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文化及其心理

告密”文化是什么心态？沙叶新南汉大宝二年（公元９５９年）秋，１７岁的荒淫皇帝刘长（左金右长）正在宫中与赐名“媚猪”的波斯女及嫔妃宫女玩耍嘻乐，突然，宦官许彦真神色紧张地跑进来，他跪伏于地，声称尚书右丞参政事（副宰相）钟允章在外谋反。

原来南汉重用宦官，有“太监王朝”之称，钟允章秉政后肃整纲纪，几次奏请诛除几个声名狼藉的宦官，被宦官们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一天，钟允章去南郊巡视祀天的祭坛，他与礼官登坛后，四顾指挥摆设神位，许彦真望见，大呼：“这是谋反！”于是拔剑升坛，钟允章迎头喝叱，许彦真驰走进宫。

刘长闻报后，不辨真假，下令将钟允章逮捕入狱，并派礼部尚书薛用丕负责审讯。

钟允章与薛用丕是相交多年的朋友，便泣不成声地对他说：“吾今无罪，自诬以死固无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长，公可告之。

”没想到薛用丕竟将此话告诉了许彦真，“彦真闻之，骂曰：‘反贼欲使尔子报仇邪？’复入白长，并捕二子系狱，遂族诛之”（《新五代史．南汉世家》），钟允章因朋友的出卖而遭灭门之灾。

三年后许彦真也被宦官龚澄枢使人告发“谋反”，全族被诛。

一、“告奸连坐”与“亲亲相隐”“告密”，又可称为“告发”、“告讦”、“告奸”等，指向上司或有关部门揭露、揭发别人的隐私或短处。

“告密”是为社会上的多数人所不齿的行为，但在几千年里却如长了翅膀的瘟疫虐行于大地，催残和折磨着无数人的肉体和心灵。

中国成了“告密者”的天堂和乐土，“告密”成为缠绕中华文化挥斥不去的梦魇。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告密者”是崇侯虎，那是商纣王时代，距今约３１００年。

纣王任命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九侯、鄂侯为三公。

九侯的女儿被纣王纳入后宫，因为不喜淫乐，纣王就把她杀掉，把九侯也剁成肉酱，鄂侯争辩几句，也被做成肉干，“西伯昌闻之，窃叹。

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史记．殷本纪》）。

崇侯虎能知道姬昌背后叹息一事，可见他和姬昌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但为了讨好纣王，竟干起了出卖朋友的下作事。

姬昌心怀宏图大略，被囚七年里忍辱负重，甚至在长子伯邑被纣王杀死、作成肉羹时，“文王食之。

纣曰‘谁谓西伯圣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史记》注引《帝王世纪》）以麻痹纣王，另一方面，潜心研究，将伏羲八卦演为十六卦、三百八十四爻，撰成《周易》。

同时，姬昌的手下散宜生、闳夭素、姜子牙等人四处活动，“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史记．周本纪》），在中国历史上首创“美人计”。

纣王大喜过望，说：“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于是命令放掉西伯，并赐给他弓箭斧钺，让他有权征讨邻近的诸侯。

纣王还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告诉姬昌：“说你坏话的是崇侯虎这小子！”这有些像斯大林把高岗出卖给毛泽东，因为专制者内心也鄙视告密邀宠者。

姬昌后来找了个机会讨伐崇侯虎，将其灭掉。

商鞅变法为秦灭六国奠定了国力基础，他在李悝《法经》的基础上制定了秦律，将“告奸”和“连坐”制度化、严密化：“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

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

这一制度建立在“什伍”即里保户籍制基础之上，秦国从此变成了一个大军营、大集中营。

这一举措招致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仅在都城“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商鞅采取严厉镇压、无情打击的方法，效果显著，当初的一些反对者改变态度，“有来言令便者”，商鞅却斥之道：“此皆乱化之民也”，把他们尽迁于边城，收到了“其后民莫敢议令”的奇效。

商鞅把自商纣王、周历王开始的“钳制民口”、打压“言论自由”的铁血政策发挥到极致。

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死后，曾屡受商鞅羞辱的太子即位，是为秦惠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

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

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

’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才悟到其法之“敝”岂不过晚！害人到头终害己，商鞅最后被车裂分尸、满门抄斩。

“告密”，尤其是亲属之间的相互“告讦”，其恶果是整个社会伦理尽丧，人性受到严重的腐蚀，社会的长治久安终成泡影。

先秦时的著名公案“直躬证父”便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争议和有识之士的忧郁。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论语．子路》）孔子怀“博爱”之心，以风俗不同来间接谴责直躬的行为。

连身为“法家”的韩非干脆把直躬杀掉了事：“其父窃羊，而谒之吏。

令尹曰：‘杀之。

’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韩非子．五蠹》）。

吕不韦以秦国公子异人为奇货，赢得了一场政治豪赌，“直躬证羊”的故事在他的笔下便成了“下智上愚”的游戏：“其父窃羊而谒之上。

上执而将诛之。

直躬者请代之。

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

”所谓“直躬”者竟强词夺理，方圆任情，把个荆王侃得头晕脑胀，只好将他放掉，吕不韦借孔子之口对此行为表示不屑：“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

一父而载取名焉。

’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吕氏春秋．当务》）。

随着儒家地位的确立，“父子相隐”的主张为后世接受，汉宣帝地节四年（前６６年）颁布“亲亲得相首匿”的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

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

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宣帝纪》）。

此后“亲亲相隐”原则被历代所遵循，其要有三：一、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二、告发应相隐的亲属有罪，唐至明清的法律甚至规定，审案时如果命令得相容隐的亲属作证，涉案官员处刑；三、两类罪行例外，一是谋反、谋大逆、谋叛等重罪，因为这类罪或直接侵犯皇权，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另一类是亲属互相伤害罪，因为如果不容许告诉，被告人失去自我保护权利，家族关系也难以维护。

东晋元帝时，卫展为晋王大理，他上书反对“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的作法，因为“伤顺破教，如此者众。

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

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奸生矣”（《晋书．刑法志》）。

梁武帝三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当死，其子景慈出庭，作证其母有罪，法官虞僧虬表示：“案子之事亲，有隐无犯，直躬证父，仲尼为非。

景慈素无防闲之道，死有明目之据，陷亲极刑，伤和损俗。

……景慈宜加罪辟。

”（《隋书．刑法志》）景慈被判流放交州。

元至治二年，驸马许纳之子苏拉告发说：“臣父谋叛，臣母私从人。

”英宗斥之曰：“人子事亲，有隐无犯。

今有过不谏，乃复告讦！”下命杀掉苏拉（《续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元纪十九》）。

二、“告密”大行其道的四个朝代“亲亲相隐”原则使亲属之间的相互告发大为收敛，但其他人，如乡里、朋友、同事、上下级之间的告发绵绵不绝，在统治者有意或无意的怂恿放纵下，时而暗流涌动，时而浊浪拍天。

自秦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数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告密运动，倾家荡产、人亡族灭者数以千、万计。

一次是汉武帝时“告缗”，严格说来，这是一次经济行为。

汉武帝穷兵黩武、骄奢淫逸，国库为之匮乏。

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年）汉武帝颁布了“算缗”和“告缗”令，搜括财富。

“算缗”就是对商人和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１２０钱），手工业者每四千钱抽税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的每辆车抽税一算，商人的车每辆征收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条征税一算。

个人财产必须首先自报，如有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的，鼓励知情者揭发检举，此即“告缗”。

凡揭发属实，被告者的财产则全部没收，并罚戍边一年，没收的资产分一半给告发人，以作奖励。

右内史义纵“以为此乱民，部吏捕其为可使者”（《汉书．酷吏传》），汉武帝知道后大怒，以“废格沮事”（即抵制破坏法令实施）的罪名将义纵弃市。

于是全国算缗大行，告缗成风，“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

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汉书．食货志第四下》）。

北宋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年）实行“手实法”，类似于“算缗”和“告缗”，“其法，官为定立物价，使民各以田亩、屋宅、资货、畜产随价自占。

凡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

非用器、食粟而辄隐落者许告，获实，以三分之一充赏。

”（《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宋纪七十》）但因弊端丛生，仅实行一年便停止，中丞邓绾曾指出其危害和废止的原因：“凡民养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尽令疏实，则家有告讦之忧，人怀隐匿之虑。

商贾通殖货利，交易有无，或春有之而夏已荡析，或秋贮之而冬即散亡，公家簿书，何由拘录，其势安得不犯！徒使讼者趋赏报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

”史称“则天革命”的武氏改朝换代，其完成和巩固的“杀手锏”之一便是“恐怖政策”——“起告密之刑，制罗织之狱，生人屏息，莫能自固”（《旧唐书．酷吏传上》）。

垂拱二年（６８６年）三月，武则天采纳鱼保宗的建议，设置“铜匦”，类似于现代的“举报箱”。

铜匦为方形，铜铸，当时设置了四个不同颜色的铜匦，列于朝堂四方，“青匦曰‘延恩’，在东，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丹匦曰‘招谏’，在南，论时政得失者投之；白匦曰‘申冤’，在西，陈抑屈者投之；黑匦曰‘通玄’，在北，告天文、秘谋者投之”（《新唐书．百官志二》）。

并设立“理匦使”的官职，专门负责开启检验。

武则天诏旨地方，凡有欲进京告密者，州县不得询问详情，给予五品官的待遇，以驿马送其尽速来京，“虽耘夫荛子必亲延见，禀之客馆。

敢稽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新唐书．后妃传上》）。

告密有功者予以封赏，“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赉赐”（《新唐书．酷吏传》）。

四方告密者蜂拥而起，来京向铜匦投书者络绎于途，“于是索元礼、来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纷纷并兴，泽吻磨牙，噬绅缨若狗豚然，至叛脔臭达道路，冤血流离刀锯，忠鲠贵强之臣，朝不保昏”（《新唐书．酷吏传》）。

这个索元礼本是胡人，因告密得到武则天的赏识，被任命为游击将军，负责审理案件，死在他手下的达数千人。

大臣入朝有时便突遭逮捕，从此音讯绝无，“故每入朝者，必与其家诀曰：‘不知重相见不？’（《旧唐书．酷吏传上》）一般军民亦难幸免，据《朝野佥载》，公元６８４年某日，十几个侍卫军士在客店饮酒作乐，一个人开玩笑说：“早知今日得不到功赏，不如去扶持庐陵王了。

”这个“庐陵王”就是已被废黜的唐中宗李显。

有一个人趁大家不注意离席走出，去向上司呈文告发，酒席还没散，羽林军已破门而入，把他们全部抓获，经审问属实，告发者授五品官衔，说那句话的人处斩，其余在场的人属于”知反不告“，一律处以绞刑（《太平广记卷二六三．无赖一》）。

明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抢了侄儿建文帝的天下，他将方孝儒的十族（九族加门生朋友），共八百七十三人，当着方孝儒的面逐个处死，把方孝儒千刀万剐，随后“悉指忠臣为奸党，甚者加族诛、掘冢，妻女发浣衣局、教坊司，亲党谪戍者至隆、万间犹勾伍不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