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理论主要流派

现代管理理论主要流派人加以增减或修改，但基本上包括了到那时为止的有关管理过程的观点，并成为以后有关这类研究的出发点。

古利克有关管理七职能论的基本观点是：计划即为了实现企业所设定的目标而制定出所要做的事情的纲要，以及如何做的方法。

后来有人将计划具体分为：(1)为企业经营活动而设定目标；(2)确定经营方针，保证企业目标的实现；(3)为使方针具体化而制定严密而科学的活动程序；(4)为某种特定的项目而制定具体规划；(5)对资金、劳动时间、产品单位和机械时间等进行预算；(6)制定企业长远规划即战略性决策；等等。

组织为了实现企业所设定的目标，就必须建立权力的正式机构和组织体系，以便对各个工作部门加以安排、规定和协调。

传统的管理理论所强调的主要是正式组织机构，是使人适应于机构，他们强调要按照目标的需要来决定活动和建立组织机构，而不受人事关系、感情等方面的影响。

他们很重视设立参谋机构，并注意参谋机构与直线指挥人员的协调。

他们认为，参谋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向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咨询，它不直接向下发布行政命令。

指挥则由直线指挥人员统一进行。

他们还建议，除了专业参谋之外，还应设主要协助高领导制订和传达指示、监督工作进行的一般参谋人员，他们负有协调各专业参谋人员工作的职能。

然而，一般参谋人员在协调专业参谋人员工作的职能。

然而，一般参谋人员在协调专业参谋人员工作时，不是以他们的参谋身份，而是以高层领导代表的身份出现的。

人事包括有关职工的选择和训练、培养和适当安排等方面的职能。

以后，有人进一步发展了这方面的思想，认为必须按照企业长期发展的需要来选择和训练人才，并将这一职能视为使企业能得到持续发展的关键。

指挥指包括以下各项的一种连续的工作：作出决策；以各种特殊的和一般的命令和指示使决策具体化；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发挥作用，即包括对下属的领导、监督和激励。

传统的管理不排除泰罗以外都很强调“统一指挥”原则，他们还很强调所谓“一个最高领导者原则”或“一个管理原则”，不大同意委员会式的管理方式，认为那会影响效率。

协调即为了使企业各部门之间工作和谐而步调协同，共同实现企业的目标，是一种使工作的各个部互联系起来的极为重要的职能。

古利克对这项职能发强调，提出所谓“一致性原则”。

按照这项原则，为了避免摩擦和提高效率，要把企业的活动进行分类，把类似的活动划归同一个领导人管辖。

他提出这种活动的四种分类方法：(1)按目标或所要完成的任务来划分，如供水、职工培训等；(2)按作业的不同性质来划分，如工程、医务、速记、统计、会计等；(3)按所涉及或所服务的人来划分，如侨民、印第安人、老工人等；(4)按服务的场所来划分。

古利克认为，在对企业活动进行分类时，要注意使企业目标能最有效地实现。

所以，设置主要一级的部门时，可能考虑地区原则；在设置第二级部门时，可以按照目标、作业的原则，也可以仍按地区原则；而在设置第三级部门以及以下各级时，则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设置的标准，以便取得最大的效率。

古利克的这些思想在当时是有独创性的。

报告指必须使那些经理人员应对其负责的人得到有关正在进行的情况的报告，并使自己及其下属通过记录、调查和检查而得到有关情报。

传统管理学派在这一职能方面提出了所谓“授权原则”，即上级把处理日常工作的职权交付给下级去行使，自己保留对重大问题的处置权。

他们认为，那些陷在琐碎的事务圈子里的领导人之所以难以自拔，只能怪他们自己在授权问题上处置不当，缺乏恰当授权的勇气，以及不知道怎样授权，这是组织失败的最普遍因素之一。

预算包括所有的财务计划、会计和控制形式出现的预算。

企业的控制活动是通过以下过程来实现的：经济性的测定，实际成果同预算相比较，对其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并找出原因，采取必要的手段来消除差异，以及在必要时改变目标和计划。

以后，这一项职能所包含的预算控制、成本管理、质量管理等，都进一步得到发展。

以上可以看出，古利克在他的管理七职能论中把管理看成是普遍适用的，他特别强调了管理职能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

古利克对管理学的贡献，不在于他对管理过程的描述，而主要在于他有关部门划分的理论。

古利克从这一论述，即组织的主要目的是协调开始，进而提出了所谓“一致性原则”，并按照这个原则对各种活动进行归并。

按照古利克的方案，这些是大的类或主要一级的部门划分，其中任何一个都可以被随机地采用，具体选用的标准则取决于哪个能最好地为组织的目标服务。

任何有关如何对各项活动进行归类的决定，都必须遵循下列原则，即一致性、协调和当组织发展或其目标改变时能维持灵活性。

穆尼和赖莱强调的是“职能主义”或各种职位之间的区分，古利克则表明这些职位和活动如何能归并为同类部门，便保证协调。

正是在这一方面，卢瑟·古利克为管理和组织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26．福莱特玛丽·派克·福莱特(Mary P.Follett，1868—1933)，一位在“科学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理论之间起着桥梁作用的美国管理学家。

她生于美国的波士顿城，在塞耶学院和哈佛大学的安内克斯(后称拉德克利夫学院)受的教育。

她具有广泛的兴趣和知识，开始学的是哲学和政治学，以后对职业指导、成人教育和当时正在兴起的社会心理学感到兴趣。

1924—1925年间，她以纽约向一批企业经理人员作了一系列有关她的政治哲学在企业管理中应用情况的报告，通过这些报告，她对企业管理的兴趣更大了，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提出许多有启发性的意见，受到当时和以后管理学者的重视和好评。

福莱特从她生活的看作工来讲，是“科学管理”时期，而且她对泰罗的某些观点很赞赏，并作了进一步的概括；但她的政治哲学和管理哲学的基本倾向，则明显地具有“社会人”时代的特征。

她既概括了泰罗的许多思想，又得出与后来的梅奥等人所作的“霍桑试验”的研究成果大致相同的结论，所以她成了这两个时代之间的一个联系环节。

福莱特的主要著作有：“《新国家》(1918年)，《创造性的经验》(1924年)，《作为一种职业的管理》(1925年)等。

群体原则——一种“新心理学”福莱特在哲学和政治上是德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约翰·费希特的一个狂热崇拜者，她的思想明显受到弗希特的影响。

费希特信奉个人自由服从于集体的民族主义，他认为个人并没有什么自由意志，而是束缚于一个所有人都参与的人际网络之中，所以“个人的自我”从属于一个“更广泛的自我世界”之中，使自我成为一种社会性的自我，成为一种“大自我”，这种“大自我”是所有人的共同生活的一部分。

受费希特这一思想的影响，福莱特提出了一种所谓“群体原则”。

她于1918年在所著《新国家》一书中表达了这一思想，并以此向当时流行的政治假设挑战。

她的论点是，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发现真正的人。

个人的潜能在被群体才能发现自己的真正本性，获得真正的自由。

这种“群体原则”相对于个人独立思考、感觉和行动的老观念，成为一种“新心理学”。

“群体原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个人存在于相互的社会交往之中这种观点表明福莱特接受了格式塔心理学(即完形心理学)的并接受了查尔斯·霍顿·库利有关社会自我通过联合而扩大以及社会“镜子”的思想。

她应用“一致性”、“群体思维”和“集体意志”这一类词汇，追求一种以群体原则而不是以个人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新社会。

福莱特并不是以此而否定个人，她只强调个人只有通过群体才能发现“真正的自我”，一个人的“真正自我就是团体自我”，“人没有脱离社会、独立于社会或反对社会的权力”。

民主是一种社会意识这是她反对关于政府的目的是保障个人权利这一说法而提出的关于民主的新概念。

她说：“民主是一种从人发展来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民主利用每一个人，把所有的人在多成员的社会生活中交织在一起，使个人的不完整性得以补充……。

她认为，民主是一种社会意识而不是个人主义的发展，新的真正的民主，是从小的邻近地段的团体开始，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地区群体、全国群体，甚至发展为国际群体“意志”。

她对投票箱式的民主不感兴趣，认为那只不过反映了人群心理学和单纯用数量来表示权的“权利”。

群体目标——结合的统一性这是福莱特在1924年发表的《创造性经验》一书中对先前的《新国家》一书中未能予以考察的团体冲突问题所提出的新的假设。

她认为，人们可以通过会议、讨论和协作来彼此启迪思想，并在对共同目标的追求中表示其统一性，并认为个人可以通过群体经验而使自己的创造力得到更大的发挥。

她提出了四种解决利益冲突的途径：(1)一方自愿退让；(2)斗争，一方战胜另一方；(3)妥协；(4)结合。

前两者显然不足取；妥协也不利于辨明是非曲直，因为“真正并不是在于双方之间”；最佳途径为第四种，即通过结合找出一种使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

福莱特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与泰罗的所谓“精神革命”十分近似的观点。

她提出的通过结合解决冲突的方法的前提，是力图使工人和管理当局双方真正感到是为一个共同目标的服务，而所有成员都在各级承担一定的责任，为整体作贡献，并以此使社会和经济达到结合的统一。

情境规律——有关权力和权威的思想这是福莱特提出的使命令“非人称化”的一种设想。

要实现“群体原则”，通过结合的方式来解决利益冲突，就必须重新考虑关于权威和权力的概念。

当存在着“发命令者”和“接受命令者”时，结合的原则就难以实现，“上司”和“下属”的等级为利益共同性的认识制造了障碍。

为克服这一障碍，福莱特试图用“共享的权利”来代替“统治的权利”，用共同行动来代替同意和强制，变服从命令为服从“情境规律”。

她说：“不应该由一个人给另一个人下命令，而应该是双方都从情境中接受命令。

如果命令只不过是情境的一部分，那就不会产生某些人发命令而另一些人接受命令的问题。

”在这里，福莱特的观点与泰罗提出的“职能管理”大致相同，福莱特在对泰罗的“职能管理”的评论中也作了一致的解释：“既然权威是由职能所产生，那就同……等级地位无关。

……一位工作调度员工在工作调度方面比总经理更有权威。

”福莱特进一步还提出了“权威知识和经验相联系”的思想，认为把权威转向知识就可以避免个人之间的冲突，因为每个人都感到那是情境在发出指示，因而能较少摩擦地实现结合的统一性。

她赞扬泰罗的“科学管理”把人和情境分开这一点，因为这从心理方面来讲是对待下级的好办法。

她用了这样一个比喻：“你对奴隶有统治的权力，而你对仆人有共事的权力。

”任何统治的努力都是同结合和建设性不相容的。

在生活的各种形式中，从人际关系到处理国际争端，“统治的权力”和服从都应该转变为情境规律，即以某一方能够影响另一方的机会为基础，相互作用，达到“共享权力”。

对于工人和企业管理当局来说，这可以通过公开的有关成本、价格和市场的资料来达到。

在国际事务中，外交应是开诚布公而不是隐瞒真相，注意之点应放在事实上而不是放在胜利上。

而实际上，对权力的要求就是参与控制，但又不愿去承担责任，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工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