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国内马克思_恩格斯文化思想研究述评_李国泉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固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研究进行回顾和前瞻，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就当前来说，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存在问题、理论渊源、发展过程、主要内容和价值意义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一、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存在问题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进行研究，首先需要确认其存在与否的问题。

之所以有此疑问，在于相对于二人洋洋洒洒三千万言，有关文化的论述可谓少之又少。

黄力之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共50卷）为例，考据得出文化一词在全集中的分布状况是：七卷零状态（14%），三十四卷有1—5处（68%），七卷有6—9处（14%），二卷有13—15处（4%），零状态与极少量状态占82%。

［1］这个现象是反常的，因为在当时的欧洲，“文化”一词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术语。

那为何二人没有大量使用这一概念呢？他给出的解释是：“马、恩对当时流行的历史叙述模式———文化史观是抱着一种警惕的态度的，在他们看来，这种文化史观实质上是唯心史观。

”［2］康渝生则揭示了这一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认为马、恩之所以没有明确完成哲学思维范式的文化转型，主要是基于实践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面对的时代问题，首先是‘社会建立在阶级对抗的基础上’这样一个事实，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使用价值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现象。

”［3］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词语”缺席是一个客观事实，也有着内在的原因，但这是否意味着二人“文化思想”的缺席？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生前没有对文化理论作过专门系统的论述，没有对‘文化’概念下过专门的定义，因而也没有明确提出过‘文化哲学’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的思想著述中，对‘文化’一词的使用比起对‘生产’、‘社会’、‘经济’、‘政治’等词汇的使用次数要少很多，因此认为马克思有文化哲学思想的说法是非常牵强的。

”［4］邹广文对这一责难进行了回应，他指出：“相对而言，马克思对于文化问题的确缺乏系统的理论论述。

但马克思在其著述中曾多次谈到文化问题，其中不乏精彩的、富有启示意义的文化思想理念。

”［5］诸多学者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来反对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文化思想的观点。

张华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人类学笔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论著中，从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收稿日期：2013－12－10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11JZD003）作者简介：李国泉（1988-），男，广东湛江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刘文杰（1976-），男，山东高密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周向军（1952-），男，山东烟台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三十年国内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研究述评李国泉，刘文杰，周向军（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济南250100）摘要：近三十年来，国内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文章围绕“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是否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基本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价值意义”等问题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现状进行概述和评析，以期对进一步深化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历史唯物主义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4）02－0036－05思想政治教育研究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earch第30卷第2期Vol.30No.22014年4月Apr.2014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原理出发，对文化的内涵、本质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论述。

”［6］王文章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考察文化现象，以及对共产主义文化功能的科学设想，驱除了在文化理论领域里散布的各种唯心主义的迷雾，构建起了一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学说。

［7］此外，何萍通过对马克思的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晚年《民族学笔记》及有关书信等著作的解读发现：马克思的文化哲学思想不是偶然的闪光，而是贯穿于他早年到暮年的哲学探索，贯穿于他哲学创造的各个层面。

［9］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理论渊源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形成的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亦不例外。

王仲士早在1997年就撰文指出，马克思的文化思想既受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又受到以摩尔根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成果的影响。

一方面，“康德和黑格尔关于文化的定义是马克思文化概念的重要背景，他们关于人的主体性、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特别是黑格尔的劳动思想，是马克思文化概念的直接渊源”［8］；另一方面，马克思晚年写下了著名的《人类学笔记》，“在这些人类原始社会研究的笔记中，不但吸取了摩尔根等人类文化学家的成果发展了唯物史观，同时也吸取了他们的文化思想，较多地使用文化一词”［9］。

此外，还有学者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去追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文化思想的理论渊源。

何萍通过研究马克思对维科的一段批注，论证了马克思哲学与维科哲学是有联系的，她认为“马克思哲学与维科哲学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10］。

二者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继承了维科文化哲学的主题，并以此来研究批判资本主义及其所创造的工业文化，是对维科的文化哲学思想的再创造，本质上属于文化哲学。

”［11］黄力之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了综合，他首先承认德国传统文化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认为“马克思的解决是以文化理论的历史延续性为基础的，因为康德和黑格尔的文化理念构成了马克思文化观念的重要背景。

他们关于人的主体性、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特别是黑格尔的劳动思想，是马克思文化观念的直接来源”［12］。

其次，他指出维科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赞同何萍的论断———“马克思哲学与维科哲学之间存在的是一种比历史哲学更深层的文化哲学的联系”，为此他进一步考证寻出二者的思想关联，“根据维科的观点，人类事务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产物，人类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活动，把作为客体的人性世界和生活世界从彼岸纳入到此岸。

这种思想不仅影响了黑格尔，而且影响了马克思。

马克思很欣赏维科‘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观点”［13］。

而把上面的两条结合起来，可以逻辑地得出从维科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再到马克思哲学这样一条历史脉络。

最后，对于王仲士所说的摩尔根对马克思的影响，黄力之也予以承认：“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对‘非洲过去和现在都处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两种文化交织混杂状态’，‘美洲印第安人族系，和其他一切现存的族系不同，他们提供了三个顺序相承的文化时期的人类状态’，都划了着重线，对文化的文明解读表示了认同（这一做法在整个45卷中非常普遍）。

”［14］但黄力之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溯源而上，他进一步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维科的《新科学》有着相似之处，都是重要的人类文化起源史著作，《古代社会》同样描述和分析了人类社会从原始时期向文明社会的发展，对各种文化符号的产生都有细致的考察。

”［15］在这里，“相似之处”和“都是”两词，揭示出黄力之的隐语，其实他认为《古代社会》是《新科学》的继承，而不管摩尔根在写作《古代社会》时是否读过《新科学》。

于是，这里又有一条理论上的历史脉络，从《新科学》到《古代社会》再到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

于是，黄力之认为以维科为源头，分为两条理论路径，一条经德国古典哲学，循着理论批判的道路；一条经摩尔根，循着历史考证的道路。

二者最终又汇集到马克思那里，形成了马克思的文化理论，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路径。

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渗透于他们的一系列著述之中，经历了由发生到发展完善的过程，并存在着一个内在的逻辑结构。

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形成了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邹广文认为，人的现实解放和自由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是贯穿马克思文化思想的主线，“紧紧围绕人、人的解放和人的价值的实现这一主题，这是马克思文化观的鲜明特色”［16］。

从这一基本点出发，他进一步论述了马克思文化思想的展开逻辑：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逻辑起点、以主体文化作为核心、以完善唯物史观作为最终目标。

据此，他将马克思文化思想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并用具体文本予以标志。

第一阶段为发生期，标志性文本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以共产主义制度的实现为出发点李国泉等：近三十年国内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研究述评37第2期和目的，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制的扬弃，是人对自己本质的真正占有”。

第二阶段为成熟期，标志性文本是《共产党宣言》。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更为明确地宣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认为通过私有制的扬弃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和条件’”。

第三阶段是论证期，标志性文本是《资本论》。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目的同样是为了给人的解放和自由提供论证。

”第四阶段是完善期，主要标志性文本是《人类学笔记》。

“晚年马克思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则是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进行的概括和总结，他在关于文化人类学的诸篇笔记中，尤其对于人类文化发展的价值尺度问题予以了特别的关注。

”［17］何萍认为，马克思文化思想是伴随着其实践唯物主义的建构而发展的。

她首先指出：“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看，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是通过对自我意识的批判、人的本质的批判和人类历史进步方式的批判建立起来的。

”遵循这一逻辑，何萍将马克思文化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马克思文化思想的产生时期，标志性文本是《博士论文》。

在她看来，“第一部著作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着重表达的是马克思文化哲学的意识结构理论”。

第二阶段为马克思文化思想的发展时期，标志性文本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她认为：“第二部著作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着重表达的是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历史主义原则。

”第三阶段是马克思文化思想的完善时期，标志性文本是《民族学笔记》。

她进一步指出：“第三部著作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及这一时期的书信，着重表达的是马克思关于文化发展规律的思想。

”［18］黄力之则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是与唯物史观的发展相依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