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汉代陶灶模型赏析
汉景帝的地下王国陕西汉阳陵文物特展下
汉景帝的地下王国——陕西汉阳陵文物特展下  车行天下—陵墓中的车马器马车是我国古代主要陆行工具，可用于行路、狩猎和作战。
历代帝王都要对车服品级制度做出规定，任何人不得僭越。
汉代的车型有多种，不同身份的人往往乘坐的车辆也不同，体现出社会尊卑有序，上下有别的等级观念。
西汉的车制皇家御用的车有玉辂、乘舆、金根、安车、立车等。
而一般官员使用的是轺车、辎车等。
不同官阶的官员，所乘车辆在形制上有明显的不同，就连车盖的颜色、质地都分为几等，如《通典》记载，汉景帝中元五年，定下制度：二百石以下用白布盖，三百石以上用皂布盖，千石以上用皂缯覆盖。
至于帝王的华盖，则用黄色，即所谓“黄屋”，其他任何人是绝对不能仿造使用的。
汉阳陵历年出土车马遗存很多，均为木质彩绘，以单辕四马轺车为主。
这种车一般有斜曲的单辕，两只很大的木轮，横长的车厢，车厢上插有伞盖，车厢后设门，应是当时中央官署机构最常用的一种车型。
车体构件均有专用名称，其造型也各有寓意。
车辕弯曲象征“北斗”；方形车舆，圆形车盖取意“天圆地方”；盖弓二十八以象“列星”，取意“二十八宿”；车轮三十辐则象征三十日为一满月。
其木质部分已经腐朽殆尽。
铜质构件出土较多，有车軎(wèi)、车辖、盖弓帽、马镳（biāo）、马銜、当颅、轭（è）首等等。
汉景帝的地下王国鎏金铜达常汉景帝的地下王国鎏金盖弓帽汉景帝的地下王国鎏金承弓器车軎车辖汉景帝的地下王国皇家宫阙皇家宫阙—陵园中的建筑构件汉代皇室陵寝一般都有大型仿宫殿建筑。
建筑构件用材讲究，寓意吉祥。
在汉阳陵的建筑遗址中出土瓦当、板瓦、筒瓦、砖等建筑材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带有文字的瓦当和四神空心砖。
瓦当文字有“千秋万岁”、“与天无极”、“长乐未央”、“长生无极”、“与天久长”等。
其中“阳陵泾置”最为重要，它为阳陵的称为、地理位置的确定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四神空心砖在古代传说中，“四神”本是代表方位之神。
试析汉代河南郡铁官作坊的陶灶
【文物博论】 A Theory of Cultural Relics陈文利（许昌市博物馆，河南…许昌…461000）摘 要：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河南省部分地市博物馆、文物管理所发现有带“河一”“河二”“河三”铁官铭文的灰陶灶，它们分别代表汉代河南郡铁官所辖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冶铸作坊生产的产品。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这些陶灶在造型、制作工艺、装饰手法与题材等方面有着自己的特点，陶灶的年代应当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中期前后。
关键词：河南郡；铁官铭；陶灶；汉代根据有关资料可知，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河南省部分地市博物馆、文物管理所收藏有带“河一”“河二”“河三”铁官铭文的灰陶灶，它们分别是汉代河南郡铁官所辖第一、第二和第三冶铸作坊生产的产品。
与汉代河南郡相邻的河内郡、弘农郡冶铁作坊生产的铁官铭陶灶相比，这些陶灶无论是造型，还是制作工艺、装饰手法与题材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的特色。
1 河南省文博单位收藏的汉代河南郡铁官铭陶灶及其造型目前，河南省文博单位收藏并已发表的釜肩上模印有“河一”“河二”“河三”铁官铭文的陶灶共计17件，其中“河一”陶灶5件，郑州市荥阳县（今荥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1件[1]，郑州市巩义市文物保管所收藏2件[2]，巩义市博物馆收藏1件[3]，郑州市博物馆收藏1件[4]；“河二”陶灶5件，鹤壁市文物工作队收藏1件[5]，《洛阳烧沟汉墓》一书收录1件（M68∶1）[6]，巩义市博物馆收藏2件[7]，河南博物院收藏1件①[8]；“河三”陶灶7件，郑州市登封县（今登封市）文物保管所收藏1件[9]，洛阳市宜阳县文化馆收藏1件[10]，郑州市巩义市文物保管所收藏2件[11]，巩义市博物馆收藏1件[12]，河南大学历史系文物馆收藏1件[13]，许昌市博物馆收藏1件[14]。
另有未发表的河南郡铁官铭陶灶，以巩义市博物馆收藏数量为多，有10余件。
从各地汉墓发掘情况来看，陶灶是汉墓随葬品中具有代表性的模型明器，不仅出土数量大，而且形制多样，大体可分圆形、马蹄形和方形（包括长条形和长方形）三种。
汉代陶器的特点-概述说明以及解释
汉代陶器的特点-概述说明以及解释1.引言1.1 概述汉代陶器是中国历史上陶瓷艺术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其特点深受当时社会、文化和技术的影响。
汉代陶器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形制和装饰样式，具有艺术观赏性和实用性的特点。
本文将全面介绍汉代陶器的特点，以便更好地了解和欣赏这一时代的陶瓷艺术。
首先，汉代陶器的形制丰富多样。
汉代陶器在器型上继承了先秦时期的传统，并根据社会需求和人们审美的变化而演变。
主要的器型有陶俑、陶罐、陶盆、陶壶、陶鼎等。
这些器型形态优美，线条流畅，给人以舒适和美的享受。
其次，汉代陶器的装饰样式独具特色。
在装饰方面，汉代陶器有繁复的刻、雕、塑、画等工艺技法，以及各种各样的纹饰和图案。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汉代绿釉陶俑，以其生动形象和丰富的细节描绘，展现了汉代陶器独特的艺术风格。
此外，汉代陶器还具有一定的实用性。
汉代社会发展繁荣，陶器作为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器物，被广泛应用于农耕、饮食、货物贮藏等方面。
它们不仅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还能反映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
综上所述，汉代陶器具有丰富多样的形制和装饰样式，既展示了汉代陶瓷艺术的独特风采，也体现了当时社会和文化的特点。
通过对汉代陶器的研究与欣赏，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传承中国古代陶瓷文化的卓越成就。
1.2 文章结构文章结构部分是对整篇文章的组织和安排进行介绍，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
本文共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
引言部分主要概述了整篇文章的主题和目的。
本文主要研究汉代陶器的特点，并进一步探讨其意义和未来研究方向。
正文部分将着重分析汉代陶器的三个重要要点。
首先，我们将探讨汉代陶器的材质和制作技术，包括陶土的选材、制作工艺以及装饰手法。
其次，我们将研究汉代陶器的造型特点，包括器形的变化、器物功能的多样性以及器物的比例和比例的变化。
最后，我们将探讨汉代陶器的装饰特点，包括绘画、雕刻以及刻痕等不同的装饰方式。
结论部分将对前文所述的要点进行总结。
亦兵亦农——中国农业博物馆馆藏东汉执锸陶俑赏析
农村·农业·农民2019.4A Nongyi农艺本栏目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伍晴晴亦兵亦农———中国农业博物馆馆藏东汉执锸陶俑赏析中国农业博物馆于1986年9月13日正式对外开放，是国家一级博物馆。
经过30多年的积累，该馆收藏了众多反映农业发展的各时期的文物。
目前，馆藏各时期的陶器2000余件，以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汉陶明器、唐三彩、元黑陶为代表的陶器类文物，已经成为馆藏文物中体系完整且最具特色的一类藏品。
在众多馆藏精品文物中，本文选择具有“最美的陶俑”之称的四川地区东汉执锸陶俑为代表，对其进行介绍和描述，并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反映的农业生产特点、地主庄园经济以及亦兵亦农的部曲制度进行分析和论述。
生动活泼的汉代陶俑俑作为一种随葬品，产生于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理念，直接反映着当时的丧葬制度和丧葬礼仪，同时也可窥见古人的生活习俗、衣着服饰。
陶俑的产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夏商奴隶制时代，采用活人与牲畜殉葬。
至春秋战国，由于社会的不断进步，人殉时代逐渐终结，代替人殉旧俗的随葬俑兴盛起来。
目前最早的俑见于安阳殷墟商代王室墓中与人殉一同发现的双手绑缚的奴隶俑。
秦汉时期至隋唐时期，随葬陶俑非常盛行，北宋以后逐渐衰落。
汉朝是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由于汉朝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因此生产迅速发展，经济和艺术空前繁荣和兴盛。
陶俑自春秋战国时期被作为代替人殉的随葬品以来，经历了秦代的过渡时期，到汉代已经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
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随葬陶明器，有反映生产生活场景的陶楼、陶灶和陶水田，有各种动物造型的陶鸡、陶狗、陶牛等，还有大量从事劳动或社会生活的人物陶俑。
这些陶明器几乎可以复原两千年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拙朴奔放的四川东汉人物陶俑四川自古被誉为“天府之国”，四川地区的制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成都周边的营盘山文化59（公元前3500—前3000年）、宝墩文化（公元前2700—前1800年）的陶器十分丰富。
建筑明器的意蕴及其审美特征
建筑明器特指中国古代用于随葬的各种“建筑模型”，它虽属“有物而不可用”之列，是“事死如侍生，事亡如侍存”礼制思想支配下的随葬品，但却又是最贴近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形似”之物，所以研究建筑明器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社会风俗、工艺美术、建筑形制等都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学界对建筑明器的阐释大多还停留在“形下”[1]之器中，对器所蕴含的道、所表现的美进行深度研究的较少，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器”、“道”、“美”三个层次，探析建筑明器的审美特征。
一、建筑明器的滥觞及其流变1.先秦：建筑明器的滥觞目前中国考古发掘的最早建筑模型当属陕西、江苏、甘肃等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陶房。
这些“建筑模型”还不能确定是否为明器，但“由于此时墓葬本身往往就是利用生活中的建筑物,或是生活中建筑物本身较为简陋”[2]，所以这些模型极有可能就是对生活中建筑物的形象模拟。
从夏、商、周一直到春秋时期，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随葬品以礼器为主，很少有建筑明器出现。
战国之前的房屋模型，似乎不像是专门安置灵魂的寓所，还不属于明器，有学者认为这是当时的雕塑艺术品，原始艺术家死后，作品也随之一起埋葬。
但是也不能排除这些建筑模型包含先民潜意识的作为死后居所的概念[3]。
根据国内许多学者的研究，以及国外出土的同类文物，本文认为这类房屋模型应该是祭祀用品。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有关明器的记载。
如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檀弓》记载：“夫明器，鬼器也；西安客省庄模型[5]则属最早的、最精美的房屋类建筑明器。
2.秦汉：建筑明器的兴盛战国时期，秦墓随葬品的组合形态主要为储藏粮食的仓和烧火做饭的灶，礼器和房屋类明器较为少见，相对于六国而言，秦的丧葬文化比较朴实、世俗，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时秦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并随着秦的扩张而出现在全国各地，成为秦代随葬制度的主要内容。
“汉承秦制”，两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丧葬观念变化以及建筑技术的成熟，出现了大量建筑明器。
巩义市博物馆馆藏汉代钱纹器物赏析
AppreciatION 鉴赏陶瓷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创造发明，是一种火与土的艺术，取材方便，又具有易塑性，不仅为人类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也成为人类借以发挥豪情，传达心意的精神寄托。
特别是两汉时期，陶器业呈现出一种蓬勃向上，充满人文精神的风貌。
巩义市博物馆馆藏汉代钱纹器物赏析王青梅编辑|屈梦夏AppreciatION 鉴赏汉代人崇尚“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奉行厚葬，将日常生活用物做成模型，葬入墓中，以慰归天的亡灵，有陶楼、陶仓、陶井、陶灶、家畜、家奴等，很多陶制品饰有各种图案，内容丰富，造型多样。
巩义市博物馆现存的两件钱纹陶器，十分少见。
汉代陶楼，1994年巩义市电业局出土，通高39.5厘米，宽17.5厘米，长49厘米，为泥制灰陶。
上下分两段制成，共三层，下段为两层，上段为一层，系双檐四阿式建筑，三层均有T 形柱支撑。
第一层坐于基座上，该层设廊无门窗。
第二层一侧有 “人”字形楼梯可循阶进入二层或上层，二层檐外较窄可穿行，正面墙壁开五个窗洞。
第三层楼顶四阿式，前后洞开五扇窗子，一侧辟门窗，一侧开窗，应为瞭望楼，门周围压印5个“半两”钱纹痕，钱纹直径2.4厘米。
“汉半两”钱前后共铸行过5次。
汉高祖刘邦初登皇位时法定重量为三铢，方孔太大，钱体轻薄，无内外廓，被称为“荚钱” 或“榆荚钱”；吕后时期，高后二年铸 “八铢半两”，体大肉薄，背平无文，钱文书体扁平，直径2.8~3.2厘米，重4.8~5.5克，为“汉半两”中最大者。
此钱行用不久，大多被商人私自熔化，改铸为小的“荚钱”牟利。
高后六年不得不停铸而改铸“五分钱”，是汉初“荚钱”的再现。
汉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又改铸“四铢半两”，直径2.4~2.6厘米，重2.2~2.8克，钱穿孔较小，无内外廓，钱文制作规范，大小适中，便于携带，顺应当时的国势民情，一直被沿用了40年。
由于汉初对铸钱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允许民间私铸，文景时陶楼侧面钱纹照片陶楼侧面照片陶楼背面照片AppreciatION 鉴赏期，铸钱最突出的有吴王刘濞和财过王者的大夫邓通，一时间“吴邓氏钱布行天下”。
沁阳市博物馆馆藏汉代陶明器赏析
沁阳市博物馆馆藏汉代陶明器赏析作者：宋婷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年第01期摘要：汉陶明器是汉代用于陪葬的陶土制品，沁阳市博物馆馆藏汉代陶明器种类繁多、功用齐全。
文章通过图文形式介绍了部分馆藏汉代陶明器，以飨读者。
关键词：汉代;陶明器;赏析汉代是陶明器制作最鼎盛、使用范围最广的时期，这与两汉时期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密不可分，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也使厚葬之风盛行。
此时的人们相信灵魂不灭，奉行“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不仅在墓葬中随葬墓主人生前用过的物品，还将仓、井、灶等制成模型一同入葬，目的是希望死后仍能过上和生前一样的生活。
在欣赏汉代明器之前，要搞清楚几个概念：什么是明器？明器产生于何时？如何界定？明器，又称“冥器”或“盟器”，是古代社会用于陪葬的陶土制品。
陶土制品在秦汉之前是日常用品或仪式用物，并未专门用于陪葬。
大致到了秦汉时期，陶土制品才正式用于明器一途[1]。
陶明器应该出土于墓葬中，没有使用痕迹，做工比较粗糙，质地差，易碎;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使用功能，只具备象征意义;造型仿造实用器制作，但比例缩小，制作流程简化。
沁阳市博物馆馆藏文物种类丰富，数量较多，尤以汉代出土文物居多，囊括了汉代各类随葬明器。
因受展出条件的限制，很多陶明器一直未能和民众见面，故希望通过此文展现馆中精美的陶明器。
本文介绍的馆藏汉代陶明器主要分为生活用具、人物俑、建筑陶塑和动物陶塑四大类[2]。
生活用具包括鼎、盒、壶、炉、罐、耳杯、碗、盘、盆、瓶、瓮、豆、魁等。
其中鼎、罐、碗、盘、盆、瓮、豆用于煮饭、盛饭，盒、壶、耳杯、瓶、魁用于存水、饮水、饮酒，炉用于取暖。
人物俑包括伎乐俑、杂耍俑等百戏人物，它们用来丰富古人的精神生活，有娱乐之用。
建筑陶塑有灶、仓、井、磨、圈厕、房屋、楼阁、院落等，用于做饭、储存粮食、打水、如厕、居住等。
动物陶塑包括牛、狗、鸡、羊、鸭、鸽等，用于看家、田地劳作。
1 生活用具带盖灰陶鼎：敛口，圆腹，圜底，三兽足。
赏析汉代彩绘陶器的工艺之美
赏析汉代彩绘陶器的工艺之美作者：巩镭张慧娟党勤华来源：《收藏与投资》2022年第02期摘要：汉代是中国彩绘陶器发展的高峰，汉代彩绘陶器以其神秘的神道色彩、优雅实用的器型、独具特色的彩绘风格，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文从汉代彩绘陶器的烧制工艺、类型和纹饰出发，以三种汉代彩绘陶壶为例进行赏析，分析其纹饰所蕴含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文化，揭示汉代彩绘陶器的工艺之美。
关键词：汉代制陶业；彩绘陶器；彩绘陶壶《景德镇陶录》开篇云：“夫象形制器，赖利用于前民；鸿宝成篇，资饷遗于后载。
”中国陶艺历史久远，根据考古发现，早在距今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就已有诸多生产、使用陶器的遗址与出土文物佐证。
陶器在先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从饮食、储藏、烹煮用器，后来发展至祭祀、仪礼用器，逐步成为古代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器皿，中国的陶文化也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延续至今。
在当代，考古出土的古代陶器不仅展现了古代的历史状况和艺术成就，还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汉代是我国文化自先秦以来文化发展的第一个蓬勃时期，汉代的政治、历史、文化上承春秋战国，下启三国两晋，在秦帝国疆域一统的基础上，通过汉初信奉黄老之学、与民休息的政策，解决了秦代苛政遗留的社会问题，开启文景时期的昌明治世。
汉武帝更是借助董仲舒、公孙弘等一批儒家知识分子，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治国思想。
在汉代前期的政治、经济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后，汉代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诸如煮盐、冶铁、酒榷、制陶等，无论是收归官有的官营行业，还是听许民间自营的商业，都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汉代制陶业作为重要的手工业，承载着汉代人民的大部分生活和生产需求，广泛分布在汉朝疆域以内的華夏大地。
根据学者对相关文献中汉代陶器应用方向的整理，这些需求主要体现在生活器皿、建筑修建、生产用器、食物储藏等方面。
为了点缀生活，提高产品市场价值，迎合社会上层贵族的审美，汉代陶器的装饰意味渐趋浓厚，蕴含着当时特有的艺术审美和工艺特征，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汉代彩绘陶器。
史前文化时期的灶及历代灶具演变
史前文化时期的灶及历代灶具演变史前文化时期的灶及历代灶具演变武陵君(上石焱煌）(2012-08-03 14:02:36)说说史前文化时期的灶（竈）人类自从学会利用火来烧烤食物之后，就逐渐告别了“茹毛饮血”的生存方式，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文明。
在这个人类向文明渐进的过程中，灶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最基本生活工具。
古人云：“食、色，性也”，而以食为先。
又谓：“民以食为天”，而这个天，则非灶而无以成。
《释名?释宫室》云：“灶，造也，创造食物也。
”《汉书?五行志》谓：“灶者，生养之本也。
”《白虎通?五祀》谓：“灶者,火之主。
人所以自养也”。
由此不难看出，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啊!那么，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灶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态出现，又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态演变着呢？考古发现证明，旧石器时期早期的周口店北京人洞穴遗址中已见到用石头围成的“灶”，在新石器时期早期的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就出土有距今12000年左右的夹砂红陶釜的残片（图一）。
新石等时代中期的大地弯文化遗址中见到了互通式圆形灶坑，其形态已构成汉代长方形连眼灶的雏形。
在整个新石器时期里，我们祖先更普遍采用的方式，则是在自己居住的半地穴式草房里，挖一个灶坑把陶釜架在上面做饭。
这种灶坑架陶釜的方式，与石块或土球支架陶釜做饭相比，其热能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可以视其为釜和灶配合使用的祖型（图二）古“灶”字从穴（繁体“竈”字），说明掘地成灶的灶坑为最早的地灶形式（《说文》“灶，炊穴也”）。
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磁山文化遗址里，出土有用三个鞋形支脚支架夹砂红陶筒形釜的遗存，可以视其为釜和灶配合使用的父型（图三）。
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里，出土有簸箕形的灰陶灶和架在上边的灰陶釜以及上边的灰陶甑（图四--2002年国家文物局发布的《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此河姆渡出土“陶灶”以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名列其中，成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
三门峡市博物馆藏汉代绿釉陶器赏析
汉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绿釉陶，作为东汉时期发明、创烧的新品种，在中国古代陶瓷中独树一帜，是低温铅釉技术发展的成果。
绿釉陶明器在东汉时期曾盛行于全国各地，其厚重磅礴、形制丰富、制作精美，代表了汉代制陶技艺的最高温中便可熔融，所以又名“铅釉”。
铅釉器釉色光艳夺目，光滑欲滴，使人耳目一新。
汉代铅釉陶有绿、黄两色，且以绿色为主，绿釉陶以铜为着色剂，黄釉陶则以铁为着色剂。
东汉绿釉陶的出现与发展，是中国丧葬习俗从厚葬转变到薄葬的主要见证物。
汉人崇尚“事三门峡市博物馆藏汉代绿釉陶器赏析河南省三门峡市博物馆 狄欣怡图1 汉代绿釉陶碓房图2 汉代绿釉陶仓房房内有一践碓（脚踏式米臼）和一磨盘。
践碓高5.5厘米，长14厘米，宽5厘米；另一侧磨盘直径13.5厘米，磨高8厘米、直径7.5厘米，上扇磨面上有两孔，均作半月形，向下缩小呈椭圆形，粮食从孔中流入磨齿间，上扇石磨边沿有一推磨用的磨棍；一侧山墙上开有长3.2厘米、宽2.2厘米的小窗，房坡上有仿瓦棱的竖脊，每面房坡两端各有一小脊，脊末端各有一树叶形小兽；施绿釉，胎呈砖红色。
碓房中的践碓和磨盘都是粮食加工工具。
践碓为脱壳工具，最古老的脱壳用具是木为杵地为臼，纵使人们使用了石臼，仍然费力多且效率低。
东汉哲学家桓谭在《新论·离事》中说：“宓牺之制杵臼，万民以济。
及后世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杵舂。
”碓将用足踏杠杆的方法代替了用手舂，大大提高了脱壳效率。
磨是将粮食磨成粉的工具，石磨这一发明一直流传至今，现在较落后的农村地区还在用这种形制的石磨磨面粉，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2.汉代绿釉陶仓房（图2），通高40厘米，通长22厘米，通宽9.5厘米，三门峡灵宝市出土。
四阿式顶，顶长30.4厘米，顶宽18厘米，房坡上有仿瓦棱的竖脊；正面房檐下有三斗拱撑托，仓的下面靠上部开有两个平行的4厘米左右正方形气窗，窗扇均为一开一合；右中上部和左下角各钻有两个平行的直径1厘米左右的小孔，应为通气孔，仓房下有六腿，为立熊足式；通体施绿釉。
两千年前的储粮智慧——中国农业博物馆藏汉代陶仓
农村·农业·农民2018.7A 两千年前的储粮智慧于湛瑶本栏目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中国农业博物馆藏汉代陶仓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粮食的生产和储备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因素，历代统治者对于农时安排和农业生产都十分重视，希望通过充实粮食储备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稳固。
《管子·牧民》中提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讲的是拥有国土治理百姓的君主，务必要重视四时农事，确保粮食储备。
百姓的粮仓充足、丰衣足食，才能顾及礼仪，重视荣誉和耻辱。
这里的“仓廪”指的就是储备粮食的仓房。
在已发现的汉代随葬明器中，仓是一个重要的类型。
中国农业博物馆收藏有数量众多的汉代陶仓，通过它们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粮仓建筑的形制，并进一步探究汉代的农业生产情况及丧葬习俗。
我国古代储藏粮食的建筑有地下和地上之分，地面下的建筑为窖，地面上的则为仓。
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陶仓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圆筒形，一类为方形。
《吕氏春秋·仲秋》中有记载“修囷仓”，东汉高诱注“圆曰囷，方曰仓”，意思是地上的圆形储粮设施称为囷，方形储粮设施称为仓。
由于目前学术界对仓和囷的界定尚未明晰，因此多将此类明器统称为“陶仓”。
中国农业博物馆馆藏的圆筒形陶仓有的筒体较深，有的仓体偏矮胖形。
深筒形陶仓外部通常饰有弦纹，有的还写有“大豆万石”“粟万石”“麻万石”等字样。
圆筒形陶仓多为平底，有的底部以三个足来支撑。
还有的仓底为干栏式结构，整个陶仓以三或四根立柱支撑。
方形陶仓根据建筑规模的不同则可以分为单体平房式和楼阁式两种，外形基本都为木结构、瓦顶的房屋。
相比于单体平房式，楼阁式陶仓仓体往往更为高大，层数也更多，有的甚至可以达到六七层，设有斗拱、楼梯、栏杆等，结构复杂、纹饰精美。
陶仓明器最早发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墓中，出土地集中在西安、宝鸡、天水等秦人活动频繁的关中地区。
汉代之始，陶仓开始逐渐增多。
古陶瓷上的鱼纹
古陶瓷上的鱼纹作者：刘东来源：《收藏家》2019年第09期鱼是中国古人生活中最常见的动物主一，常会被古人赋予祥瑞的寓意，《史记·周本纪》中便记载有“鸟、鱼之瑞”的典故。
从考古材料来看，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彩陶上就已出现鱼纹，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此后商周青铜器、汉代铜洗、唐宋以后的瓷器上鱼纹都是常见的装饰纹样，代表着多种吉祥寓意。
本文以安徽出土、传世陶瓷器上的鱼纹为例，试分析各时期鱼纹的特点。
一、汉唐朴素的双鱼纹陶灶是汉代一种常见的随葬明器，为仿墓主人生前日用实景，有些较精致的陶灶上不仅有釜、盆、勺等炊具模型，灶面还会塑有鱼、肉等待煮的食材图案。
1965年安徽省定远县靠山集汉墓出土的这件绿釉陶灶（图1），长45.3、宽23.1、高21厘米，安徽博物院藏。
此绿釉陶灶为东汉时期典型的陶明器，器型较大，灶面上方中部堆塑有两条鱼，象征着美味的食材，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双鱼纹”。
双鱼纹铜洗是汉代至魏晋时期一种较为多见的铜器，而瓷质的双鱼纹洗则较为少见。
1956年安徽省合肥市东郊三里街西晋墓出土有一件青釉双鱼纹洗，高13.7、口径26.5、底径16厘米，安徽博物院藏，这件瓷洗折沿、深腹、平底，洗外壁施青釉，并印有麻布纹，上腹部饰三道弦纹，洗内壁、内底不施釉，内底部刻双鱼纹，纹饰较浅，较为模糊。
此件青瓷双鱼纹洗造型和纹饰都与汉晋时期双鱼纹铜洗相似。
唐代长沙窑中也有一类在壶流下方模印双鱼纹图案的执壶。
1974年安徽省博物馆（今安徽博物院）在安徽省巢县征集入藏一件唐代长沙窑青釉模印双鱼纹执壶（图2），敞口，长颈，溜肩，肩部前置八棱形短流，后置双股式，瓜棱形鼓腹，平底实足，外壁满施青釉，釉面有细小的开片，执壶流口的下方模印双鱼纹，两条鱼并拢相连，合成一个双鱼结的纹样。
二、唐代有趣的三魚共首纹就笔者所见，安徽出土过两件唐代三鱼共首纹瓷器。
其一为1984年安徽省六安市椿树镇唐代乾符三年（876）卢公夫人墓出土的邢窑白瓷三鱼纹擂钵（图3），高3.2、口径13.2、足径5.5厘米，六安市文物局藏。
蒙城乐土镇丁堂村汉墓群出土的陶质明器
蒙城乐土镇丁堂村汉墓群出土的陶质明器作者：曹大毛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22年第05期摘要：2020年，蒙城县出土了一批汉代陶质明器，这批明器的种类与形式多样。
文章介绍了这批明器的出土情况，并将其与皖北及周边地区同类器物进行对比，来探究它们的功能和用途，以期對当时的社会环境、意识形态、丧葬习俗有进一步的认识。
关键词：皖北;汉代明器;丧葬习俗DOI：10.20005/ki.issn.1674-8697.2022.05.0120 引言古人认为人去世后肉体虽腐化，但灵魂会去到另外一个空间，阳间的生活所需，在死后的另一个空间同样需要，故墓葬中的随葬之物，多按“事死如生”的丧葬理念配置。
一些体量小的铜镜、刀、钵、罐等生活实用器容易放置墓室，有些器物体量较大，不能放入墓室，但又必须作为随葬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智慧的古人便依其型制作缩小版的模型器用于随葬，文献称之为明器。
《礼记·檀弓》：“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
”意指明器虽具备外形，但不具有实用功能，不能正常使用。
汉代是陶质明器快速发展、极度发达的时期，其在中原地区的使用可谓达到极致，并具有独特的地域特点。
这一时期的明器特征在蒙城县乐土镇丁堂村汉墓群出土的明器中也得到了印证。
1 发现经过2020年初，蒙城县文物保护中心得到线索，乐土镇丁堂村虾蟹混养池工程在取土作业时发现古代墓葬，专业技术人员到场勘察后，确认此处为汉代墓葬群，蒙城县文化旅游体育局立即责令施工方停工，并将情况向安徽省文物局和蒙城县政府汇报。
经安徽省文物局同意抢救性清理后，为第一时间抢救文物，蒙城县文物保护中心在安徽省考古研究所的技术指导和蒙城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组织专业人员对丁堂村汉墓群进行抢救性清理，共清理墓葬29座，出土青铜、铁、陶质文物60余件。
文章仅对出土的部分陶质明器进行释读。
2 器物类型2.1 陶灶陶灶，夹砂灰陶质，器物编号M28∶3（图1）。
其为一组器物组合，由灶台、釜、甑、鏊组成。
“海上仙山”——汉代博山炉造型设计研究
2021-07文艺生活LITERATURE LIFE“海上仙山”———汉代博山炉造型设计研究张莹唐朝晖（湖南工商大学设计艺术学院，湖南长沙410000）摘要: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错金银博山炉，工艺精湛，形似山峦，其视觉设计极富仙山美感。
博山炉作为“经典器型”为后世流传，历史上它的器制非常多变，本文通过对博山炉炉体造型设计及演变历程研究，探寻博山炉作为汉代香炉典范的价值、影响以及对当代仿生设计的启示。
关键词:博山炉；海上仙山；造型；设计中图分类号：K876.4；K234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21）21-0192-02DOI：10.12228/j.issn.1005-5312.2021.21.094一、前言中国香文化和青铜器一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香炉的造型来源于商周时代的“鼎”，材质以铜、陶、铁、瓷为主。
战国和汉代时期的香炉多为陶质和铜质，或用于礼祭，或用于生活。
马王堆一号的“彩绘陶熏炉”出土时炉盘内盛有茅香、高粱姜、辛夷和藁本等香草，不难看出，早在西汉初期熏炉就已是古人家庭常备的供具。
博山炉起源于西汉中期，在汉至魏晋时期较为盛行，是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文人雅士的一种常用和把玩之物。
其造型起源于一座海上仙山，因汉武帝信奉道教，道家传说东方海上有仙山，名曰“博山”，山上居仙人有长生不老药。
遂武帝遣人将传说中博山的景象制作成博山炉，意在沾仙气，求不老。
博山炉的炉身为金，香材为木，炉下接盘有水，炉盖山形为土，炉中有火，正对应道家讲求的五行，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缺一不可。
据文献《西京杂技》记载：“又作九层博山香炉。
镂为奇禽怪兽。
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
”由此可见博山炉工艺之精湛，且具有与灵异神祇牵连的蕴意，河北1968年出土的汉代中山靖王刘胜墓的错金铜博山炉就是见证。
二、以错金银博山炉为例看博山炉的造型结构分析1968年出土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的错金银博山炉，造型复杂，制作精细，炉身蕴有仙山美感。
东汉铅绿釉陶器赏析
汉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其陶瓷工艺的杰出成就之一，便是铅釉陶器的成功烧制。
铅釉陶最初产生于西汉，它的产生丰富了陶器的装饰手法，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的施釉手法，同时又影响了唐宋元明清三彩釉陶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河南省三门峡市博物馆珍藏了多件东汉铅绿釉陶器，其种类包括仓、罐、壶、樽、碗、井、灶、勺等，其制作精美，特色鲜明，反映了汉代物质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
本文选取了7件汉代铅绿釉陶器加以赏介。
东汉铅绿釉陶仓（图1），1979年三门峡焦村乡出土，通高33.5厘米，口径7厘米，底径18厘米。
该器物为伞状顶出檐，顶上有小直口，顶饰有瓦棱，仓体为圆筒状，平底，下附三熊足。
仓体外饰三组凹弦纹。
施铅绿釉，底部部分露胎，胎呈红褐色。
东汉铅绿釉陶罐（图2），2001年三门峡东汉铅绿釉陶器赏析贾 丽图2：东汉铅绿釉陶罐市电业局住宅小区三期工地出土，通高13.5厘米，口径9.7厘米，底径7.5厘米。
该器物为方唇，短颈，直口，斜折肩，弧腹，肩腹部有一明显折楞，平底。
口沿及底部各留有三个支钉痕。
施铅绿釉，胎呈砖红色。
东汉狩猎纹铅绿釉陶壶（图3），1972年灵宝三大动力厂出土，通高43.3厘米，口径16.8厘米，底径18.7厘米。
该器物为侈口，束颈，圆肩，鼓腹，腹下内收，平底，假圈足。
肩部和腹部分别饰有两周凸弦纹，肩部饰一周浮雕狩猎纹图案，并贴附一对衔环铺首。
施铅绿釉，底部露胎，胎呈砖红色。
东汉铺首衔环铅绿釉陶壶（图4），1978年三门峡市陕县出土，通高43.4厘米，口径21.8厘米，底径25厘米。
该器物为盘口，束颈，腹微鼓，平底，口部、肩部、腹部饰凹弦纹，腹部贴附一对兽首衔环铺首，口部及底部各留有四个支钉痕。
施铅绿釉，胎呈砖红色。
东汉博山盖狩猎纹铅绿釉陶樽（图5），1979年三门峡市陕县出土，通高22.5厘米，口图3：东汉狩猎纹铅绿釉陶壶图4：东汉铺首衔环铅绿釉陶壶径19.6厘米，底径19.2厘米。
该器物为子母口，博山盖，直腹，平底，下附三兽足，腹部贴附一对衔环铺首，腹部饰一周狩猎纹。
秦汉时期灶具演变分析
秦汉时期灶具演变分析郑勉勉【摘要】秦汉时期,房屋建筑技术的发展,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与灶具匹配使用的炊器的变化,推动了灶具功能的不断完善,灶具的种类基本已经固定,在形制结构、热量利用、排烟设施、纹饰模印等设计方面表现出相当高的水平,既继承了先秦灶具的优势,又为隋唐、明清时期灶具的定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期刊名称】《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7(034)002【总页数】3页(P58-60)【关键词】秦汉时期;灶具;演变【作者】郑勉勉【作者单位】安徽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安徽马鞍山24300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TS972.23秦汉时期，国家实现大一统，生产力得到发展，加之房屋建筑技术极大的进步，厨房成为独立的操作空间。
由此，促进了用于炊事活动的关键炊具——固定不可移动的锅台式灶的发展和成熟。
灶，最本源的意思为用陶土垒砌而成，用于烹饪、烧水的设备。
《说文解字》释义为：“灶，炊穴也”。
灶在秦汉时期体现出极高的地位，《释名·释宫室》云：“灶，造也，创造食物也。
”由于受到“视死如生”的生死观影响，西汉中后期开始流行随葬陶灶。
之后又出现了对灶神的崇拜和祭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灶文化”形态。
秦汉时期灶具的发展已经比较完备，在形制构造、热量利用、排烟系统、纹饰模印方面显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根据灶的形态，此期的灶具发展可以归纳为早期的尖头型阶段、发展的圆头型阶段、过渡的圆型向方型转化阶段、成熟的方头型阶段。
[1](一)尖头型阶段灶平面呈尖头型，前方后尖，且灶面面积大于灶身，自然延伸出遮烟檐。
此阶段灶的火门较小，不与地面相连，火眼为1～2个不等。
灶面比较朴素，装饰较少，有的在火眼处阳刻鱼纹(见图1)。
[1](二)圆头型阶段灶面前方后圆，可称圆头型或马蹄型，灶面亦大于灶身。
遮烟檐由尖头型中的水平方向发展为拱形，即向上翘起，更具美感。
火门较之前有了发展，出现了拱形与方形，少部分面积扩大，且接地。
新乡市博物馆藏三件汉代随葬陶器赏析
新乡市博物馆藏三件汉代随葬陶器赏析作者：段佳薇来源：《速读·上旬》2021年第02期◆摘要：汉代是中国封建长河中一座令后人仰止的丰碑。
制陶手工业在汉代有很大的发展，无论是饮食器具还是储藏类用具，都比较精细，成型规整、实用。
新乡市博物馆收藏的陶器种类繁多、器型完整，反映了汉代高超的制陶技术，同时也是其真是生活风貌的侧面反应。
◆关键词：汉代陶器;彩绘;制陶技术;随葬品《礼记·月令》：“﹝仲冬之月﹞陶器必良，火齐必得。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最早利用化学变化改变天然性质的开端，是人类社会由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的时代，丝绸之路的开辟，大大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汉代的制陶技术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汉代的新乡，人丁兴旺、社会安定，从新乡汉墓出土的大量随葬陶器，反映了新乡在这一时期人民生活相对稳定富足，也从不同角度诉说着新乡在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繁荣与发展。
一、汉代彩绘茧形陶壶汉代彩绘陶器，是在烧成的陶器之上用各种颜料绘制出各类纹饰。
新乡汉墓出土的彩繪陶器，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主要见于礼器类的鼎、盒、壶、钫和生活用器的甑、釜、仓以及一些陶俑等墓葬明器中。
纹饰主要以平面布局统合多组图案，或是单体图案为主，流畅的线条勾勒与红白黑蓝黄橙紫等丰富色彩相结合，是研究汉代美术的珍贵资料。
这件彩绘茧形陶壶通高36.5厘米，口径13.5厘米，1965年在新乡市火电厂汉墓出土，是一件西汉时期的珍贵文物。
该器物泥质灰陶，胎质细腻，器形硕大，造型独特，壶身做成了一个饱满的椭圆形，就像一个巨大的蚕茧，所以得名“茧形壶”。
壶口与壶底分别位于壶身中部上下对应的地方。
壶身还装饰有红、白、绿相间的彩绘流云纹，纹饰清晰，色彩鲜艳，给人一种古朴、华丽的美感。
由于彩绘陶器的制作是在烧好的陶器表面画上颜色，颜色没有经过火的焙烧，与陶胎粘结不够紧密，很容易剥落。
而这件彩绘茧形壶，历经2000年的历史沉淀，保存到今天，依然器形完整，色彩鲜艳，显得弥足珍贵。
陶瓷撷英打开一扇窗窥看古人生活(组图)
陶瓷撷英打开一扇窗窥看古人生活汉黄釉陶灶汉陶溷汉绿釉陶仓汉代绿釉陶圈元代陶马车国家文物局调拨海南省博物馆入藏的1200多件陶瓷文物，不仅反映了我国陶瓷文明发展的历史脉络，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古代的社会生活。
正在省博物馆展出的第一批100多件陶瓷文物中，就有许多这样的文物，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使我们可以真实地还原古人的社会生活场景。
当你走进“国家文物局调拨海南省博物馆入藏陶瓷特展”展馆，小小的展馆就好像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人的生活。
面对它们，在这里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的研究者：一件件古代实物，就在我们面前，徐徐打开一幅古代社会生活的精彩画卷。
行游：宝马雕车香满路宋代大诗人辛弃疾在其名作《青玉案·元夕》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宝马雕车”，让后人们无数次怀想古人车马出游的盛况。
走进省博物馆入藏陶瓷特展展厅，一进门正对着大厅中央的最显眼位置，一件陶瓷文物已经静静地立在那里，告诉了你答案，这就是国家一级文物，元代陶马车。
“古代的马车有很多种，这种叫做亭子车，就是车厢上有比较精美的顶盖，像座亭子一样。
”省博物馆陈列部主任章佩岚说，在古代北方地区，这是比较高级、奢华的一种座驾。
坐上这种马车，确实就像今天开“宝马”一样。
仔细看这辆陶马车，车厢呈长方形，厢体边缘刻有花纹，厢体上半部雕刻出精巧雅致的窗格，让乘坐者可以看到马车外的景象。
但整车最具特色也最吸引人的还是“亭子”，也就是马车的顶盖。
首先，“亭子”非常大，四边都明显超过厢体，以取得很好的遮荫避雨的效果，前方还远远地向前伸出，可以更好地保护车厢内的隐私，也可以为坐在马车前方的驾车人提供遮蔽；顶盖上方高高隆起，形似蒙古包，为车厢内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亭子”的四沿都有帷幔，车厢正面有一道较长的软帘被掀起在顶盖上，帷幔和软帘上还有形似铃铛或丝绦的装饰物。
此外，车轭头以威严的兽首装饰，更显马车主人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