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的力量

逻辑的力量――重读毛泽东同志对“白皮书”的批判兼论“大批判笔法”李良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最后五篇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的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史观的破产》，都是毛泽东同志对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以及艾奇逊致杜鲁门信的批判，发表于1948年8月14日至9月16日。

说它们是批判文章，倒不是时髦的提法，1962年李新、蔡尚思等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就把这篇文章和一篇新华社编辑部的《无可奈何的供状》冠以“对美国白皮书的批判”的总标题。

对“白皮书”的批判，在当时引起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的广泛注意和讨论。

许多人虽然不知道文章出自毛泽东同志之手，但反复阅读这几篇文章，感到有一种动人心魂的力量。

文革十年，大批判文章千车装不完，万船载不尽，现在都付之东流，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只有毛骨悚然之感。

同样是批判，一个是动人心魂，一个是令人心悸，两者的区别何在？我们试以毛泽东同志五篇文章和姚文元、戚本禹的几篇“名作”作一个对比。

论据·论证·论点批判，为了辩正然否，驳斥对方，肯定自己。

要让人相信对方的观点是错误的，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那就必须拿出证据即事实，然后加以论证，论证是运用论据证实论点的全部逻辑推理过程，即观点和材料相统一的过程。

毛泽东同志的五篇批判文章具有不可辨驳的逻辑力量，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有充足的论据，恰当的论证。

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中，为了驳斥艾奇逊的“发生革命的原因是因为人口太多”这一观点，用了这样一个三段论式：一切革命是由于剥削压迫引起的，不是由于人口太多（大前提）；艾奇逊说革命是因为人口太多引起的（小前提）；艾奇逊的观点是荒谬的（结论）。

为了证明大前提的正确、毛泽东同志采用归纳推理，列举了古今中外有代表性国家作依据，中国几千年来的很多次革命，美国的反英革命（独立战争），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蒙古的革命。

这些国家即有人口多的，也有人口少的，这说明发生革命都在于人民不堪忍受剥削压迫，而与人口多少无关。

这样，大前提建立在充足的论据上，站稳了脚跟，这个三段论式就成立了，毛泽东同志对艾奇逊观点的驳斥就令人信服。

大批判文章却有自己发明的“三段论式”“二段论式”。

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是这样论证的：毛主席说：《清宫秘书》是卖国主义的。

刘少奇说：《清宫秘史》爱国主义的。

结论：刘少奇疯狂反对毛主席。

个别性的前提得出了普遍性的结论。

即使刘少奇同志的观点不对，也仅不过对一部电影的评价问题，怎么能上升到他的全部政治立场？如果戚本禹一定要得出刘少奇疯狂反对毛主席的结论，那么他必须列出这样一个三段论式：凡不同意毛主席任何一个观点的都是疯狂反对毛主席（大前提）；刘少奇对《清宫秘史》的评价和毛主席的观点不同（小前提）；刘少奇疯狂反对毛主席（结论）。

如果大前提能成立，结论才正确。

如果不证明大前提，那么结论就是虚假的。

戚本禹证明了这一点吗？没有。

但他们连篇累牍的文章，一连串的结论都是在大前提没有得到证明的情况下制造出来的。

要知道大批判文章的“二段论式”，可以看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

陶铸在《太阳的光辉》一文中以太阳作比喻，说明任何伟大的事物都难免有缺点，像太阳本身有黑点一样。

姚文元说，“这就是公开地、恶毒地咀骂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

”从逻辑学来说，这是同样缺少大前提的一个“推理”。

姚文元如果要使人相信他的结论正确，那就必须首先用事实来说明：凡说太阳身上有黑点的都是咀骂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

姚文元却不作这样的论证，他的“二段论式”是只有一个前提就得出一个结论、中间用“这就是”三字作连结，那是多么野蛮的逻辑！引言·引意·引伸批判文章，往往需要引述对方的观点作批判的目标。

一种是直接引述对方的原文即引言，一种是概括对方的意思即引意。

引言、引意都必须真实、确凿，忠实于对方的原意，这样才能“有的放矢”。

引言、引意以后，作者往往作一个引伸，揭示引言、引意的实质。

这是批判中常用的方法。

引伸必须是不可能有第二种解释的结论，使对方无可规避。

毛泽东同志五篇文章的批判对象是美帝的整个侵略政策。

美国当时是新中国的主要敌人。

对于美国赤裸裸干涉中国内政，颠复新中国的企图，毛泽东同志是愤慨的。

但这并不影响他对问题的客观态度。

在引述“白皮书”的观点时，他尊重原作，不强加于人。

在“白皮书”中，美国自己承认，在抗战胜利后，美国提出三种干涉中国的方案，最后选择了第三种即“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进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

”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完整地引述了这三种方案、对第三种方案作了这样引伸：“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

”“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双方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

”这就揭示了美国选择第三种方案的全部用意。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八路军、新四军、民兵、游击队等）已解放了全国广大地区，国民党的主力却龟缩在西南一隅。

美国既然要帮助国民党在中国最大地区建立政权，那势必要消灭人民武装，毁灭共产党才能办到。

而美国帮助国民党，出钱出枪，不全是“无偿”的，那不过是一笔买卖。

因此，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引伸，是第三种选择办法的逻辑的自然伸展，并且已被过去三年来的事实所证明，对方无法狡赖。

毛泽东同志没有给敌人挂上一幅自画的鬼脸，然后对鬼脸加以批判，他仅仅刺破敌人自画的一副假面具，还它本来面目而已。

这就是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

在大批判文章里，引言、引意、引伸却完全是一种栽赃。

1965年11月，陶铸同志在中南地区现代戏会演大会上的报告中，谈到戏剧一定要揭露矛盾时，说了这么一段话：“革命现代戏应当反映什么样的矛盾为主呢？我认为，在现阶段，应当把反映人民内部的矛盾提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斗争。

在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本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的主要矛盾。

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但在我们具体条件下，上述两个阶级、两条道的矛盾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

”（《文艺报》1965年11期）这个看法，是当时流行的看法，基本上从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讲话中摘引来的。

到了姚文元的笔下，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中，引述为这样一段话：“陶铸在反革命文艺黑线的喉舌《文艺报》上又一次‘亮相’。

他说：‘我认为，在现阶段，应当把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

’说什么“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公然抹煞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这段引述，妙就妙在用陶铸的观点来批判姚文元伪造的陶铸的观点。

“说什么‘在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引述尤为奇妙。

姚文元摘取陶铸讲话中的两个词，一个作定语，一个作谓语，自己加一个主语，把一个鹿头硬套得马身上。

这就是大批判文章中的看家本领之一，换头术。

此外还有移花接木――把对方在几处场合说的话揑在一起；偷梁换柱――在对方完整的一段话中挖去一句关键话，用自己的话连起来；无中生有等等，总之，他们不是从忠于原文出发来批判，而是从批判的需要出发来改造原意，自扎一个稻草人加以痛打。

至于大批判文章中的引伸，那完全是他们随心所欲的解释。

看看姚文元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中的一段：“一九五一年六月四日，《武训传》批判刚刚开始，周扬立刻就写信给他的一员大将于伶，指示于伶‘在思想斗争问题上’，‘具体处理要慎重、仔细，不可急躁鲁莽。

’并焦急地说：‘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是真实情况。

’”接下来作这样引伸：“所谓‘慎重、仔细’，就是要于伶注意‘仔细’保护资产阶级力量，保护那些披着文艺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所谓‘不可急躁鲁莽’，就是指示文艺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尽是削弱毛主席批评中尖锐的政治内容，采取拖延的策略，以便把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最后化为一个‘认识’问题。

周扬信中加了圈的‘真实情况’，就是要收集保护资产阶级右翼的种种材料，进行反党活动。

这是周扬一伙在《武训传》批判过程中的一次反党大阴谋。

“所谓……就是”是姚文元发明的引伸公式，以后成为大批判文章中引伸的基本公式。

“所谓”的后面往往是原文的一个词，“就是”的后面是对这个词随心所欲的解释。

最后以解释为依据来定人罪名。

然而这样随心所欲解释的结论往往暴露他们的无知和荒谬。

周扬给于伶的信中，“仔细、慎重”相对于急躁鲁莽而言，“真实情况”相对于虚伪情况而言，这符合我们党“组织处理要慎重”的一贯方针和实事求是的传统作法。

坚持党的一贯方针和传统作法却成了“反党活动”、“反党大阴谋”，这不成了大笑话吗？先给别人的鼻子上涂上白粉，然后引伸出白粉是癌症，再举起无产阶级金棍子砸烂狗头，这就是大批判的引言，引意，引伸。

联系•联想写作是有意识的活动。

写一篇政论，作者总是针对现实生活中某一个问题有感而发。

联系历史背景揭示作品的写作题图，联系实际效果揭示作品的意义，就能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容。

这也是批判文章中常用的手法。

因为感觉到的东西往往不能深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深刻感觉它。

然而，联系并非事物的表面，而是揭示其内在必然规律。

这决非易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

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联系历史背景冷静地分析艾奇逊要公布“白皮书”的目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激烈争吵。

艾奇逊一派为了“说明其对手，以便继续他们自以为较为聪明的反革命的方法”，出于他们答复另一派攻击的需要，不得不公开一部分真实的材料，或某些材料和某些结论来说，和共产党人听说的如出一辙。

另一方面，正因为“白皮书”出于一党一派之私，因此，“艾奇逊们主观上认为有利于他们一党一派的东西，他们是有坦白的。

反之，则没有。

”这就对“白皮书”作出了客观的、恰如其分的估价。

从这种估价出发，毛泽东同志认为可以利用“白皮书”若干真实材料来教育一部分思想糊涂的中国人，让艾奇逊当个教师，给这些人上课，这要比共产党人上课灵得多。

而对于“白皮书”中歪曲事实的部分加以纠正，对错误观点加以批判。

毛泽东同志对“白皮书”的批判告诉我们，联系历史北京来揭示写作意图，必须具体地分析作者面临什么样的矛盾，试图解决什么问题，针对哪一部分人，达到什么目的，然后来分析文章怎样体现作者的意图。

我们来看看大批判文章的联系。

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修养》，最初是在1937年应张闻天要求，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的讲演，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党内的错误思想、不正之风，增强党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