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治理危机及其化解策略

法律的社会监督机制,这固然有着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原因,但从人性论的角度看,主要是他们的文化传统对人没有像中国文化那样抱一种盲目乐观的态度,而是以现实冷峻的态度看到人首先是一个欲望主体,人是一个有局限性的存在,人都可能会犯错误,甚至人本来就是有 原罪 的。

在这样的价值观念支撑下,就形成了其重视对人性之恶与恶行的宗教、道德与法律上的约束,上帝惩罚的信仰、道德普遍理性与严格的法律规定一起构成了西方社会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

在当代中国,中国古代的人性善与德治、人治传统可以说还根深蒂固。

毛泽东在讲 六亿神州尽舜尧 的时候,当然含有肯定和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的用意,但其与中国的人性善、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在毛泽东时代,文艺家歌颂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这种对领袖圣化与神化与中国古代的君必圣是一样的。

毛泽东去世之后,人们才知道,毛泽东同样是人而不是神,他也会犯错误。

但在政治管理中,家长制、一言堂仍然大行其道,官员的选拔任用还是采取人治的所谓 伯乐相千里马 制,实际上这就是以上级官员的印象来提拔任用干部,而缺乏一套完善的用人与上任以后的督察制度。

贤人政治、君主与官员崇拜、官本位的传统不是削弱了,有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更强化了。

在很多干部身上,都有一种自己是贤才的良好感觉,自认为自己是民的 主 ,其职责就是要 主民 。

不可否认,这些干部的大多数可能是凭借自己的德才而得到官位的,上任伊始,或许的确表现为德才兼备的好人能人,但谁能保证在权力和利益的诱惑面前,他们的人品不会变呢?只管任用而不管监督,不被监督和约束的权力必然要导致腐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环境提供了许多经济利益的诱惑和腐败的因素,而我们不仅没有相应地加强社会的制度和法律监督机制,就连毛泽东时代的道德与组织约束都弱化了。

权力不加限制必将导致腐败这一政治学的基本定律,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在我们的管理中却迟迟拿不出切实有效的监督办法来。

面对频频发生经济犯罪,党和国家花了很大的气力在抓反腐倡廉,可是成效并不显著。

这究竟是为什么?如何办?笔者认为,从宏观上来讲,一定要加快中国的民主制度建设,坚持以法治国;从微观上来讲,还是要加强制度与法规的社会监督机制建设。

对任何级别与类别的社会权力都应实行切实有效的监督。

许多腐败官员事发后都总结说,官越大,监督越少,这是导致其犯罪的根源之一。

从最终的根源上来讲,要加强社会监督机制,应首先克服中国古代人性善、德治主义、人治主义、官员崇拜的传统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的盲目乐观,不利于社会监督机制的形成与完善。

现代民主监督的思想基础在于对任何个人都不能绝对相信,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误,只有集合众人的智慧才能纠正个人的错误,从而导向真理。

要正视人的物质原欲的自发性、自利性、反社会性,在这个共同人性上,人与人都是一样的,在现代民主社会里,官与民在人格上和社会地位上应该是平等的,官员只是从事社会管理工作的普通人,在道德、人性与人格上并没有高人一等,而且还因为他们手中握有权力,腐败堕落的条件和机会要较一般人更多一些,因而更应对他们实行严格规定的制度化社会监督。

肖群忠(1960 ),男,陕西省彬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伦理学重点研究基地副主任,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

现代社会治理危机及其化解策略李建军(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100193)现代社会构筑于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所主宰的全球化场域之中,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作为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系统,全方位地激活了人类贪欲享乐的内在本性,改善了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创造了急剧膨胀的现代物质文明,也在一定程度上持续不断地毁灭着人类社会既有的各种处世方式和价值准则,使人类的精神和德性矮化到前所未有的境地,致使企业或所谓的 理性人 可以漠视公共利益、生命安全和 天地良心 来追逐名利和 暴富 ,从 大头娃娃 到 结石婴儿 ,从 黑砖窑 到 尾矿坍塌 ,一系列血淋淋的事实让我们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和治理能力产生了怀疑。

我们的社会在刺激经济繁荣的同时是否准备好了制衡策略来应对大肆宣泄的欲望洪流和如脱缰野马般的逐利行为?我们应该设置怎样的制衡措施来保持现代社会在生产力、创造力和伦理性、秩序感之间的适当张力,以达39哲学天地到持续发展中的社会善治?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到了重新思考社会治理之道的转折点。

治理之道不仅影响中国社会的和平崛起,而且影响到其持续稳定和未来的发展强盛。

思考和探索治理之道,必须首先寻找导致治理危机的种种因素。

西方学者斯诺将现代社会治理危机归因于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裂,说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驱动的认知活动和决策行为导致诸多社会问题及危机事件。

如果我们把科学文化和其衍生出来的客观、增长、理性、竞争等联系在一起,而把人文文化和尊严、公平、德性、和谐等联系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可以将这两种文化的冲突进一步提升到社会治理的层面上加以讨论。

科学文化指向的是社会动力系统的倍增,人文文化强调的却是制衡系统的价值,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裂在社会治理层面具体表现为动力系统和制衡系统联动机制的 缺席 。

从这一视角去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现代社会治理中的诸多问题是不能够简单地用所谓 市场失灵 、 政府失灵 或 道德滑坡 等标签来加以解释的。

现代社会的运行与治理迷失在增长和物欲的陷阱中,缺乏一种社会整体治理的顶层设计和协调意识,尤其是缺乏一种基于敬畏自然和德性智慧的社会制衡或消解机制。

王磊从动力机制和制衡机制两个方面总结了先秦诸子的治国策略,对我们思考现代社会治理系统的顶层设计很有启发性。

过去,有的学者曾将中国长时期的封建社会视为一个消极的、超稳定的社会系统,这是过分强调了儒、释、道三家文化资源对社会文明进步的制衡作用,而对启动社会竞争和强调法律制衡的法家思想资源认识不足,没有看到儒家和法家思想资源中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智慧之光。

其实,任何一个社会的 善治 都是多种思想资源、多种社会机制和政治策略动态平衡的结果,单纯放大某一种机制、推行某一种观念而漠视其消解和制衡力量,注定会导致治理的低效率或高成本,难以实现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的理想。

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治理实践,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几十年的治理经验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试图依靠计划经济体制实现社会善治,结果造成了许多决策失误和资源浪费;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试图借助市场经济体制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结果是引发了更多的社会利益冲突和治理危机。

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治理系统的动力机制,没有技术创新和利益驱动,整个社会治理只能处在贫穷落后的 静平衡状态 ;但只有技术创新和利益驱动,没有法律强制和道德自觉,整个社会则可能处在财富快速增长、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 混沌状态 ,呈现复杂多变的治理特征。

中国借助于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巨大冲量,在短短的三十年时间里完成了一系列的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化,目前正处在 复杂多变 转型时期,其典型特征是旧的机制和规则失灵了,而新的机制及规则尚未得到认可和有效运行。

作为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庞大社会经济共同体,我们目前正处在走向 善治 的前夜。

作为经济快速成长的发展中大国,我们急需保持社会治理的动力系统永不衰竭,保持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创新活力,同时更需要保持社会秩序化的法制体系和道德精神,需要在更宽广的社会治理构架中实现动力机制、制衡机制和消解机制的多元均衡。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可以借助西方的经验实现经济快速成长,却难以借助西方的精神理念达到社会的 善治 。

我们必须寻找适合自身治理格局的新资源、新机制。

中国社会的现代治理不能简单地依靠 翻炒 老祖宗的思想资源,必须根据现代社会治理的新语境、新格局重新认识中国传统知识资源,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换,让中国传统智慧在现代社会治理系统的顶层设计中发挥启示性作用。

社会是人的结合体,社会治理是社会共同体价值和行为选择的过程,如果我们的社会能从高速经济成长过程中所伴随的一系列公共危机中发现制衡价值,树立起法治精神,激发出内在的道德自觉,我们就一定会从中国传统知识资源中寻找到治理当代社会的启发性思想,并在不断的创造性转换中贡献出引领世界各国走出现代性治理困境的 中国智慧 。

李建军(1964 ),男,陕西省扶风县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技哲学和公共政策研究。

现代社会与儒家传统思想资源罗安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有了飞速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及生活40员向朝廷推荐本地孝廉之士,以作为候补官员。

之所以采用这种制度,就是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在家孝,对国家必然忠。

二十四孝图 宣扬的愚孝、扭曲的孝,当然是要否定的,而孝的基本精神、基本情怀还是应当继承的。

时下,由于某些人无责任感、无是非感,所以也无忌惮感,对一切都无所畏惧,一切事情都敢胆大妄为。

按理说,一个人总要有所忌惮、有所敬畏。

孔子讲: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 论语 季氏 )羞耻感是负面价值的底线,忌惮感是正面价值的底线。

羞耻感和忌惮感是人心灵的最后防线,一旦这一防线遭到破坏,其结果必然是任意作为。

有人可能会说: 还不是有法律吗 ?不错,法律也是一种手段,并且是必要的手段。

但法律只是外在的手段,法律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制止,而不是预防,而预防显然比制止更为重要。

前者是 标 ,后者才是 本 。

孔子曾经说过: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论语 为政 )有一些人借口否定 伪崇高 ,而否定一切崇高,拒绝接受任何崇高的观念。

心灵里没有崇高的观念,怎么可能做一个崇高的人呢?将一切具有崇高价值的东西都当作 伪崇高 ,在他的心目中又何来崇高呢?不能说,当一个人以崇高的眼光看人,天下全都是崇高的人;但是,当一个人以小人的眼光看人,在他的眼里,肯定全都是小人。

有一句话说: 这个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我们也可以说: 这个世界不是缺少崇高,而是缺少发现崇高的眼睛。

当一个人内心里既没有任何美好的观念,没有崇高感,没有敬畏感,没有忌惮感,没有责任感,也没有是非感,没有羞耻感,表面看来,这个人是彻底地自由了,可以任意作为了,但这样一来,除了一个肉体的躯壳之外,还有什么呢?除了一个经济动物之外,还有什么呢?如果说,这就是自由,这就是心灵的自由,那么,这样的自由,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现代青年思想解放,行为上不愿意有过多的约束,这本身并没有错。

但作为一个社会化的人,首先要培养和树立健全的心理。

在这方面,儒家传统思想资源是有积极意义的。

健全心理的基本要求就是孟子所讲的 四心 ,也就是所谓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