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对方志学的贡献中国历史文物1990
历史考证和史学思想——以钱大昕为例
在 中国史学发展史上 ， 历史考证一直 占有重 要地位。从事考证研究 的史家穿穴经史 ， 网罗文 献， 严密考订 ， 实事求是 ， 言必有据 ， 不发空论 ， 不 仅 在厘清史料 、求 得史实真相 方面做 出重大贡 献， 而且在史学思想方面也贡献 了 自己的智慧。 然而 ， 目前 的研究来看 ，揭示历史考证学者的 就 文献 学 贡献 的成果 甚 丰 ， 探讨 历 史 考 证学 者 的史 学思想 的成果则明显不足。不仅如此 ， 人们还往 往 把 考 证 与思 想对 立起 来 ，忽视 了考 证 背后 的丰 富的思想资源 。 际上 ， 实 只要翻检史学史 ， 我们就 会看 到 ，每个 史 学家 都 有 自己表 达史 学 思 想 的不 同的方式 ， 作为研究者 ， 应该对任何一种表达 ’ 式都给以充分 的研究 ， 揭示其 中所蕴含 的丰富的 思想内涵 ，只有这样 ，才能更深入地体察中国史 学 思 想 的精华 。 在 众 多 历 史考 证 学 者 中 ， 大 听是 极 具 代 表 钱 性 的人物 ， “ 他 于儒者应有之艺 ， 无弗 习， 弗 无 精 ” １‘研 主 序１精 通 当时 几乎 所 有 的学 问 ， 【 （ 堂 集 ）， 潜 尤 其在 史学和经学方 面成 就卓 著 。以往 研究钱 大 昕 ，多肯定他的考证成果 ， 对于他考 证背后所具 有的思想 的一面 ， 研究明显不够 。作为乾嘉时期 著 名 的 史学 家 ， 大 昕有 自己独 特 的表达 史 学 思 钱
量学术 、 评价学人的重要标准和原则 ， 重实证 ， 斥 空疏。 宋代学者王应麟撰《 困学纪闻》 洪迈撰《 ， 容 斋随笔》 在清代受到钱大听的重视 ， ， 两书不仅对 历史上 的名物制度详加订正 ， 而且借此阐发 自己 的史学思想 ， 把考证与议论结合起来 。尤其是被 梁启超称为“ 清代考证学先导 ” １３） 困学纪 ［（Ｏ 的《 ２ Ｐ２ 闻》 ，更是系统地考辨 、评论了宋 以前的重要史 著， 为后人开辟 了一条治史的新途径。钱大昕这 样评价他们的治学特点 ： 穿穴经史 ， “ 实事求是 ， 虽议论不必尽同 ， 要皆从读书中出， 异于游谈无 根之土 ， 故能卓然成一家言 。” Ｐ５ …（Ｏ在钱大昕看 ４） 来， 、 王 洪治学 ， 从读书中得出结论 ， 把思想 阐发 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之上 ， 不空发议论 ， 和游谈 无 根之 土有本 质 的差 异 ， 而值 得 重视 。从 宋 至 故 清， 以此种方法治学 ， 考证名物史实 、 间发议论的 著述在在多有 ， 除上面所 言《 困学纪闻》《 、容斋随 笔》 ， 外 黄震的《 氏日钞》 顾炎武的 《 黄 、 日知录》 、 钱大昕的 《 十驾斋养新录》 《 、 廿二史考异》 王鸣 、 盛的 《 娥术编》 《 、 十七史商榷》 以及赵翼 的《 廿二 史札 ：》 等等 ， 都是融历史考证与史学思想于一 书， 紧扣 史实 ， 发 空论 。他 们 在 考证 中议 论 ， 不 以 考证为基础 ， 论史事 ， 评史法 ， 发表 了不少卓见。 比如钱大昕 ， 于考证之 中寓历史观点 ， 借考证彰 忠贞 、 贬失节 、 斥逆谋 ， 以明人伦 、 正风俗。 如他考 证 宋末 元 初抵抗 元 人 的忠 节 之士 洪福 、 张珏 的事 迹， 就体 现 出这一 特点 。《 史 》 洪 、 元 载 张事 迹 ， 数 言“ 出降”钱大听根据《 ， 宋史 － 忠义传》 《 、宋史 － 张珏传》 等记载 ， 进行认真考证 ， 以大量的资料证 明二人不但没有 “ 出降” 而且奋勇抵抗元兵 ， ， 纠 正了《 元史》 记载中的失实现象 ， 使二人宁死不屈
嘉定钱大昕全集
精彩摘录
这些摘录不仅展示了钱大昕深厚的学术造诣，更体现了其对于学问、文字和 文章的独到见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些观点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值 得我们深入学习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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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人，他们的名字和贡献被铭记，他们的学术成果 成为后世的瑰宝。《嘉定钱大昕全集》就是这样一部汇集了一代学术大师钱大昕 所有著作的珍贵全集。这部全集不仅反映了钱大昕深厚的学术造诣，也展现了其 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独特的学术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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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在音韵学领域，钱大昕对古代音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创新的观点和理论。他的音韵 学著作《声类》、《十驾斋养新录》等，为音韵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他的研究成果不仅丰 富了对古代音韵的认识，也为现代汉语语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在天算学方面，钱大昕不仅精通传统的天文学知识，还对西方的天文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他的天算学著作《天球浅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展示了他在这一领域的深厚造诣。他 的研究成果不仅推动了天算学的发展，也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 《嘉定钱大昕全集》的，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钱大昕学术成就的平台，也为后世学者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参考。钱大昕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方法，对当今的学术研究 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阅读感受
阅读《嘉定钱大昕全集》，我被钱大昕的博学多才所震撼。这部全集包含了 钱大昕的各类著作，从年谱、行述到唐石经考异、声类等，再到廿二史考异、三 史拾遗等，内容广泛而深入。这些著作不仅涵盖了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等多个 领域，更展示了钱大昕对学术研究的执着追求和卓越成就。
阅读感受
钱大昕的学术研究，注重实证和考据，他的著作中充满了对历史文献的深入 剖析和精细考证。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得他的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同时，钱大昕的学术思想也独具特色，他强调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同时也 注重吸收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这种兼容并蓄的学术态度，使得他的学术成果既具 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代朴学宗师钱大昕
一代朴学宗师钱大昕有清一代学术，历经大、精、新三个发展阶段，对传统学术做了颇富成效的整理和总结，并体现出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独特治学取向、旨趣与关切。
在此历程中，乾嘉间诸学人，或赓续清初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诸大师所倡治学之途辙，或别辟蹊径，拓展学术新领域，而尤以朴实考经证史之特征，彰显出其时的学术格局与气象。
其中，钱大昕可谓一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
关于钱大昕其人其学，学术界已进行了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丰硕；而陈文和先生主编的《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增订本，凤凰出版社，2016年），则较为系统、全面地汇集了钱大昕先生的学术著述和生平事迹。
随着相关文献的不断被发现、发掘，如何更为清晰、深入、提纲挈领地呈现钱大昕先生一生的学行及影响，便显得尤为迫切了。
中华书局近期推出的李经国先生所著《钱大昕年谱长编》（2020年11月），可谓在此方面作出了新探索、新贡献，为学界和社会上关注钱大昕先生者提供了一部重要资源。
该著由谱前、年谱、谱后、附录（传记资料）几部分组成，计65万字。
承蒙李先生惠赐大著，拜读之后，深为其用功十余年之精神所感动，尤钦佩于其在书中所呈现的诸多新收获。
大体而言，该著值得称道者，有如下诸端。
征文考献谱新编关于钱大昕先生年谱，钱先生本人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五十七岁时即着手自编《竹汀居士年谱》，是谱记事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闰四月初八日、六十五岁时止。
其后，其曾孙庆曾又将此后十二年事迹续编为《竹汀居士年谱续编》，并以案语的形式，对大昕先生自编年谱中有关事情做了说明，时在道光十一年（1831）。
自此之后，便无新谱问世。
时隔一个半多世纪之后，陈鸿森先生始有志重撰钱大昕先生年谱，并先行刊发长文《〈钱大昕年谱〉别记》（载《乾嘉学者的治经方法》下册，中国文哲研究所，2000年），于钱大昕研究颇有裨益。
李经国先生《钱大昕年谱长编》的推出，可谓继武前修，更出新意。
是著不惟篇幅相当可观，而且在文献的发掘、利用方面，尤为特色突出。
试论钱大昕的经史观
试论钱大昕的经史观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8-0000-01钱大昕是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一生治学博通，成就卓越。
段玉裁在评价钱大昕时说道：“夫自古儒林能以一艺成名者罕，合众艺而精之，迨未之有也。
若先生于儒林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
”①另一位学者阮元则说：“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以经术，或以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少，兼擅者尚少，唯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
”②他们对钱大昕学问博洽的评价，实无溢美之意。
不过钱氏用力最大、成就最突出的还是史学。
（一）经史并重的学术观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的“显学”，两者的关系错综复杂、变化多端，在各个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清代乾嘉时期，学术极盛，但受科举制度和文字狱的影响，当时普遍存在荣经陋史、重经轻史的学术倾向。
加上理学空疏学风的濡染，多数学者空言治经，对史学持鄙夷的态度。
不仅研治史学容易受到轻视，而且连那些一流的史学家自己也有类似的认识。
王鸣盛、赵翼与钱大昕一起被誉为乾嘉史学三大家。
赵翼称自己“闲居无事，翻书度日。
而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流览”③。
王鸣盛也提到“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
”④可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经尊史卑是整个学界乃至社会的普遍认识。
针对这种重经轻史的学术偏向，钱大昕冲破了历代“尊经轻史、陋史荣经”的藩篱，提出了以史统经，经史并重的学术主张。
嘉庆二年（1797年），他在赵翼《廿二史劄记》序文中说道：虽然，经与史岂有二学哉。
昔宣尼赞修六经，而《尚书》、《春秋》实为史学家之权舆。
汉世刘向父子校理秘文为六略，而《世本》、《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汉著纪》列于春秋家，《高祖传》、《孝文传》列于儒家，初无经史之别。
厥后兰台、东观，作者益繁。
李充、荀勖等创立四部，而经史始分，然不闻陋史而荣经也。
清代著名的蒙古史学家钱大昕
作者： 晓鸣
出版物刊名： 内蒙古社会科学
页码： 33-33页
主题词： 钱大昕;蒙古史;《元朝秘史》;《元史》;史考;嘉定;乾隆帝;史学家;金石学家;无征不信
摘要： <正> 钱大昕(1728——1804年),字晓徵,号辛楣,又号竹汀,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县)人。
少聪明,以诗文闻名。
乾隆十六年(1751年)召试举人,授内阁中书。
乾隆十九年(1754年)中进士,选入翰林院,曾充任山东、湖南等省乡试的正、副考官,后官至詹事府少詹事,任过《大清一统志》和三通馆的纂修官,颇得乾隆帝尝识,名重一时。
四十八岁以后归家讲学著书,卒年七十七岁。
钱大昕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音韻学家、金石学家,他对蒙古史的研究有着特殊的贡献。
钱大昕生在考据学极盛的乾、嘉时代。
乾嘉学派的主要特点是重考据,反对空谈臆度,主张每事必穷根源,所言必求依据,讲求旁参互证,无征不信,并且以巨大的精力投入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审核考订工作。
钱大昕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对历史的研究涉及面。
开眼读物之二：钱大昕事略与学术
写在前面的话一、前几天因戴震先生一通短简而顺便将网上有关戴震先生的一些简介材料（未必是最好的材料）转载于贴吧，盟里不少同志也多多少少在学习。
其中有个内容，就是讲到戴震三十三岁“避仇入都”后与当时许多重要的青年学者“交往论学”的经历。
交往论学的人当中，一位就是小他五岁的钱大昕先生。
二、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王国维在论述清代学术发展时认为：开创清代学术的有三个人，“曰昆山顾先生，曰休宁戴先生，曰嘉定钱先生。
国初之学创于亭林（顾炎武），乾嘉之学创于东原（戴震）、竹汀（钱大昕）”，并说：“亭林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
东原、竹汀之学，经史之学也，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世。
盖一为开国时之学，一为全盛时之学，其涂术不同，亦时势使之然也。
”三、开眼读物，为盟里登高望远者提供，大家是不是、学不学、怎样学、学出什么名堂，都是你们自己的事。
这个“学”既是没有规定的自学，而大家原本的水平、起点就是那个样，所以大家是不必有压力的。
另外，大家不必跟从，人家做什么你做什么、人家怎么做你也怎么做，这是一种低贱的作人做事的心态、做法，我个人是非常厌恶、鄙视的。
这在爱盟这样的一个团队，在今天仅剩十余人且要争取作准真盟员、能做GR学生的队伍，确实是匪夷所思。
四、下面转载的两篇有关钱大昕先生事略与学术的文章，都是当代人写的，写得很一般，但不怎么样仍可以为我们提供大量的重要的思想、精神的消息，这是我们读者们要辨证的。
五、要是你有心、有志于学，网上、书上都可以为你提供更多、更好的深入学习、思考与作为的材料。
——GR 一、钱大昕宣南事略钱大昕，字晓徵，号辛楣，又号竹汀。
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
雍正六年正月初七日(1728年2月1 6日)生。
祖父钱王炯，字青文，号陈人。
“生而颖敏，好读书，……家贫，以课徒自给，亲旧家有藏书，辄借读之，虽盛暑冱寒，未尝一日少辍”。
其治学受嘉定先贤及清初考据学风影响，认为“读书必先识字”，很重视四声清浊之辨别精审，对音韵训诂之学研究有素。
钱大昕文献学成就
试论钱大昕的文献学成就摘要钱大昕是中国清代著名的学者和文献学家，对古代目录学有很深的造诣，整理了《隋书·经籍志》，补著了《元史·艺文志》，重视善本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在此基础上，对古代典籍进行了深入的校勘学术研究和大量的辨伪实践活动，为后人解决了一系列疑难问题，给辨伪学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成为一位“学究天人，博综群籍”的一代儒宗。
关键词：钱大昕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号辛楣，晚年自称竹汀居士，江苏嘉定人，自幼倾心于“古学”，受到经学大师惠栋、沈彤等人赏识，并与王鸣盛、王昶、曹仁虎、褚寅亮等为友，其学识名扬海内，乾隆皇帝特赐其为举人。
出仕之后，钱大昕依旧沉思涵泳于古代学术，毕生涉足经、史、子、集的各个领域，并且具有很深的造诣，各种知识兼收并蓄，学识可谓浩瀚无涯。
诚如《清史稿·儒林传》称赞曰：“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实、年齿了如指掌。
古人贤奸是非疑似难明者，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断者，皆有确见。
”钱大昕一生淡泊名利，他凭借自身广博的学识，致力于著述，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学术成果，目前的存世著述有三十余种。
其主要著作有《声类》四卷、《廿二史考异》一百卷、《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艺文志》四卷、《诸史拾遗》五卷、《通鉴注辨证》三卷、《潜研堂文集》五十卷、《诗集》二十卷、《潜研堂金石跋尾》二十五卷，并且参与修撰《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天球图》诸书，达四百余万言，著作之盛远过于时人，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在这些学术成就中，其文献学乃是学术之根源、之总枢纽、之根基也。
一钱大昕的目录学研究及成就古代目录之学乃是学术入门之学，历来被士人所推崇。
钱大昕曾对《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史志目录做过考订工作，对《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渊阁书目》、《竹堂书目》等官方、私家目录亦颇有研究。
一代儒宗钱大昕
品一代儒宗钱大昕文·图/林介宇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嘉定人。
他是清代第一流的学者，对经学、史学、文学、天文、地理、历算、音韵、训诂、金石等学问，无不精通。
当时的学者称他为一代儒宗，又说他“品如金玉，学如渊海，国之仪表，士之楷模”。
家学渊源钱大昕出生于嘉定望仙桥。
其祖父钱王炯、父亲钱桂发都是博通经史的秀才，以授馆为业。
钱王炯一生好读书，年质生活·艺术欣赏清卢文弨致钱大昕书札 嘉定博物馆藏钱大昕像逾八十时仍日日读书不辍，曾言“一日不读书便俗”。
钱大昕五岁时就开始跟随祖父和父亲读经。
乾隆二年(1737)，十岁的钱大听跟随在望仙桥杨家坐馆的钱王炯开始学习八股文。
钱王炯夙精小学，他认为“读书必先识字，故于四声清浊，辨别精审，不为方音所囿”。
是故，钱大昕也向祖父学习文字、音韵、训诂的相关知识，钱王炯称赞他“入许(慎)、郑(玄)之室无难也”。
后来钱桂发到外冈授馆，钱大昕又跟随前往读书。
钱桂发在家庭教育中主张以读书立品为首务,他在当时是一个思想比较开放的人，除了教钱大昕学八股文，还教他作诗，以培养其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
家学的影响，使钱大昕早早就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乾隆七年（1742），十五岁的钱大昕考中秀才。
作为主考官的提督学政、内阁学士刘藻特于第二日以“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为题复试之，试罢惊呼：“吾视学一载，所得惟王生鸣盛、钱生大昕两人耳。
”乾隆十四年（1749），嘉定知县保送钱大昕到苏州紫阳书院读书。
在紫阳书院，钱大昕得到王峻、惠栋、沈德潜等著名前辈学者的赏识。
时有诗名，与书院同学王昶、曹仁虎、王鸣盛、吴泰来、赵文哲、黄文莲合称“吴中七子”。
两年后，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江浙士子进献诗赋。
钱大昕献上赋作一篇，由提督学政庄有恭选入一等。
乾隆帝下诏，于江宁行在召试诗赋被选中的士子，钱大昕被评定为一等二名，特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学习行走。
乾隆十九年(1754)，钱大昕应会试，中试第十九名，同年考中进士的还有王鸣盛、王昶、纪昀、朱筠等人，“皆称汲古之彦”。
钱大昕、钱大昭史学思想的异同——以整理研究《后汉书》为例
钱大昕、钱大昭史学思想的异同——以整理研究《后汉书》为例杜高鹏【摘要】钱大昕、钱大昭兄弟是清代历史考据学的代表,对《后汉书》的整理研究是他们史学研究的缩影.他们治学有着浓厚的家学色彩,重视小学,长于训诂,注重考证,史学思想大体趋于相同.与此同时两者又各具特色:钱大昕提倡直书,反对曲笔,钱大昭则有维护正统之嫌;在对待古人的态度上,钱大昕显得谦逊大度,钱大昭则过于苛求古人.【期刊名称】《宜宾学院学报》【年(卷),期】2014(014)007【总页数】5页(P86-89,124)【关键词】钱大昕;钱大昭;《后汉书》;史学思想【作者】杜高鹏【作者单位】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重庆万州4041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092.49嘉定钱氏家族有“九钱”之称，以钱大昕、钱大昭为代表，为清代学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史上“家学”传统的楷模。
嘉定钱氏家族对《后汉书》的研究在所有《后汉书》的研究中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
钱大昕是钱嘉时期史学的代表人物，钱大昕的著作《廿二史考异》《三史拾遗》《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竹汀先生日记钞》等对《后汉书》有着精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
钱大昭是钱大昕的胞弟，是乾嘉史学中颇具建树的一位学者，他尤精两汉史。
钱大昭对《后汉书》整理研究的专著有《后汉书补表》《补续汉书艺文志》《后汉郡国令长考》《后汉书辨疑》《续汉书辨疑》等。
钱大昕治《后汉书》涉及领域之广体现其知识面之“广博”，校勘精准、思维缜密可体现其“精”。
钱大昭可谓治《后汉书》之专家，钱大昕兄弟研究《后汉书》成果突出，影响深远。
钱氏兄弟有着相同的成长环境，钱大昭在思想方面受到其兄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他们的史学思想大体趋于相同，但是也有不同之处，具体反映在以下方面：一钱大昕、钱大昭史学思想的相同点(一)经史并重长期以来，史学一直是经学的附庸，学者们形成了一个共识——“经精史粗”，以至于“宋儒常言：读史易令人心粗”[1]。
语言学家钱大昕介绍
自《史记》、《汉书》，迄《金史》、《元史》，一一校 勘，详为考证。萃其平生之学，历时近五十年，撰成《二 十二史考异》，纠举疏漏，校订讹误，驳正舛错，优于同 时其他考史著作。 其治史范围广于同时诸家。于正史、杂史而外，兼及舆地、 金石、典制、天文、历算以及音韵等。对宋、辽、金、元 四史，用功甚深，元史尤为专精。他曾打算重修《元史》， 未成。着有《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宋学士年表》、 《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元诗记事》、《三 史拾遗》、《诸史拾遗》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除 史学外，于所涉诸学，多有创获。《三统术衍》、《四史 朔闰考》为其研治天文历算学的代表作，深为同时学者推 重。 还参与了《音韵述微》的编修。
钱大昕从上古语音材料及词义等方面进行分 析，发觉在中古时重轻唇有别之字，在上古 秦汉时期有密切关系，故于其著《潜研堂文 集‧卷十五‧答问第十二》中言：“凡今人所谓 轻唇者，汉魏以前，皆读重唇，知轻唇之非 古矣。”，说明了轻唇音是后出之物，在上 古之时皆为重唇音。 而钱氏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古无轻唇音》 中强调其观点：“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 唇”。
“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更是其在音 韵学上的卓见。
【古无轻唇音】这是由清代历史学家﹑汉语学家钱 大昕首先提出的第一条汉语声母演变规律。
“古无轻唇音”，是说上古时期的唇音声母只有“帮” 组“重唇音”声母，没有“非”组“轻唇音”声母， 就是只有双唇音声母“帮”、“滂[p']”、“并”、 “明[m]”，没有唇齿音声母“非[pf]”、“敷 [pf‘]”、“奉[v]”、“微[w]”。唇齿音声母是从 双唇音声母演变出来的。例如 “辈” 读 双唇音，说 明 的 上面 的 声旁 “非” 在 古代 读 双唇音。汉语 方言中还保留这些痕迹。例如，湖南衡山，“浮 （起）”、“孵（鸡崽叽）”、“（黄）蜂” 的 声 母 分别 读 “袍”、“抱”、“烹”。湖南 东安 的 “冯，逢，缝” 等 读 “彭”。
有关于钱大昕的轶事有哪些 对于他的评价分别是什么样的
有关于钱大昕的轶事有哪些对于他的评价分别是什么样的本文导读：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累官少詹事，督学广东。
后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专心讲学和著述，与戴震、王念孙、王鸣盛、黄丕烈、顾广圻相互切磋，与经史文义、音韵训诂、典章制度、氏族地理、金石、历法，无不精研。
家富藏书，举家经史子集，考证文字得失，曾自述“官登四品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籍不为不富，研思经史不为不勤。
因病得闲，困拙得安，亦仕亦隐，天之幸民”。
藏书处有“十驾斋”、“潜研堂”、“孱守斋”，宋刻元版手抄之本，达数十种。
藏书钤有“万经”、“平生一片心”、“纶阁舍人”、“臣大昕”、“瀛州学士”、“东宫亚相”、“游于盛世”、“宫詹学士之章”、“年开七秩”、“南海衡文”、“钱大昕印”、“竹汀居士曾观”、“文学侍从”等印章。
著作主要有《廿二史考异》、《潜研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唐书史臣表》、《元史艺文志》几十种，逾几百卷，前三种用力最多。
《元史艺文志》著录元、辽、金之书，比倪灿《明史艺文志》、卢文弨《补志》收录图书要多。
魏源著《元史新编》，其“艺文志”部分即仿钱大昕《艺文志》而稍作补充而已。
另与他人合编《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天球图》等。
辑《潜研堂丛书》，收书20种。
人物评价钱大昕是一位“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的学者，在各个领域都有建树。
①王俊义较为全面的评价了钱大昕的学术成就，指出钱大昕有进步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
他并非只钻故纸堆，专搞烦琐考证，他没有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其学术着述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
另外，王俊义还研究了钱大昕的义理观，认为钱大昕主张通训诂而明经，经明而义理即明，不存在六经之外的义理，亦不在文字、声音、训诂之外求义理，也就是寓义理于训诂，将考据学放在第一位。
②周清澍总结了钱大昕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字音韵学、舆地、职官、氏族、金石、年代、元史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钱氏是乾嘉时期学识最渊博的史学家和若干学科的倡导人。
钱大昕藏书题跋与《四库全书总目》
钱大昕藏书题跋与《四库全书总目》作者：李鑫鑫来源：《现代语文》2021年第05期摘要：清代学者钱大昕学识精深渊博，在经学与史学上造诣颇高。
在其藏书题跋中，有许多利用碑刻文字考证史实、纠正前人谬误的内容。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书籍九千多种，体例完备，涉及经、史、子、集，其中的史部目录类金石部分的提要内容，对钱大昕的考证成果多有采纳。
同时，《四库全书总目》问世后，钱大昕的藏书题跋亦对其提要内容进行了补阙与考订。
关键词：钱大昕;藏书题跋;《四库全书总目》一、引言钱大昕（1728—1804）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
乾隆十九年（1754）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二十四年（1759）任翰林院編修，官至少詹事;乾隆四十年（1775）居丧归里，此后潜心治学。
他著述众多，其中《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金石文跋尾》等著作，涉及史实考证与古籍校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段玉裁《潜研堂文集序》云：“先生始以辞章鸣一时，既乃研精经史，因文见道;于经史之舛误，经义之聚讼而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
凡文字、音韵、训诂之精微，地理之沿革，历代官制之体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字、里居、官爵、事实、年齿之纷繁，古今石刻画篆隶可订六书故实、可裨史传者，以及古《九章算术》，自汉迄今中西历法，无不了如指掌。
至于累朝人物之贤奸，行事之是非，疑似难明者;大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断其当否者，皆确有定见。
盖先生致知格物之功可谓深矣。
夫自古儒林，能以一艺成名者罕，合众艺而精之，殆未之有也。
”[1]（P3-4）由此可见钱大昕治学领域之博洽。
同时，钱大昕亦是藏书大家，《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中有许多藏书题跋，内容丰富，涉及广泛;《金石文跋尾》则以金石碑刻来考证古籍讹误，补订阙漏。
值得注意的是，《四库全书总目》在编撰时对钱大昕的著作及藏书题跋多有参考和借鉴;同时，在《四库全书总目》问世后，钱大昕的藏书题跋亦对其提要内容进行了补阙与考订。
2024一模古文二学生挖空版
2024一模古文二（宝山）《罗溪志》序（清）钱大昕①吾嘉定之东乡，地名罗店，盖创于元明之间，雍正初析．（）置宝山县，因改属．（）焉．（）。
吴越之间市集之大者（）谓之镇。
自析县而后，户口．．（）于学，．．（）滋繁，士夫益底厉往往掇．（）取科名，遂为．（）宝山巨．（）镇。
②范君翊王①先世卜．（）居于此，自副使诚夫公治行．．（）显于川蜀，而伯翼公丁．（）明季．（），以．（）布衣捐躯殉．（）国。
子姓多才，踵．（）德趾．（）美，不陨厥问②，翊王更孜孜．．（）汲．（）古朱墨不去．（）手，著书若干种，《罗溪志》其一也。
诗有之：维桑与梓，必恭敬之。
太公云：爱丈人者，及屋上乌。
翊王之为．（）斯志．（）也，水渠，先人之经涉（特殊句式：）；祠庙，先人所修葺；乡先哲，又皆先人所盍簪③。
而数晨夕者也，握管．．（）而纪．（）之，其亦油然．．（孝）之心乎！．．（）生孝弟③余薄宦．．（）垂．（）卅．（）年，足迹半天下，比．（）息影．．（）里门．．（）道．（）邑中故．．（），乐与诸．（）同好事（），披览．．（）旧志，以邑人记一邑之事，尚多舛．（）伪，盖事非目．（）见耳．（）闻，虽．（）咫尺之近，犹难以征信．．（），使．（）乡得一人焉．（）如翊王者，起而修之，邱里之言合异以为同，其必为．（）道地图与方志者之所取矣。
④夫罗店以姓得名④，练祁之水自西来，贯市而东，土人或称为罗溪，雪航赵氏尝讥之，然自明以来，其承用也非一日矣，今仍．（）之云。
【注释】①范君翊王：即《罗溪志》作者范朝佐，下文诚夫公（范纯）、伯翼公（范国祯）皆是其先辈。
②不陨厥问：不失礼节。
③盍簪：朋友。
④以姓得名：元至元年间商人罗升在这里开店经商而得名。
21.根据文本信息，下列推断《罗溪志》一书内容最恰当的一项是（）（3分）A.记载作者先人事迹的传记。
B.记载罗溪之水的地理专著。
C.记载罗店历史文化的史书。
D.记载宝山历史文化的县志。
22.分析第②段引用诗经、太公之言的作用。
钱大昕佚文一则-最新年精选文档
钱大昕佚文一则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一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清嘉定（今上海嘉定区）人，历任翰林院编修、右春坊右赞善、武英殿纂修官、功臣馆纂修官、詹事府少詹事、提督广东学政等职。
清人江藩称其“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1]P321。
钱大昕学识渊博，于金石彝器、天文历法、官制氏族、舆地年代、目录版本、文字音韵、校勘辑佚等均有著述，尤长于考史。
钱氏虽著作等身，但其一生为官清廉，少有余资付之剞劂，其生前刊刻的著作多赖友朋及弟子相助才得以面世。
钱氏去世后，他的子侄、女婿、弟子们都曾对其著作进行过整理。
清嘉庆十一年，钱大昕次子钱东塾将钱氏已刻及未刻著作合编为《潜研堂全书》，凡十七种。
道光二十年，东塾之子师光将此本重印。
光绪十年，长沙龙氏家塾刻《嘉定钱氏潜研堂全书》，在《潜研堂全书》基础上增加了《声类》四卷、《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二卷、《恒言录》六卷、《疑年录》四卷、《风俗通义逸文》一卷。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由二十五卷整理为二十卷。
一九九七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在光绪龙氏家塾本的基础上，辑录钱氏著，十余种，成《嘉定钱大昕全集》十册。
《嘉定钱大昕全集》在《嘉定钱氏潜研堂全书》的基础上，新增了十六种钱氏著作和部分佚文，收书范围有所扩大，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全的钱大昕个人著作全集。
尽管如此，钱氏著述依然搜罗未全，就笔者目力所及，目前对钱大昕著作或著作目录进行辑佚的有：王建《钱大昕佚文五则》，《吴中学刊》1998年第3期。
顾吉辰《钱大昕钱大昭著作考》，顾荻《钱大昕的佚文六篇》，朱瑞熙《钱大昕钱大昭著作续考》，朱瑞熙《钱大昕佚文五则》。
以上四篇文章收入《钱大昕研究》一书。
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钱大昕《讲筵日记》一册和《钱大昕殿试策》一摺册[2]，漆永祥先生曾校录《讲筵日记》[3]。
王贵忱《钱大昕致毕沅书札》，《广州师院学报》2000年02期。
许全胜、柳岳梅辑注《上海图书馆藏钱大昕手札九通》，《文献季刊》2003年第4期。
新见钱大昕佚文《娄东志济堂相葬局碑记》述略
新见钱大昕佚文《娄东志济堂相葬局碑记》述略作者：徐超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年第12期摘要：太仓博物馆旧藏文物中有一通此前未见也未发表的钱大昕撰文碑刻，题曰“娄东志济堂相葬局碑记”。
此碑文未见录于钱大昕已刊著作，有一定辑佚价值;其系年明确，可补钱大昕年谱之阙，并可为研究钱大昕与太仓的关系提供全新的第一手资料。
关键词：钱大昕;娄东;志济堂;相葬局1 前言笔者近日在整理太仓博物馆旧藏文物时发现了一通此前未见发表的钱大昕撰文碑刻，题曰“娄东志济堂相葬局碑记”。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又字及之，号辛楣、竹汀，江苏太仓州嘉定县（今属上海市嘉定区）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詹事府少詹事、广东学政等职。
晚主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治学广博，著作宏富，尤以考史之功著称，为一代朴学宗师，著有《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元史艺文志》等。
查阅目前收录钱大昕著作最全面的《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1]以及此书出版前后学界陆续发表的钱大昕佚文[2][3][4][5]，均未收录此文，故其文有一定辑佚价值。
又查太仓地方史志，此碑正文曾收录于嘉庆七年（1802）刻印的《直隶太仓州志》[6]（以下简称《嘉庆志》），后又被部分摘录于民国七年（1918）刻印的《镇洋县志》[7]（以下简称《民国志》）。
三相对照，两部州志之录文及与碑刻原文之间均小有出入，故借此原始碑文可校志乘之訛。
2 碑刻简介《娄东志济堂相葬局碑记》，高132厘米，宽59.5厘米，无额，全碑楷书。
碑文下部有漫漶不清处，所幸结合拓本及原碑仔细辨认，终可录出释文。
全文共18行，573字，其中正文13行，557字。
现以碑文原字录文、标点如下（以“/”分行），并对《嘉庆志》及《民国志》之讹误、省略处出注。
娄东志济堂相葬局碑记①/古者，蜡氏掌除骴，先儒以为“除者，屏而薶之”，即《月令》“掩骼埋胔”之意②。
娄东故③有义冢，贫民之无以葬者聚瘗焉。
百余年来钱大昕研究述评
钱大昕是中国18世纪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他在生前就已是饮誉海内的著名学者，王昶、段玉裁、王引之、凌廷堪、阮元、江藩等著名学者都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公推钱氏为“一代儒宗”。
[1]进入19世纪，人们对钱大昕的评价有了分歧，一方面，人们继承了18世纪学者的看法，仍然给予钱大昕以很高的评价。
唐鉴的《清学案小识》、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叶衍兰的《清代学者像传》等，都认为钱大昕是最为博学的学者；另一方面，随着晚清今文经学的崛起，谈变法、重思想成为时尚，人们开始对乾嘉时期考订辨伪的文献整理工作进行反思，如沈尧就认为汉学家“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东抄西撮，自谓淹雅，而竟无一章一句之贯通”。
[2]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钱大昕以考据见长的治学风格自然也会受到人们批评。
龚自珍就认为：“辛楣少詹，考证琐碎，绝无关系，而文笔亦拙，无动人处。
”[3]并指出了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中关于文字音韵、史学等方面的很多错误。
20世纪以来的钱大昕研究，大致可分为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以来两个阶段。
20世纪上半叶，由于新历史考证学的崛起，出现了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一批史学大师。
而乾嘉历史考证学恰恰是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的重要基础，新历史考证学派的诸位大师，都或多或少承受了乾嘉考证的学术传统。
钱大昕作为乾嘉学术大师，自然受到人们关注。
王国维在论述清代学术发展时认为开创清代学术的有三个人，“曰昆山顾先生，曰休宁戴先生，曰嘉定钱先生。
国初之学创于亭林（顾炎武），乾嘉之学创于东原（戴震）、竹汀（钱大昕）”，并说：“亭林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
东原、竹汀之学，经史之学也，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世。
盖一为开国时之学，一为全盛时之学，其涂术不同，亦时势使之然也。
”[4]显然，这是把钱大昕与顾炎武、戴震并列，学术地位非一般人所可比。
陈寅恪在评价陈垣的学术成就时，将钱大昕看作是陈垣之前最“精思博识”的学术大师，他说：“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华学人所推服。
方案-钱大昕“实事求是”史学(一)
钱大昕“实事求是”史学(一)'钱大昕的“实事求是”史学，是中国史学史上非常突出而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一个大问题。
\xa0\xa0\xa0 乾嘉时期（1736-1820年）学者好言“实事求是”，钱大昕尤为突出。
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史学上的所谓实事求是，仅是指考证方法，还是言史学思想？以往学者常常提到这个词，但并没有深究其底细。
\xa0\xa0\xa0 钱大昕治史以考辨著称。
二百年来史学界无不推尊他为乾嘉考据史学的巨擘。
这是不成问题的。
但我觉得，钱氏在谈记事、著述、考辨、议论时，多次简明地提到“实事求是”，有着多方面的含义，不仅是言考证方法，而且流露出朴素的史学思想，也是作为重大的史识和史德问题提出来的。
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直书”、“实录”论的继承和，是中国史学史上突出的成果，并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一个显著的特点。
\xa0\xa0\xa0 现在我提出浅见，希望同道研讨，恳请方家指正。
\xa0\xa0一、史书传信\xa0\xa0\xa0\xa0 钱氏强调史书应当“传信”，而成为信史。
这是他对史学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看法。
\xa0\xa0\xa0 重经轻史原是中国学术的一个传统，宋明时期尤为明显。
钱氏反对重经轻史之论。
他指出：“经与史岂有二学哉！”《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刘向歆父子《六略》儒家内有《世本》、《太史公书》等等，“初无经史之别”，后来述作多了，需要分类，“而经史始分”，“然而不闻陋史而荣经也”。
宋代诸儒讲究心性，影响所及，“则有呵史为玩物丧志者。
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实乃谬论[1]。
他强调，“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
”[1]意谓写史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要留传后世的。
因此，他要求“史为传信之书”[2]。
要求史书成为信史。
这是对史书总的要求，也是要求史书的标准。
\xa0\xa0\xa0 史书如果是真正的信史，那它的用处就大了。
钱氏指出，只有信史，才能说得上“表古人以为今人之鉴”[3]，才能达到劝善“惩恶之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