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分析

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及其实现何振国内容提要：无论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农业自身的弱质性特点和农业外部环境等各方面因素来看，财政支农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而对于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大小是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本文应用相关数学模型，对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给予了判断，估计出了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进而考虑实际工作中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刚性约束，建立了最优取向的增长模型，对今后15年财政支农支出总量进行了测算。

关键词：财政支农最优规模刚性约束增长模型判断财政支农支出规模是否具有效率、如何最有效率，核心要求就是要通过财政支农支出总量的大小，来分析和判断财政支农支出总量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财政资源配置的外在合理的比例要求。

原则上，财政支农支出规模与客观要求的财政资源配置水平越接近，支出效率越高，反之则越低。

很显然，财政支农支出规模无论是大于还是小于客观要求的财政资源配置水平都是不可取的。

理论界对中国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大小存在着争议。

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农业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太小，不能保证农业的健康、快速、长期发展，国家财政需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已经具有相当规模，财政不需要再加大投入。

本文利用数学模型分析，力图得到一个较为可信的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并对如何达到这一最优规模的实现路径进行研究。

一、对财政支农支出最优规模的估计马拴友（2000）估计了中国政府（财政）最优规模。

i本文利用其思想，结合Barro(1990)的理论来分析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

假定农业的生产函数为()G,=，其中Y是农业生产总值，KY,KFN是期初农业的资本存量，N是农业就业水平，G是政府财政支农支出，F是连续二次可微的，并是K、N、G的一阶齐次函数，0F，i0 ii F （G N K i ,,=）。

对上述生产函数对时间求导，并在方程两边同时除以Y 可以得到方程。

Y N KG G MPG Y N K G Y λμ⎛⎫=++⨯ ⎪⎝⎭ 其中就业的产出弹性Y N N F ⨯∂∂=λ，农业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Y K K F ⨯∂∂=μ，政府财政支出的边际生产率GFMPG ∂∂=，λ、μ、MPG 是待估参数，变量上面加点表示它是对时间的导数。

根据Barro(1990)法则，政府财政支出G 为最优时要求1=MPG 。

其基本的经济含义是政府每提供一单位财政支出的边际成本为1，按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最优的情况是财政支出的边际收益也应为1，否则会出现财政支出不足（1 MPG ）或过度（1 MPG ）的情况。

在财政支出不足的情况下，增加财政支出可以提高产值增长速度，当财政支出过度时，减少财政支出才可以提高产值增长速度。

因此，也证明了总产出是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凹函数，经济增长也不是政府规模的单调函数，它不随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变化呈现单调增减变化，而是政府规模的凹函数。

根据上面的论述，本文可以大致估计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

由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Y G G F ⨯∂∂=η和财政支出规模YGs =可知，sM P G η=。

当财政支出为最优规模时，也就是说当1=MPG 时，s =η。

将s MPG ⨯=η代入上式可以到方程：GGK K N N Y Y ημλ++= 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模型估计的真实性，本文用农业GDP 来代表Y ，用乡村农业从业人数来代表N ，用农村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近似代表K ，用财政支农支出来代表G 。

对农业GDP 、农村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财政支农支出都经过以1985年为基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处理。

考虑到该模型主要是描述各变量弹性间的贡献关系，我们在实际回归分析时采用非线性模型中的双对数函数模型。

另外，在估计生产函数时，一般还要考虑技术进步的作用，其中一般是用常数和时间t 的线性函数来表示技术因素；技术也可能不是线性的，我们这里采用非线性的技术，即在方程的右端加上常数和t 2项。

利用表1中的相关数据，经过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后，运用OLS 方法处理得到如下模型（参见附表-1）：LnY =23.595-2.211LnN +0.719LnK +0.471LnG -0.0042tt=（0.886） （-0.878）（4.116）（1.713）（-2.250）2R =0.987 ()A R 2=0.979 W D .=2.163 F =134.439分析上面的回归方程可以发现，方程的拟合效果较好，调整后的拟合系数达到0.979，表明该方程中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农村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财政支农支出这两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都相当显著。

解释变量整体显著性也较好。

在估计的方程中：（1）乡村农业从业人数的产出弹性为-2.211；农村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产出弹性为0.719；财政支农支出的产出弹性为0.471。

（2）农村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产出弹性为0.719，说明资本对农业GDP 产生促进作用，并且作用很大，这与我们的实践经验相吻合。

（3）乡村农业从业人数变动对农业GDP 的影响为负，这看似与常识相悖，但恰恰反映了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的现状。

在农业劳动力过剩的条件下，乡村农业从业人数的减少不但不会降低产出，反而可能因为部分劳动力的退出而增加了现有劳动力的人均耕种面积，提高单位产出效率。

在中国乡村劳动力存在着隐性的过量，使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着失衡，在这个基础上，再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只会对农业GDP 的增加产生负向的影响。

另外，该变量的相关系数非常不显著，根据上面的分析，也可以认为乡村农业从业人数的变动基本上对农业GDP 没有影响。

（4）财政支农支出的产出弹性约为0.471，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产出的提高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即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农业GDP 平均增加0.471%。

表1：中国农业基本情况资料来源：1、农业GDP 、农业从业人口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经济主要数据》（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2、农村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源说明：①1990-2000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1950-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

②2001-2002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报》（未公开出版发行）。

3、财政农业投入来源于财政部农业司有关资料。

接下来对财政支农支出的影响作进一步分析。

根据弹性的定义可知，财政支农支出的产出弹性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财政支出的边际产出和财政支出占农业产出的比重，用数学公式可以表示为Y G G F ⨯∂∂=η，η表示弹性，G F ∂∂为财政支出的边际产出(MPG)，GY为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DP 的比重。

前面通过计量回归已经计算出财政支农支出的平均产出弹性，而每年的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DP 比重则可以利用每年统计数据计算出来，于是利用上式可以近似计算出每年的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GF∂∂，有关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相关年份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资料来源：1、农业GDP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经济主要数据》（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2、财政农业投入来源于财政部农业司有关资料。

3、第③、④列数据根据本文相关公式计算得出。

从表2第④列可以看出，自1990年以来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均为大于1的正数，而且除2001年最低为2.957以外，其他年份都在3.0以上，最高的年份达5.866。

同时，1995年以来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但仍然远大于1。

根据Barro(1990)法则，政府财政支出最优状况是1MPG 。

只要边际产出大于1，就说明财政支出整体不足，继续增加财政支出在边际上是有效率的，会带来更多的净收益。

对比表2中显示的情况，不仅说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是生产性的，而且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远远不足，还应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农投入。

此外，如果假定财政支农支出的产出弹性维持在0.471的平均水平上，那么当财政支农支出达到最优状态时（即1MPG =或者说1=∂∂G F ），由s MPG η=可知，财政农业投入占农业产出的比重GY应为0.471。

即如果政府要使财政支农支出保持自然效率条件，其支出的最优规模大约是占农业GDP 的47.1%。

二、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刚性约束分析财政支农支出是一种政府性行为，因此不能仅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分析未来的财政支农支出规模，还应该考虑在实际工作中政府进行财政支农支出规模调整的可行性，也就是说要考虑到当年经济增长情况和往年财政支农支出等情况对财政支农支出的制约。

本文将这种制约理解为是一种刚性约束的问题。

为了方便讨论，本文用下式对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刚性约束进行分析：121t t t X c c X Y e -=+++其中t 表示第t 年的数据，1t X -表示第1t -年（即前一年）财政支农支出规模。

t Y 表示第t 年GDP ，运用表3中1990—2002年的相关数据，经过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后，运用OLS 分析方法处理得出如下模型（参见附表-2）：tX =-55.665+ 0.762×1-t X + 0.007×t Yt= （-0.479） (4.125) (1.994)2R =0.954 ()ad R 2=0.944 D.W=2.508 F=94.517资料来源：1、财政农业投入来源于财政部农业司有关资料。

2、GDP 与财政支出来源于中国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相关各年。

通过分析上述模型我们可以得出，中国在前一年的财政支农支出情况和当年GDP情况对中国当年的财政支农支出情况有较强的解释能力，调整后的拟合优度达到0.944的水平，并且回归方程的整体显著性较强。

中国当年的GDP和前年的财政支农支出对当年的财政支农支出都起着不同程度的制约作用。

在当年GDP与当年财政支农支出制约关系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正相关度为0.007，也就是说，当年GDP 每提高1单位则财政支农支出平均增加0.007单位。

前一年财政支农支出对当年财政支农支出也有显著的正制约关系，相关系数为0.762。

可以说，财政支农支出规模有相当强的惯性，这符合各国财政支出的历史一般性，并被许多学者所解释ii。

通过财政支农支出的刚性分析可以得出，政府在以最优规模为方向调整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时候，有必要考虑到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上年财政支农支出的情况，这样才能适应财政支出的刚性约束，使财政支农的工作得到顺利实施和协调发展。

当然，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中国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优化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必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