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后的精神

读《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制度后的精神
这本书的作者马克斯·韦伯是德国杰出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是古典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现代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人物。

他以其渊博的学识、精深的造诣、极为丰富的著述成为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界的巨人，被西方学术界一致奉为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宗教社会学理论的鼻祖。

韦伯在该书中论述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

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综合体，它还有着特殊的精神风格和文化意义，其所呈显的特征处处和某种宗教上的伦理态度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现代人普遍的生活方式。

在导论中，马克斯.韦伯指出了西方文明的那种独特的根源性，而且用大量的笔墨从知识理论、音乐、建筑和教育方面比较了中西的差别。

并且着重提到了经济生产方式上的区别，他所指的西方文明的那种在生产方式、政治组织、科学研究和艺术等领域的独特性是源自于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

但是实际的理性行为是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的，于是，宗教变进入了作者的视线之内。

在宗教派别和社会分层这一章节中，开篇他便指出一个现象：“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地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着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当然在资本占有者中、在经营管理者中、以及在现代大型工商企业的高级工人中新教徒人数过多这一事实，也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宗教的派别也并非是宗教经济状况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经济状况的后果。

要知道，可以参与上述经济职能的人，一般都要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本，并且还要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一定的经济资本，何来良好的教育之谈，因此，这两者之间又常常是同时需要的。

新教徒在经济地位上的整体优势，其关键的原因并不在于继承，而是由于家族共同体或者说是家庭的宗教气氛影响了人的心理和精神特征、影响了人对职业的选择。

作者在书中是这样写到的，“新教徒却更多的被吸引到工厂里以填充熟练工人和管理人员的位置，而天主教徒更趋向于一直呆在他们的行业中，即更
多地成为本行业的师傅。

”，“对于这些情况无疑只能这样解释，由环境所得的心理和精神特征（在这里是家族共同体和父母家庭的宗教气氛所首肯的那种教育类型）决定了对职业的选择，从而也决定了一生的职业生涯”。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出现也是和宗教的教义分不开的，天主教的禁欲主义与新教的禁欲主义有很大的差别，天主教更注重来世，其最高理想更具有禁欲苦行色彩，这无疑会将其信徒培养得对现世利益的无动于衷。

然而在新教一方，则恰好不同，新教徒把全部的理想都世俗化，宁愿吃得舒服。

那么资本主义与宗教又是如何联系的呢？富兰克林说过这样一些话，切记，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

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

在作者看来这不仅仅是从商的精明，它也是一种气质。

雅各布.福格在同一位退休的商业界同事谈话的时候，同事劝他退休，而他却认为那么做是卑怯的，在福格看来，钱，只要能赚他就想赚。

这种福格的表现便是作者想要说的资本主义精神。

这就是“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

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这样一种观念、一种奇特的伦理、一种精神气质。

就是说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指个人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目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把赚钱本身当作一种目的，当作一种职业责任，被看作是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

韦伯说：“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以合理地计算收支，有条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为特征，这种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与新教徒那种井井有条、系统安排的入世禁欲主义生活方式是完全相一致的。

在作为新教重要教派的加尔文教的教义内容和宗教实践中，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的，被选召的基督徒在尘界中唯一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地服从上帝的圣诚，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与此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会成就，因为上帝的意旨是要根据他的圣戒来组织社会生活。

因而在尘世中基督徒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增加上帝的荣耀”。

路德认为世俗的活动是肉体的事情，尽管它体现了上帝的意志。

世俗活动是信徒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但是，世俗活动本身，如同吃饭、喝水一样，在道德上是中性的。

并且还认为，修道士的生活不仅毫无价值，不能成为在上帝
面前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而且，修道士生活放弃现世的义务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责任。

与此相反，履行职业的劳动在他看来是胞爱的外在表现，他以劳动分工迫使每个人为他人而工作这一事实来证明。

胞爱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存在，而不是为肉体服务的，那么这种友爱首先只能表现在完成自然所给予人们的日常工作中；渐渐地，完成这一工作开始具有了一种客观的、非人格化的特性：只是为我们社会的理性化组织的利益服务。

这便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天职观”。

这样的观念包含了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因素，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及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并初步建立其宗教观念与一定的经济伦理、社会结构之间的相关性。

新教加尔文教派所信奉的“预定论”认为，上帝所要救赎的并非全部世人，而只是其中的“选民”。

从表面上看，“预定论”的逻辑结果必然导致宿命论。

“预定论”认为个人对于改变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这就在新教徒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紧张和焦虑，教徒只能以世俗职业上的成就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并以此证明上帝的存在。

于是创造出自成了一种神圣的天职，世俗经济行为的成功不是为了创造可供于享受和挥霍的财富，而是为了证实上帝对自己的恩宠。

教徒在尘世中的活动，包括为日常服务的职业劳动，都只是为了遵从上帝的戒律，完成上帝的旨意。

作为基督教的主要特性的禁欲主义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理性化的发展。

这种禁欲主义是不同于以前任何一种禁欲主义的，清教徒的禁欲主义是一种入世的禁欲主义。

禁欲主义在西方的最高形式里便有一种明确的理性特征。

禁欲主义使得教徒的修行生活发展成为一套合乎理性的行为的有系统的方法，目的是克服“自然状态”，使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的影响，摆脱对外界和自然的依赖。

于是，紧张的从事世俗活动，争取获得职业上的成功，便成为建立获救信心的惟一手段。

这种在宗教意义上世俗生活的合理化，使得加尔文教具有独特的禁欲主义倾向，具有必然性。

它一方面表现为积极参加世事，勤勉的从事职业劳动，另一方面表现为最大限度的节俭，抵制一切享乐性消费，认为积累财富的勤俭在道德上是无可指责的，骄奢纵欲是有罪的。

那么，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

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基于上述理论，韦伯认为新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必定成为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的发展。

这无疑是强调了新教伦理的思想“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其形成阶段的发展形成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
源于新教宗教信仰的某些伦理要求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所需的经济动机模式之间的选择性亲和。

这样看来，新教的禁欲主义观念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它的在消费限制方面的禁欲，无形的就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积累了资本，资本的积累就可以用来投资，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因此“对他们来说，财富的享受虽然是绝对禁止的，但致力经济活动变成了禁欲者的天职，因经济活动不但忠实地达到将伦理合理化的要求，并与严格的合理性相结合。

假如成果伴随获利的结果，它被认为是种上帝赐福给信徒的显示，这也显示上帝笑纳他经济生活的方式”，与尘世外的禁欲观相比，尘世内的禁欲观将经济活动不仅赋予了宗教伦理的意义，并且它本身就借着给予经济活动的伦理的意义而合理化经济行为/活动，他们“根据神的召唤，努力工作”。

这样，我们毫不费力地将资本主义和新教论理联系在一起：价值合乎理性行动。

新教论理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在资本的积累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