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微时评之什么是说理

微博为什么不是好的说理形式
徐贲
今天，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微博已经成为一个发表意见的重要途径。

微博成为一种广为运用交际工具，微博发表意见的表达方式也形成了一个有特色的言论空间。

有人注意到，一些在生活中很温和的朋友，一旦上微博，言辞就变得非常激烈，不像是公共说理的言论。

文化传媒学家尼尔·波兹曼早就提出了“媒介即认识论”的著名论断，他指出，新的传媒方式一旦被普遍采用，便有可能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转变，这种转变可以是朝理性、逻辑说理的方向发展，也可能正好是背道而驰。

微博是一种字数非常有限的传媒方式，不足以负载说理需要的充分信息。

人们可以用微博发表结论性的断言、口号、警句格言和其他“罐头思维”式的言论，但无法用它来进行好的说理。

斯泰宾在《有效思维》中说，在复杂、多有变化的事情面前，人们在简单、现成的语言中找到了方便的解答，感觉到了把握形势的力量。

久而久之，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接受一些可以免除他们思考之劳的简明论断。

这就是罐头思维，“一种罐装的信念是方便的：说起来简单明了，有时还带三分俏皮，引人注意。

”可是，我们不应当让这种思维习惯堵塞我们的心灵，不应该倚靠一些口头禅来解除我们思考的劳苦。

罐头思维表现为“被一群人采用的一句话”和各种“听见别人说就跟着说的字眼”，它让人思想懒惰，先是不肯仔细思考，而终于完全丧失了仔细思考的能力。

理性、逻辑的说理是与文字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文字说理的特征是由充分“理由”来支持的合理“主张”，因此又被称作为“成熟的论证”(mature reasoning)。

说理是由三个必要部分构成的：主张、理由和保证。

“说理”与“非说理”的区别在于说理有结论，并有理由，而非说理则只有结论而已。

在说理的主张和理由之间，还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中介保证，又称“假设”，如果这个假设不可靠，那么，再好的理由也不能充分证明主张的合理。

往往是在需要思考一个说理陈述是否可靠时，我们才特别注意那个在说理陈述中省略掉的假设。

假设可以从陈述中省略，但不可能在说理中省略。

例如，一个人说尼克松是一位好总统（结论），因为他擅长外交事务，建立中美外交关系（理由）。

这是一个说理的陈述，但并不可靠。

单凭这个理由，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在理由与结论中那个被省去的假设（“一个擅长外交的总统一定是好总统”）是有问题的（“偏面”）。

说理是成熟的论证，说理需要理性、逻辑、认真地对待论证的每一个环节，这是为了能够说服与自己看法和主张不同的他人。

说理是一种形成公共群体的力量，它形成的是一个人们虽然意见各不相同，但都认同理性话语伦理的公共群体。

以广大的，而不是专门读者为对象的报纸、刊物是最适合于说理的大众媒体。

微博不同，微博主要是在朋友、熟人，或朋友的朋友，熟人的熟人中传播，具有同声相求的性质。

人们发现，微博常常裹挟大批的粉丝，其实就是一种同声相求的效应。

在同声相求的群体里，三言两语，说说心情，发发感慨，晒晒心情，是用不着太说明理由的。

非说理并不是微博的错，因为微博本来就不是为派说理用处的。

微博往往使用感情色彩鲜明、富有修辞特色的“痛快”语言，这是因为微博信息需要借助强烈的情绪感染方能得以传播，结果更是不断强化、激励已经在起作用的情绪。

富有感染力的话语给人一种雄辩的感觉，能够提高说服力的作用。

然而，在这种说服中，需要把说理与感染作一区分。

有感染不等于就有好的说理。

例如，有人这么说：“校长是有气质的流氓，教授是有品味的色狼，学生是有知识的文盲，学校是认钱不认人的银行”。

文字的对仗给人一种阅读或听觉的愉悦，听者因此对它有好感，变得容易接受。

然而，像这样的断言虽然有文学的感染效果，但并无说理的价值，因为它们显而易见是以偏概全的。

说这话的人不是不知道话未必全在理，但由于言辞巧妙，说起来还是觉得很爽。

这种话就是为图痛快，为写微博，而不是为说理而说的。

“丑陋的中国人”为什么丑陋
徐贲
同一天读到两则“丑陋行为”的报道，一则是南京明孝陵600多年历史的石象遭破坏。

象鼻上被刻名涂鸦，另一则是“13万中国游客‘攻陷’泰国清迈大学被指随处大小便”。

不禁想起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1985），今年恰逢这书出版30年周年。

当年柏杨所列国人的丑陋之处，脏、乱、吵、窝里斗、不认错、自我膨胀、有鞭子是顺民，没鞭子是暴民，今天在许多中国人身上依然如故。

30年后重提柏杨对丑陋中国人的鞭挞，有人会认为，这太负面，甚至是自虐。

但是，正如丘吉尔所说，“批评让人不痛快，但却是必须的。

批评就像是人身体上的疼痛，它引人关注不健康的状态”。

对个人和群体，负面的批评都有其不可代替的价值。

痛陈中国人种种负面恶习，《丑陋的中国人》也许最为有名，但决不是独此一份。

以前有鲁迅，当代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和易中天的《闲话中国人》也都是类似的著作。

孙隆基批评中国人“铲平主义”与专制主义的相互配合，中国文化将“人”设计成一个以“心”为主导的动物，而又用别人的“心”去制约他的“心”。

易中天批评中国人的“面子文化”“人情观念”“家本位”“公私不分又内外有别”“窝里斗与墙外香”。

他们深挖细说丑陋，与柏杨怒斥“酱缸文化”，称中国人是“酱缸蛆”，负面程度不相上下。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对负面特征的关注超过正面特征是正常的。

这叫“负面偏向”（negative bias），也称“负面效能“（negative effect）。

负面偏向是指，即使在同等强度的情况下，负面的事情（令人不愉快的感觉、情绪、想法、人际经验）对人的心理或思考的影响也要强过中性或正面的事物。

美国心理学家保罗·罗辛（Paul Rozin）和爱德华·罗伊兹曼（Edward Royzman）在《负面倾向、负面压倒和扩散传染》(Negative Bias, Negative Dominance, and Contagion)一文中解释了人的负面倾向的四个要素：效力、强度变化、压倒力、分辨力。

负面效力是指，事物对人的情绪感觉和感受，负面效力比正面效力更为凸显。

强度变化是指，坏事越想越坏，变化的快速和程度的提高都要超过好事越想越好。

负面压倒力指的是，在正、负因素都有的情况下，负面印象压倒正面印象，而且，负面细节的总和（总体印象）要超过各细节的相加，因此有夸大的倾向。

负面分辨率指的是，观察不同的负面事物要比正面事物更仔细、更深入、更具分析力。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就负面分辨率高的一个例证。

而且，研究者还发现，人们所使用的日常语言中，负面词汇比正面词汇多，表达负面情绪的说法也比表达正面情绪的多。

一方面，负面偏见，挖苦、嘲笑、
谩骂的说法远比赞美、崇拜、颂扬的说法层出不穷、花样翻新。

另一方面，由于接受者的负面偏向，他们对负面的言说也比正面的言说更感兴趣。

好话不出门，坏话传千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这符合人的自然心理倾向。

鲁迅也好，柏杨也罢，都是在很大程度上沾了负面语言丰富的光，也瞧准了一般人的负面心理需求，因为连丑陋的人也都喜欢议论别人的丑陋。

对形成批评意见而言，人的负面心理倾向并不一定是坏事，甚至可以成为好事。

例如，心理学研究发现，公众对政治人物或公共人物的负面印象比正面印象要强，负面印象也对公民选举有更大影响。

这是因为，不诚实者即使偶尔做了诚实的事，也还是会被视为不诚实之人，不会被当成诚实的人；而诚实的人则相反，只要他做了不诚实的事，就会被视为不诚实之人。

因此，在民主选举的机制中，选民对诚实的要求实际上会高于避免不诚实的要求，这有利警戒所有期待选民信任的候选人.
但是，也必须看到，负面偏向支配的批评毕竟是一种矫枉过正，只是破，而不是立。

它会有一种自激效能，那就是越说越激愤，越说越尖酸刻薄，结果可能反而造成一些人的反感，让他们索性破罐破摔、我行我素。

正面建树需要有比单纯负面批评更多的客观分析和理性思考，其中也包括警觉和克制批评者自己的负面偏向。

微时评：请列出两篇文章阐释“为什么”的几点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