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服饰的主流文化

论现代服饰的主流文化——大众文化服饰自诞生以来与文化就如同形、影相随。

它“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载体，而且所有的服饰都是人类物质创造与精神的聚合体，即体现着文化的一切特征”。

如今，服饰已从圣化走向世俗的大众化，从封建、封闭走向民主、开放的现代化。

“在这种改革变迁的进程中，我们需要现代化的文化思想与趋向配合。

”现代服饰的世俗化正反映了大众文化的立场，也只有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中，服饰才可以称得上现代化。

所谓现代服饰，它是与现代工业化社会共时共生的，既是当代文化的物化反映，又是大众容易接受的服饰文化形式。

“现代服饰”与“大众文化”这两个看似不同的概念，在现代社会、市场效应与人性价值、生存观念的碰撞下被联系在一起。

一、商品文化是现代服饰的文化特征产生于大众文化的社会形态之中的现代服饰，它与消费者之间的主客体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作为文化客体的现代服饰形态，一方面，它是在大众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大众文化的载体。

另一方面，它又是社会大众的价值观、生存态度、生活信念、甚至人生观、世界观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

而在日常生活中，它又代表了大众的普通见解。

大众文化是工业时代和经济社会的产物，是构建现代商业文明的精神基础。

在当今的商品社会里，现代服饰因大众“应运而生”，它作为一种商品性的文化客体被大众所接受、认同，大众在随心所欲地购买、享用物质服饰之时，也在消费文化，且这种消费的广度与自由度是其他产品所难以企及的。

也因此，服饰文化学从以往对历朝历代官服演变脉络的分析转向聚焦于没有等级区分、没有规定形制的服饰形式的研究。

从圣化服饰发展的线性结构分析转向对多元的、多向的，没有高、低、贵、贱区别的、没有地域疆界划分的共时的服饰发展现状的研究的必要。

换句话说，就是现代服饰文化学的研究必须更弦易辙转向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方向。

作为大众文化客体的现代服饰，虽然失去了“治天下、遵礼教”的政治功能，但其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并未消失，只是并非直接施加于人。

它所反映的大众文化观念及价值取向，体现在现代服饰的文化反思与价值取向之间搭建的一条契合之路。

现代服饰开放性、多元化、非固定的文化样式，与以往的服饰系统相形之下，呈现出一种无序的、非规范的语式。

这种文化反思带来的困惑和无序正是激发现代服饰无穷的商业生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的动力源。

由此现代服饰在工业社会的新语境中，必须不断吸纳各种文化养分，在文化反思中创新出新范式，并赋予这种新范式以文化的灵魂。

正如现代服饰曾在一个时期中出现的男女服饰同化现象，服饰美评家认为，这种对各类人都合适的可掩饰各种不同身材差异的服饰，在这种表象上看似“雌雄同体”的语境里“其实这些男装从来没有真的让女性变得性别模糊，相反，这其中有一种更微妙的美学”。

也正是隐藏在这种看似同化背后的大众美学意识，真切地反映了大众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因大众在消费与享用现代服饰商品的同时，也在参与体验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的活动。

现代服饰也正因此而反映着大众文化观与价值观。

二、大众文化态度和品质现代服饰作为文化客体的物质形态反映的是大众的生活积淀，大众对现代服饰的态度不是个人的而是一种社会的态度。

因为人们原本就生活在一个意义世界之中。

我们研究人对生活方面的态度就是为了阐释它们的文化意义。

首先，大众对现代服饰的态度如同人们对吃饭的态度，它是日常生活方式中形成的一种生存态度，是与生俱来的。

但是，尽管饭是天天要吃的，可吃什么，怎么吃就大相径庭；东西南北中不同的区域、群体就有不同的吃法、口味偏爱，这是地理环境、气候等形成的饮食习惯与生理需求。

西部人爱吃辣可以抗潮湿，北方人喜烈酒可御严寒，南方人崇清淡怕上火等，这些习惯其实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生存态度。

也是大众对饮食的文化态度，它包含生理的物质的需求，也包含文化的精神的需求。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城乡经济的互动和人口的大量流动。

因地域环境形成的饮食习惯已发生变化，大江南北四川火锅店随处可见，全国各地兰州牛肉拉面馆遍布这种饮食口味习惯的改变现象，同样存在于服饰着装方面。

藏民穿鳄鱼T恤，苗女着牛仔套裙，蒙古包里传唱流行歌曲，吊脚楼上跳着踢踏舞许多民族服饰从日常生活中淡出，只出现在喜庆节日、旅游接待之时。

同样，在汉民族生活的广大区域，西装领带不再是干部、老板、富人的专利，牛仔、夹克也不再是车夫、工人的专属人们对着装“口味”的改变，正反映了大众对服饰文化的态度。

也诠释了大众着装喜好的文化意义。

其次，大众对现代服饰的文化态度，还表现在对现代服饰样式的认同性。

服饰是一种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物质产品。

而物质产品只有在赋予某种意义时才有一定文化内质。

现代服饰正是依靠市场、消费的连接使大众在消费中表达自我、观照自我。

这种表达与观照在大众对服饰样式与风格的选择、消费中得到了体现。

确证了自身存在的意义，也将服饰变成了“文化”。

同时，人们在对服饰样式的选择上也体现在对现代服饰的认同上。

人们对这些样式（符号）的认同，即是对大众文化的认同，因为这种大众认同的作为文化意义的物质客体形态是可以符号化的，是可以用来表示一种文化意义的。

再次，大众对现代服饰的文化态度还反映在对各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服饰形式的包容和对事物的容忍度。

大众的这种包容性和容忍度表现在诸多对服饰的唯美形式、文化差异的服饰样式、T型台上的表演秀等的态度上。

总之，大众文化的态度是决定现代服饰文化意义的基础。

大众的认同决定了现代服饰的商品化可能。

同时，现代服饰的工业化生产又影响着大众文化的态度。

三、现代服饰的文化语式和文化心态现代服饰作为商品流行的形式，直接反映了大众文化心态的需求。

如果没有大众文化心态的欲望与满足，现代服饰也就没有了存在、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大众文化心态在决定现代服饰的存在形式中起到了主体性作用，在现代服饰市场的流通中起到了主导性作用。

现代服饰是平民化时代的产物，并以大众文化的话语权力与话语方式表现现代服饰的文化立场。

这种文化立场所反映的大众行为方式与观念心态，显现出在特定的环境中大众的心态、情感以及生存方式的文化主体的特性。

“穿什么？怎么穿？”这在不同的大众群体有不同的认同特征，如年龄相仿的群体对服饰样式的认同就较为相似，这是形式规律在起作用。

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却完全是根据自我心理需求出发决定着装，甚至自我设计“独特的”自己“喜欢的”服饰。

这种与众不同的看似与社会心理、大众心态相悖的着装心理，其实是一种社会心理的表现。

因为人们在评判这种服饰时常以“奇装异服”称之。

这“奇”与“异”的判断其实正是“求新”的正常社会心理的反应。

所以，现代服饰的大众文化心态如果脱离“人”这一主体，意义便不复存在。

如果说现代服饰之所以能直接反映大众文化心态，那是因为大众文化心态通过市场对现代服饰施加影响“逼”使现代服饰成为一种满足“大众心态”需求的经济市场产物。

正如安·芭·斯尼陶在《大众市场的罗曼司》一文中，对于商品流行文化所作的解释，“现在，它被恰当地认为是由大众文化中的消费者和销售商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造成的，在这个新观点下，流行被界定一种有生命的东西。

换句话说，消费者看上去不再像被灌满了空洞观念的容器，对大众文化的力量，以及它对于我们意识中深层结构的吸引的认识，是我们批评理论的重要发展”。

这一论述说明如果将现代服饰作为一种流行文化的话，现代服饰与消费者以及他们二者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就是产生现代服饰这一市场产物的基础。

当然，上述所指的大众文化心态依靠市场对现代服饰的影响，并非仅仅只将服饰作为一种文化作品展示，而是因为现代服饰所表现的大众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心理和社会特点。

四、现代服饰的文化品质和艺术态度现代服饰并非仅仅指相对于以往的服饰形式而言，而更重要的是它还能提示社会的文明程度。

所谓现代性“至少，它是由科学、道德和艺术三个领域组成。

它们分别由认知（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和艺术（表达）理性所支配。

这种理性彼此默契，协调运转，构建成一个完善的现代社会”。

现代服饰所显现的大众文化基本特征是开放性和多元性，它的本质内涵与作为大众文化的品质与意识形态相关联。

换句话说，大众文化的品质构成了现代服饰的基本面貌。

现代服饰的科学性结构反映了大众文化的日常生活态度。

这里所指的科学性，一是与现代服饰标准化大批量生产中有关的设备、工艺、管理和科技的运用；二是现代服饰在版式、尺寸等标准化生产中适合人体运动、日常生活而对人体工程学的运用；三是现代服饰与大众日常生活与环境、卫生相适应（共生共荣）的服饰生理学的应用。

从而建构以人为本的现代服饰形态规律。

正是这种科学性的结构，现代服饰才可能以最广泛的适合性、最自主民主性反映出大众文化品质。

反映出社会文化的开放与多元。

在工业化时代快速运转、机械速率和市场角逐的社会形态下，人们形成了具有这个时代特有的生活方式。

现代服饰为这样的社会提供物资设备，又反过来规定了社会成员在接受物资设备时的行为规范。

现代服饰的物质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可在一定过程上反映大众文化中的道德品质和行为方式。

在一种文化的变革之中、物质的文化也随之改变。

现代服饰较之以往的服饰形态就有其不同的文化表现。

长袍马褂与牛仔露脐服，两种不同的服饰反映了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的不同的文化道德观，反映了两个不同的文化角度。

换言之，服饰如果失去它相对应的文化便也失去了道德的力量。

那么，现代服饰是如何反映大众文化中的品质，又是如何与大众文化中的道德品质发生关系？首先，我们知道现代服饰的多元与民主是以尊重个人和集团的一些法律、规则、习惯、规矩及宗教信仰为原则的，否则，服饰与文化便发生背离与冲突。

其次，现代服饰反映大众在特定文化情境熏陶下的道德情操。

现代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工具，其道德的威慑力与感召力在对大众个体在模塑过程中起着“训练”“培育”情操的作用。

再次，现代服饰反映了大众文化对道德的反思。

巨大的社会变革与工业时代带来了一种新的道德困惑。

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文化道德问题、存在的道德判断与差异令许多社会学者极大的不安。

“对抗心理”与“道德恐慌”问题，表现在现代服饰上的“低胸衣”、“露脐服”、“开叉旗袍”等似乎成为最难把握的道德尺度。

现代服饰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实用的“艺术品”，自然地成为大众的审美对象，反映着大众文化的审美态度。

尽管现代服饰不是纯艺术品，但其具有的艺术美是不容置疑的。

朱光潜先生曾在《论美》一书中阐述过审美态度、实用态度与科学态度的关系。

指出同一事物可包含有三种态度。

现代服饰就是这样。

它在体现实用性、功利性、科技性的同时又体现出艺术性。

现代服饰通过款式美、色彩美、质感美、人体美、运动美等种种因素有机构筑了一个诱惑大众的“审美陷阱”，通过市场制造出流行与时尚。

把社会进步、民族精神、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把价值取向以及审美理想体现其中。

因此，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当今大众在消费服饰时，并不只是关注“经济耐用”，可能更关注的是“我”穿了美不美，这就说明，服饰消费是一种审美活动，对服饰美与不美（买与不买）的判断其实就反映了大众的审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