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净化说的渊源与反思_王柯平

·外国哲学·悲剧净化说的渊源与反思王柯平在《诗学》第六章里，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通过怜悯与恐惧（di eleou kai phobou ）使这些情感得以疏泄或净化（pathēma tōn katharsin ）”。

（Aristotle ，1911，VI ，1449b27-28；参见亚里士多德，l999年，第63页）对于涉及“疏泄或净化”的katharsis 问题，他在《诗学》里一笔带过，语焉不详，但此前在《政治学》里却有如下说明：“所谓katharsis 到底是何意思，现在只能概而言之，随后会在诗论里对其加以更为清楚的解释（eroumen saphesteron ）。

”（Aristotle ，1950，Ⅷ，1341b39）这里提到的“诗论”很可能是指其后撰写的《诗学》。

但令人遗憾的是，《诗学》部分内容佚失，读者无缘看到他对katharsis 问题“更为清楚的解释”，因此不得不返回到《政治学》里搜寻相关说法。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论及音乐，按功能将其分为三类：一类适用于教育民众，另一类适用于消遣或审美（因为它可松弛人的神经或给人以美的享受），还有一类可以像药物和疗法一样，对人起到导泻与调理的功用。

每个人都难免会受到怜悯、恐惧等情感的影响，其中有些人特别容易产生这些感受。

动感强烈的音乐可以引发某些人的宗教狂热，当狂热的情感高潮像疾风暴雨般一扫而过后，人们的心情就会趋于平静，就像病人得到治疗和净化一样。

有鉴于此，通过心灵与音乐的撞击，无论是受到怜悯、恐惧或其他情感侵扰的人，还是在不同程度上受这些情感影响的人，都会感受到一种轻松和愉快的感觉，都会从具有净化功能的音乐中体验到一种无害的快感。

（ibid ，1342a5-11）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在此使用了原本意指“导泻”的医学术语katharsis ，旨在表示情感的“疏泄”或“净化”效应。

另外，他还明确指出，这种伴随净化功能的体验与感受，是一种纵情音乐（orgiastic music ）所引发的体验与感受。

我们知道，在古希腊，音乐与诗歌和舞蹈三位一体，不可分离，由歌队与演员所表演的悲剧诗更是如此。

音乐直入灵府，感染力强，用途颇广，不仅用于战时以鼓舞士气，用于平时以陶情冶性，而且还用于宗教祭祀以培养虔敬之心，用于审美娱乐以调节精神生活。

因此，音乐在“悲剧净化”（tragic katharsis ）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丝毫不亚于悲剧结构中的另外两大要素———情节与人物。

那么，到底应当如何理解katharsis 的多重喻意呢？根据相关释证，我们可以从词源与语义上将其归结如下：其一，是指医学或医疗上的导泻（medical katharsis ），即用泻药使身体中的多余或有害部分排泄出来；其二，是指宗教上的驱邪（religious lustration ），即用宗教仪式来达到驱邪或赎罪的目的；其三，是指情绪上的疏泄（emotional purgation ），即用同质性的情绪来疏泄相应的情绪；其四，是指道德上的净化（moral purification ），即用顺势疗法（homoeopathy ）来净化过度的或有害的情感与欲望。

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说里，所谓“净化”是一隐喻，表示悲剧意义上的情感宣泄与净化过程。

该过程主要涉及三个向度：一是凭借悲剧激起的怜悯与恐惧，顺势促发观众内在的情感宣泄（emotional purgation ）；二是凭借这种情感宣泄，使人获得心理解脱（psychological relief ）或审美满足（aesthetic·26·satisfaction ）；三是通过悲剧所表现的崇高理想、伦理德性及其精神效应，使人获得道德净化（moral purification ）或道德意义上的心灵净化。

此三者主要通过悲剧情节、人物与音乐的综合形式予以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个向度彼此关联，须臾不离，因为“审美”（aesthetic ）的本意关乎情感与知觉两个方面，可以说是借助知觉与感悟能力的情感体验。

在逻辑关系上，审美满足由于自身的双重特性———情感性与精神性，一方面上承情感宣泄，由此获得审美的快感，另一方面下启道德净化，由此获得精神的升华。

在演出与观众都符合相关条件的理想情况下，悲剧通过情节、人物与音乐的综合性感染力量，先是引发观众的怜悯与恐惧等情感，继而使其在宣泄这些情感的过程中或之后，从心理上得到相应的解脱或释怀。

这其中涉及“医学或医疗导泻”这一隐喻中所潜含的顺势疗法，即用以情化情的方法，借助“怜悯与恐惧”使可怕担忧的焦虑得以平复，使烦乱不安的心态得以平静，使怒不可遏的情绪得以缓解，从而体验到一种轻松而无害的快感，获得我们所说的那种审美满足；同时，还有可能在悲剧的英雄行动及其道德精神的感召下，涤除思想与欲求中的杂质，获得道德上的净化或升华。

这一点符合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基本定义，即：“悲剧是对一种庄严行动的摹仿”（estin oun tragōdia mimēsis praxeōs spoudaias ）（Aristotle ，1911，VI ，1449b24）；此类摹仿不仅会产生情感与审美价值，也会产生教育与道德价值。

在西方诗学史上，悲剧净化说一直被视为亚里士多德的独特创见。

实际上，此说与柏拉图提出的城邦净化说等思想关联甚大。

本文将从悲剧净化说的思想渊源与理论进程角度，试析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领域的某些内在联系，同时参照古希腊人的生命观、艺术观、危机感以及悲剧的情感反应和审美心理等因素，进而反思悲剧净化问题中所隐含的相关疑虑和深层意蕴。

一、思想渊源与影响因素我最近在研究柏拉图的道德诗学时发现，亚里士多德悲剧净化说的思想渊源及其所受影响主要来自柏拉图。

众所周知，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是师生关系。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67年从马其顿移居雅典，17岁时进入柏拉图的学园开始学习和研究，作为柏拉图的弟子和同事长达20年之久，参与了“柏拉图哲学研究日程中的大部分活动，他的教学活动经常是对柏拉图学说的修正而非否定。

这两位哲学家共有的哲学思想，要比分离他们的问题更为重要”。

（肯尼，第79页）①从两人亦师亦友的多年交往来看，彼此间的思想交流及其影响，实属自然而然之事。

那么，悲剧净化说的思想渊源及其影响因素主要涉及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从下列五个方面予以阐述。

首先，是柏拉图的“城邦净化说”。

此说发端于文艺教化、政治博弈与公民选择等问题，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陈述方式：一是“diakathairontēs …polin ”（Plato ，1963，399e ；参见柏拉图），意指“彻底清洗或彻底净化（这座）城邦”，所针对的是诗乐与文艺在城邦里产生的消极影响或氛围；二是“kathērētēn polin ”（ibid ，567c ），意指“净化或清洗这座城邦”，所针对的是城邦里存在的政敌与敌对意见；三是“katharmous poleōs ”（ibid ，1994，735d ；cf.1975），意指“城邦净化或清洗”，所针·36·悲剧净化说的渊源与反思①根据肯尼的研究，柏拉图后期的许多对话撰写于最后的二十余年，其中一些论点可能反映了亚里士多德在论辩中所做的贡献。

亚里士多德最初是以对话形式写作，在内容上深受柏拉图的影响，其佚失的柏拉图式对话作品包括《优台谟篇》（Eudemus ）和《劝导篇》（Protrepticus ），所论述的灵魂概念与灵和肉的融合观点，都明显地折射出柏拉图在《斐多篇》等对话里提出的相关学说。

不过，作为一位追求真理和善于独立思考的哲学家，他在雅典学园研究期间就已经与柏拉图的理念论保持一定距离，随后放弃了对话形式，采用了论证形式，在《后分析篇》里则彻底放弃了理念论，蔑称其为“微不足道的谎言”（tarradiddle ）（1.22.83a 33），并在《形而上学》里严肃地指出，理念论未能解决其意在解决的问题。

（参见肯尼，第75－80页）对的是城邦社会或公民群体。

概而言之，柏拉图的城邦净化说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净化城邦的诗乐（mousikē），即用审查制度来选用文艺作品①，保障施行正确的道德化教育（Plato ，1963，399e －401a ；二是净化城邦的政坛与民意（politikos ），即用专制方式和政治权术清洗政坛对手，铲除异己，以便实现大权独揽、唯我独尊的政治企图（ibid ，560e －567c ）；三是净化城邦的公民（poliētēs ），即用立法程序或规章制度的名义设定标准，试图以优胜劣汰的方式挑选和保留优秀的公民，清除品格有问题的公民（ibid ，1994，735b －736c ）。

此三者的最终目的尽管是为了建构“美好城邦”（kallispolis ），但其直接目的与具体作用各有侧重，故须借助文艺审查、政治清洗与挑选公民等不同方式予以实现。

（参见王柯平）具体地说，柏拉图在讨论城邦净化的不同方式时，反复使用意指“净化”、“疏泄”、“宣泄”、“涤除”或“导泻”等不同变位形式的动词与名词，譬如kathērē，diakathairontai ，diakathairontēs ，kathairomen ，kathairontēs ，katharmous ，katharmon 等等，这势必会引起亚里士多德的关注。

他作为柏拉图所主持的对话讨论的直接参与者，必然会提出自己的看法，会继续反思这一问题。

另外，当柏拉图提出以诗乐审查为手段来净化城邦（教育）时，其中就包括对史诗、悲剧诗和喜剧诗的批评和排斥，这会让亚里士多德从中看到诗乐审查与净化的利弊，为他日后替诗（特别是悲剧诗）正名留下余地，同时也为他日后采用“反其道而为之”的思索理路奠定基础。

其次，“城邦净化”是一隐喻，“悲剧净化”也是如此。

不过，亚里士多德所借用的“医学或医疗导泻”这一隐喻，并非他自己首创，而是出自柏拉图的手笔。

在其对话中，柏拉图数次从医学角度谈到“导泻”的隐喻意义———“净化”作用。

譬如，在《克拉底鲁篇》里，他认为医生与占卜者会采用药物导泻与驱邪手法让人的身心得到净化。

（Plato ，1997，Cratylus ，405a ）在《智者篇》里，他举出医疗、体操与搓澡三种常见做法，通过排毒、发汗与清洗来保持身体内外平衡与健康状态。

（ibid ，Sophist ，226d －227a ；cf.Sikes ，p.119）类似的说法也见于《蒂迈欧篇》。

（ibid ，Timaeus ，89b-c ）另外，柏拉图还在《智者篇》里论证了清除偏见对于知识净化心灵并由此获得真知的必要性。

（ibid ，Sophist ，230bc-d ）继而在《斐多篇》里，他强调指出优良德行与宗教仪式对于情感的净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