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腐败的防治

论中国腐败的防治【内容提要】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一些社会矛盾也在积累。

其中最使朝野关心和忧心的是，腐败问题愈演愈烈。

权力腐败的实质是公有权力被滥用，权力缺乏制约是腐败的根源。

因此，防范权力腐败最根本的就是通过加强监督、立法制约权力，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

反腐败是一项社会工程，既要治标，查处腐败，抑制腐败现象，又要治本，从根本上预防、杜绝腐败的产生。

【关键词】中国腐败防治改革开放不但给我国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改变了曾经高度政治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社会的面貌，在第一个20年超额完成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以后，未来几年国民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看来也是可以做到的。

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一些社会矛盾也在积累。

其中最使朝野关心和忧心的是，腐败问题愈演愈烈。

虽然党和政府领导早在80年代就提出了反腐倡廉的口号，近年来更加强了宣传教育和“严打”的力度，但是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出现了转机。

腐败如此盛行不衰，肯定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

如果我们舍本逐末，只讲教育和“严打”，而没有解决源头上的问题，腐败蔓延的势头恐怕是很难得到遏制的。

权力腐败和权力滥用有种种典型表现：(1)不正当占有公共资源为个人享用，包括贪污行为、挪用公款行为、侵占财物行为等，这是腐败现象的典型表现。

它以腐败者拥有的公共权力作为基础，利用这种公共职位，其可以不遗余力地从事图谋私利的类似经营的活动，从生活资料的侵占发展到生产资料的侵占，使腐败从生计型向致富型方向发展。

(2)利用经济上的好处改变人们对于地位、职位、财产方面的判断和安排，其行为的外部表现形式就是贿赂。

贿赂的延伸，发展为变相送礼、大吃回扣、强拿硬要等。

在贿赂中，受贿者丧失原则，行贿者以较少的成本获取垂涎已久的地位或利益，诱使更多人的逐臭效尤。

(3)偏离公共的角色滥用职权，泛指以权谋私、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行为。

在现代，腐败的核心问题是以权谋私，腐败的形式也已经从经济上的小打小闹、小偷小摸，发展到了政经勾结的腐败类型，引起政府形象的极度损坏。

(4)以亲疏之别、远近之别、上下之别、情感之别的私人关系决定公共关系的确立和维持，在公共权力机关的组成体系中，形成裙带网络。

在中国，腐败拥有着地缘与人情的肥厚土壤，这种不正常的关系网络会导致权力腐败在民间的延伸，它的可怕之处正在于普通的公民对此安之若素。

(5)公共权力的“人治化”行使，体现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和特权主义。

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官员们制造着一种浓浓的“官气”，集权现象、家长制现象、神秘化现象、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等普遍存在；渎职无能、擅离职守、抛弃责任、人浮于事、文山会海、强迫命令、任意决策、好大喜功、管理混乱、道德失范等等，构成了腐败产生的温床。

(6)腐败还带有行业垄断色彩，多发生在权力较大的经济管理部门和执法司法机关，主要手段是依托部门和行业权力进行勒卡索要。

于是，人们又在探讨立法腐败、行政腐败、司法腐败、行业腐败的特征及其根源。

权力腐败的实质是公有权力被滥用，权力缺乏制约是腐败的根源。

因此，防范权力腐败最根本的就是通过加强监督、立法制约权力，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

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腐败现象如剜之不去的痼疾，生而需治，治而复生，这使历代的统治者在对其“辐辏攻之”中疲于应付。

但无论是“天子们”的自我约束，还是包拯、海瑞之类清官的竭忠辅弼；无论是将整饬吏治任务放在第一位的明君治世，还是在腐败面前缴械投降的昏君，哪朝哪代的“万世江山”都逃脱不出因腐败的政治统治而社稷山崩的命运。

现代社会，腐败问题仍然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1992年，意大利政界爆出受贿丑闻：仅1991年，意大利各政党非法收入高达83亿美元，贿赂和回扣使这个国家的公共开支增加了30-40亿美元。

一位官员形容：“当人们用刀刺透官方记录的表层时，腐败便显露出来，人们甚至在没有看到时也能闻到它的气息”。

“这类事件将战后依旧纷乱的世界惊得目瞪口呆”。

总理温家宝3月初在人大开幕式上强调了反腐的决心。

他强调“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建立制度、教育和监督并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

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不久前也承认，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腐败和滥权。

反腐败是一项社会工程，既要治标，查处腐败，抑制腐败现象，又要治本，从根本上预防、杜绝腐败的产生。

要标本兼治，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以法律制约权力，创造“不敢腐败”的法律环境对权力腐败的规则控制，指制定严密的法律法规，规范权力的运作过程，控制官员的用权行为。

目的在于使易于越轨的公共权力在立法、行政、司法、守法的各个运行环节上都受到法律的制约，一旦行为“脱轨”，便有法律依据制裁这种脱轨。

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使掌权者受到一定行为方式的约束。

”①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往往有庞大的法院和行政司法机构，如日本实行检察官一体原则后，指挥协调相当灵活。

②同时，他们有充足的办案经费和优良的侦查装备，尽管许多渎职官员规避法律的行为极其诡秘，但仍逃脱不了应有的法律制裁。

回溯中国反腐败过程，我们曾经走过弯路，即主要靠道德约束和政治运动抑制腐败，这要从专制制度中追根溯源。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政治统治中，极为强调的是管理者自身的素质和才能，而其素质和能力的判定，有赖于上级的赏识、道德的约束和自我的克制。

在法律监督方面，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均属于皇权的组成部分，也即行政权的附庸，没有形成类似西方国家的议会监督制度和司法审查制度。

这一历史留给今天的痕迹是极其发人深省的，它导致我国公共权力的行使不是以法律为度量范围，而是以长官意志为标准边界，行政权力从未受到过法律力量的实质约束。

现代社会，人们已充分认识到，控制腐败甚嚣尘上之势，必须有赖于法律的制定及其实施。

法律基于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而赋予国家机关一定的权力和职责，就必然要求国家机关符合权力运用目的而不滥用权力，维护公共利益而不以权谋私，合法执行权力而不越权违法，履行法定职责而不失职渎职，遵守法定程序而不丧失程序公正。

强化法律监督的作用，正在于法律规范具有道德规范所不能比拟的普遍性、权威性和强制性。

在反腐倡廉中，法治化的明确要求，首先是必须完善廉政立法。

在此方面，世界各国颁行了诸如《反腐败法》、《阳光下的政府法》、《公务人员职责法》、《官员道德标准法》、《官员弹劾法》等，对于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行为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我国的宪法、组织法、国家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已就法律监督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先后颁行了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及领导干部经商受礼的规定、关于禁止挥霍公款的规定、关于禁止借选拔任用干部之机营私舞弊的规定、关于财产收入申报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文件和政策性规则。

这类文件的及时出台，不能说在监督问题上无法可依，但我国的监督立法比较简陋和粗糙，对于腐败问题的政策性文件多，立法的规范性和技术性都未能达到应有水平，还需要在立法上出台成熟健全的法律规则，实现制度的预先控制。

不仅如此，权力监控还必须从严。

汉密尔顿曾经直白地指出，“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 ；霍布斯也强调，“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

”法律监督的目标，是将权力置于法律规则的控制之下，一旦被监督者有违法擅权行为，能有被察觉、防范、制止、惩戒的可能，反之，如果监控机制不健全，“得手”的容易会使违法者有恃无恐。

因此，国家应当加大对于国家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挪用、豪赌等腐败行为的惩治力度，并使法律责任成为腐败行为所支付的最大成本。

这种控制和惩罚，主要来自于外部的外力，它犹如一种动力，能够推动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合法正当，但它更多的是一种威慑力，如同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对于不法行为会有力的予以戳穿。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虽然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受到了立案查处，但“漏网之鱼”仍然存在，“特权阶层”仍然存在，对一些官员处罚的“轻描淡写”也仍然存在，致使存有侥幸心理和抗拒法律的人会继续腐败。

因此，只有在治理权力腐败方面敢下狠心，才能真正有利于遏制腐败。

如上述意大利事件发生后，该国警方逮捕1350人，受牵连者约2500人，卷入了8个政党，5名内阁部长辞职，多名国会议员、高级官员和企业家受到司法调查、审讯、逮捕或拘留，这在意大利政界虽是一件丑闻，但惩治腐败的力度从中可窥见一斑。

二、建立以三权分立为中心的权力制衡机制是现代国家防止和反对腐败问题的治本之策一般地讲，国家权力可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权力分立学说提出政府的三种功能（立法、执行、判决）应分别赋予三个政府机关（立法、行政、司法），其目的在于分割政府权力以便保护自由并控制专制，其在形式上要求独立，各部门不能有人员的重合，但它们还意味着互相依赖，以分享权力的形式保证制约与平衡,遏制腐败。

所谓权力，是达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政治学中的权力通常被看作是一种关系，即以非他人选择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的能力；而制衡则是由制度性分裂所形成的政府体系的内部张力。

（一）三权分立是世界发达国家民主宪政的治国方略三权分立，是人类最重要的政治文明成果之一。

没有三权分立，就没有西方现代文明。

三权分立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巨大推动作用，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

其意义，不亚于人类第一次钻木取火。

三权分立是一个国家立法、行政、司法形成相互制约、相互制衡的权力体系。

立法、行政、司法是国家机器的根本要素。

早在二千二百多年前，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就指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一有城邦一般公务的议事机能；其二有行政执行机能；其三有审判机能。

”③但三权分立的思想最早则是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提出来的。

他在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三者必须分立。

并指出：“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

”“政治自由是通过三权的某种分野而建立的。

”三权分立的最本质特征是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这是防止政治权力重走专制主义老路的最有效的体制。

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来约束权力。

”三权分立最早在英国宪法中得到体现。

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清除封建专制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经过长期政治斗争才最终取得这样政治成果。

它不是哪一个智者发明的治国方略或政权设计蓝图，而是社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历史产物。

英国的榜样和孟德斯鸠的理论概括，使这种先进的政治体制形式成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仿效奉行的共同模式。

尽管各国情况不同，国家机构的设置和职能也有著明显的差异，但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原则却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贯彻。

（二）要逐步建立、健全根据分权制衡原则设置的政府机构，切实保证体制内各国家机关不致越权或专权不仅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而且“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