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

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作者：赵莉何大顺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09年第06期如今在学术领域，特别是在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探讨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随着经济，政治活动的全球化，文化与语言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得以体现。

在范围广博的翻译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翻译学者试图以文化翻译来取代传统的翻译理论。

传统的翻译理论把重心置于语言文字方面，认为翻译就是正确的使用字典与语法，把一种语言的意思转化为另外一种语言。

而文化翻译更注重于语言的主体即语言的使用者人，而不是传统的语言的客体。

王宁曾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对翻译研究来说至少有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狭义上讲，有旨在把一种语言的内容变成另外一种语言的直译的研究，广义上就有将文化内涵从一种语言形式转变到另一种语言形式的研究。

郭建中先生也说过，近年来，翻译研究上出现的两个明显的趋势，一个提倡以交际为标志的翻译理论，另外一个则倡导重视文化传递而不是语言传递。

奈达将文化翻译定义为：在文化翻译中，从某种意义上改变原语言的信息内容来顺从译语文化，或者是在原语言中的不明显的信息在译语中明晰。

他还指出，真正成功的翻译，双文化主义比双语言主义更重要，因为文字只有在他们起作用的文化中才有意义。

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已经进入翻译文化论的阶段，文化翻译研究已经显现出其优越性。

苏珊·巴斯奈特无疑是支持这一翻译理念的众多学者中最杰出的一位。

她是英国沃瑞克大学比较文学理论和翻译研究生的教授。

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诗人，和文学家。

她对文化翻译的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渐渐成熟。

在这期间她出版了大量学术专著,其中有:与列费维尔(A. Lefevere) 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 , History and Culture ,1990) 、《翻译研究》( Translation Studies ,1980) 、《比较文学—批评导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 :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1993) 、《建构文化》(Constructing Cultures ,1997) ,另外,她与列费维尔、根茨勒等主编了世界译坛上最有影响的翻译理论丛书:《翻译研究丛书》( Translation Studies) 和《翻译主题丛书》( Topics in Translation) 。

在完成《翻译研究》后，苏珊·巴斯奈特在《翻译,历史与文化》中体现了她的文化翻译观思想，主要可以总结成以下几个方面：1.翻译的单位应该是文化而不是传统的词，句子，段落或是语篇。

2.翻译并非单纯的语言之间的转换,实质上是文化交流。

既包括文化内的交流也包括文化之间相互交流。

她将翻译宏观的分为两大类，即文化内翻译和文化外翻译。

3.翻译应走出语义等值的局限,实现文化中的功能等值,翻译的等值不应是单一的,而应是多层面的。

翻译不应该只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中功能的等值。

她认为，翻译只能是对另一种符号的充分解释，完全等值是不可能的。

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文化的转换。

因此，她不仅关注译文读者，也关注原语文本在原语文化中所有的功能。

4.翻译的原则和规范也是不断变化的。

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要。

根据文化翻译观，翻译重在文化交流，文化是第一位的，而信息是第二位的。

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要求在翻译中尽量保留原语文化的差异性。

这些都与传统的翻译观恰恰相反。

比如说对习语“She was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his mouth” 的翻译，根据文化翻译观这个银勺是应该译出的，因为它反映的是不同的文化，可以使读者理解银勺在异国文化中表现的是富贵。

又如莎士比亚的名句“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的翻译，根据文化翻译观，夏天也应该译出，因为读者具有想象力，可以明白英国的夏天是美好的。

译者不应只是考虑在译入语国家的夏天不美好，担心给读者造成误会，而把原文中的夏天避而不译。

文化翻译观要求译文的读者能够适应文化差别，通过对译文的阅读了解异国风情，异国文化。

由于文化翻译观主张文化因子不可直接翻译，只能移植或是传递，翻译策略上则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方法。

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独特语言结构形式会使的在译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表达方式，而这些独特的语言又深深根植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之中，那么翻译时就应该采用异化的方式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在翻译汉语文学著作时没有必要把中国人的行为模式，认知模式都改成西方式的，因为二者是不同的。

就像上帝和如来尽管都是神，但是上帝就是上帝，如来就是如来，二者根本不能等同。

众所周知，中国翻译大师杨宪益翻译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

毫无疑问，他采用的是异化的原则。

译文中保留了中国特有的文化习俗。

同时，英国学者霍克思也翻译了《红楼梦》，他采用了归化的方法，把中国的文化镀上了西方色彩。

例如在翻译《红楼梦》中“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一句时，杨宪益和霍克斯译法不同：杨宪益译为“Eventhe cleverest house 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霍克斯译为“Even the cleve rest house 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我想霍克斯太低估了国外读者的认知能力，他们当然能明白饮食上这些简单的差异。

所以杨版翻译不但简单明了，更实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

在文学翻译中, 苏珊·巴斯奈特认为不光要注意文字、语义、修辞、文体等的转换和表现, 还要考虑源语和译语文化的差异, 以及译者在翻译中的立场等若干问题。

翻译的文化性与历史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任何文学或文化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发生的。

翻译文本是由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中的翻译行为所产生的, 带着鲜明的时代文化特征。

翻译的文化性和历史性就是将原著和译著都还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 考察它们产生时的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差异。

在协调文化差异的过程中, 文学翻译就具有了创造性的特性文化。

文学翻译观主张保留原作中的比喻形象，新颖的语言特征以及让人揣测的联想思维，尽管这些可能造成译文难懂，但是文学作品的特点也在于它们需要读者到字里行间去体会。

因此，保留这些特点是必要的，而不能为了好懂牺牲原文的风格。

在诗歌翻译上，文化翻译观更是提倡保留原作的风貌，注重内容和形式的重现。

巴斯奈特认为文学翻译失去了形式也就失去了精髓。

诗的翻译, 不是复制原文, 而是创作相似的文本, 是种子移植。

没有诗的形式的保留, 功能对等根本无法实现。

在《诗歌与翻译》一文中巴斯奈特首先通过总结不同文化背景下翻译过程亦会不同,引出不能用同一标准衡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诗歌。

接着引用雪莱对诗的论断引出诗歌翻译就是进行种子移植这一翻译原则，正如“把种子植于一块新土地，长出一棵新植物”。

然后作者列举了詹姆斯·霍尔姆斯的4种进行形式转换的策略和旁德对诗的3种分类，指明诗歌是开放的，不同的人理解不同,如果把它固化，完全以系统化的方式解码，就将失去原文内含的游戏味道。

译者和诗作者对诗的作用刚好相反。

诗人是把诗固化,译者则解构重组，译诗更像移植而非复制。

因此，译者对诗必须持一种钻得进去、跳得出来的态度，创造性地译诗。

在戏剧翻译方面，苏珊·巴斯奈特则认为翻译者的目标是保留作品的异域特点，尤其是符号系统、表演部分的异域文化，让读者自己去品味。

文化没有强弱之分，没有优劣之差。

翻译者应该通过翻译彰显不同文化特有的魅力，让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真正实现文化意义上的交流。

这种文化交融趋势是明显的，正如文化翻译观所提倡的——在文化交流与融合中使新词、新术语在本族语言中流行起来，成为本族文化的成员。

汉语中有了巴士，沙发，英语中有了kongfu（功夫），baozi（包子）。

作为一种翻译理论，文化翻译观在这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显示出它无穷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1]Bassnett, Susan & Lefevere, Andre.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and Education Press, 1990.[2]Bassnett,Susan,Poetry and Translation, [A],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and Education Press,1990.[3]Bassnett,Susan &Andre Lefevere，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4]邓巨，秦中书，苏珊·巴斯奈特翻译思想评述[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7（3）：104-106。

[5]段峰，苏珊·巴斯奈特翻译文学思想评述[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88-92。

[6]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7]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赵莉，何大顺，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