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海碑林

桂海碑林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桂海碑林。

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员唐晓，大家可以叫我小唐。

想必大家听说过，“北有西安碑林，南有桂海碑林”、“汉碑看山东，唐碑看西安，宋碑看桂林。

”这样的顺口溜吧。

而今天我们就来领略下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的名碑——桂海碑林。

桂海碑林，它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桂林市小东江畔七星公园月牙山瑶光峰南麓，由龙隐洞、龙隐岩两处石刻组成。

此处“壁无完石”，碑刻如林。

共有石刻220余方，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件、民族关系等。

形式有诗词、曲赋、铭文、对联、图象等。

书体楷、草、隶、篆俱全。

西安碑林着重于唐碑，而桂海碑林乃是宋碑，如果说西安碑林是深院里的大家闺秀，那桂海碑林则是平民中的小家碧玉，它虽然没有西碑的丰富，但个个都是极品与精华。

山东汉碑主要以隶书为主，而唐人讲究书法，以写字著名的人很多。

唐碑上都刻有撰文和书丹人名，这是汉碑所没有的。

唐碑书法的正宗还是正楷书。

从魏晋南北朝以来，汉隶逐渐演变成楷书，楷书的字形结构，统一于唐代，所以在书法史上有秦篆。

汉隶、唐楷之称，宋至明清以来的碑刻，从体制、字体、形式都沿袭前代已定的规模，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

尤其与隋唐的碑志形式无多大区别。

但换句话说也是前几代的中和嘛！现在我将为大家重点介绍的是其中五块比较脍炙人口的妙品，它们分别是：梅挚的《龙图梅公瘴说》——尖锐指出了当时“民怨神怒”的根源所在，以及在当时官僚群中普遍存在的“五瘴”；接下来的是《元党籍》碑，它反映北宋末年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是国内现在唯一完整的一块，史料价值很高；还有就是《杜鹃花唱和诗》碑，这是龙隐洞早期石刻；接下来是北宋著名将领狄青写的《平蛮三将题名》，记录了他率领部队飞渡天险、一夜平息叛乱的史实。

最后一块是拓自桂林城北鹦鹉山上的《靖江府城图》，是国内现存的两件最古老的古代石刻地图之一，也是我国面积最大的一幅石刻城图。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第一块碑——《龙图梅公瘴说》：它是由由800多年前宋人书刻在龙隐洞口的。

该文章的作者是宋代诗人梅挚。

后来由广西经略安抚使朱唏颜跋文、石俛书写，刻在山水秀丽的桂林龙隐崖。

大家看眼前的这块《龙图梅公瘴说石碑》，它的高度是193厘米，宽120厘米，文章字径3.3厘米，为隶书体，结构匀称秀美，笔试宽博圆润，风格清丽，章法整洁，秀丽典雅中不失质朴，自然生动中显现端庄，与石刻内容相得益彰，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而在接受这块碑刻之前呢，请允许我先向大家说说梅挚这个人物，梅挚，北宋年间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他的文章、政事、在当时享有盛名。

景佑初也就是公元1034年出任昭州（今广西平乐县）知州。

因其担任过过龙图阁学士一职，故称“龙图梅公”。

梅挚爱恨憎明，他爱壮丽的山河，勤劳的人民，他憎恶封建官僚的横征暴敛，贪脏枉法，腐化堕落。

然而在梅挚生活的北宋期间，官僚机构日益膨胀，统治阶层的腐败之风盛行。

然而梅挚到昭州作刺史时。

却与一般的流宦不同，他是怀着一番济世之志到昭州任职的。

唐宋时代的昭州，是一个愚昧落后、民无教化的荒凉之地。

由于这里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区，冬短夏长，雨水较多，再加上四面环山，森林密布，闭塞的地形使得春夏之交时久积的地表水气久淤不散，形成惧人的“瘴岚”之气。

这种“瘴岚”之气实际上是春夏之交气候潮湿形成细菌繁殖而引发的不亚于“非典”的病毒性疫病。

更严重的是，在古代医药卫生十分落后的条件下，人一旦染上这种疾病，往往是不治而亡的。

梅挚到昭州后，他目睹当时到岭南做官者惮“瘴岚”而深居惜命，不深入民间为百姓谋事，不关心百姓疾苦。

他对他们的这种的德行，十分愤慨，为了表明自己对这种腐朽的官僚习气的蔑视，同时也为了表达自己清正为民的坦荡胸襟，他在昭州写下了寓意深刻的《五瘴说》，并亲自勒石刻碑，以戒仕人。

梅挚在这篇文章中借用岭南瘴气来揭露当时社会上的种种丑陋腐败现象,他的五瘴分别为，租赋之瘴,刑狱之瘴,饮食之瘴,货财之瘴,惟薄之瘴,表达了对腐败之风的深恶痛绝。

在梅挚看来，瘴气固然可怕，但官府的租赋、刑狱、伙食、货财、帷簿五种瘴气更为可怕，官员染其一种，便会引起"民怨神怒"，遭到历史惩罚。

梅挚把封建社会官场上的丑恶行为比喻成五种能致人死地的瘴气，并说：“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陨，虽在毂下，亦不可免。

何但远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归咎于土瘴，不亦谬乎。

”以此来对仕人加以劝诫。

这篇文章问世以后，引起了一些清廉正直的官员和有识之仕的重视，如宋代的范成大，清代的谢启昆等，在他们的著作中论述岭南瘴气时，均肯定《五瘴说》富有哲理。

60年后，因直言上疏贬官昭州的邹浩作诗曰："五瘴作时虽不染，一篇留诫指其然。

"南宋初年，文学家吴曾在他的一篇《能改斋录》中也详载了《五瘴说》及其原委。

1963年郭沫若游桂林，登榕树楼，特为梅挚《五瘴说》吟诗一首。

其中有两句说："榕树楼头回壁深，梅公瘴说警人心"。

这个评语充分体现了《龙图梅公瘴说》的思想意义。

《龙图梅公瘴说》，它主要是阐述作者对当时的腐败官僚的不满与讽刺，而下面我们要介绍的则是为了纪念封建社会里被迫害的能人志士的人的名单，较前者而言，它更有激发人们的爱国精神。

它就是《元祐党籍碑》。

《元祐党籍碑》：首先我们来了解下它的地理位置，它属于宋代摩崖石刻，现存二块，均在广西。

一在今广西桂林市东七星山瑶光峰下的龙隐岩——也就是此刻我们看到的这块碑文。

北宋徽宗时蔡京专权，把元佑、元符间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奸党，将姓名刻石颁布天下，后徽宗又下诏书毁了这块碑。

现存碑刻为南宋庆元四年（1198）梁律据家藏旧本重刻。

碑距离地面有一丈多，刻有蔡京手书“元祐党籍”四字。

久经风雨侵蚀，文字已模糊不清，但尚可辨认。

另一块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真仙岩，宋嘉定四年（1211）沈暐重刻。

大家知道什么叫元祐党吗？元祐党也称“元佑党人”。

北宋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年仅九岁的哲宗继位，由宣仁太后同处分军国事，同年司马光任宰相，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恢复旧制。

前后历时九年。

至此，支持变法的政治派别，被时人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一派，则被称之为“元佑党人”。

宋哲宗元佑八年（1093），哲宗亲政，用章敦为相，再一次起用变法派人士，全面恢复变法新政，严酷打击元佑党人，前后历时六年有余。

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皆遭流贬。

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去世。

宋徽宗赵佶继位，向太后垂帘听政。

其间，再次起用元佑党人，废除变法新政。

九个月后，向太后患病归政，宋徽宗正式执掌大权。

崇宁元年（1102）宋徽宗用蔡京为相，重又崇奉熙宁新政。

崇宁元年（1102）九月，宋徽宗令中书省进呈元佑中反对新法及在元符中有过激言行的大臣姓名。

蔡京以文臣执政官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范纯仁、韩维、苏辙、范纯礼、陆佃等二十二人，待制以上官苏轼、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程颐等四十八人，余官秦观等三十八人，内臣张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献可等四人，共计一百二十人，分别定其罪状，称作奸党，并由徽崇亲自书写姓名，刻于石上，竖于端礼门外，称之“元佑党人碑”。

不许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录用”。

后来，更增“元佑党人”为三百零九人，其中陆佃、章敦、曾布等为新党。

蔡京手书姓名，发各州县，仿京师立碑“扬恶”。

宋哲宗元祐元年，司马光为相，尽废神宗熙宁、元丰间王安石新法，恢复旧制。

绍圣元年章惇为相，复熙丰之制，斥司马光为奸党，贬逐出朝。

徽宗崇宁元年，蔡京为宰相，尽复绍圣之法，并立碑于端礼门，书司马光等三百零九人之罪状，后因星变而毁碑。

其后党人子孙更以先祖名列此碑为荣，重行摹刻。

九十三年之後，当年被列为元佑党人之一梁焘的曾孙梁律，根据家藏碑刻拓本重新刻制了一块碑，它是现存唯一的一块元佑党籍碑，对于研究宋代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前面两块碑文是直抒胸意，而下面我们要介绍的这块碑文则是通过优美的景色来表达心中的感情，可谓含蓄中带点幽怨的美，是很值得品味与欣赏的。

下面我们就去欣赏下《杜鹃花唱和诗》碑。

《杜鹃花唱和诗》：它高50厘米、宽80厘米。

大家是否知道，在桂林城东小东江的龙隐桥和花桥之间，有一座高大神奇，南北透穿的岩洞，清澈见底的江水穿洞而过，常年可通舟楫。

洞顶有一惟妙惟肖长数十丈的“神龙遗迹”，上有一轮一轮的石印宛如龙的鳞甲，古人在洞中石壁题上了“龙窟”二字，更使得这个岩洞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传说神龙由此“破壁而飞”，此洞因此得名龙隐洞。

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站的位置。

从北至南穿洞而过便见翠竹成林，清溪萦绕其下，周围幽静恬适，景色优美。

古代，这里曾是一处“牧童渔叟讴歌盘桓于洲渚之上”的田园胜景。

尤其到了春季，当小东江两岸的杜鹃花盛开时，此处的山光水色更添神韵，古人在洞中留下的“满溪流水半溪花”诗句就是当时这种胜景的真实写照。

现在大家朝洞中高高的岩壁上看，是不是有一块碑，它正是唐人摩刻了一件咏唱杜鹃花的石刻——《杜鹃花唱和诗》，然而，这件内容看似平常的《杜鹃花唱和诗》石刻，却是千年前一场动乱的历史见证。

唐乾宁元年(公元894年)三月，河间(今河北河问县)人张浚到广西任绣州(今桂平县)司户参军，途经桂林(另一说张浚未到桂林)，受到了桂管经略使周元静的款待，在龙隐洞前小东江畔小住了一段时间。

当时正值春季，两岸盛开的杜鹃花令人赏心悦目，张浚情不自禁走笔作杜鹃鸟花诗一首，用以告别周元静并兼寄给了广州仆射刘崇龟。

诗中写道：幄中筹策知无暇，洞里观花别有春。

独酌高吟问山水，到头幽景属诗人。

张浚这首诗名为咏唱杜鹃花，实质上却是他戎马生涯，宦海沉浮的精神写照。

据史书载，张浚是个倜傥不羁的人。

他泛览文史，喜高谈阔论。

年轻时不得志，曾隐居于金凤山学鬼谷纵横捭阖之术。

所谓纵横捭阖，是战国时谋士游说诸侯的政治主张和方法，张浚欲以此术晋身仕途。

乾符年间(公元874～889年)，张浚遇枢密使杨恭，被荐为太常博士累转度支员外郎。

黄巢起义时，初携家避乱，后因为给当地的县官出了些好点子，被唐僖宗发现，拜为兵部郎中。

没有多久，又拜为谏议大夫。

在镇压黄巢起义中又被宰相王铎用为都统判官，后官至中书门下平章事。

因妄言兵事，出师失利，张浚被贬为绣州司户参军。

此后，又复起用，官至左仆射。

这首杜鹃花诗正是张浚处于宦海低潮，被贬官时所作，因而诗中逃避现实的心情十分明显，大有从此归隐山林，独酌高吟，告别宦海之意。

不久，还在广州的前岭南东道节度使检校右仆射刘崇龟收到了这首诗，次韵和诗一首：碧幢红苑合洪钧，桂树林前信有春。

莫恋花时好风景，石番溪不是钓鱼人。

在和诗中，刘崇龟劝慰张浚不要消沉于山水之中，并以姜子牙磻溪钓鱼遇文王的典故来点拨他，希望他振作起来，相信自己终究还会有出头之日。

果然，张浚后来又被起用，官至左仆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