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制度起源理论

第四章制度起源理论制度起源是制度从无到有的过程，既可以是人类社会从没有制度到有制度，也可以是一项新制度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产生，还可以是一项制度过渡到更新的制度。

从制度生成的角度看，制度的起源可能是人为构建的，也可能是自发演进生成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老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制度起源问题。

本章首先阐述制度起源的含义，并与制度变迁的含义进行比较；然后阐述不同的制度经济学分支关于制度起源的论述；最后对不同的制度起源学说进行比较与综合。

第一节什么是制度起源？一、制度起源的含义制度的起源至少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制度从无到有，也就是从没有任何制度到有制度，这需要追溯到人类社会最初的制度产生。

如果将制度看作人类社会相互交往的规则，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那么，从人类产生之日起，就有了制度的萌芽，比如原始部落中人们之间分工、合作、分配产品规则的起源，当然这时候的制度还属于非正式制度，因为没有国家的产生，没有第三方实施机制的建立。

如果仅仅考虑正式制度起源的话，那么国家的起源可能意味着正式制度的起源，因为只有国家才能够有意识的创立制度，并保证制度的实施。

第二，在特定制度环境中新制度的起源，即已经存在大量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背景下，新制度的创立或起源。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环境的改变，新的问题不断出现，产生了对解决新问题的制度的需求，这是新制度的起源。

比如随着技术的进步，某种新产品的产生，就出现对新产品标准的需求，这种新产品的标准实际上就是一种制度，这种新产品标准的制定，就是制度的起源。

再比如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对网络资源的版权界定产生了需求，这种版权规则制定，就是产权的起源。

还比如计算机网络游戏的虚拟资产，这些虚拟资产有些是游戏玩家通过购买点卡获得的，有些是通过通宵达旦的“游戏”挣得的，那么这些虚拟资产是否需要保护、如何保护？这样的制度在计算机网络游戏产生之前不可能存在，但一旦存在的问题，就产生了对这种虚拟资产保护制度的需求，这种制度的产生就是已经存在大量制度背景下新制度的起源，因为这种制度也是从无到有。

人们在讨论制度起源时，主要是指这类制度的起源。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中，这种制度的起源又被称为制度创新。

第三，一项已经存在的制度过渡到更新的制度，即关于某个问题已经有了相关的制度规定，现代由于环境等的变化需要作相应的改变，这种新制度的产生，也可以看作制度的起源。

但在大多数文献中，这通常被看作制度变迁。

比如现代许多民主国家——美国或英国——的选举权规则，在最初的时候并非是普选权或所有的人都有选举权，但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所有的人都获得了选举权，这种制度的变化，对原来没有选举权的人来说就是一项制度的起源。

美国在建国之初，一个黑人奴隶的选举权仅相当于3/5票，而随着南北战争的爆发，黑奴解放运动的发展，他们获得了自由，也就取得了选举权。

再比如，在20世纪之前，大多数国家的妇女没有选举权，仅在20世纪之后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妇女具有了选举权，取得了跟男子同样的地位和权利，这也意味着新制度的产生，即制度的起源。

这个意义上的制度起源通常又被称作制度变迁。

总之，制度起源就是制度从无到有。

如果将制度起源理解为人类社会最初制度——不管是什么制度——的起源，那么就需要追溯人类社会的最初状态，但这是很难追溯的，正如Y. 巴泽尔（Y oram Barzel）所指出的，讨论产权起源问题虽然很有意义，但进行彻底的追溯是不可能，原因在于：消费任何生活必需品以前必须先拥有它，这就有了产权问题。

1但是，如果将制度起源理解为特定制度存在下一项新制度的创立，那么只需要探寻一种特定制度从无到有的过程就可以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起源理论大部分是阐述特定制度存在下的制度起源问题。

我们认为，如果能够探讨人类历史上最初的制度是如何起源的，当然非常好，但如果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仅对新制度的起源能够进行完整的理论阐述，也不失为理论的进步。

因此，我们倾向于将两种分析都看作制度的起源。

二、制度的起源是建构的还是演化的？从起源上看，制度是人为建构出来的还是自然演化生成的？如果制度是建构出来的，那么，建构者是谁？其动力是什么？是如何建构的？如果制度是自然演化的，那么演化的动力是什么？如何演化？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就构成了制度起源理论的内容。

大多数学者，并非单纯强调制度是建构的或者是演化的，而是强调有的制度是建构出来的，有的制度是自然演化生成的，并将它们作为制度产生的两条路径。

英国学者马尔科姆·卢瑟福（Malcolm Rutherford）曾经指出，“人类是有目的的行动者，制度是个人有目的行为的预期或未预期结果。

个人可能（经常通过某种集体选择）设计或修正制度，使之发挥或更好地发挥某种作用。

与此同时，制度也可能以未加设计的方式产生和延续，成为有意行为的无意结果”2。

这实际上就明确指出，制度的起源或产生既可能是人类有意识设计的结果，也可能是在人类的无意识活动中产生的。

卢瑟福还进一步指出，对于这一点，新老制度经济学家达成了一致，“新老制度主义都承认制度有可能被精心设计和实施，也有可能在未经筹划或‘自发的’过程中演化”3。

但是，无论是老制度经济学内部还是新制度经济学内部，不同学者关于制度是人为设计的还是自发演化的关注的重点存在差别。

比如老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最关注制度的演进，康芒斯则对“立法者和法院在按照各自的社会目的制定和修改法律时的行为”4更感兴趣；新制度经济学有的侧重于研究正式制度的产生、变迁等，有的则更侧重于研究社会规范等非正式制度。

柯武刚和史漫飞也指出了制度起源的两种可能性，并以此为依据将制度化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

“制度是如何产生的？一种可能性是规则及整个规则体系靠人类的长期经验而形成。

人们也许曾发现过某些能使他们更好地满足其欲望的安排。

例如，向约见的人问好的习惯可能已被证明是有用的。

有用的规则如果被足够多的人采用，从而形成了一定数量（临界点）以上的大众，该规则就会变成一种传统并被长期保持下去，结果它就会通行于整个共同体。

当规则逐渐产生并被整个共同体所了解时，规则会被自发地执行并被模仿。

不能满足人类欲望的安排将被抛弃和终止。

因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规则多数是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而发展起来的。

并且，多数制度的特有内容都将渐进地循着一条稳定的路径演变。

我们成这样一种规则为‘内在制度’。

……其他类型的制度因设计而产生。

它们被清晰地制定在法规和条例之中，并要由一个诸如政府那样的、高踞于社会之上的权威机构来正式执行。

这样的规则是由一批代理人设计出来并强加给社会的。

这些代理人由一个政治过程选举出来，并高踞于社会之上。

这样的规则最终要靠墙执行1巴泽尔说：“对现有产权格局追根溯源，看一看它究竟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产生，是一件颇为诱人的工作，但这种努力将会是徒劳的。

消费商品——包括生活必需品——的能力，就隐含着占有它们的权利。

因此我们不能期望发现产权形成以前的状态。

为了研究产权的演变，我们必须从某些权力已经到位的这样一个世界入手，采取某种虽不如物理学家的‘宇宙形成大爆炸’那样富有戏剧性，但却与其相似的东西。

在给定某些权力已经存在的条件下，就有可能去探索这种权利在经济条件和法律约束中的变化。

”见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5页。

2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

3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

法律手段来执行，如通过司法系统。

我们称这些制度为‘外在制度’”5。

埃里克·弗鲁博顿（E. G. Furubotn）和鲁道夫·芮切特（R. Richter）在讨论产权起源的文献也作了类似的区分。

它们分别称为“产权起源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和“产权起源的乐观理论”。

前者认为，“如货币制度一样，产权制度不一定是凭借外生的权威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法律动物’。

相反，产权安排可以被理解为最终是由‘一种自发秩序形式’的自利活动所决定的。

……不同形式的产权的起源并非是一种政府行为，而是一种社会现象。

”后者认为，“新产权的出现是在人们希望对新的外部经济或不经济的影响做出反应的时候发生的。

……产权的发展是为了将外部性内部化，此时内部化的收益变得大于内部化的成本。

”6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制度是沿着两条不完全相同的路径起源的：一种是人为构建的；另一种是自发演进的。

如果从最初制度的起源追溯的话，制度是自发演进的；而在特定制度背景下新制度——特别是正式制度——的创建，则是构建的。

第二节制度起源的不同理论关于制度起源，已经形成了许多不同的理论。

本节首先采用囚徒困境解释合作的起源，然后分别阐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关于制度起源的理论。

一、囚徒困境与制度的起源：一种概述很多学者利用囚徒困境模型分析制度的起源，并且认为制度的起源、建立或达成是解决囚徒困境的一种重要方法。

假定有两个罪犯甲和乙，警察在掌握了某些证据之后抓住了他们。

虽然警察可以根据已经掌握的证据给两人定罪，但警察怀疑他们还犯过其他罪行，但没有证据，需要两人交代。

警察将两个人关在相互隔绝的不同牢房中，让每个罪犯交待自己犯下的罪行。

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如果两个人都不交待，警察只能根据已经掌握的证据，判每人4年徒刑；如果一个人交代，另一个人不交待，那么交待的一方判2年徒刑，而不交待的一方要判10年徒刑；如果两个人都交待，那么警察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判每个人8年徒刑。

如表4.1所示。

在这个博弈矩阵中，对罪犯甲而言，当乙选择坦白时，甲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因为坦白被判8年，而抵抗则会判10年；当乙选择抵抗时，甲的最优选择也是坦白，因为坦白被判2年，而抵抗则会判4年。

所以，无论乙选择坦白还是抵抗，甲的占优策略都是选择坦白。

对乙而言，也同样如此。

不论甲是选择坦白还是抵抗，乙的占优策略都选择坦白。

这样，最终的结果就是甲和乙都选择坦白。

（坦白，坦白）就成为纳什均衡。

但是，从博弈矩阵上看，5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5-36页。

6这两段话分别引自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上甲和乙都选择抵抗比选择坦白对双方更有利。

这样，甲和乙都从自己的最优选择出发，却得出了对双方不利的结果，这就是个人理性导致了集体非理性，即所谓的“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可以一般化，用于分析无政府状态下两个人的行为。

我们假定，社会中有甲和乙两个人。

他们分别从事生产活动。

如果双方互不侵犯、各自生产，那么都可以得到10个单位的产品；如果一方偷窃对方的产品，而另一方不偷窃的话，那么偷窃方可以获得12个单位，而不偷窃的一方只能获得4个单位的产品；如果双方都偷窃对方的产品，那么就相当于双方放弃了一部分劳动时间，并且要花费时间看护自己的产品，结果每一方只能获得6个单位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