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钱大昕的经史观

试论钱大昕的经史观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8-0000-01
钱大昕是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一生治学博通，成就卓越。

段玉裁在评价钱大昕时说道：“夫自古儒林能以一艺成名者罕，合众艺而精之，迨未之有也。

若先生于儒林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

”①另一位学者阮元则说：“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以经术，或以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少，兼擅者尚少，唯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

”
②他们对钱大昕学问博洽的评价，实无溢美之意。

不过钱氏用力最大、成就最突出的还是史学。

（一）经史并重的学术观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的“显学”，两者的关系错综复杂、变化多端，在各个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清代乾嘉时期，学术极盛，但受科举制度和文字狱的影响，当时普遍存在荣经陋史、重经轻史的学术倾向。

加上理学空疏学风的濡染，多数学者空言治经，对史学持鄙夷的态度。

不仅研治史学容易受到轻视，而且连那些一流的史学家自己也有类似的认识。

王鸣盛、赵翼与钱大昕一起被誉为乾嘉史学三大家。

赵翼称自己“闲居无事，翻书度日。

而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流览”③。

王鸣盛也提到“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

”④可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经尊史卑是整个学界
乃至社会的普遍认识。

针对这种重经轻史的学术偏向，钱大昕冲破了历代“尊经轻史、陋史荣经”的藩篱，提出了以史统经，经史并重的学术主张。

嘉庆二年（1797年），他在赵翼《廿二史劄记》序文中说道：虽然，经与史岂有二学哉。

昔宣尼赞修六经，而《尚书》、《春秋》实为史学家之权舆。

汉世刘向父子校理秘文为六略，而《世本》、《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汉著纪》列于春秋家，《高祖传》、《孝文传》列于儒家，初无经史之别。

厥后兰台、东观，作者益繁。

李充、荀勖等创立四部，而经史始分，然不闻陋史而荣经也。

自王安石以猖狂诡诞之学要君窃位，自造《三经新义》，驱海内而诵习之，甚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

章、蔡用事，祖述荆、舒，屏弃《通鉴》为元祐学术，而十七史皆束之高阁矣。

嗣是道学诸儒，讲求心性，惧门弟子之泛滥无所归也，则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

此特有为言之，而空疏浅薄者托以藉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

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

予谓经以名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

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谈，似正实非正也。

太史公尊孔子为世家，谓：“载籍极博，必考信于六艺。

”班氏《古今人物表》尊孔、孟而降老、庄。

皆卓然有功于圣学，故其文与六经并传而不媿。

若元、明言经者，非剿袭稗贩，则师心妄作，即幸而厕名甲部，亦徒供后人覆瓿而已，奚足尚哉！”⑤
在这篇序文中，他举出历史上的许多实例，反复论证经学与史
学的地位问题。

他把经学和史学列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反对“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的说法，批判陋史而荣经的风气，认为所谓“读史为玩物丧志”、“读史令人心粗”的指责是为了掩盖自身的空疏浅薄，并指出那些空谈性理的经学“似精而实不精，似正而实不正”。

这是对轻史尊经观点的有力批驳。

余英时对此评价说：“这篇序文表面上是指责宋、元、明三代重经轻史的偏见，实际上则是向当时一群经学考证家，提出严重的抗议。

钱氏虽不持‘六经皆史’之说，但‘经史无二’或‘经史无别’的论点则将‘史’提升至与‘经’完全相等的地位。

”⑥钱大昕不但在理论上极力提升史学地位，试图打破儒家经典独尊、经学研究独盛的局面。

同时，他还在实践上躬行践履。

他的史学著作等身，除了《廿二史考异》以外，还有《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通鉴注辨证》、《四史朔闰考》、《疑年录》、《元进士考》、《修唐书史臣表》、《新唐书纠谬校补》等等，以及各种年谱和人物传记，而《十驾斋养新录》和《潜研堂文集》中考史论史的内容也十分丰富。

钱大昕以卓越的史学成就为自己的“经史并重”理论提供了依据和支撑，使理论与实践彼此标榜，相互呼应，共同推动着经史关系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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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治经之方法以治史的方法论
钱大昕自幼熟读群经，曾随经学大师惠栋等“精研古经义声音训诂之学”⑦。

阮元称他“潜研经学，传注疏义，无不洞彻原委”
⑧。

但他在经学方面没有专门的著作，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潜研
堂文集》卷四至卷十五关于经史的问答以及《十驾斋养新录》前三卷中。

此外，他还写过一些有关经书的序言，如为惠栋写的《尚书古文考序》，为臧玉林写的《经义杂识序》，为阮元写的《经籍纂诂序》等，都反映了他对经书的研究能融会贯通，考究源流。

王昶在《詹事府少詹事钱君墓志铭》中称他在经学的研究上对前人之说能”推而广之，错综贯串，更多前贤未到之处”⑨，这说明他在经学的研究上常有很多独到的见解。

他在《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经籍纂诂序》中谈到：“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有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

”⑩又在《小学考序》中说：“《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义之义不明。

”可见，在他看来，文字是《六经》的载体，只有先识字审音，才能真正弄懂经书所蕴涵的义理，训诂明，义理才能明。

钱大昕通经学，但他不专治一经，也不专守汉儒家法，而是对汉儒的训诂考订之学推崇备至，主张以训诂求义理。

钱大昕对汉儒的推崇在根本上是对汉儒治学方法的推崇，他甚至出经入史，将这种治经方法应用到了史学的研究中。

余束发，谈好史学，将壮，辍史而治经。

经既竣，乃复重理史业，摩研排缵二十余年，始悟读史之法，与读经小异而大同。

何以言之？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现，而道在其中矣。

……读史者不必以论求法戒，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
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

故曰同也。

要之，二者虽有小异，而其归于务求切实之意，则一也。

在钱大昕看来，读经与读史的方法大同小异。

经学家治经着重文字训诂，提倡以小学为工具，进行校勘，以究典制名物。

这种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的方法运用到史学上，就是究版本、校文字、阐释字句、洞察事迹，考证天文、地理、职官、名物等问题。

钱大昕在经学、方志学、语言文字学、文献学、金石学、天文历算及诗歌创作等众多领域都有卓越成就，但他博通各门学科，兼收并蓄的最大功用还是为史学服务。

在贯通经史，移治经之方法以治史方面，钱大昕可谓不遗余力。

他曾将《史记》、《汉书》以迄金史、元史反覆校勘，倾其一生精力，撰成《廿二史考异》，这部书与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劄记》并称为清代考史三大名著。

在此书中，钱氏以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渊博精深的学识根底，对二十二朝正史进行了全面的考证、辨异、校勘、补遗，使记载的矛盾、错误之处得到了勘正，历代典章制度、地理沿革得到了考订整理，不仅为后来的读史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开了清代古史考证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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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曾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

”钱大昕作为乾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在汉学旗帜下清代学术“荣经陋史”的流弊。

他在自己的研究中有意识地扭转这种学风，提倡经史并重、以治经方法治史的经史观，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理学末流空疏措大的学风，增强了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可靠
性，培养了中国史学的理性精神和求实精神。

注解：
①段玉裁《潜研堂文集序》，《潜研堂全集》吕友仁校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②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1983年版
③赵翼《廿二史劄记小引》，王树民《廿二史劄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国书店，1987年版
⑤钱大昕《廿二史劄记序》，王树民《廿二史劄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⑥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88页
⑦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钱大昕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41页
⑧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1983年版
⑨王昶《詹事府少詹事钱君墓志铭》，顾吉辰《钱大昕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⑩钱大昕《经籍纂诂序》，《潜研堂全集》吕友仁校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钱大昕《小学考序》，《潜研堂全集》吕友仁校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国书店，1987年版
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3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