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古城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兼与王巍先生商榷_谌中和

收稿日期：2011-01-20作者简介：谌中和（1966-），男，湖南安乡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副教授，哲学博士。

历史文献一直明确告诉我们，中国文明是在中原地区首先诞生的，中原以外的其他地方都是在中原华夏文明发达之后，在她的引领之下才逐步踏上文明的大道。

根据传说，华夏文明是在克服了一场大洪水之后才得以诞生，在克服大洪水的过程中，人们学会了筑城的技术。

鲧作城郭，大禹治水，夏王朝诞生，是中华民族关于中国文明诞生的最深刻历史记忆。

当代考古学兴起以后，经过几代考古学家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发掘，我们现在可以很肯定地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中国文明在进入历史时期以前，在北到辽西、南到江南的广袤中华大地上，曾经同时存在过很多个史前文明；这些史前文明都有其漫长而且基本独立的发展历史，各有其文明特色，总体文明发展水平不仅不比同时期的中原地区落后，甚至很多方面还要超过中原；但到大约四千多年前后，只有中原地区的文明继续向前发展，并光荣地成为中国文明的故乡和摇篮，其他地区的文明都发生了严重的衰变并最终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以至于历史时代的人们对之没有任何记忆。

尤其让人困惑的是，考古学家在中原和江南都发现了始建于四千多年以前的古城，但中原地区的文明在古城兴废的过程中大踏步跨入历史时代，而江南的古城在废弃以后，江南却重新回到文明的黑暗时代。

为什么其他地区曾经很先进的文明衰落了？为什么只有中原地区的文明异军突起，最终成为中国文明的直接源头？洪水记忆、古城兴废与中国文明的起源究竟有什么内在关联？这是每一个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学者都必须回答的问题。

王巍先生是这个领域研究的先锋人物，他的研究对笔者的思考一向多有教益。

但王先生的有些观点似有商榷的余地，以此文向王先生请益。

一、各史前文明繁荣、衰变与演进的大致情形让我们首先简单回顾一下考古学所发现的各个主要史前文明在四千多年前繁荣、衰变与演进的大致情形。

由于下面所讲的大都是学界的共识，所以不特别加以注释。

在辽西地区，七八千年前就已经开启了其文明化进程，经过长时间的连续积累，到红山文化时期，牛河梁遗址的大型积石冢群和祭坛，以及众多精美玉器和人禽泥塑，都表明那里的文明曾经达到很高的水准。

但公元前3000年以后，这里的文明发生了明显的衰变，继起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完全没有先前的气势。

在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七千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就有颇为发达的稻作农业和先进的木工建筑技术。

此后经过长期发展，到6000年前左右进入良渚文化阶段。

那时出现了包括大型石犁在内的全套石质农具，表明一种精细的稻作农业技术趋于成熟，而且很可能已经掌握了驾驭畜力的技术。

良渚文化的精美玉器、象牙器、漆器、丝绸，以及规模宏大的城墙、祭坛等无不代表了先进的文明与发达的社会。

然而良渚文化之后，分布于长江下游的马桥文化遗址中，不仅玉器少见，就是陶器的制作技术也明显不如良渚文化时期。

长江中游的荆楚地区，是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

经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发展为石家河文化，文明进入极盛。

那时的人们建造了很多环壕土城，目前已发现十余座。

规模最大的石家河古城面积达一百多万平方米，城墙底宽达五十米，城墙外人工开挖的护城河，最宽处竟达百米。

城内发现了含铜品位很高的孔雀石，出土了残铜片。

但包括石家河古城在内的所有城址，后来都无一例外地荒废了。

接下来，当地甚至少有人类活动的踪迹。

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从大汶口文化至山东龙山文化，文洪水、古城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兼与王巍先生商榷谌中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上海200433）摘要：如何解释公元前2000年前中国发生的大范围文化变化，如何解释鲧作城郭、大禹治水与夏文明诞生的内在关联，是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研究的考古学与历史学两条研究路径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如果从考古与历史文献这两条路径对上述问题都做出了合理的解释，那么可以说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就有了某种意义上的实质性解决。

关键词：洪水；古城；文明起源中图分类号：K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2011）03-0111-041112011年第3期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明发展一直持续向前，是当时很先进的史前文化之一。

其制陶技术十分先进，酒器多样、造型优美，尤其是制作精美的蛋壳陶，漆黑发亮，胎厚不足一毫米，让现代陶工技师自叹不如。

玉器虽不如良渚多，但琢玉的技术已从阴刻线条发展为阳文装饰，似比良渚更胜一筹。

海岱地区也发现很多龙山时代的古城。

不过，学者们对海岱地区龙山时期以后的文化发展并不像前述其他地区那样意见一致。

有学者认为，黄河下游地区继起的岳石文化中，精美的蛋壳陶没有了，甚至石器的制作技术也有退步，因此认为那里也发生了文明衰退［1］。

但有些学者认为，海岱地区的文明进程虽然起步稍晚，但从此便不间断地发展下来，直到商代早期，一直是个很有竞争力的地方文明。

并以那里的大部分城址都经过多次扩建、得到长时期的延续使用作为证明［2］（P69）。

并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就是从豫东鲁西兴起的，所以海岱地区尤其是鲁西地区的史前文明直接迈入了历史时代，是中国文明的直系源头之一［3］。

所有的学者都认为，黄河中游中原地区的文明从史前到三代一直是连续发展的，没有发生总体上的文明衰退。

具体来说，仰韶文化发展到大约五千年前发生了大的重组，晋南豫西焕发出活力。

到4500年前以后的中原龙山文化时期普遍出现了古城址，大城如陶寺面积达280万平方米以上，小城如平粮台面积在三万多平方米。

龙山文化的古城在龙山文化晚期大多被废弃，龙山文化也经“新寨期”最后被二里头文化取代，从而进入中国文明的历史时期———夏王朝。

虽然二里头文化中有不少海岱地区甚至是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因素，如起源于山东大汶口文化的陶制酒器、玉琮、穿孔玉钺等，但学界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主体因素与河南龙山文化有明显的继承性。

二、学术界对各地区文明变迁原因的主要探讨考古学对各地区文明沿革轨迹日见清晰的梳理，引起了学术界对导致这种文明衰变与连续性的原因进行了旷日持久地讨论。

对于中原以外地区所发生的文明衰变，有人认为是因为人群的迁徙，有人认为是由于环境的变化，也有人认为是集团内部的原因。

对于中原地区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很多人把它主要归结于中原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

对于这个问题，王巍先生主张应该从总体环境变化的角度去探索中国史前大范围文化变迁的原因。

他认为，有关古气候的地质研究表明，公元前2500-公元前2100年期间，中国的气候较为温暖湿润，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国曾有一段气候较为异常的时期，主要表现为温度的变化与降雨量的不均衡，正是这一大范围的气候异常，导致了中国中原地区以外各史前文明的衰变。

在辽西地区，由于气候出现干凉化，发展农业生产比较困难，人们被迫转向牧业或农牧混合经济。

在黄河下游地区，由于地势低平，洪水来袭时，人们很难有效应对，所以文明受到重大挫折。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作物单一，水稻对水分条件要求苛刻，人们为追求合适的稻作场所，多居住于河湖边缘，在发生大洪水时极易城毁人亡。

而中原地区的文明发展之所以独秀于林，主要是因为那里地势较高，人们多居住于河边的二级台地或山坡上，尤其是嵩山地区海拔较高，不易受到洪水灾害的影响；那里的土壤条件和作物的抗灾能力都比长江流域更好；中原地处中心，汇聚吸纳了诸多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中原文明更加务实，不像很多史前文明那样，把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到与生产无关的宗教祭祀活动中，却舍得花大力气修筑城池、治理洪水。

正是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中原文明强化了管理权威，跨入了历史时代。

三、对中国4000年前发生大范围气候波动的几点质疑王巍立论的基础，是认为中国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了大范围的气候异常，主要是温度变化与降水方面的“不均衡”。

让我们先来检讨一下王先生认为当时发生气候异动的主要证据。

第一位的证据是古气候专家对于古代气候变化的研究结论。

王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展示了有关古气候专家研究绘制的六幅图表，其中有青藏高原全新世雪线、山西阳高王官屯花粉谱、内蒙凉城县岱海湖岸及水位图、黑龙江同江县泥炭剖面花粉谱等。

我对于古气候研究是外行，不敢贸然评判他们的研究结论。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他这里没有选取江南地区的标本，而且只有一个地方在中原的范围内。

可以相信，这些地质年代的气候研究，对于了解地球气候历史变化的大致轨迹可能是一种重要的参照。

但是，如果仅用某种地质学材料来说明某个地区特定历史时代的气候状况，就需要特别慎重。

王先生依据那些地质研究，说中国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了气候异常，而且这种异常主要表现为中原和江南地区降水量的增加，似乎不是很慎重的做法。

实际上，另有古环境研究者认为，华北地区在4000多年前不是出现了降水增加，而是出现了降水量大幅减少的趋势［3］。

其次是文献中关于史前洪水的大量记载。

这些记载是华夏民族关于自身文明起源时期的集体记忆，应该不是向壁虚构。

但古代文献的记载中，只讲到当时发生了大范围的洪水，并没有说洪水是因为降水导致的。

相反，人们在形成洪水记忆的同时，不仅没有讲到大规模的降水，却更多地谈到大面积的干旱。

从黄帝时代的旱魅传说，到夏代的后羿射日神话，到商汤自焚求雨，再到甲骨文中大量的求雨占卜，以及更晚近的历史记载，从来没有间断。

结合地质时代的研究，这种记忆无疑更具有真实性。

王先生的文章中还提到最近发现的西周中期铜器遂公，其铭文中提到了大禹治水的故事，以及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诸多四千多年前的考古遗址中发现了洪水泛滥的直接或间接证据。

但所有这些证据都只能证明人们的洪水记忆是真实可信的，完全不能证明人们的洪水记忆是基于大规模的降水。

如果四千多年前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强降水，那么华夏民族的洪水记忆是如何产生的？如果中国当时并没有发生大的气候波动，又如何解释当时中国发生的大范围文化变迁？为此，我们必须首先了解洪水记忆的真相。

112四、洪水故事的真相要了解洪水记忆的真相，只有从人类生活住地变动的轨迹以及古代自然地理的变迁两个方面入手。

早期的人类在没有学会建造住房之前，大多是居住在山洞中的，所以目前发现的早期人类遗址大多是山洞。

当人们后来以农业作为主要食物来源以后，就逐步移居到山脚的高地，如城头山遗址、磁山遗址等。

随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再次向地势更低、适合作物生长的台地移居，如龙山时代的诸多遗址。

在人们逐步移居到低平台地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获得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更多的可耕地以及更高的作物产量，他们也同时一步步接近河流及其泛滥区，或者说，他们越来越接近洪水。

古代自然地理的状况完全不同于当代的情形。

现在的华北平原是在漫长的地质时代里由黄河及其支流不断泛滥淤积而成。

可以想象，在五千年以前，这些低地平原当时一定还是一片湖泊或沼泽，在黄河的盛水季节仍然是黄河的漫流冲积区，因而不适于人类居住。