达到，因此国家主义仍然是必要的，“当然不能抛弃的”。

当时国内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秉持这种观点，他们以民族主义相号召，提倡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先求国家的统一和强大，以恢复国家主权与列强平等。

基于无政府主义人类互助的原则，陈炯明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主义，认为“国家主义就是政治野心家借来做一种‘欺世诬民的手段’”。

为什么这样说呢？陈炯明认为，强者利用国家主义来侵略，固然不必说了。

即便革命党人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弱国，因为受列强的压迫和奴役，为了“抵抗他的危险，唤起民族自觉，促进民族努力”，拿国家主义来维持生存，这固然可以得到一时的效验。

但是，“效验到了表著的时候”，这个民族便会养成一种“排他性、自大性、睥睨世界的野性出来”。

到了这个时候，国家主义便会被一些政治野心家所利用，迷信政治的万能，恣意侵略，变成了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来扰乱世界、残杀人类。

陈炯明呼唤，“试看近世各大强国，那一个不是从弱国爬出来的呢”！因此，他视国家主义是动荡的根源，“世界各国，有了国家的形式，一日不能打破，人类社会就一日不得安宁”，而要有“打破国界的武器”，就要依靠“全人类的思想，因为思想的努力，应该用来创造进化，不应该用来制造罪恶。

全人类的思想能够变迁，一齐努力，就会造成一个打破国界的武器出来”。

在这里，陈炯明认为要求人类破除国界，互相帮助，其实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因为“世界人类，本来各有博爱本能，既然晓得爱国，何不教他充其本能，去爱全人类社会？”于是他提出以“全人类社会”主义的主张，来替代国家主义。

［10］（PP402－406）陈炯明的“全人类社会”主义主张虽然迹于迂阔，不近实际，但是他对国家主义所产生的政治结果的分析，堪称洞幽烛微。

三、“不为罪恶的奴隶”的独立人格观在全人类整体进化的政治理想基础上，具体落实到单个的个体人格发展，陈炯明由徐谦的一句话———“为上帝的子，不为罪恶的奴隶”———引发出“我就是上帝，不为罪恶的奴隶”的呼吁。

陈炯明认为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精神，都应该由自己来做主人，即每个人的“形骸只做了精神的寄寓”，每个人的“官能感觉只听了精神所指挥”，独往独来，并与社会、宇宙的精神融为一体，在理性中经营社会、宇宙的进化。

这样，经过理性证悟的个体精神，与社会、宇宙达到同一，“就是社会总体的精神，也是宇宙总体的精神”。

相反，如果要靠上帝赐我恩惠，赦我罪恶，来安排我的生活，那么这种生活，就是没有自主的生活，就是奴隶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