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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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读书笔记
《文心雕龙》读书笔记
当品读完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都收获不少,何不静下心来写写读书笔记呢?到底应如何写读书笔记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文心雕龙》读书笔记,欢迎大家分享。
《文心雕龙》读书笔记1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是南北朝时期的人。《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其结构经过精心安排而布局严整,其理论观点之间讲究次序而回环照应、互相补充而逻辑严密,形成一个完整、精密的系统。在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史上,具有如此完整、系统而庞大的理论体系的著作,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序志》有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就《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而言,乃是以道为根本、以圣人为老师、以儒家经典为主体、以纬书为参考、以《离骚》为变体,从而体现出刘勰论文的基本观点;二是就文章写作而言,“为文”的根本问题,也都包含其中了。这五篇可以说是刘勰文章的枢纽。文章以“原道”开篇,把文章的由来和道家的“道”关联起来。刘勰对文学现象所作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不仅在六朝文士之上,而且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难得一见的。他所作的这种思考不仅是“明其本然”的问题,而且象征着文艺观念的真正自觉,而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刘勰虽然运用了道教这一“道”的思想,但是在之前,刘勰曾批判道教著作。在刘勰看来无论道家、佛家还是儒家,其立教固然有异,但是他们的终极追求都是一样的。《原道》开篇而谓:“文之为德也,大亦!”这既是《原道》的开篇语,更是《文心雕龙》的开卷语。它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文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看上去至为平易,但是实际上,这是对整个“文”的概括,他向人们展示了文学在当时的历史地位,承认“文”的巨大作用,这也为他后面的文章打好了基础。也只有在这时,探讨“为文之用心”才成为一件重要的事实。刘勰在《宗经》里抓住了文章写作的根本道理,就是文章要表现人的心灵和性情的美。
从而刘勰得出了文章写作的原则和规律,他说:“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轨,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儿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可以说这里的六义就是文章写作的具体化。《文心雕龙》读书笔记2
刘勰在上一篇《明诗》篇中主要论汉代两晋南北朝的四言诗和五言诗,而则这篇主要讲乐府。“乐府”最早指的是管理音乐的机构用以采集民歌,而这里所要论述的就是采自民间的乐府民歌以及魏晋时期文人创作的乐府诗。刘勰依然从“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个维度把握乐府。首先论述乐府的含义、起源及作用,认为乐府来源于“钧天九奏”“葛天八阙”等三代之乐和“涂山歌”等四方之音,配乐的诗歌肇始于上古时,夏殷之世,产生四音。西汉的乐府机关负责采集民歌,但大多为俚俗之曲。《诗经》用来配乐,但先秦时代的雅正之曲在汉代乐府中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接着,刘勰论述两汉到魏晋时期乐府的发展史,秦汉之际,礼乐衰微,乐府产生。随后经历汉武帝立乐府、汉宣帝制雅诗、元成二帝广淫乐、东汉郊庙祭祀杂雅之章、曹魏三祖“宰割辞调”等阶段,到西晋达到“表里而相资”(即乐声和乐章互相配合)的境界。最后一部分,刘勰论述音乐和诗歌的关系,并指出另立此篇的原因。他认为“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心在诗”,故“君子宜正其文”;并且指出“诗与歌别”“故略具乐篇,以标区界。” 刘勰论乐府的态度,基本上还是讲求符合儒家之雅正,并严格区分雅与郑。《赞》词曰:“《韶》响难追,郑声易启。”即看出他对当时(汉魏以来)风行的不雅之歌的鄙薄态度,而推崇先秦雅乐,文中他以“艳歌婉娈,怨志诀绝”称呼《碧玉歌》、《华山畿》等也可看出对通俗乐曲的贬低。刘勰的这一态度与“宗经”思想是一致的,因为宗经,所以以先王的雅乐来作为衡量音乐的标准。他提出“乐本心术”的观点,认为音乐对于人心起着重要的作用,乐有雅声和溺音之分,雅声是周王朝的音乐,郑声则为溺音。另外,文中也提到“中和之响,阒其不还”之“中和”说,这体现刘勰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异曲同工。《文心雕龙》读书笔记3
一、关于《文心雕龙·征圣》中圣人之道是检验文章优劣的唯一标准的论述《文心雕龙·原道篇》已给这本探讨文学理论的著作指定了基本的方向。一个大大的光环套在它的头上——道。文以载道,文以明道,虽然不是提倡先道德而后文章,但是本质的思想还是只有有道德的人才能写出好文章来。一个人在写作之前就要像《论语》中说的那样“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圣人就像一面镜子,可以将世界中的道如实地反映出来,“圣人之情,见乎文辞”是为圣人文章。只有圣人说的话,写的文章才是好的,因为只有圣人才有能力感悟天地间最本质的道,只有是在对道进行阐述与遵从了道的基本规律的文章才是好文章,换句话说,道是文章的充分条件,文章是检验道的必要条件,道与文章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很牢固,但是还需要更多的理论和事例来对这一推论进行论证和阐释。《征圣》、《宗经》是对《原道》的承袭和发展。“先王圣化,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在文中刘勰再一次从不同的方面向我们阐述文学对道的承载作用,以及对学习符合圣人道德的文辞对现实的知道意义“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他们都是按照先王圣人的礼法来办事情,所以取得了成功。在《原道》中只是说了有了道的文章就自然有了文采,在这里则具体讲述了文采对生活的反作用。后来韩愈提出“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就是这个意思的发展和演变,文辞是以道为依仗的,但是掌握道我们要先从掌握圣人的文辞开始。道与文辞辨证关系的阐述也为后文创作论的提出打下了基础。《征圣》一篇中第一次正面提到技巧,“‘****信,辞欲巧’??此修身贵文之征”“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诗缘情,在写作当中真情实感对写作的帮助是起着很大作用的,巧妙的文辞来修饰这样的感情,一篇好文章的雏形就已经出现了。情感这是一个人内在修养方面的反映,刘勰在此很明显地强调作家才是文学创作的主体这一命题。一篇文章思想内容充实而又有文采,情感真挚而又文辞巧妙,这是写作的基本态度和方向。圣人的文章是符合道的,符合道的文章是好文章,我们写出文章来,要知道写的好与不好,就需要一个参照物,那自然要以要把圣人们的文章拿来比较一下。符合圣人的意思就是符合了道,文章自然就是好文章。圣人伟大在他把世界中的道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你,你只要照着葫芦画瓢就可以了,就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