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连形象

（一）
于连是世界名著《红与黑》中的主人公。对其形象分析,
在文学理论界有种种评说,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
为,他虚伪、阴险,踩着女人的肩膀向上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阴谋家、野心家。也有人认为他是当时反对封建权贵的勇士,
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典型代表。更有人认为他是拿破仑时代
的悲剧英雄。
《红与黑》是法国19世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
达(1783-1842)的代表作。其副题是“一八三○年纪事”。在
这部小说中,作者以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代为背景,以平民知
识分子于连?索黑尔与贵族资产阶级上层社会顽强曲折的斗
争为主线,着重描写了他从18岁到德?瑞那市长家当家庭教
师开始,到23岁因枪伤市长夫人而被送上断头台为止短短5
年间的生活历程。
于连出生在小城维立叶尔郊区的一个锯木厂家庭。他幼
时身材瘦弱,在家中被看成是“不会挣钱”的“不中用”的人,常
遭父兄打骂和奚落。卑贱的出身又使他常常受到社会的歧
视。少年时期的于连聪明好学,意志坚强,精力充沛。他接受
了启蒙思想家的自由平等观念和无神论思想,并在一位拿破
仑时代老军医的影响下,崇拜拿破仑,幻想着通过“入军界、穿
军装、走一条‘红’的道路”来建功立业、飞黄腾达。然而,在他
14岁那年,波旁王朝复辟了,平民可以平步青云的拿破仑时
代过去了。于连不得不选择“黑”的道路,幻想进入修道院,穿
起教士黑袍,以便将来成为一名“年俸十万法朗的大主教”。
18岁时,于连到维立叶尔市长德?瑞那家中担任家庭教师,
而市长只将他看成拿工钱的奴仆。自尊心受到伤害的于连,
便以追求市长夫人来报复市长。他与市长夫人的关系暴露
后,被迫进入了贝尚松神学院,投奔了院长彼拉,当上了神学
院的讲师。后因教会内部的派系斗争,彼拉院长被排挤出神
学院,于连只得随彼拉来巴黎,当上了极端保皇党领袖德?拉
?木尔侯爵的的私人秘书。他因沉静、聪明和善于谄媚,得到
了木尔侯爵的器重,以渊博的学识与优雅的气质,又赢得了侯
爵女儿玛特儿小姐的爱慕。尽管不爱玛特儿,但他为了抓住
这块实现野心的跳板,竟使用诡计占有了她。得知女儿已经
怀孕后,侯爵不得不同意这门婚姻。于连为此获得一个骑士
称号、一份田产和一个骠骑兵中尉的军衔。此时的于连又开
始做起了“三十岁当司令”的美梦。他变成了一个封建贵族阶
级的忠实奴仆,在保皇党策划的政治阴谋中为主子效力,冒着
生命危险为侯爵传递情报。正当他踌躇满志时,贵族阶级与
反动教会狼狈为奸,诱使市长夫人写了揭

发于连的告密信,致
使侯爵取消他与玛特儿的婚约。于连美梦破灭,盛怒之下枪
伤了德?瑞那夫人,被判处死刑。在狱中,于连终于明白:像
他这样出身卑贱的人,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中是不可能通
过个人奋斗而飞黄腾达的。他拒绝上诉,坦然走上了断头台。
于连的性格是复杂的,并随周围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
演变。时代的变迁,不堪受辱的内心,受人歧视的社会地位以
及向上爬而不能如愿的愤怒,形成了于连自尊、怀疑、敏感和
积极反抗的性格。他时刻牢记着自己与上层社会之间的地位
不同、阶级不同、观念不同,对生活持以怀疑的态度,用他那异
常敏锐的目光观察周围的一切,寻找歧视他、伤害他的敌人,
搜索自己受辱的蛛丝马迹。他不甘屈服,不甘忍受时代和上
层社会的拨弄,用拿破仑的英雄主义武装自己,为维护自己的
个性而奋起反抗,时刻处于凛然不可侵犯的战斗状态,与整个
社会作战。“在这个奇异的年轻人心里,差不多时时刻刻都有
暴风雨”。他憎恨做奴仆,要求与上流社会的人平起平坐,以
保持自己的尊严。当父亲要他去德?瑞那市长家当家庭教师
时,一贯敢怒而不敢言的于连却以“我不愿意做奴仆”表示拒
绝。老索黑尔说这不是做奴仆,于连当即要加以证实:“到他
家里,我同谁一块吃饭呢?”可见于连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
然而,正是这种自尊心理使他赢得了尊敬、友谊和爱情。而当
他最初出现在市长大人府邸的大门时,显然还是个质朴幼稚、
天良未泯的年轻乡下人。也就在这里,他目睹种种社会贫富
不均现象而十分气愤,但更为自己寄人篱下的屈辱地位而痛
惜不已,于是就对市长及其一家人产生了本能的轻蔑和憎恶
之感。虽然他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赢得了市长一家的
好感,但他在这里感受到的“仅仅是他对已经插身进来的上流
社会的仇恨和恐惧”。
于连骄矜自持,自视甚高,这种自尊心理一旦面临恶言劣
语、霸道行径的袭击,就使其隐藏着的仇恨心理爆发出来并大
胆反击。即使在爱情这样的人类最细微的感情方面,于连感
到的往往不是幸福,而是自尊心满足后的喜悦和骄傲,并把这
种胜利看作是拿破仑式的胜利。在我们看来,这似乎不可思
议,却恰恰体现出于连是以全部精力来反抗上层社会的。
在德?瑞那市长家,于连是为了报复市长大人对自己的
轻蔑,粉碎他的骄傲心理,而带着战斗的情绪走进市长夫人的
房间的。即使在与德?瑞那夫人进行热恋时,于连的这种仇
恨心理和反抗也从未停止过。他始终把爱情看成是他对贵族
阶级的报复和争取自由平等的愿望。这一点,也在于连和

玛
特儿侯爵小姐的交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敢于轻视傲慢的
玛特儿小姐,并曾这样想:“我知道保持我的自尊心,我没有向
她说我爱她。”当他收到玛特儿小姐的爱情告白信时,首先想
到的是他终于战胜了情敌柯西乐侯爵,可以平等地与木尔侯
爵坐在同一条凳子上。他立刻自豪地得出结论:“侯爵和我的
价值,已经过去了,结果是汝拉山的穷木匠占据了重要的一
面。”这哪里是什么谈情说爱,简直就是一场斗争,而斗争的目
标便是贵族阶级的荣誉和地位。正如于连自己所说的那样:
“在这场尚在准备的战斗里,身世的骄傲,像一座高山,是她和
我当中的军事阵地,这高山,便是我进攻的目标。”由此看来,
于连并不仅仅把她们作为女人去“占有”,而是当作一个阶级
去“征服”的。他占有她们不在于肉感,而在于满足他那平民
的、要求尊严的灵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法国残酷
的阶级斗争现实,也反映了于连在爱情方面的反抗精神。
于连的雄心壮志中不可避免地含有出于个人野心的成
分。在维立叶尔市,这种野心往往被反抗、报复和维护个人尊
严的思想所冲淡;在贝尚松神学院,他为伪装自己而刻苦学
习,博得院长和大主教的欢心,自信不久就能当上主教,野心
萌发,在伪善的道路上迈上一大步。而在巴黎,自担任木尔侯
爵的私人秘书以来,他地位骤变,环境巨变,在都市风气严重
腐蚀下,虚荣心恶性膨胀,个人的雄心壮志开始向个人野心逐
步转化。
进入巴黎时,于连的心情是矛盾复杂的。一方面,他憎恨
巴黎的一切,认为“巴黎是阴谋伪善的中心”;另一方面,他又
因“终于要在伟大的事业的舞台上显露身手”而高兴。在他的
内心深处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真诚与虚伪、自尊与虚荣的激烈
搏斗之后,他鄙视上层社会的纨绔子弟,却又欣赏他们的“文
雅有礼”,逐渐陶醉在上流社会的美女、音乐和鲜花之中。他
十分仇视侯爵巧取豪夺、大发横财的行径,但当领悟到侯爵有
意识把自己栽培成“一个上流社会的人”时,却又甘心为侯爵
效力。在维立叶尔,于连从未曾想过“怎样去奉承人,怎样去
替人家说话”,到巴黎后,他却在野心的驱使下,为了替极端无
耻的“老蠢材”谋取美差,竟利用职权之便挤走了正直的葛斯
先生。事后,他良心复现,对自己的恶行惊叹不已。但随机又
为自己辩解道:“如果我想成功的话,我还要做许多不公道的
事情。”然而,即使在堕落的过程中,于连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保
持了平民的自尊,个人反抗未尽泯灭。他在侯爵面前的从不
卑躬屈膝,以及在侯爵的责骂伤害了他的尊严时的傲然离去,
使得老奸

巨猾的侯爵深感这个平民青年的“性格的根本处有
可怕的地方”。他的这种自尊是“贫民骨气”的一种表现,任何
情况下凛然不可侵犯。正如彼拉神甫和玛特儿小姐所说,于
连虽出身低微,但意气高傲,心中燃烧神圣的火焰。他最不能
容忍“别人的轻视”。自尊,是他个人奋斗中用以自卫的唯一
武器。
从于连的整个奋斗过程来看,他为实现自己的幻想,靠的
是自己出众的才能和顽强奋斗,而不是他人的施舍。对他来
讲,最重要的是个人的荣誉和尊严。他所追求的是靠自己的
力量赢得的。他曾先后拒绝市长夫人、木尔侯爵的钱财,靠着
他的高傲和才能,征服了市长夫人和侯爵女儿。在咪列诺的
豪华的客厅里,他曾想如果把这里劫来的财产分一半给他,他
也不会要。与德?瑞那夫人分别时,这位夫人要将数千法郎
送给他,他愤怒地拒绝了。他对德?瑞那夫人说:“你是否愿
意使我们的爱情变为可憎的回忆?”他不需怜悯,也不容玷污
爱情,而希望像拿破仑那样靠个人的力量和奋斗来取得功名。
他争的是骨气而非虚荣。正是为了雄心和骨气,他才给自己
规定了反抗上层社会的责任。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于连的奋
斗和抗争“是除了个人尊严和出路而别无他想的个人英雄主
义”,所以,我们不能说他是个野心家。在作者笔下,他的“野
心”,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敢于在复辟时代对现实表示不满和
反抗,敢于在才智、勇气和人格上压倒包括大资产阶级在内的
上层社会;“敢于在大事业舞台上显身手”。为自己赢得和拿
破仑一样的命运,作者声称于连是“野心家”即表达了对复辟
时代的不满,也隐晦地赞美了于连的反抗精神。
然而,于连的奋斗反抗注定是以悲剧而告终。于连是王
朝复辟时代受压抑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其反抗是基于
社会对他的压制和他个人的野心。他追念大革命时代,因为
像他这样有才干的青年会有数不清的机会可以大显身手。可
是,在这个扼杀一切生机的王朝复辟时代,他只能扮演“一个
逆叛的平民的悲惨角色”,成了与“整个社会作战的不幸的
人”。他憎恶教会的虚伪卑鄙,蔑视贵族的“合法的权威”,鄙
夷资产阶级的“污秽财富”。于是他对复辟社会进行了报复性
的绝望的反抗。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对复辟社会的抗
议情绪,但由于其是孤军奋战,缺少明确的政治理想和目标,
所以必然遭到失败。另外,于连的奋斗和抗争伤害了大贵族、
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根本不准许出身低贱的于连跨进他
们的营垒。最后贵族和教会勾结,设下圈套,逼德?瑞那夫人
写告密信揭发于连,断送了他飞黄腾达

的前程,致使于连枪伤
市长夫人而被推上断头台,落得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于连
的悲剧,是一个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无从
发挥、野心不能实现的悲剧。
于连死时年仅23岁。他热爱自由和生命,但为了不在贵
族面前失去平民的尊严,他拒绝上诉。当德?瑞那市长提出
上诉时,于连被激怒了。他叫道:“我不愿对死刑上诉,即使你
用毒药、刀子、手枪、火炭或任何另外一种方法,终结一个危害
你的生命,我也不对死刑上诉。”这种硬汉,为了保持尊严,为
了不成为上流社会耻笑和侮辱的对象,宁可失去爱情、生命,
真可谓不乏英雄气概。
在那个黑暗的复辟年代,于连作为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为
了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向贵族资产阶级所作的反抗与斗争
精神是应该给以肯定的。他那难以折服的骨气,无疑在当时
具有进步意义。这也正是我们同情他的根本原因。
总之,无论从时代背景、主题、艺术构思,还是从于连性格
形成发展的全过程着眼,于连都不是野心家,而是资产阶级个
人奋斗的典型代表,是悲剧英雄。尽管他有出自野心的功利
打算,但平民的自尊和对统治阶级的本能反抗始终是他的主
导方面。虽然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不可取,但我们不应该用现
代的尺度去苛求一个特殊时代的人。在一个半世纪前封建复
辟时代的法国,个人英雄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
人民,特别是中小资产阶级不满现实,要求改变地位的愿望
客观上对反动统治阶级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
（二）
我读出的是一个年轻人追求理想的旋律。

作为一个孱弱腼腆的平民青年，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为了实现他那巨大的野心，他不仅要处处显示知识和能力上的优势，还要采取种种不大光彩的手段，例如虚伪、作假和违心之举。正当他自以为踏上了飞黄腾达的坦途和得到了超越阶级的爱情之时，社会却无情地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于连口口声声“成功”“发迹”“飞黄腾达”之类的话，时时处处羡慕有钱人的生活。他正是在这种盲目中走上了歧途，迷失了自我。他为了所谓的“幸福”，不止一次地放弃了真正的幸福。对于连来说，有一个信念成为他活着的全部意义，那么其他的一切都值得去牺牲，甚至于爱情。总之，于连是要“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这是他对自己生命的全部价值取向。

司汤达曾说过：“一个人的幸福不取决于智慧者眼中事物的表象，而取决于他自己眼中事物的表象。”或许为了使作品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于连的入狱直到死亡便成了一个不可改变的定局。狱中的于连

终于从社会角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了自由。他在短短一生中为自己规定了许多角色，为能演好这些角色，他不能不虚伪，装假，直至作出违心之举。而死亡的临近却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卸去一切伪面具，露出一个真实的美好的自己。往日的野心、幻想、奋斗以及为此而设计的种种伪装统统失去了迷人的光彩。于连终于在死亡面前知道了自己追求的是什么。他对德?雷纳尔夫人说的那番话是真诚的：“你要知道，我一直爱着你，我只爱你一个人。”当一个人知道他能为什么去死的时候，他便也知道自己应为什么去活。

因此，说于连是一个个人主义野心家固然不错，但不如说他是一个追求个人理想而不幸走上“歧途”的年轻人更准确。或许于连的悲剧乃是一切出类拔萃之辈的永恒悲剧，无论在专制社会，还是在共和社会和民主社会。这种悲剧或许称之为成长，或许称之为堕落，这个我们暂且不去理会，但它确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体现着，进而升华为一种社会规则。

这也就不能不引起了我们对现实更多的思索。我们这个年代的年轻人，对前途和命运充满渴望与希冀，也有飞黄腾达、出人头地的欲望。我们也许早就忘却了小时候第一篇关于理想的习作了。为了顺应时间的潮流，为了遵循利益的法则，我们不停地改变着，追随着更体面更充裕的物质生活，哪怕在纷繁的人流中难以呼吸，遍体鳞伤，仍要强忍着华丽外表下内心的焦虑和煎熬。

人流中一双双几近木讷的眼睛，也曾经闪闪发光，也曾经怀抱着自己最本真，最单纯的理想踏上自己人生的旅途，但在希望成为科学家、军人、老师的种种过程中渐渐变质，变得更能趋合别人的需要，变得只为肉体而存在，而代价却常常是诚实、无私与开朗。当我们一边成长，一边想方设法用种种面具遮蔽起我们纯真的本质时，我们便在重重复复地上演着于连的悲剧，而这时，谁又会想到自己孩提时，其实向往的是永远快乐。

一般论者都把于连说成是一味向上爬的野心家，因为于连的野心膨胀过程是故事最表面也是最直接的线索，但人们常常忽略了站在故事背后的司汤达所进行的精神思考。作为一篇读书笔记，小作者从深刻古奥的故事中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将作品与感悟，虚拟与现实浑然天成地结合在一起，对人生进行了一定的哲学思考。本文构思新颖，用语精美，堪称佳作。
（三）
掩卷沉思,我觉得斯汤达通过《红与黑》这本书不但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病态爱情的悲剧,也为我们展示了在红道势力和黑道势力统治下的法国社会的黑暗和丑恶.
于连!纵观

他极其短暂,却满是波折动荡的年轻生命,流淌着太多矛盾和复杂.对此,人们可以作出很多评判——是个小私有者盲目追求个人利益的悲剧;一个野心家的毁灭;一个反封建斗士的牺牲等等.各有各的看法,但又都在情理之中.就我以为,说于连是个个人主义野心家固然不错,但不如说他是个追求幸福而又不幸走上歧途的人更为确切些.自然这种歧途不是简单地采取了某种有背社会道德的手段,而是来自他心灵更深处的矛盾本质.
平民出身,较高文化,任家庭教师,与女主人发生恋情,事露,枪杀恋人,被判死刑,是他一生的骨架,"追求"幸福的"热情"和"毅力",对阶级差异的反抗所表现出近乎英雄的气概就是动人的血肉.作者用淡化物质描写而突出心灵跟踪的手法强化的,正是于连处在青年的冲动下追求"英雄的梦想"经历,这是对那个社会形态的反抗,也是对碌碌无为,虚度青春的反抗.年轻有为的青年于连表面上看是被毁于病态的爱情,实际上是被毁于当时病态的法国社会.
斯丹达尔说过:"一个人的幸福不取决于智者眼中的事物的表象,而取决于他自己眼中的事物的表象."入狱之前的于连是在社会这根"竹竿"上攀登,以他人(智者就是他人)的眼睛看待事物,所以他要"三十岁当上司令官",或者当上年薪十万的主教;他要受到巴黎美妇人的青睐,以诱惑和征服贵族女人为"责任";他要挤进上流社会,要按照给他十字勋章的政府的意旨行事并且准备干出满足而沾沾自喜,甚至真的以为自己本是个大贵人的私生子;凡此种种,都是"智者眼中的事物的表象",即他人的承认,社会的承认,也即所谓"抱负"和"野心"之类.于连并非不能成功,他其实已经成功了,即使他犯罪入狱之后,他仍有可能逃跑,他的上诉仍有可能被接受,他若抛弃尊严表示屈服仍有可能做德?拉莫尔侯爵的女婿……这就是说,福利莱神甫言之有理,于连在法庭上辩护的确是一种"自杀"的行为.然而,看看于连在狱中的表现,读者不能不认为,于连的"成功"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反而是他的失败促使他走上幸福之路.
红与黑是象征赌盘上的黑点红点,而轮盘则象征人生的游戏.我认为红色还可以象征于连的追求人生意义,而黑色就代表社会中形形色色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拼命奔波,却不理解自己存在真正意义的生存状态吧 !
这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并没有将主人公于连图解成一个追求功利的符号,相反,作者却给予了他深切的同情,通过人对欲念的执着追求不到的痛苦来批判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现实.这也是《红与黑》流传至今魅力长存的原因
（四）
浅析《红与黑》于连形象
分享学习 2007-06-13 10:16:19 阅读1635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司汤达在《红与

黑》给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于连?索黑尔是一个锯木工场主的儿子，出身彽微，但是他具有聪颖过人的智力，勇敢刚强有理想有抱负。他的平民地位使他从小产生了反抗心理，接受自由思想的影响，渴望像拿破仑那样靠战功出人头地，建功立业。于连的性格是十分复杂的，作为一个平民青年，他在生活中处处压抑的痛苦，对社会阶级有着“一种天生的敏感”，他寻找着一切机会向这个社会进行报复。同时出于他那么有者向上爬的心理，他又不得不常常向他所憎恨的那些贵族、憎侣阶级实行妥协，以图谋挤进上流社会的圈子。
从于连的身上看到的，是心灵的诗意和社会的平庸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是社会对个人的戕害以及个人对社会的反抗。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法国，阴险伪善的神父，勾心斗角的政客，专横凶残的贵族，贪污腐化的官吏，卑鄙庸俗的资产者，这一切不得不让从小就受父亲虐待而立志成为一名具有民主、平等、自由思想的军人的于连，像注入了兴奋剂一样，去疯狂地实现他的野心。除社会原因以外，于连的悲剧主要是他本身性格所制约的。他自小受拿破仑部下老军医的教育，喜欢读拿破仑的英雄事迹。在他头脑中有着民主、平等、自由思想，在他的性格中形成了反抗王政、复辟社会的特点，但同时，他的出身，他的思想，又使他具有向上攀登的强烈愿望。
对于于连来说：爱情是手段，飞黄腾达、社会成功是目的。然而于连毕竟是善良的，他不能在爱情中始终藏着心计，反而极易动真情。在狱中，他真诚地对待情人，对待朋友，甚至对待敌人。因为他彻底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容的，是不道德的，他开始为自己的行为后悔。入狱后的于连，是大彻大悟的，此刻他具有了“少数幸福人”的基本品质，恢复了真正的自我。其实，入狱后他完全可以有机会逃离监狱，完全可以成为德?拉莫尔侯爵的女婿，但他却放弃，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在狱中，他真正感受到了幸福。可以说，于连的“成功”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反而是他的失败促使他走上幸福之路。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在狼的社会里，他也必须把自己变成狼，然后去和他们相咬。如果我们指责他，那么在指责的同时，应更多地去指责他所身处的那个社会环境和社会道德观念。
《红与黑》就是于连为争取自己的自由、平等，追求自己的人生幸福，浮沉升降兴衰荣辱的奋斗的过程。所以我认为，于连虽是一个极具野心的拿破仑崇拜者，但也是一个充满才智，善良，敢于同封建贵族搏斗的英雄。
于连的英雄式悲剧具有永恒的意义，它能引起我们内心最大的通感

，因为它描写的上流社会与平民冲突及人仅仅作为一个人他为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而做出奋斗，表现出人类最高的道德意识。小说中许多情境就局部看是悲惨的，于连最后为幸福和真理付出了生命；就人类长河的全体看，这种失去却是有理性的，是一种深刻的和谐。我们看到，于连就像我们一样，怀着美好的理想和热情，卖尽力气和他的命运搏斗；他坚持着他自己的原则和尊严，即使直到失去他的生命；在他生命最后两个月他大彻大悟，“从前我们韦尔吉的树木里散步的时候，我本来可以多么地幸福啊！”总的来说，《红与黑》中相反两极的对比，呈现了一种人生活得幸福的模式，它虽然不能绝对完美地套用在所有人身上，但是对于每一个时代的人来说，人们至少从中可以得到许多启示。
（五）
一八三零年十一月十五日，长篇小说《红与黑》在法国巴黎问世。与司汤达以前的文学际遇一样，《红与黑》遭到了不折不扣的冷遇。批评家圣佩伟讥讽作家的人物尽是一些“机器人”【1】；当时的报纸几乎同声谴责据说应由作者负责的小说主人公于连的“道德残忍”【2】。公众对这部小说也十分冷淡，初版只印了七百五十册，后来依据合同又勉强加印了几百册，板型便被束之高阁。
但最了解自己作品价值的司汤达一再坚称：“我将在一八八零年为人理解。”“我所看重的仅仅是在一九零零年被重新印刷。”“我想的是另一场抽彩，在那里最大的彩注是：做一个在一九三五年为人阅读的作家。”【3】
历史实际上绰绰有余地兑现了这些预言。自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泰纳为首的一批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造就出的文人掀起发现司汤达的运动以来，情况有了极大变化。而今，司汤达早已赢得他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理应占有的重要地位，《红与黑》也早已当之无愧地跻身世界文学名著之林，主人公于连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于连形象进行分析。
一、 历史、作家与作品主人公
1.十九世纪中期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思潮与司汤达
时代、传统与拿破仑崇拜共同影响了法国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并赋予它以独特的内容。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法国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动，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进行了反复的较量。作为中小资产阶级的作家们，亲眼看到了这场尖锐的斗争，切身感受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热情与后来的冷酷现实。郁郁不得志的平民青年和没落贵族青年，更是神往拿破仑时代，也幻想凭个人才干爬进上流社会或重振衰败的家道。这样，法国文学增加

了独特的个人反叛者与野心家形象。所以，法国十九世纪中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往往反映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的矛盾，揭露金钱的罪恶，描写个人反抗者形象，贯穿着科学与理性主义精神，这是在其他时代不可能有的。而司汤达就是这一时期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司汤达1783年生于格勒诺布尔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由他信奉伏尔泰思想的外祖父教养成人。他经历了资产阶级大革命、拿破仑政变、波旁王朝复辟及七月革命等重大的急遽的历史变革。司汤达成长的时期，正是法国大革命年代，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对其影响极大。学生时代的司汤达大量阅读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著作，读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的作品，接受了启蒙思想，这些为他日后进步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800年至1814年，参军的司汤达随拿破仑转战整个欧洲。他崇拜拿破仑的魅力和才干，把他看成是唯一能击败封建反动势力的英雄。赞扬他打破等级界限，从平民中选拔军官。拿破仑的赫赫战功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成为司汤达心目中的英雄。当然，他也对拿破仑“忘掉自己公正的和深得民心的理想重又赐封贵族”等错误加以批评，所以，司汤达归根结底是一个雅各宾党人。在这段戎马生涯中，他注意观察、分析所见到的人和事，从而为日后的创作作了充分的准备。
拿破仑帝国覆灭后，司汤达结束了军人生涯，侨居意大利，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丰富的阅历与进步的世界观使他在一直到1842年逝世这段时间里写下的大量作品，或表达了对贵族、僧侣阶级的不满，对封建复辟王朝历史倒退的愤慨；或表达了对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的失望，无情揭露资产阶级的政治丑恶；或抨击了等级观念，暴露了宗教伪善等等。这些作品使司汤达成为法国乃至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其间1830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红与黑》标志其创作的顶峰，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于连形象就是作品中反映时代的一个不朽的个人反抗者形象。
因此，时代造就了司汤达，司汤达又创造了反映时代的于连。可以说，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他们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历史是他们出现的根源。
2.于连形象是多方面混合的产物
司汤达谈于连形象时说：“有一件事使读者感到惊奇。这部小说不是一部小说，小说里讲的一切确实于一八二六年在雷恩附近发生。就是在这个城市里主人公在朝他的头一个情妇开了两枪后丧生，他曾经当过他头一个情妇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4】如作者所说，这指当时报道在《法庭公报》上的安托万?贝尔德案件【5】，作者在贝尔德身

上受到的启发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报道中的贝尔德仅仅是个普通的刑事罪犯，而《红与黑》中的于连，通过阅读启蒙思想家卢梭等人的作品，接受他们自由平等观念和无神论思想，具有雅各宾党人的社会政治信仰和斗争精神，这无疑是司汤达本人内心最深邃的东西；于连的神往拿破仑时代幻想凭个人才干爬上上流社会的个人奋斗与野心，无疑是当时法国平民青年和没落贵族青年的写照．也就是说，经过司汤达再创造的于连，不仅有安托万?贝尔德的影子，也有司汤达本人的影子，更有同时代法国青年一代的影子．所以，他是这几个混合后产生的形象，是具有充实的社会含义的文学典型．
二、 于连生活的时代和于连形象
１.于连生活的时代
《红与黑》从于连十八岁受雇于市长家写到他二十三岁被推上断头台，时间跨度为五年。根据司汤达为小说定的副标题“一八三零年纪事”推断，这部作品所描绘的是一八二五年至一八三零年间的法国，即波旁王朝的第二个国王查理十世上台的第二年到这个王朝覆灭前的法国。
一八一四年，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中被推翻的波旁王朝及其代表的封建阶级，虽然在英、俄、奥等欧洲封建君主国刺刀庇护下在法国卷土重来，但是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确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再也无法摧毁，复辟制度只能在旧贵族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基础上实现。复辟政权的关税保护等政策，也反映了这一点。这样，复辟时期的法国经济有了明显的复苏与发展。
然而，复辟既是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那么像一切妥协一样，自必包含某些力量的平衡。获得了大部分政治权利的封建阶级，总妄图恢复对国家的绝对统治和昔日的全部特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发展而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野心勃勃。事实上，自一八一四年以来，这两个阶级以争夺统治权为重心的政治斗争从未间歇。一八二四年极端保王党领袖查理十世登台后，斗争更达到你死我活的白热化程度。于连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1） 从阶级地位上看于连
于连自称“平民”、“农民的儿子”、“木匠的儿子”、“工人的儿子”、“仆人”、“工人”、“农民”。实际上，他的父亲已经由农民发迹为锯木厂主，他本人又先后在谢朗神父、德?雷纳尔夫人那里和神学院里受到教育。所以他虽是平民出身，却有较高的文化，他应属于小资产阶级行列。从这个角度看于连，可以发现于连有如下性格特点：
首先，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看风使舵、见机行事的性格特征。于连先是维里埃尔城出色的“才子”，后为拉莫尔侯爵精明能干的助手

。可等级制度森严的复辟时期，这个平民青年，只是一个受雇的奴仆而已，且上流社会随时都可践踏、侮辱甚至杀害他。启蒙思想的影响，对拿破仑的狂热崇拜，使这个政治上无权、经济上贫困、地位卑微的平民子弟，对这个等级社会，对有权有势的贵族十分不满，强烈要求打破现状，谋求生路。“他灵魂深处藏着不可动摇的决心，这决心是宁愿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也得发财。”他崇拜拿破仑，因为拿破仑最初也只是一个既卑微又穷困的下级军官。于连把拿破仑的发迹史作为自己的榜样，幻想步其后尘，总有一天，做“世界的主人”。可是拿破仑垮台了，波旁王朝复辟，政治气候改变，他无时无刻都提到的拿破仑的名字已和“破产”、“毁灭”联系在一起。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几乎使他变成疯子”。当时，摆在他面前的现实是：40岁左后的神父，能拿到10万法郎的薪俸，他们的家财相当于拿破仑当时手下著名大将的收入。于是于连很快领悟到：要想发财，就得投靠教会。“从这时起，于连不提拿破仑的名字了。他宣布了他要做神父的计划。”其实，他对宗教没有一丝一毫的信仰。为了讨好教士的欢心和取得社会上的好评，他把拉丁文的《新约全书》和《教皇传》背得烂熟，“见人就背诵，必要时，可以从最后一句开始倒背回去，一直背到第一句。”为了实现其野心，他还选择了教会的孪生兄弟“伪善”作为他的“唯一武器”，以达尔丢夫为老师，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彻底的伪君子”。当兵，或做神父；佩着长剑或披上黑衣，对于连来说，都不是本质的东西，只是他借以实现个人目的的途径而已，至于哪一种，完全是“看当时法兰西所流行的花样决定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看风使舵、见机行事，这就是来源于连阶级地位上的性格特征。
其次，极其敏锐的平民阶级意识。于连清楚地看到自己是一个“可怜虫”，“没有保护人，也没有钱”。地位不同、阶级不同的观念时时刻刻刺激着他，他唯恐自己因平民出身而受到上层阶级的轻贱。听到市长答应给他的待遇以后，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愿意当佣人”，第一个问题是“我跟谁同桌吃饭？”经妻子建议，德?雷纳尔市长给他一点儿赏赐，被他视为一种屈辱。他十分清楚，是他的贫困在跟他们的财富打交道。他对平民阶级的活力充满信心：“这些贵族，如果有可能让我们跟他们进行一次武器对等的战斗，他们会怎么样呢？”“他对命运和社会发怒。”然而，于连作为平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又是和他千方百计要超脱自身所处阶级地位、飞黄腾达的个人野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童

年时代对拿破仑龙骑兵的羡慕，青年时代的准备从事神父职业，都是因为他欲火炎炎地盯着的金钱和权势：“我知道怎样选择我这个时代的军服。（他感到他的野心和他对教士服装的喜爱成倍地增长了。）有多少红衣主教，他们的出身比我低，然而掌握过统治大权。”
第三，对上层阶级的丑恶怀着强烈愤懑。因为时刻意识到自己社会地位低下，于连对上层阶级的丑恶观察得最透彻，怀着强烈的愤懑。他是反动统治阶级的最无情的揭露者和批评者。在德?雷纳尔市长家，他所感到的仅仅是“对上流社会的仇恨和厌恶”。他鄙视这个贵族的贪婪和吝啬，把嘲弄这个“享尽了财产带来的种种好处”的“畜生”引为快事。他对资产阶级暴发户瓦尔诺更加深恶痛绝：“自从掌管穷人的财产以后，把自己的财产显然增加了两三倍……我敢打赌说，他甚至连专供弃儿用的经费都要赚！而弃儿这种穷苦人的困难比别的穷苦人还要神圣得多。啊！这些恶魔！恶魔！我也跟弃儿差不多……”但是，于连一方面痛骂这可鄙的财富和建筑在其上的享乐生活，另一方面绝不放弃获得这种财富和享乐的决心：“这就是你可能达到的肮脏的富贵地位，而且你只能在这种情况下，跟这样的一些人在一起享受它！你也许会有一个两万法郎收入的职位，但是在你狼吞虎咽地吃肉时，你必须禁止可怜的被收容者歌唱；你举行宴会用的钱是你从他少得可怜的口粮中窃取的，在你的宴会进行时他将更加不幸！”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瓦尔诺高升时，正是于连为自己的父亲谋到了瓦尔诺留下的贫民收容所的肥缺！这在逐渐“成熟”的于连看来已经极其自然了，因为他认为：“在我们称为生活的这片自私自利的沙漠里，人人都为自己”。
第四，于连经常自诩“高洁”。他声称：“我出身低微……但是我并不卑贱。”和瓦尔诺之流比较，他认为“我的心离开他们的蛮横无礼有上千法里远”。他甚至宣称：“即使把他们搜刮来的钱分一半给我，我也不愿意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在我心中引起的轻蔑，我不可能克制住不让它流露出来。”但是，连他自己也承认自己是一个“老练的伪君子”。为由教会的道路往上爬，他明明对《新约全书》和《教皇传》“都同样不相信”，却把它们称为“我们所有人的行动准则”。德?拉莫尔侯爵赏他一枚勋章，他就发誓：“我必须按照给我勋章的政府的方针办事。”他的“行事”是那样忠诚，甚至被选中担任最反动的秘密会议的记录人和信使。
（2） 从爱情上来看于连
于连?索雷尔与德?雷纳尔夫人、玛蒂尔德小姐的爱情故事贯穿整个小说。对

于连来说，他的爱情道路也是他小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道路。不论在与德?雷纳尔夫人还是与玛蒂尔德小姐的恋爱中，于连身上的“公民的热情”，即他作为一个平民青年要求在恋爱和婚姻上获得平等地位的热情，都远远超过了恋人的柔情。他一次次追求德?雷纳尔夫人，或者出于他平民的责任，或者出于为了嘲弄德?雷纳尔市长，或者因为要减轻她对他这个刚离开锯木厂的可怜工人十之八九会有的“轻蔑”。而当市长夫人终于委身于他时，他所感到的只是一种占有的狂欢，一种报复的满足，一次征服与挑战的胜利，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和幸福。而玛蒂尔德起初对于连只是逢场作戏，于连对她也是处处存有戒心，想用不予理睬的傲慢态度对抗贵族的歧视。当这位小姐爱慕他的才华和仪表，愿意屈身俯就并主动写情书约他午夜幽会时，于连还担心是贵族设下的圈套，仅仅为了显示自己不是懦夫，他才冒险赴约。他要博取玛蒂尔德小姐的爱，除了把她作为向上爬的阶梯外，只是想证明平民子弟的他比贵族的公子哥儿们更有被爱的价值。这种平民青年的自尊心、进取心，乃是时代给他的爱情生活打下的烙印。传达出了他作为平民青年反抗不平等的声音。当时，没有这种向统治阶级偏见挑战和斗争的热情，就不可能有爱情的平等自由。
应该指出，于连在恋爱中也有一些不择手段的低劣做法，例如，用给德?弗尔瓦克夫人寄情书的方式来刺激玛蒂尔德小姐等等。然而，撇开这些障眼的情节，瞩目于这样一个根本事实：尽管经过种种曲折，于连和德雷纳尔夫人还是衷心相爱了，他和玛蒂尔德小姐最终还是达到了自愿的结合。这事实具有深刻的社会含义，在复辟时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是对封建门阀制度的有力冲击，对平等自由的恋爱和婚姻的大胆肯定，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热情讴歌！
（3） 从性格反抗与妥协的矛盾处看于连
于连是王政复辟时期受压抑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形象。他一生的遭遇，他的希望、追求、奋斗、失败，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小资产阶级的命运。他既有反抗的一面，又有妥协的一面。他的反抗性产生于社会对他的压制，基于个人向上爬的野心。他所以追求大革命时代，是因为那时像他这样有才干的青年有数不清的机会可以在公共事务的广大场合大显身手。可是在扼杀一切生机的王政复辟时代，他却只能扮演“一个叛逆平民的悲惨角色”，成了“一个跟整个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他蔑视贵族阶级“合法的权威”，憎恶教会的虚伪卑鄙，鄙夷资产阶级的“污秽财富”。尤其当于连入监狱之后，他终于认识到自己所犯

的罪行并不在于开枪，而在于要突破等级制度时，他清醒地看到自己不是受本阶级的审判，而是受贵族的惩罚，其原因就在于惩戒敢于混迹于富贵人所谓的高等社会里的下层青年。因此于连愤怒地呼喊：“我爱真理，但真理在哪里？”他拒绝上诉，拒绝忏悔，甘愿引颈就戮，表示最后的反抗。然而他对社会进行的绝望的反抗，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法国人民对复辟社会的抗议情绪，但由于这反抗缺乏明确的政治理想和目标，又远离人民的斗争，因而必然失败。
个人反抗的个人主义性质不但决定了反抗必然失败，而且在反抗者受到统治阶级抬举时，就转化为与统治阶级妥协。于连正是这样，他领受了骑士称号和中尉军衔，就已经幻想日后擢升司令，怎样更忠实地为主子服务了。以至于最后甚至于能够接受他不是平民的后代而是贵族私生子这种有辱人格的谎言编造。——他思想中的反抗意识已消失殆尽了。
一、 于连形象的意义
于连?索雷尔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个人奋斗者形象，他的性格具有多元多层次特征，是王政复辟时期小资产阶级奋斗者的典型。在作品中，复辟时期的斗争、贵族的专横、教会的黑暗、官吏的腐化、社会的欺诈，都围绕着这个主人公的活动而表现开来。在维里埃尔城，于连是“三头政治”（传教士、政客、绅士）明争暗斗的焦点；在神学院，他又成为争夺院长职位阴谋的替罪羊；在巴黎，他充当了秘密会议的记录和信使；在法庭上，他又成为统治者勾心斗角的牺牲品。他是这个社会的产物，生活于这个复杂矛盾的漩涡之中，并在这些矛盾的铁锤的撞击下，捶打成为一个精力充沛的伪善者，一个个人奋斗的典型。他的个人奋斗是和他对社会的反抗和妥协结合着的，而这种矛盾的性格是革命势力和复辟势力斗争时期的产物，是当时各种社会风气影响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6】所以虽然作者对于连充满同情心，但他清醒地承认孤军奋战的他必然失败的结果，从而暗示了个人反抗的道路行不通的客观真理。
应该说，拿在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资产阶级雅各宾党人司汤达手中的《红与黑》是一面“镜子”；他以同情的态度表现了平民青年于连的奋斗和悲剧，透过这个典型人物，展示了法国复辟时期整个一代青年的苦闷与追求，反抗与妥协，探索与失败；它在于连悲剧命运的背景上真实地反映出法国复辟时期的画面，照见了反动统治阶级的丑恶卑污，

深刻地揭示了这一时期法国历史的本质特征。
于连的悲剧具有极大的典型意义，作者通过描写于连的矛盾性格和悲剧命运，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性以及在反抗性中表现出来的妥协性和动摇性；通过描写于连的生活道路，向人们展示的并不是一幅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瑰丽画卷，而只是一页复辟时期青年人个人奋斗惨遭失败的痛苦记录，具有不容忽视的认识价值。
同时我们还看到，《红与黑》中作者一方面向我们描述了保王党势力的横行无羁，另一方面又让人们得出结论：握有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定将是最后的胜利者。《红与黑》成书于一八三零年七月革命以前，司汤达竟像是洞悉了历史运动的这一趋势，这无疑使于连形象在那个时代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进步性。一八二九年的秋天，当司汤达提笔写下了关于于连故事的第一页手稿时，夏多布里昂还在为复辟政权的掌权者效命，巴尔扎克还在为他的封建贵族的衰落而兴叹，雨果也只刚刚摆脱保王党人的幽灵，而他作为一个老雅各宾党人，已经在长期的斗争中亲身体察、透彻研究了法兰西的历史前进方向和社会现实。
当然，作为我们青年一代，应正确看待于连形象。必须指出：司汤达毕竟是资产阶级作家，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终归都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主人公于连的许多东西，作为复辟时代法国的写照，尽管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如果认为可以在今日的社会主义中国奉行不误，照办照用，那就会犯“时代的错误”。社会主义中国的有志青年，应树立为人民服务、为四化献身的雄心，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不择手段的往上爬的野心，应刻苦学习，勇于磨砺，以公平、公正的法律为依据，从正当的途径为社会做出贡献，为自己争得荣誉。这是我们在研究学习于连时应该加以注意的。
总之，于连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典型，自问世以来，以他真实而复杂的性格、炽热的感情、充沛的精力、坚强的意志力量，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形象。高尔基说得好：于连?索雷尔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一系列反叛资本主义社会的英雄人物的“始祖”【7】。我们有理由相信，于连形象在未来的时代里必将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


注：【1】摘自《星期一漫谈》第九卷
【2】摘自一八三零年《巴黎评论》
【3】转摘自 张英伦《<红与黑>译本序》（１９８６年）
【4】司汤达 《关于＜红与黑＞》
【5】米歇尔?迪弗莱尔 《安托万?贝尔德案件及死刑执行》
【6】马克思　恩格斯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7】高尔基 为维诺格布拉多夫的《时代三色》所

写的序言


主要参考书目：
《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主编：朱维之　赵澧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出版
《外国文学史》主编：金元浦　孟昭毅　张良材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红与黑》 译者：郝运 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六）
于连是法国作家司汤达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他是十九世纪最初三十年王朝复辟、追逐金钱与权力的特定环境中出现的具有反抗精神的个人奋斗的典型。于连的性格复杂而矛盾，他自尊、自卑、自立、自强，既虚伪又真诚，既孱弱又坚韧，既反抗又妥协……这些都反映出其性格中多元化和多层次的特征。
要正确评价于连，不能离开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于连生活在王政复辟时期，那时在大革命中的波旁王朝又由反法联盟占领军的刺刀支撑起来，封建贵族和上层掌政权，他们极端仇视革命，大规模地迫害革命者和新教徒，疯狂镇压人民的反抗。他们千方百计地要取消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成果，妄图恢复革命前以反动教会为支柱的封建专制制度，那时的法国依然处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社会的重要矛盾仍然是资产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同封建暴力的矛盾，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封建的反动势力，重新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使资本主义能够在法国顺利发展。这一历史时期，一切反对复辟势力的思想言行，客观上都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都应该得到肯定。于连就是这一历史时期复辟势力的一个反抗者，他的一些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言行理应给予肯定。
于连生活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背景，他出身于锯木匠家庭，地位低微。于连自称“平民”、“农民的儿子”、“木匠的儿子”、“农民”，实际上，他的父亲已经由农民发迹为锯木厂主，他本人又先后在谢朗神父、德??雷那夫人那里和神学院里受到教育，他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行列。这个阶级在复辟时期是贫穷的和受压迫的，那时又以出身和门第来决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命运，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青年既无地位又无出路，甚至要寻求一个职业都很困难。儿童时代的于连看见拿破仑的威武的骑兵从本乡经过，便发狂地热望进入军界。那时，平民青年尽可以披挂上阵，“不是阵亡，就是三十六岁的当上将军”。拿破仑就是绝好的榜样。但是在复辟时代，一切都变了，没有财富，没有高贵的出身，就没有出头之日。历史为于连这一代青年设置下的就是这样的共同处境：他们被养育在英雄的时代，却不得不在门第和金钱主宰的时代里

生活。在社会上被统治阶级压抑歧视，在家里又受到父兄的苛待，因而于连萌生了强烈的反抗意识，极力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从小受拿破仑军中一名老军医影响，热烈崇拜拿破仑，向往那个风云际会、沙场立功的时代。在大革命时代残存的英雄主义激励下，他梦想三十岁穿上军服。于连聪明好学，意志坚强，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这样一个孱弱腼腆的平民青年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奋斗着，为了实现他那巨大的野心，他要处处显示知识和能力上的优势，甚至还要采用种种不大光彩的手段，例如虚伪、作假和违心之举。
于连出于平民青年的阶级意识，他接受了启蒙思想的自由平等观念和无神论思想，崇拜卢梭、伏尔泰及大革命中的领袖人物。他生活在外省小城，亲眼看到资产阶级如何发家，如何搜刮人民血汗，对他们十分憎恨。他要凭自己的才能，正正当当地创造一个光辉的前程。他怀抱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理想，要取得功名、富贵，也幻想实行开明统治，当权后能惩处大资产阶级，照顾下层人民的利益，反映了一个小资产阶级青年的爱憎和追求。
复辟时代森严的等级制度压抑了于连的理想，他只好通过教会的门路向上爬。他把拉丁文的《圣经》背得烂熟，隐瞒起民主思想和无神论观点，为了适应教会职务的需要，虚伪成了他“唯一的武器”。于连并不卑鄙，却十分虚荣，象很多地位低微，家道清贫的小资产阶级青年一样。但他梦寐以求的荣华富贵、功名荣耀都同贵族上流社会联系在一起。机遇把他带进了市长德?瑞那家里后，贵族的奢华刺激了他的欲望，德?瑞那夫人的爱情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和幼稚的英雄主义。德?瑞那夫人的帮忙使他有幸接近年轻的安地主教，于是他昏昏然把英雄主义换成了投降主义，决心要不顾一切爬进上流社会。虚荣的上流社会却不能接受一个木匠的儿子。从市长家到神学院，再到木尔侯爵府，他先后受到德?瑞那夫人、彼拉院长、木尔侯爵的保护，似乎是个命运的宠儿了。实际上，市长德?瑞那聘用他完全是出于同哇列诺争雄的政治需要，神学院中的小小成功，也事事得力于教派纷争的需要，木尔侯爵虽赏识了于连的才干，却始终把他当作奴仆，他赐给于连金光闪闪的十字勋章后，没有忘记郑重警告他严格保持主仆关系。当他几乎成了木尔侯爵的女婿时，这个汝拉山下木匠的儿子就再也不能见容于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了。教会以卑鄙的手段为他罗织罪名向贵族邀功请赏，贵族集团象驱逐瘟疫一样把他驱逐出来，大资产阶级又迫不及待地判他死刑，来惩诫那些敢于向他

们争平等的下层青年。正如于连自己在法庭演说中指出的，他的罪行不是因为向一位夫人开枪，而是“对于自己处境的微贱敢作反抗的举动”，他不肯投靠肮脏的大资产阶级和卑鄙的修道会，又不甘屈居平庸无能的贵族蔑视之下，试图突破等级制钳制，凭借个人才能和小资产阶级的微贱地位插足政治，结果成了“一个跟整个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一个叛逆的平民的悲惨角色”。于连的思想和遭遇对那一时代小资产阶级青年来说是典型的，他的奋斗一时的成功和最终的失败都身不由己地被政治斗争裹挟，三大政治势力对他的一致迫害，反映了大革命后财产权力不断再分配过程中，上层社会共同排挤压制小资产阶级这个社会本质问题。
于连短暂的一生，可以说是奋斗的一生。在当时社会现实面前，只能有两种选择：退避和反抗。于连的儿时好友富凯奉行的是前一种态度，他洁身自好，在深山里离群索居，卖木柴。小商人的生活虽然平庸，却少做许多虚伪的事。于连则迥然不同，他拒绝象富凯那样处世，因为他追求的不是“保证他生活舒适的碌碌无为”，而是“青年时代的所有英雄的梦想”。他决心实现这些英雄的梦想，并和阻碍他达到目的的社会展开了斗争。
于连作为反抗者的形象，不能期望把它套进某个“简便”的模子，或者用一两句话作出“定断”。必须考虑到，青年于连的思想和性格在小说中是逐步演化的；他的思想和性格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他的所想所言所行经常在真实中掺杂着假象。总之，应当从总体上正视他的全部复杂性。
于连有着极其敏锐的平民阶级意识。他清楚地看到自己是一个“可怜虫”，“没有保护人，也没有钱”。地位不同、阶级不同的观念
时时刺激着他，他唯恐自己因平民出身而受到上层阶级的轻贱。听到市长答应给他的待遇以后，他第一句话是“我不愿意当用人”，第一个问题是“我跟谁同桌吃饭呢？”经妻子建议，德?瑞那市长给他一点儿赏赐，被他视为一种屈辱。他十分清楚，是他的贫困在跟他们的财富打交道。他对平民阶级的活力充满信心：“这些贵族，如果有可能让我们跟他们进行一次武器对等的战斗，他们会怎么样呢？”“他对命运和社会发怒”。然而，于连作为平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又是和他千方百计要超脱自身所处阶级地位、飞黄腾达的个人野心紧密联系着的。如果说儿童时代他渴望入军界是因为出于对“披着长白披风，戴着有黑长鬃毛的头盔”的拿破仑龙骑兵威武气概的羡慕，那么，青年于连却是欲火炎炎地眼盯着金钱和权力。“今天我们看见一些四十多岁的教士，

他们有十万法郎的年奉也就是说，相当于拿破仑手下那些著名的师长的三倍……应该当教士。”“ 我知道怎样选择我这个时代的军服。(他感到他的野心和他对教士服装的喜爱成倍地增长了。)有多少红衣主教，他们的出身比我低，然而掌握过统治大权!”
因为时刻意识到自己社会地位的低下，于连对上层阶级的丑恶观察得最透彻，怀着强烈的仇懑。他是反动统治阶级的最无情的揭露者和批判者。在德?瑞那市长家，他所感受到的仅仅是“对上流社会的仇恨和厌恶。”他鄙视这个贵族的贪婪和吝啬，把嘲弄这个“享尽了财产带来的种种好处”的“畜生”引为快事。他对资产阶级暴发户哇列诺更加深恶痛绝：“自从掌管穷人的财产以后，把自己的财产显然增加了两三倍，…… 我敢打赌说，他甚至连专供弃儿用的经费都要赚!而弃儿这种穷苦人的困难比别的穷苦人还要神圣得多。啊!这些恶魔!恶魔!我也跟弃儿差不了多少……”但是，于连一方面痛骂这可鄙的财富和建筑在其上的享乐生活，一方面绝不放弃获得这种财富和享乐的决心：“这就是你可能达到的肮脏的富贵地位，而且你只能在这种情况下，跟这样的一些人在一起享受它!你也许有一个两万法郎收入的职位，但是在你狼吞虎咽地吃肉时，你必须禁止可怜的被收容者唱歌；你举行宴会用的钱是你从他少得可怜的口粮中窃取来的，在你的宴会进行时他将更加不幸!”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哇列诺高升时，正是于连为自己的父亲谋到了哇列诺留下的贫民收容所的肥缺!这在逐渐“成熟”的于连看来已是极其自然了，因为他认为：“在我们称为生活的这片自私自利的沙漠里，人人都为自己。”
于连经常自诩“高洁”。他声称：“我出身低微……但是我并有卑贱。”和哇列诺之流比较，他认为“我的心离开他们的蛮横无礼有上千里远。”他甚至宣称：“即使把他们搜刮来的钱分一半给我，我也不愿意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在我心中引起的轻蔑，我不可能克制住不让它流露出来。”但是，连他自己也承认自己是一个“老练的伪君子。”为由教会的道路往上爬，他明明对《新约》和《论教皇》“都同样不相信”，却把它们称为“我们所有人的行动准则”。木尔侯爵赏他一枚勋章，他就发誓“我必须按照给我勋章的政府方针行事”。他的“行事”是那样忠诚，甚至被选中担任最反动的秘密会议的记录人!
于连敢于直面人生，向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壁垒发起冲击，和逃避现实的富凯相比，无疑更具有英雄气概。他的英雄主义的动因，是平民反抗意识和个人进取的野心的复杂结合，所以它必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