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形成机制与原因比较论文

经济体制形成机制与原因比较分析摘要：本文系统梳理和分析了成熟型、赶超型以及转轨型国家经济体制不同的形成机制和原因以及特点。

关键词：经济体制原因比较

经济体制的比较分析起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划分及研究。对于经济体制的划分有所不同，我国部分学者将经济体制划分为成熟型国家经济体制、赶超型国家经济体制以及转轨型国家经济体制的分类方法。成熟型国家的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讲，就是市场经济的体制。赶超型国家经济体制概念的提出与界定则主要来源于对20世纪东亚经济奇迹的关注和研究。东亚各国往往以强国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并形成了与其相适应的一整套发展措施和体制结构。转轨型国家经济体制作为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制度变迁之一则是以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为典型代表。

本文基于此种划分方法，系统梳理此三种经济体制形成机制与原因以及各自特点的差异，试图对成熟型、赶超型以及转轨型经济体制进行比较分析。

一、成熟型国家经济体制形成机制与原因

从资本主义诞生到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处于一种完全竞争的形态。在理论上，描述与反映这种现实的主流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是以自由市场或交换制度为核心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标志

着新古典学派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可由市场自动调节而稳定发展的

理论破产。西方各国政府迫切需要一套加强政府作用“医治”失业和危机的新理论。正是适应这个需要，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该书提出了一套与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相背离的理论，并对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在经历了1950－60年代的2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从1973年末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开始，形势骤变，进入了一个历史上空前的令人难解的经济“滞胀”时期。面对“滞胀”局面，凯恩斯经济学束手无策。在各种新自由主义的鼓动下，70年代末80年代初各国上台的新政府，都不同程度地抛弃了凯恩斯主义，接受了反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主张，开始进行经济调整和改革。表面上看，1980年代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调整似乎是朝着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回归，“自由市场法则”重新受到重视，“放任主义”成为指导调整的重要理论。但事实上，这次调整只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扬弃与修正，是新形势下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合流”。可见在成熟型国家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中政府曾起了不可缺的重要作用。“自由放任”决不意味着经济行为主体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这始终同某种形式和某神程度的集体强制联系在一起的。

二、赶超型国家经济体制形成机制及原因

经济发展是一个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源泉，但是经济发展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社会的稳定、进步和发展，只有在经济发展的

同时，政府加以正确而强有力的干预和宏观政策指导，才能使经济和社会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般都带有较少的自发性，而带有较强的目的性，即实施赶超战略，以超常规、跳跃式发展实现现代化目标。在这种强烈的赶超意识下，它们均充分发挥政府强有力的整体协调功能，迅速提高整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效益。在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在如何增强自身的生产能力方面东亚各国或地区面临两种选择：其一是听凭市场的随机作用，形成一般供给，然后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逐步形成优胜劣汰，使一般供给逐步转化为有效供给。然而，战后初期的东亚各国或地区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市场不发育或短缺，市场规模扩大受到压抑，市场远没有达到可以“正常”运作的程度。其二是吸取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采取果断的政策措施，使有限的资源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形成有效供给，为此需要更多的国家干预和审慎的宏观管理。

此外，美苏关系的新格局深刻地影响了战后的国际关系，也影响了东亚各国或地区经济的发展进程。美国为了应付“冷战”体制，把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等纳入了自己的全球战略体系中，将其视为“冷战”对峙的重要场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美国在政治上制造一个追随美国体制的同时，也帮助这些国家或地区建立起对本国或本地区的控制力量。”为情势所迫，东亚各国或地区在获得独立主权之后，就将政治凌驾于经济发展之上，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

三、转轨型国家经济体制形成机制及原因

我国一些专家认为，如果计划经济是有效的，就不会发生面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因为只有当某种制度安排导致要素生产函数长期低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们的实际收益长期低于其潜在收益时，才会构成制度需求的持久压力，作为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制度变迁之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一个制度的重建过程，即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取代适应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的过程。

（一）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20世纪3o年代斯大林执政时期在废除新经济政策后，实行工业化和集体化中形成和固定下来的，实际上是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实施的一种传统经济模式。而当时大的时代背景—战争与革命，似乎可以继续解释其合理性。苏联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一般被看作为国有化、集体化和工业化的历史，但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它同时也是以指令性计划全面取代市场机制的过程。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即使曾在苏联30年代实行工业化和战后经济恢复中发挥积极作用时，也隐藏着很多矛盾和弊病。它忽视物质利益和经济效益原则，使经济缺乏内在的动因和活力，不能长期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和创业的积极性;它造成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使国民经济比例长期失调，经济发展基础不稳;它实施的赶超战略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消耗性质，使经济发展缺乏后劲。

（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大的时代背景是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转换，文明与先进的呼唤使得中国这个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之后，开始冷静下来去想未来谋发展。这种需求是来自内在的，是一种内生性需求，最明显的例子是我国最初的第一项改革措施，即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社会主义经济由于仍然存在社会分工和经济利益关系的差别，因而必须采取商品经济的形式，而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突破了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观念，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思想;第二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商品经济同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制度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第三阶段，邓小平同志1992年重要谈话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决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判断社会基本制度属性的

标准问题，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为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