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终结”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终结”

作者：张三元李齐发布时间：2015-01-27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把破解资本主义全部矛盾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内容提要】在贝尔看来，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意味着“资本主义精神”的终结，导致这一后果的正是流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享乐主义。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深刻根源在于资本驱使下的“经济冲动”压制、控制了创造其文明的“宗教冲动力”，使得享乐主义盛行。因此，化解的途径在于通过宗教的回归，在“公共家庭”的层面修复已经碎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于贝尔，马克思把破解资本主义全部矛盾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并强调只有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资本以及依据资本逻辑形成的“商品拜物教”之中，才能理解其矛盾的实质。

丹尼尔•贝尔提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初衷，是企图为有走入穷途末路危险的资本主义开出一剂良方，虽然他没有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他却向世人展示了其具有代表性的“美国资本主义已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的观点。贝尔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主体而言是致命的，它必然带来“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消亡”。导致这一结果的罪魁祸首不是别的，正是资本主义世界广泛流行的享乐主义。这一观点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使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昭然于世，从而使人们看清了资本主义的前途或命运，而且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为中国道路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一、享乐主义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终结

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并不只是经济领域革命性变革的结果，而是整个社会，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文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而精神

构成了文化的内核。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文化产生的基因，资本主义文化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具体运用和展开。同样，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结果。韦伯是在“新教伦理”这个特定意义上使用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的。按照贝尔的理解，“新教伦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便是虔诚、节俭、自律、审慎、对工作的全力投入以及先劳动后享受的消费观念”。实际上，在韦伯那里，“禁欲主义”才是新教伦理的核心要素，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现代文化的源头是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尽管“只是因果链上的一个环节”。在韦伯看来，这种伦理行为乃是促使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关键。

韦伯的思想被贝尔完全接受并不断深化，成为他论证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前提。贝尔认为：“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是维持了美国资产阶级社会传统价值观的两套规范。”与此同时，贝尔又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在于“宗教冲动力”，还在于一种“经济冲动力”，虽然“宗教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两者相互制约，但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在“宗教冲动力”控制“经济冲动力”的基础上有序发展的。按照贝尔的说法，现代文明具有两个维度的内涵：一是“为了安全，文明人必须热情投入直接的、实践性的工作”;二是“文明是忠诚观念，即必须相信他人”。只有这样，资本主义社会才不至于在“经济冲动力”下变得动荡不安。应当说，贝尔的思想确有其独到之处，他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阐明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和看法，从而为揭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作了准备。

贝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从发展期进入巩固期，其经济、政治和文化应该相得益彰，但现实却呈现出一种悖谬指向，资本主义在文化上陷入困境，表现为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格格不入，甚至相互敌视。这种敌视的渊薮在于“宗教冲动力”被“经济冲动力”所遏制和统治，从而造成了资本主义文化从“新教伦理”中“解放”出来，成为迎合“经济冲动力”的“邪恶”精神。这种“邪恶”精神，使资本主义文化以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形式不断在人的生活中蔓延，以致最后导致享乐主义的产生。“自从新教伦理跟资本主义社会分离后，剩下的就只有享乐主义。”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随即产生。因此，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主要表现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活被切割成碎片，成了“经济冲动力”的附属工具，并显现资本主义社会整体上的衰落征兆。

产生如此结果的根源，关键在于“将当代社会看成三个截然不同的领域，每个领域都服从不同的轴心原则”。贝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主要或者首先是从文化领域彰显出来的。(1)技术经济领域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其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2)在政治领域则表现为“控制权力的合法使用”，它是保证和维持现代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途径，其轴心原则是“合法性”;(3)在文化领域，即贝尔所认为的具有“象征形式的领域”，或者说，与宗教交织在一起的领域，亦可看做宗教本身，其核心原则是“回归”，即“回到那些对人类生存苦恼的关注和疑问上”。这样，文化体现的是人对自己生活困境的救赎，也即通过宗教来解答、解决甚至解救人的生存矛盾的难题。不幸的是，这三个领域以前相安无事的状态，在现代社会却被打破了，特别是在文化领域，“新教伦理”被“现代主义”所突破，“经济冲动力”压制、控制了“宗教冲动力”，其后果是“在文化上证明资本主义正当的是享乐主义，即以快乐为生活方式”。

贝尔指出：“摧毁新教伦理的不是现代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本身。”但是，贝尔并不是从“资本主义本身”特别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中寻找原因，而是单纯地从文化或精神的维度去理解人们的现实生活。贝尔认为，当“新教伦理”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助推力”时，人就会在经济活动中释放无限的欲望和贪婪，并产生一种矛盾心理甚至生存困境，最终导致宗教(亦即文化)趋于停止，以至于产生了虚无的自我，从而预示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消亡”。这一结果，在美国的消费主义的境况中获得了确证。对此，贝

尔中肯地指出：“销售成为当代美国最显著的活动。销售反对节俭，强调挥霍;反对节制，强调铺张浪费。”

贝尔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诊治，是以回归宗教为设计原则，进而在“公共家庭”这个载体上修复已经碎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贝尔看来，宗教不仅代表一种人的生活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宗教还深刻地凝聚着人的信仰，而信仰恰恰体现资本主义文化的整体性，并成为资本主义技术经济和政治有机统一并顺利发展的保证。但是，在现代主义盛行的今天，尤其是资本主义释放出来的人的欲求，导致“社会结构(技术经济秩序)和文化之间”之间的分裂，“资产阶级文化一败涂地”。为了重建失去的资本主义文化，贝尔认为，应该重新建立一种宗教，只有把宗教的核心即信仰拉回到人们的生活中，才能重构或唤醒人们生活的意义。这种事业只有在“公共家庭”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开拓。“公共家庭”具有其独特的性质，它代表了人的家庭生活(主要是伦理生活)与经济生活的有机统一，即“这不是家庭生活和市场经济之外的第三个部分，而是涵盖前两者，它试图尽可能地利用市场机制，但又仍在社会目标的清晰框架内”。可以看出，贝尔的“公共家庭”内含着一种规约机制，这种规约机制既体现出家庭生活的特征，又符合社会整体的目标。在贝尔看来，“公共家庭”能够消除“经济冲动力”和“宗教冲动力”之间的裂痕，实现相互融合，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存在提供新的合理性。但贝尔“公共家庭”的理论酵母却是古代“城邦意识”，即“更大规模的城邦”，因此，它具有“乌托邦”的色彩，不可能真正解决“自我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个人欲望和公共需求之间的关系”的困境。这说明，贝尔已经越来越远离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越来越不能理解资本逻辑的力量，最终必然沉溺于“想象中的幻象世界”。

贝尔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思想已经失去效力。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贝尔对于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唯物史观的硬核持有偏见，以致指责马克思“阶级文化毫无意义”。就像鲍德里亚指责马克思的那样，在消费本位的现代社会，马克思已经陷入“生产的浪漫主义理论情怀”之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显得乏力。这种质疑是没有道理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洞察以及由此而提升出来的批判思想并未失去效力，至今仍光彩夺目。但马克思与贝尔以及鲍德里亚走的不是同一条道路。马克思指出：“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特别是所谓的文化史，这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贝尔以及鲍德里亚走的是“观念的历史叙述”的道路，而马克思走的是“现实的历史叙述”的道路，两者完全背道而驰。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化的考察，是以揭示资本对劳动的占有和剥削性为前提的，并由这种揭示来开拓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途径，即克服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以享受为目的的生活方式即享乐主义作了深刻的揭示与批判。但马克思认为，享乐主义只是一个表象，事情的本质隐藏在这个表象后面。在这里，有必要做两段比较长的引述。一段是：“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另一段是：“仅仅供享受的、不活动的和供挥霍的财富的规定在于：享受这种财富的人，一方面，仅仅作为短暂的、恣意放纵的个人而行动，并且把别人的奴隶劳动、把人的血汗看做自己的贪欲的虏获物，所以他把人本身，因而也把自己本身看做可牺牲的无价值的存在物。在这里，对人的蔑视，表现为狂妄放肆，表现为对那可以维持成百人生活的东西的任意糟蹋，又表现为一种卑鄙的幻觉，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